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掃歐亞的蒙古帝國為何敗於蕞爾小國日本
原標題：橫掃歐亞的蒙古帝國為何敗於蕞爾小國日本
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發動了兩次對日本的戰爭，日本方面稱之為「文永之役」和「弘安之役」。有關這場戰爭的資料被日本人的觀點所支配，因為他們是勝利者，歷史更多地屬於贏家而不是輸家。這個故事常常被講述成：強大的蒙—漢艦隊打算擊垮倒霉、過時的日本武士，就在此時，天親自出馬幫助日本人，颳起一陣颱風，把忽必烈的艦隊吹得灰飛煙滅。不久以後，日本人稱這股風暴為「神風」（かみかぜ，「神」也有神靈、精神、優秀的意思） ，證明日本處在天的保佑之下。這不過是一個聊以自慰的觀念。然而，2001年以來的一項研究揭示出風暴拯救的說法是一個神話。將近八百年之後，結果證明日本人遠比他們自己料想的更有能力。拯救他們的不是神風，而是蒙古人的能力不足和日本人的戰鬥力。
這次行動從剛開始就有某種不好的跡象。忽必烈脫離了實際。他似乎相信，只要決心開戰就必然獲勝，彷彿單憑這樣就可以決定軍事事務。忽必烈命令艦隊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裡做好進攻準備。這將是有史以來最大的航海艦隊，此記錄保持了近七百年，直至1944年6月6日 （D日） 盟軍登陸諾曼底為止。艦隊司令是高麗人，陸軍統帥是漢人叛將范文虎，總兵力約十四萬人。計劃是分為兩路艦隊，高麗出動九百艘，福建泉州出動三千五百艘，在離日本海岸三十公里處的壹岐島會合，然後一起進攻日本本土。
事情一開始就不順。5月底左右，高麗艦隊按計划到達壹岐島，然後等啊等。南方泉州艦隊甚至無法準時啟航，一位統兵官病了，必須替換；食物在高溫中腐爛；疫病流行。起程之後，遇到逆風，很多船隻被迫退回沿岸港口。
最終，6月10日，高麗艦隊的指揮官不管怎樣還是佔領了壹岐島，接下來，在一兩周的等待後，橫穿那片狹小的海域，來到博多灣中間的島嶼上。
與此同時，已經延期一個月的南方艦隊直向日本本土，停泊於伊萬里灣的低洼小島鷹島，此地在博多以南五十公里處，他們試圖向北進軍，在陸上與友軍會合。
但是，攻勢毫無進展。兩支艦隊都發現難以登陸，博多灣周圍二十公里內每一個可能的登陸點都被新防禦牆阻擋了。日本人也從海岸出擊，夜幕降臨時，他們劃著輕快靈活的小艇出發，切斷敵船的纜繩，偷偷潛入敵船，割破敵人的喉嚨，點火燒船。其實，大船上的攻城弩可以起到大炮的作用，通過發射巨型箭矢擊破日本人的小艇。但是，在近岸可以有效對付陸軍的牽引拋石機，在力圖從晃動甲板上打擊移動目標時卻顯得無能為力。忽必烈的將領們爭論不休——夾雜著三種語言；軍隊中大多數人——漢人和高麗人——無心為他們的蒙古新主人而戰。日本人則統一指揮、多年準備、本土作戰，佔據防禦堅固的地點，以此阻擋敵方攻勢並發起反擊。
8月15日，大自然的力量開始干預了。風暴襲來之時，許多人仍在船上攀爬或掙扎著通過淺灘。沒有人記載細節——波浪、破碎的帆篷、斷裂的船槳、撕裂的船體、拋出致死的披甲士兵——但約有一萬五千北方軍隊和五萬南方人葬身大海，還有數百人死於日本人之手，或者待在岩石海岸邊的小船里不知所措。
這是一次海上大災難，單日死傷規模空前絕後；就是置於陸上也是無可比擬的，直到1945年原子彈毀滅廣島、單擊炸死七萬五千人為止。
難怪日本人很快就將之看成眾神干預的結果，甚至超過了1274年的那次，從此以後，神佑觀念在日本人頭腦中確立起來。朝廷和幕府當局誠心祈禱能抵禦外敵于海灣。寺廟和神社香火日盛。祈禱不是唯一的防禦方式，因為防禦牆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經常得到維護和守備，因此，它的一部分至今保存完好。神靈干預的觀念在日本文化中變得根深蒂固。很少有人質疑如下論斷：神賜颱風拯救日本。
然而，不斷出現的證據表明事實並非如此，真正的獲救原因在於日本人自身。答案蘊藏在竹崎季長的故事中，正如「蒙古襲來繪詞」所記錄的，他在兩種場合作戰。季長坐進小船去攻擊敵人，他登上蒙古船隻，取敵兩首。他英勇無畏、敢於冒險，又善於控制自己。他只是眾多優秀日本武士中的一個。他們有同仇敵愾的強烈意識，在戰鬥中起了作用。戰鬥場面一如既往的混亂，但所有這些互不協調的個人行動足以遏制並阻擊敵人于海灣。關鍵問題是，這裡根本沒有提到颱風。勝利完全歸功於日本人自己。季長通過祈禱表示對眾神的尊敬，但無論是文字還是圖畫，都沒有暗示天在戰時或戰後進行了實際干預。正如托馬斯·康蘭在對這場戰爭的出色研究中指出的：「日本武士有能力同蒙古人作戰並阻止對方。」用康蘭著述的標題來說，季長和他的戰友們「無需神靈干預」。
進一步支撐這個論點的是來自海洋考古學家的成果。激發他們靈感是一位卓越人物茂在寅男，此人值得我們略轉話題。他在1914年的某天出生後被取名寅男 （意為雄虎） ，1939年參加海軍，卻感染肺結核，或許這反而救了他的命，因為戰爭期間他在療養康復。後來，他獲得工程學博士學位，任教於東京大學，直到1979年。在六十四歲退休之後，茂在「雄虎」開始了研究消失的忽必烈艦隊的新生涯。在博多灣，漁民們發現了一些石錨桿，但它們可能來自於無數沉船中的一艘。1980年，他決定把注意力集中在鷹島，當年的南方艦隊曾停泊於這個長滿松樹的美麗島嶼上。茂在對海灣感興趣。他改進聲納感測器用來找魚，學習潛水（在六十五歲時！） ，組建一個潛水員團隊，開始在海底尋找有意思的東西：矛頭、釘子、鍋罐，但沒有發現能證明它們來自蒙古艦隊的「鐵證」。然後，1981年，一位叫向江國一的農夫給茂在帶來了證據。七年前，向江正在挖尋蛤蜊，突然，他的鏟子碰到了硬物——一個方形小銅塊，上面刻寫著由忽必烈的西藏師友八思巴設計的字。九州大學的考古學家岡崎敬告訴茂在這些文字的意思：千夫長。這是一枚忽必烈高級軍官的官印。
受此鼓舞，茂在建立了一個研究機構——九州沖繩水下考古學會，繼續深入工作。他和他的團隊從泥砂層挖出了劍、矛頭、碾米的手動石磨、更多錨桿，還有圓形炸彈，證明蒙古人船上裝有彈射器，也間接證明竹崎季長及其夥伴在1274年確實遭到震天雷的轟擊。1984年，老年茂在把這項工作轉交給日本極少的海洋考古學家之一林田憲三，他於1994年在鷹島的一處海灣發現了三個木石大錨。碳定年法顯示，做錨的木材大概是在1224（±90）年砍伐的，完全涵蓋了艦隊成立和啟航的時間。
其他發現引導他的團隊出海一百五十米，潛入水下十五米，2001年10月，他們在積有一米厚黏稠物的海底摸索，找到了一百六十八件物品——陶瓷碎片、爐磚、一面銅鏡、腰帶佩飾，最後，2002年7月，發現了一艘大船殘骸和散落的船隻用材，所有東西就像被攪拌機全部搗爛在一起那樣。罐子是漢式的，產於歷時長久的江蘇宜興窯場——足以讓林田堅信，這些東西就是忽必烈南方軍隊的遺物。
研究工作繼續著，但是，正如2005年林田領我參觀他的實驗室時所解說的那樣，有些結論很明確了。那艘船約七十米長，這讓當時世界上其他船隻相形見絀。歐洲帆船直至19世紀才接近這種船體規模。只是隨著蒸汽時代的來臨，西方帆船才最終超越了中國和高麗的軍艦 （15世紀初，明朝皇帝朱棣下令建造一百四十五米長的巨輪，用於世界航行，這又讓忽必烈的船隻無法企及了）。
但船體規模並非一切，遠洋船舶的關鍵因素在於構造。這裡，忽必烈的造船師們為了趕進度以致偷工減料。卡城得克薩斯農工大學的蘭德爾·佐佐木（Randall Sasaki） 對大約五百塊船木碎片進行研究，他驚訝地發現，上面的釘眼緊密相連，很多聚集在一起，似乎是建造者們採用舊材料、遵循老款式。「這表明船木是重複利用的，」他說，「而且，有些木料質量差。」
林田則進一步指出：「迄今為止，我們沒有發現適於航海的「V」形龍骨。」
以上兩條證據，結合巨型船艦——本應能夠抗禦颱風——的災難性損失，可以得出一個令人震驚但又合乎邏輯的結論：為了應付忽必烈快速建造大量船隻的要求，他的造船匠們只好臨時拼湊。他們挑選一切可利用船隻，不管它是否適於航海；好一些的就交付使用，差一點的就用相同材料改造一下。除了高麗人建造的新船——尚未在鷹島發現——以外，忽必烈艦隊中絕大部分是缺少龍骨的河船，根本不適於遠洋航行。忽必烈的野心無可避免地導致了質量監管上的重大失敗。監工們或許已經宣稱，旨令得到貫徹執行，船隻全部準備就緒。沒有人告訴忽必烈，如果海上形勢變糟，這些船隻將是死亡陷阱。忽必烈的瘋狂野心、對海軍知識的缺乏，實際上使自己的艦隊在啟航之前就已經被擊沉了。
【摘自：《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之形成》約翰?曼/著 重慶出版社(華章同人) 】
圖書信息
書 名：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之形成
作 者：約翰?曼
出版社：重慶出版社
書 號：978-7-229-13262-0
出版時間：2018年10月
定 價：68.00元
☆ 世界歷史因他而重塑，中國歷史因他而轉向
☆ 將中國史置於全球史之中重新理解中國的形成，以獨特的敘事方式展現大轉向時代的歐亞巨變
☆ 《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的姊妹篇
內容簡介
本書是蒙元史研究領域中的一部重量級作品，是作者在研究、思考中國政區地理版圖的多元性、民族心理文化的整體性與蒙元歷史的緊密聯繫的基礎上，通過深入研究文獻和實地考察而寫成。
作者意識到「中國」作為一個整體概念剛出現的歷史早期，本不包括一些非華夏地區，如西藏、新疆以及長城以北的草原。究竟是什麼力量將這些部分連接為一體？如果你想理解今日中國的政治一體性、版圖形態和民族心理，必須從成吉思汗及其繼承者建立並維護的蒙元帝國開始。
書中主要講述了成吉思汗將鬆散的草原部落聯盟塑造為一個帝國的奮鬥歷程，和他最重要的繼承者忽必烈汗對整個傳統中國地區的征服和進一步的版圖擴張，以及這一過程中在沿襲和擴展漢唐傳統的中央集權專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基礎上，充分調動源於內亞邊疆帝國國家建構模式的政治及政治文化資源，對政治、經濟、文化、宗教等所進行的一系列調整和塑造；揭示了成吉思汗和他創立的蒙元帝國對今日中國之形成的巨大影響。
作（譯）者簡介
約翰?曼（John Man），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和旅行作家，生於英國肯特郡。畢業於牛津大學德語、法語專業，並參與兩個博士後項目——牛津大學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研究、倫敦東方-非洲學院的蒙古研究。1996年起，對蒙古-韃靼歷史、蒙古和中國的古今關係研究產生濃厚興趣，精通蒙古語，對於蒙古歷史有獨到的研究。
其代表作有：《成吉思汗與今日中國之形成》《成吉思汗：生、死與復活》《匈奴王阿提拉》《忽必烈汗》《長城》《成吉思汗的領導奧秘》《元上都：馬可波羅與歐洲發現東方》《古騰堡革命》《公元1000年地圖集》《戈壁：沙漠覓蹤》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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