什麼樣的紀錄片適合大銀幕？2018年度紀錄片觀察

年末將至，影院里的紀錄片早早撤離賀歲檔戰場，等待來年春天的機會。回首2018年院線紀錄片的表現，大抵可以用喜憂參半這個詞來概括。

喜的是，截止12月24日，全年已上映的紀錄片總票房成績超5.3億人民幣，堪稱近十年來院線紀錄片的票房高峰；憂的是，一部《厲害了，我的國》獨佔近九成的票房，但對於絕大多數的紀錄片而言，票房過千萬依舊是一個奢侈的想法。

（數據截止於12月24日中午12點）

在中國電影票房高歌猛進，不斷破記錄的當下，院線里的紀錄片似乎被甩在了紅火市場的身後。就目前的票房成績而言，5.3億之於593億，所佔份額不足1%，慘淡數據的背後表明了什麼呢？是紀錄片這種媒介本就難以吸引受眾？還是製作、題材、宣發方面存有缺陷？疑問必將帶來思索。

院線是戰場，找到受眾是關鍵

兩年前，著名製片人方勵曾為了替文藝片《百鳥朝鳳》在周末爭取一個黃金場而「下跪求排片」，成為當年度的一大熱門電影事件。在國內，文藝片生存的逼仄並不是特例，紀錄片的艱難更顯水深火熱，且不易被人關注。

院線紀錄片有多小眾？從公映首日的排片佔比便能窺見一二。破1%排片的紀錄片僅佔了5部，在1%排片之下掙扎的紀錄片才是大多數。如此少的排片，必然導致大多數紀錄片在院線一周遊的命運，最終票房掙扎在百萬級別，然後定格。

倒不是唯票房論、以票房成績定成敗，這一切基於市場如戰場般殘酷，紀錄片若想要在影院生存，被更多人看到，開拓屬於紀錄片的市場，增強紀錄片的受眾粘性是在所不辭的。問題是，院線紀錄片的受眾究竟在哪裡呢？

這個困惑，之於今年的院線紀錄片市場尤為清晰。拋開有國民宣傳導向的紀錄片不談，相比2017年《二十二》、《重返·狼群》、《地球：神奇的一天》三部紀錄片過千萬的票房成績，2018年僅《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能與去年有一番較量。

今年暑期上映，並由崔永元主導的《您一定不要錯過》，借著他本人的話題和新聞度，倒是吸引了一波觀眾，11月上映的《生活萬歲》雖然排片僅0.6%，但因在萬達、大地兩家院線專線上映，保證了較穩定的排片和一定量的收益。

真正砸了鍋，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帝企鵝日記2：召喚》。這部自然類紀錄片是2005年火爆異常的《帝企鵝日記》的續篇，由同一位導演和製作班底打造。當年在北美創下7700萬美元的高票房，在彼時國內電影市場疲軟的狀況下，也曾拿到950萬人民幣的成績。第二部3.3%的院線排片份額已相當不錯了，但420多萬的票房成績讓人沮喪。

還有《大三兒》、《最後的棒棒》、《一百年很長嗎》三部以普通人為主的人物紀實類紀錄片，票房在100多萬間掙扎。《影》的幕後創作紀錄片《張藝謀和他的「影」》更似附屬品，幾乎只有對《影》本身感興趣的受眾才會關注，受眾層更顯狹窄。

曾備受喜愛的自然類紀錄片不靈了，展現普通人生活的紀錄片因導演的視角、介入的方式常引發紀錄片的倫理爭議，現實中普通的日常和慣常的苦難反而是最難拍的，此類紀錄片在今年的碰壁倒是能給創作者們敲響一個警鐘。

縱觀今年平庸的院線紀錄片市場，不少人內心會生出一團迷霧，紀錄片的院線受眾畫像是怎樣的，彷彿面目模糊。不然曾在去年成功宣發《二十二》的團隊，在操作《大三兒》時也不會摸不著宣傳的頭腦，做不到精準對位的發行策略，只能在「普通人」三個字上打轉。可是，普通觀眾是很難在疲憊的生活之餘進影院看一部普通人生活的影片，因為沒有吸引力。

到這裡，似乎矛頭又指向了源頭，究竟什麼樣內容的紀錄片才適合上院線呢？

共鳴，是正解

共鳴，這個詞兒說起來挺玄乎，其實分兩個面向，一個是大眾的共鳴，一個是分眾的共鳴。在共鳴這方面，電視紀錄片、網站紀錄片做的明顯比院線紀錄片好。

以美食為例子，對標大眾對美食的熱情，便有爆款電視紀錄片《舌尖上的中國》系列；對標對某一類別美食愛好者們，便有了《人生一串》、《水果傳》等為分眾共鳴而存在的紀錄片。

相比較電視紀錄片四十多年的發展歷程，院線紀錄電影有起色也是近幾年的事情，一年十幾部的體量雖然似乎無法與電視、網路紀錄片相媲美，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從世界電影的發展看，上世紀60年代因電視的發展，紀錄片漸漸退出影院進入家庭，直到1990年代末，紀錄片最早在美國，進而是歐洲、韓國等國家回歸主流影院。

在北美大賣的院線紀錄片，幾乎均是大眾共鳴的體現。即便已經過去了14年，記錄伊拉克戰爭前後美國情勢的紀錄片《華氏911》依舊是最受歡迎的紀錄片。邁克爾·摩爾拍攝的這部針砭時弊的紀錄片，在商業上的成功引發了時政題材在院線的流行。

比如《2016：奧巴馬的美利堅》，又比如今年針對特朗普，邁克爾·摩爾拍攝了一部《華氏119》，順利在上千家影院開畫。與時政相關聯的還有現實社會問題，比如《醫療內幕》等。

另一類便是自然類紀錄片的天下。對於困居都市的大眾而言，能在影院領略異域的自然風光是相當有吸引力的。最後一大類便是流行文化偶像們的幕後紀錄片，當然他們必須是享譽全球的流行icon，比如邁克爾·傑克遜、賈斯汀·比伯等等。

（《邁克爾·傑克遜：就是這樣》，曾是2009年國內院線紀錄片票房冠軍）

歷史、文化、時政、經濟、社會等方面易產生大眾共鳴的事件，必是紀錄片爆款的定律哪怕到了2018年還在起著作用。今年北美最賣座的紀錄片《與我為鄰》，講的是曾影響了美國幾代人成長的著名兒童節目主持人弗雷德·羅傑斯的故事，切中的正是大眾共鳴。

同理，還有曾在台灣地區創下票房奇蹟的《看見台灣》、在韓國大受歡迎的《牛鈴之聲》、《親愛的，不要跨過那條江》等。

以上提及的共鳴，在國內院線也時有體現。

《二十二》因其慰安婦題材引發的社會關注度，不需要主創們的過多著墨和立場表達，老人們的生活境遇本就能帶來強烈的情緒感染，「一人哭濕一條手帕」和「看一個少一個」的導向易使得這部電影成為一個熱門社會事件本身，從而吸引更多人進影院關注。

社會話題加持的爆款院線紀錄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對於大多數院線紀錄片而言，尋找分眾的共鳴，創造分眾喜愛的院線紀錄片才是可取之道。

近十年，國內公映的票房過千萬的院線紀錄片中，與自然、探險相關的紀錄片佔了一半，從大的自然類中慢慢分出小的類別，比如《藏北秘嶺-重返無人區》對越野族、極地探險人群及組織的有更高的吸引力。找到獨特的受眾後，相較而言，自然類的紀錄片在票房表現上也稍好些。

人文類的紀錄片顯然要更難些。雖說紀錄片創作沒有太多的界限，拿起手機生活中的滴滴點點都能成為被記錄的對象。生活中的普通人和普通事反而是最難拍的，因為與生活靠的太近，沒有了審美距離反而最難引發共鳴。

加之，此類紀錄片進入門檻低、成本低導致導演們並沒有很好的紀錄片觀念，過分的濫情和介入，以及過多的自我感受表達即便是在對獨立紀錄片有感的受眾心中，也難以引發好感。反而丟失了本身的受眾群，賠了夫人又折兵。製作上的短板，紀錄片觀念的欠缺是此類院線紀錄電影難有尚佳表現的主因。

結語

國內院線紀錄片還處於初始的粗放發展階段，這是毋庸置疑的。電視與網路相對更廣闊的空間佔據了更多紀錄片人的視線，空間小，市場不穩定的院線市場，參與進來搞紀錄片創作的寥寥無幾。

這是一個天時、地利、人和均不完備的時候，院線紀錄片在往前行的過程里勢必要經歷摸爬滾打，找到契合市場的方法，製作品質優良的作品和一種可複製的成功樣式。說一千道一萬，真正打開中國院線紀錄片商業化道路的那部片子還沒有出現。

至於何時出現，只有等時間和一位位前仆後繼的創作者們給予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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