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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六八50周年:跨國互通與全球意識下的全球六十年代

原標題:會議|六八50周年:跨國互通與全球意識下的全球六十年代


1968年,越南戰爭的電視畫面在全球範圍內激起了反戰、反帝國主義的浪潮,幾十萬人走上了世界各地的街頭。歐洲的學生運動、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拉美的民族主義和民主化運動、日本的反抗運動……這些既相互聯結又各自異質的運動,共同構成了反叛、激進的全球六十年代的複雜圖景。在今天,1968仍然是當代政治的一個重要參照點,也是學術研究不斷深入和拓展的一個前沿領域。


2018年11月30日至12月1日,上海大學全球問題研究院舉辦的「全球六十年代:跨國互通與全球意識」國際學術研討會如期舉行。來自中國、美國、德國、英國、日本、烏拉圭、挪威、澳大利亞、阿聯酋、土耳其等國的數十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並做了論文報告,在1968五十周年之際回溯上世紀風起雲湧的全球六十年代,嘗試從其富有創造性的、烏托邦式的豐富遺產中尋找揭開當今世界諸多癥結的思想資源。


會議現場。


研討會議程包括主題發言、特別單元「成人禮:六十年代親歷者的回憶」以及「從地方到全球——六十年代再審視」、「亞洲的全球六十年代」、「六十年代的文化政治與宣傳」、「左翼網路與跨國團結」、「拉丁美洲的全球六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遺產 —— 從文化轉向到全球轉向」這六個單元。澎湃新聞整理了其中由美國南伊利諾斯大學卡本代爾分校歷史系教授娜塔莎·澤拉塔斯基(Natasha Zaretsky)發表的題為「性別化的1968:全球六十年代,新自由主義的崛起和女權主義的個案」的主題演講,美國夏威夷大學馬諾阿分校社會學教授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Steinhoff)的報告「1968年日本的反抗運動: 從極強的相似性到不同的結果」,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研究員徐世澄的報告「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的社會運動」,以饗讀者。


新自由主義和性別視角下的1968


娜塔莎·澤拉塔斯基(Natasha Zaretsky)現場發言。


澤拉塔斯基在發言中說,中國曾在全球新左翼的想像中佔據著一個重要的位置,因此在中國評估全球六十年代的遺產很有意義。和上世紀六十年代晚期一樣,今天的世界也處在一個全球動蕩的時代,我們面對的是非自由的政權在全球興起、種族民族主義的復興、新自由主義市場革命的穩步推進、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擴大以及加速惡化的生態災難。1960年代提出的建立一個更為自由和公正的國際社會的夢想時至今日仍未實現,甚至顯得愈發遙遠。在她看來,當下需要的正是1960一代留贈給我們的充滿想像力的、創造性的、烏托邦式的思想。


澤拉塔斯基指出,早期關於六八一代的學術研究聚焦於在少數北半球的大城市:例如巴黎、柏林、布拉格、紐約等地興起的學生抗議運動。近年來,學者們開始將注意力轉向南半球的學生運動。對比1998年出版的紀念六八年運動30周年的《1968:被改變的世界》(1968: The World Transformed)和今年剛剛出版的《勞特利奇全球六十年代手冊》(Routledge Handbook of the Global Sixties)可以發現,前者幾乎僅涉及美國和歐洲的抗議運動,後者則囊括了坦尚尼亞、羅得西亞、蘇聯、葡萄牙、波斯灣、剛果、馬里、澳大利亞、薩爾瓦多、伊朗、塞內加爾、衣索比亞、日本、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埃及等地的社會運動。更重要的是,早期的學者往往認為,激進的思想最初源於前述提到的幾個西方的首都城市,隨後再傳播到世界各地,但是,近幾年來,關注六十年代的學者,則將同一時期不同國家的運動積極分子的交流和互動,視作是一個更為活躍、交互、跨界的過程。


澤拉塔斯基在她的發言中進一步分析指出,將不同的青年運動聯繫起來的是他們對於傳統權威的挑戰,在二戰後出生的這一代人,致力於掙脫戰爭狂人、技術官僚、老年人、老闆、地主、男性和殖民者的壓迫和控制,以實現真正的自我解放。但是,真正促使許多年輕人走上街頭的,是越南戰爭。澤拉塔斯基強調,儘管電視的普世化,是許多人在親眼見證了美軍在越南實施的暴行之後,投身於激進的政治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但是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通過電視媒體對越南戰爭的報道,全世界目睹了一個幾乎是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事帝國被一個追求民族獨立的弱小貧窮的亞洲農業國家打敗。在她看來,正是這樣一些出乎人們意料的歷史時刻,打開了新的政治通路和可能性,而1968年就是這樣一個時刻。

基於她對1968年的歷史意義的分析,澤拉塔斯基轉而探討女權主義作為一種分析範疇將如何改變我們對全球六十年代的理解這一問題。她指出,在前文提到的兩部著作中,1998年出版的《1968:被改變的世界》一書,僅收入了一篇關於東西德婦女運動的論文,而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勞特利奇全球六十年代手冊》中則有一整章討論婦女、性別和女權主義,並且對「漫長的六十年代」(Long Sixties)中亞洲、美國、捷克斯洛伐克、哥本哈根、加沙和約旦河西岸的女性行動主義進行了考察。這一變化對男性新左派分子的典型形象的合理性提出了挑戰,並將女性行動主義納入到現有的新左派歷史敘事中,進一步揭示了不同的女性團體和個人之間的跨國互動,尤其是重新賦予了非西方世界的女性以一種主觀能動性。


澤拉塔斯基提出,通過將女權主義的歷史,置於全球六十年代與資本主義的歷史這兩個互補的語境中加以考察,能夠幫助我們解開關於六十年代的遺產的謎題:即當新自由主義的市場革命漸成氣候之時,六十年代釋放的那股充滿魅力的能量去了哪裡?不同於眾多在1968年時聲勢到達頂峰但隨後迅速分崩離析的社會運動,1968年是激進的女權主義首次在公共領域嶄露頭角的時刻。女權主義運動的聲勢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不斷壯大,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和改變了政府機構、工作場所、公共政策和人們對性別的預期。澤拉塔斯基指出,要理解這一系列的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有必要強調全球六十年代中的「全球」概念。事後看來,1960年代晚期的政治動蕩標誌著一個相互關聯的全球公民社會的興起,而1968年之後女權主義的發展,則集中反映了這一全球公民社會逐漸被一系列新的機構(例如非政府組織)、新的實踐(例如國際集會和會議)和新的政治語言(例如婦女權益和人權話語的普及)接受的一個過程。


全球女權運動在大於和小於民族國家的層面同時存在,聯合國和各類NGO嘗試通過實施各種項目來滿足婦女的實際需要,但是這些項目的優先順序通常由捐款人所決定。澤拉塔斯基提到,儘管全球女權運動在推動女性賦權和挑戰家庭、工作場所和政府中存在的父權權威這兩個方面取得成果值得人們慶賀,但這場運動也在以下四個方面遭到了部分批評人士的詬病:女權運動的參與者通過提倡全球姐妹情誼的普遍概念模糊了不同地區的女性在種族,階級和所處地區這三個方面的差異;某些社會服務曾經一度由福利制國家所負擔,但在新自由主義的體制下,這些服務被政府以合同的形式外包給NGO,這掩蓋了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造成的破壞性的社會後果;恰恰是那些提供了種子資金和贈款的西方捐贈者才擁有決定資源分配的權力,但這些捐助個人或機構可能並不了解資助項目所在地的實際情況,例如世界銀行向發展中國家的婦女提供的小額信貸,從表面上看是一種賦權的實踐,但實際上卻是在踐行自由市場和私有化計劃。澤拉塔斯基認為上述批評是有力的,但我們同時也必須注意到,雖然全球女權主義的網路的確會受到財富和資源的影響,但各地的婦女仍然具有主觀的能動性。她舉例道,在1995年聯合國在北京召開世界婦女大會時將「對婦女的暴力行為」引入中國政治話語之後,中國的女權主義者們開始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她們一方面發覺「全球姐妹情誼」是一個鼓舞人心的理念,並為成為這一跨國運動的一部分而感到驕傲,但她們同時也對西方捐贈組織將「對婦女的暴力行為」置於貧困、女性就業和教育等結構性議題之上感到遺憾。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了俄羅斯和印度,也就是說,這一階段的女性賦權和解放運動恰恰增強而不是挑戰了新自由主義的美國的力量。


澤拉塔斯基進一步分析指出,婦女解放運動在1968年的誕生是和對於美國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和經濟控制的批判密不可分的。例如,1968年激進女權主義者對大西洋城美國小姐選美大會的抗議不僅批評其對女性身體的物化,更指責選美大會是美國種族歧視和軍國主義的共謀者之一。彼時的女性解放活動家們看到了性別歧視和種族主義、民族主義、資本主義以及軍國主義都是一個單一的、相互聯繫的暴力系統的組成部分。但在三十年後,隨著美國的霸權地位在新全球化時代得到鞏固,事情就變得不同了。一個明顯的例子是911恐怖襲擊後,布希政府在為其在阿富汗發動的戰爭辯護時就運用了「女性賦權」的話語,以塔利班侵犯婦女權利為由,合理化美國對中東的干涉。此外,當我們審視今天的女性地位的大圖景時會發現,曾經存在於男性和女性之間的社會和經濟不平等被嫁接到身處全球不同地區的女性之間的不平等之上:當一小群(大多來自北半球的)擁有財富、資本、資源的女性不斷攀登職業階梯並打破諸多無形的升職限制時,那些大多來自南半球膚色更深的女性,承擔了那些傳統意義上的女性工作,例如保姆、管家、家政工等等。而這絕不是一個值得捍衛的女權主義的解決方案。


她最後總結道,通過梳理1968年後女權主義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新自由主義是如何利用了女權主義的能量,將婦女解放、非主流的實驗和婦女賦權納入到「自由市場」的邏輯中來的。在她看來,六八一代的啟示和遺產不僅是一種面對暴力和不公正時的樂觀主義,也不單純是年輕的夢想家們對掌權者的憤怒,更是他們對於變革可能性的深刻信念。共同的希望是今天尤其欠缺因此也特別需要的東西。現在,全球各地的女權主義者都在重新動員起來,為不同的議題而奮鬥。而和50年前的女權主義者們一樣,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同樣是: 為了有效地應對當前不斷湧現的尖銳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我們究竟需要怎樣一種女權主義。

六十年代末日本的抗議運動:從極強的相似性到不同的結果



帕特里夏·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Steinhoff)現場發言。


美國社會學家帕特里夏·斯坦因霍夫(Patricia G·Steinhoff)常年致力於研究日本社會和日本的社會運動。近年來,斯坦因霍夫與她的同事,又以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幾大最為激進的社會運動團體為對象,展開了一項長期的系統性比較研究。他們的研究表明,在1968年這一年,不僅「新左派」的思想在日本、美國、德國與義大利的青年群體中都擁有著廣泛的讀者群,這四個國家的社會運動組織還圍繞一系列共同的政治與結構性議題,發動過大規模的街頭抗議和學生運動,並由此催生了一種不同國家的社會運動之間的跨國聯繫。

斯坦因霍夫在她的發言中表示,她本人的研究試圖通過將日本的激進組織與美國、德國、義大利等國的類似團體進行對比,來揭示當時日本的抗議運動與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的相似和差異性,以及造成這些異同點的原因。斯坦因霍夫指出,在1958年到1972年的「漫長的六十年代」中,日本先後掀起過兩次社會運動的高潮。其中,1960年日美共同合作和安全條約(以下簡稱日美安全條約)的簽訂是引發第一次抗議運動的導火索。在日本左翼人士看來,該條約違反了日本的和平憲法。然而,儘管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的人士成功組織了一場規模龐大的抗議運動,但是日本國會仍然批准通過了這個條約。在斯坦因霍夫看來,這場以反對日美安全條約為目標的運動的重要性在於,首先,彼時剛剛從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聯合(簡稱全學聯)中崛起的日本新左派在抗議活動中扮演了一個重要的領導角色。其次,從60年代中期開始,學生新左派的領導層就為反對1970年的日美安全條約的續簽發起了持續性的動員。


斯坦因霍夫指出,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國內爆發的第二次大規模社會運動,與彼時世界上其他國家興起的新左派抗議運動形成了一種互為呼應的態勢。美軍根據日美安全條約的條款在沖繩設立的軍事基地以及日本在美國發起的越南戰爭中扮演的盟友角色,是日本本土的抗議運動愈演愈烈的兩大根本原因。但除此之外,旅日朝鮮人的公民權、快速工業化帶來的污染和土地爭議以及日本大學的精英化等,也是日本的左派人士關注的議題。但是,在這一次的大規模社會運動中的先鋒是青年學生,他們也是1968年以及之後的社會運動的主力軍。


在斯坦因霍夫看來,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成的地下群體並非是簡單的「恐怖主義」組織,而是國家機構試圖控制新左派抗議活動的產物和結果。經過對上述提到的四個國家的激進左翼團體的比較研究,斯坦因霍夫發現,六十年代在不同的國家興起的大規模學生抗議活動具有如下的相似性:由地下組織所發起的零散抗議活動共同構成了大規模的學生運動;這些組織普遍接受第三世界的革命觀念與理論;並在警察和國家的暴力鎮壓下轉而開展地下活動;在轉入地下後,這些團體希望在群眾運動退潮時繼續進行鬥爭;當同時代人退出抗議活動時,這些地下組織仍然未放棄抵抗,並因此形成了抗議周期內最後的暴力階段。斯坦因霍夫指出,事實上,儘管日本經常被和西方工業化民主國家放在一起比較,歷史上日本政府對20世紀60年代後期社會運動的反應和其他新興民主國家更為相似。


另一方面,斯坦因霍夫的研究亦表明,同世界各地的學生抗議活動相比,日本的學生運動存在以下幾大顯著的差異:首先,日本政府對六十年代的抗議活動的反應主要表現為使用暴力維持社會秩序,而非致力於解決引發抗議的根本問題,因此,警察和抗議者之間互動經常升級為暴力衝突。1968年間,就有6171名抗議學生被捕,而這一數字在1969年上升至13497人,未經定罪就被拘留的人數比例則從1968年的59%上升到了1969年的81.4%。其次,除了在運動的早期階段對抗議者表示出一定的同情之外,從1968年年底開始,日本的大眾媒體就開始從警察和政府的立場出發將抗議活動呈現為一種危險的、不可接受的社會動亂,電視報道更是聚焦於非暴力運動中僅有的暴力畫面,並因此扭曲了抗議活動的本質。通過這種報道方式,日本媒體將這些抗議活動的公共記憶營造成為一種無意義的暴力狂歡,這導致了對所有的相關事件的集體記憶與運動參與者之間的回憶產生了明顯的分歧。


由於警察對抗議活動和抗議者的殘酷鎮壓和媒體的污名化,日本社會在之後的幾十年間出現了對社會運動動員的強烈抵制。在歐美國家,抗議活動中學生領袖大多重新融入了主流社會,進入大學、政府和政壇就職,而日本的學生積極分子卻被完全而永久地邊緣化了。最後,20世紀60年代後期抗議活動的積極分子的邊緣尤為嚴重,他們中的很多人都被大公司和政府部門拒之門外。在接下來的幾十年時間裡,這些因素強化了日本社會秩序的穩定,但也減弱了通過社會運動和政府——民間對話的方式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可能性。


不過,這些六十年代的運動積極分子與主流中產階級的隔絕也是前者得以保留一部分當年的新左派的精神氣質的原因。這些始終堅持著自己早年信仰的異議人士,在警察的頻繁騷擾和污名化的雙重壓迫下,仍然通過各種方式在延續著他們的活動,並因此創造了一個無形的地下公民社會。斯坦因霍夫指出,在2011年日本東北的三重災難(地震、海嘯和福島核泄漏)之後,在老一代活動家和年輕一代的運動積極分子中,都出現了抗議活動回潮的現象。新一代的年輕積極分子發現了部分上述提到的無形的公民社會並開始向其成員學習和與之展開合作,這些新一代的社會運動人士還嘗試用更具遊戲色彩的遊行示威方式來克服高度制度化的污名效應,從而吸引那些不願與激進分子的刻板形象扯上關係的參與者。


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的社會運動



徐世澄現場發言。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研究員徐世澄在他的發言中提到,20世紀60年代是全球範圍內社會運動風起雲湧的時代,也是拉美民族民主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他在報告的前半部分概述了墨西哥1968年的學生運動和特拉特洛爾科大屠殺、巴西和阿根廷的學生和工人運動,後半部分則介紹了60年代的古巴革命和拉美的游擊戰爭。限於篇幅,此處將主要介紹其中關於拉美學生和工人運動的內容。


1968年是墨西哥作為東道國,主辦第20屆奧運會的一年,迪亞斯·奧爾達斯(Díaz Ordaz)政府增加政府在這方面的財政支出,同時削減民眾福利和教育開支,引起了廣大工人、農民和學生的不滿。10月2日,政府勸說學生停止遊行示威未果,出動大批軍警鎮壓在墨西哥城特拉特洛爾科區「三種文化廣場」上抗議示威的學生、教師和其他群眾,造成大約325人死亡,2000多人受傷,2000多人被捕,成為了墨西哥歷史上著名的特拉特洛爾科慘案。這場運動的意義在於它把墨西哥政治制度的反民主的性質和經濟制度的不公正的性質暴露在人民的面前,並在墨西哥現代史上第一次向一黨制專政體制和依附性工業化的經濟發展模式提出了公開的挑戰,從而促使了上世紀70年代及之後的墨西哥政治和經濟體制的改革。


1964年3月31日至4月1日,巴西「猩猩派」(gorilas)軍人策動政變,推翻了若奧·古拉特民選政府。政變後第二天,位於當時首都里約熱內盧的大學生聯合會大樓被燒毀,激起大學生和民眾的反抗。1968年3月至6月,巴西軍政府派警察鎮壓學生運動,28名學生被打死,數百人受傷,上千人被捕,抗議學生和民眾燒毀了15輛警車。6月26日,里約大學生、藝術家、知識分子、政治家和社會其他階層舉行十萬人大規模抗議,人們高舉「打倒軍事獨裁政府,由人民掌權」的標語,吹響了反軍事獨裁政府鬥爭的號角。


1969年5月,阿根廷第二大工業城市科爾多瓦的工人和大學生聯合舉行罷工和罷課,抗議軍人獨裁統治,造成大規模的風潮,史稱「科爾多瓦風暴」(Cordobazo),據官方統計,被打死30餘人,打傷約400人,2000多人被捕。這一事件標誌著阿根廷抗議軍政府高潮的開端。


徐世澄援引了阿根廷社會學家伊麗莎白·熱蘭(Elizabeth Jelin)和烏拉圭政論家勞爾·辛貝奇(Raúl Zibechi)對拉美六十年代社會運動的評論作為總結。熱蘭認為,60年代拉美及第三世界的社會運動與西歐社會運動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具有反帝、反殖和爭取民族解放的性質,要求政治民主和民眾參與,反對軍政府或專制政府。辛貝奇則指出,1968年拉美的社會鬥爭使拉美社會和政治制度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首先,使舊寡頭、右翼及相當一部分支持美國的勢力名譽掃地。第二,湧現了新的集體的主角:婦女、印第安人、非洲後裔、青年,他們對家長統治和殖民權力關係提出質疑,開始組成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運動。第三,自60年代起,發生了文化方面的變化,帝國主義、威權主義和一切統治形式的合法性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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