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打算撤出中東，累覺不愛？

當美國總統特朗普談論中東時，他有代表性地同時提到了美國對伊朗和」伊斯蘭國」組織的軍事威脅，以及支持地區盟友如以色列和沙特的虛偽承諾。但這個強硬的談話是有誤導性的：沒什麼原因能讓人相信特朗普真的想讓美國進一步介入這個地區。

他將美國拉出了伊朗核協議，但是並沒有顯示出與伊朗起衝突的慾望。他延續了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對於沙特發起的葉門戰爭的支持，但拒絕了在那裡進行更深入的軍事介入的請求。

儘管他承諾了一個「世紀方案」，美國的一項有關阿以和平的提案依然被束之高閣。他對於「阿拉伯北約」——一個由埃及、約旦和6個海灣國家組成的安全聯盟的支持由於加劇了海灣國家之間的裂痕而受阻。他對待敘利亞游移不定的策略導致了美國在該地區軍事行動的混亂。

國防部已經相應縮減了美國在中東的軍事力量，以便重新部署力量來應對俄羅斯上漲的威脅，留下了中東的盟友們懷疑著華盛頓對他們安全的承諾。在他所有攻擊性的言辭中，特朗普關於中東政策的談論是相當保守的。

在這個方面，特朗普頗像他的上一任。特朗普或許和奧巴馬談論中東有所不同，但是二人似乎都認同這樣的觀點，即美國已經過度介入了這個地區，因此應該在這上面少花費資源和時間。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下一任總統也會同意這樣的觀點。

美國對該地區介入的胃口消減，反映的不是這兩任總統意識形態上的偏袒或者個人癖好，而是地區局勢變化和美國更廣闊的利益變動。儘管中東仍然對美國很重要，但已經遠不如它過去那樣重要了。

然而，美國的中東戰略還沒有順應這些變化。美國因此在中東保持了一種「煉獄」狀態——中東地區的危機使其過於分心，以至於其無法將重心轉向其他全球性的要務，但是在中東，美國又缺少足夠的投入使該地區向好的方向發展。這個對雙方都極差的策略帶來了沉重的代價。

她在華盛頓的中東盟友們心中播下了不安定的種子，這使他們表現得更加冒險與具有攻擊性（僅看沙特對記者賈馬爾·卡舒吉明目張胆的暗殺，或者它在葉門的血腥運動就知道了）。它加深了美國公眾對於該地區無休止的混亂和對美國解決問題能力的失望，它也佔用了那些本可以用於應對復仇的俄羅斯的資源。與此同時，由於仍對自己參與的限度不明確，美國正面臨著被捲入另一個中東地區衝突的風險。

這裡提到中東對美國不那麼重要，並不意味著美國減少介入就一定對該地區有利。中東正處於半個世紀中最亂的時刻，由此引發了主要玩家之間為了權力的全力以赴之戰。

中東各國政府曾一度擔心華盛頓對中東的不管不顧將影響他們自身的穩定性，於是他們更努力地將這位霸主吸引回來。他們期待著華盛頓為他們建立秩序，或者將這些自私自利的以及目光短淺的地區盟友們變成可靠的同盟國。

但是華盛頓是時候終結這些期待了——至少不能再招致大量的投入和長期的承諾。這意味著華盛頓需要作出一些令人生厭的選擇，去精心制定一個能保護美國在該地區核心利益的戰略，而不用再把美國投入「煉獄」之中。

一個相關性減弱的地區

作為對伊拉克戰爭的回應，美國致力於削減其在中東的作用，有三個因素使這一過程變得更加誘人又更具可能。首先，過去直接威脅美國利益的中東國家間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國內的安全威脅所取代。第二，新興國家的崛起，尤其是亞洲，對美國的全球戰略來說變得更加重要。第三，世界能源市場的多元化削弱了石油作為美國政策驅動的地位。

在冷戰期間，傳統的基於國家的威脅促使美國在中東地區扮演了主要角色。這個角色不僅包括確保對西方市場穩定的能源供應，也包括致力於防止共產主義擴散，以及減輕阿以衝突，好讓他們幫助穩固友邦。這些努力大部分都是成功的。從1970年開始，美國敦促埃及退出了親蘇陣營，監督了第一個阿以和平條約的建立，並穩固了他在該地區的霸權。

儘管存在著1979年革命後的伊朗以及20世紀90年代薩達姆統治的伊拉克帶來的挑戰，美國的主導性從來沒有真正遇到問題。美國抑制了阿以衝突，在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反擊了薩達姆通過武力擴張領土的指令，並且在波斯灣建立了似乎永久性地威懾伊朗、抑制海灣阿拉伯國家間爭端的軍事存在。多虧了所有的這些努力，在中東國家間爆發有預謀的戰爭的可能性大概比過去五十年間的任何時候都要低。

但是今天，中東的主要威脅不是國家間的衝突，而是逐漸增長的始於國內並外溢到邊境外的衝突——一個很難由外部來解決的挑戰。在由國家疲弱導致的放任自流的環境中，困擾中東的恐怖主義和內戰輕而易舉地擴展著。

這種環境產生於美國對伊拉克的入侵，或者更普遍地說，產生於失調的國家治理，它導致了2010-2012年的阿拉伯起義和緊隨其後的鎮壓。中東最動蕩的熱點地區是那些獨裁者們以武力要求公民服從並促使公民拿起武器反抗的地區。

不在國家建設上投入到一定水平，美國是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這個放任自流的環境的，而這個水平遠遠超過了無論是美國民眾還是更廣泛的外交政策可以接受的範圍。因此，不能簡單地寄希望於做的更多，以為這樣就能抵抗中東的暴力或者動亂。

其中一些混亂直接威脅了美國的盟友們。隨著2014年數十萬敘利亞難民逃離到了約旦（這也是美國加強了對約旦援助的原因），約旦的脆弱性呈火箭式上升。沙特的重要基礎設施被證實已經暴露於危險之中（這也是美國加大了對沙特的支持力度的原因）。

但是如今，對於這些盟國最初的威脅現在已轉移到了國內。在約旦、沙特以及其他地方，國家治理失調的經濟系統和不負責任的政府已經逐漸不能滿足新一代的要求或者抱負了，這一代是一個龐大、年輕、還算健康而且與世界聯繫更緊密的一代。改變必將從阿拉伯國家自身產生，儘管美國可以支持阿拉伯社會的改革者們，但他無法從外部驅動這種轉變。

有些人辯稱說，這些問題仍舊對美國很重要，還說如果美國希望全力參與其中，還有許多事能幫得上忙。支持美國盡最大化干預的人相信，有了充足的資源，美國就能給予ISIS和其他極端分子以致命性的打擊，重建被解放的社區，並通過推動這些國家全面改革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社會契約關係，為長久的和平打下基礎。

這些結果並不是不可想像的。但是美國在伊拉克、利比亞和敘利亞的經歷說明了這條路將會比它最初看起來的樣子更加崎嶇，而且國內政治很難持續支持這些目標要求的大量且長期的投資。

奧巴馬和特朗普都承認亞洲對於美國的宏大戰略而言變得越來越重要。就像前者在宣布現在人們所知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時說的那樣，「過去的十年間我們打了兩場代價巨大的戰爭，用鮮血和財富，現在美國正在將注意力轉向亞太地區廣闊的潛力上。」與此同時，俄羅斯在2014年入侵克里米亞之後引起了更多的關注，此外，對於歐洲安全和穩定性的恐懼使中東在美國的優先事項上的位置進一步下降。

然後是石油——二戰後將美國吸引到中東的燃料。中東的石油在世界經濟中仍然是重要的商品，但它作為美國政策驅動的地位正在減弱。一個原因是世界更充足的供應，包括新的國內能源在高科技如水力壓裂技術的幫助下被開採出來。

另一個原因是預期中的全球需求的普遍停滯，技術的進步和對於溫室氣體排放的擔憂使各國遠離了化石燃料。結果就是，中東對全球能源市場的中心地位降低，控制價格的能力下降，而美國也減少了對保護該地區的石油出產的擔憂。

美國剛開始介入中東時認為重要的事情在今天仍然重要。美國應該仍然會關注保護該地區主要海上通道的航行自由，防止石油生產國，或者說麻煩製造者們突然的停產，並抑制潛在的地區霸主和其他的敵對勢力。問題在於這些事較之於其他優先事項有多重要，以及美國應該在其中投入多少。答案是美國大概會減少參與對這個地區原本發展軌跡的改變。

迷失的錯覺

長時間以來，決策者們都被一種觀念慫恿著，即美國在介入中東問題上存在著某種黃金手段。爭論不知不覺發展成了，認為美國可以建立一種戰略，她既可以保持美國在最核心問題上的參與，又避免了使美國捲入這個地區更血腥的戰鬥中。

在這個方案中，美國可以在減少軍事部署的同時保持「激增」的能力，更多依仗當地的盟友抵禦威脅，並通過援助和貿易的激勵與當地勢力結盟，以推進穩定性政策，如化解衝突。

但是這個黃金手段建立在錯誤的假設上：美國在中東存在純粹的軍事部署。事實上，美國在海灣國家的軍事基地具有戰略含義，他們製造了道德風險：他們促使該地區的領導人們採取平時可能不會採取的行動，因為這些人知道美國為其政權的穩定投入很多資源。

比如在2011年，巴林和沙特深知美國駐巴林海軍基地會給予他們支持，於是他們不顧奧巴馬的反對鎮壓了什葉派在巴林的抗議。在葉門，美國對於阿聯酋和沙特軍事行動的支持表明了提供幫助是怎樣使美國陷入嚴峻的困境中的：美國被捲入了殺死平民的空襲，但是任何建議停止向沙特供應精確制導導彈的提案都會被指控為，這樣做只會更增加平民傷亡。

在抗擊ISIS的戰鬥中，美國對於敘利亞民主力量的訓練、武裝和指導也證明了，華盛頓的任何一個夥伴關係都不是獨立的：美國支持被安卡拉視為庫爾德工人黨姐妹的敘利亞民主力量，這使美國和土耳其的關係更加錯綜複雜。

黃金手段的支持者們也提議說，美國可以用積極的外交政策替代軍事介入。前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John Kerry）曾就敘利亞內戰展開磋商，但是他的努力被奧巴馬對美國介入的不情願削弱了，這證明了缺少一把手支持的外交政策不會走太遠。

支持者們還設想，美國可以通過某種方式逃脫推拉式的中東介入。但是，所有以完成式結尾的策略都是在延長「煉獄」的時間。然而，僅僅建議美國在中東減少干預卻不解釋如何實踐是不行的。華盛頓應該在中東減少干預是肯定的，應該如何縮減，以及減少到何種程度是關鍵問題。

對中東地區的新策略應開始於痛苦的妥協與承認：對美國好的不一定對中東好。看著一些阿拉伯國家的統治者們鎮壓人民、鞏固政權，另一些國家野蠻的叛亂者們使公民流離失所，摧毀城市，美國的決策者們和公眾竟已看起來毫無不適。

但一個超級大國必須作出艱難抉擇，將對於全球戰略最重要的衝突和問題擺在首位。例如在冷戰期間，美國在大部分非洲地區採取相對的放手政策，在一些地區甚至以該地長久穩定為代價支持反共的獨裁者和代理人。這給一些國家的人民帶來了可怕的後果，比方說安哥拉，以及剛果（金），這對美國的利益來說不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如今的中東也是如此。

僅僅在本國承諾上設限是不夠的；美國必須將這些限制清楚地傳達給其他國家。2015年在戴維營舉辦的峰會上，奧巴馬警告了海灣盟國們，他告訴美國會保護他們不受外部威脅，但尖銳地略過了內部紛爭問題。奧巴馬將責任推回給海灣國家，強調他們內部自身的挑戰，同時表明美國不會參與他們大部分地區紛爭的立場，這樣做是正確的。

同樣，現如今美國應該提醒他的地區盟友們，美國不會支持他們鍾愛的某些政治計劃，比如阿聯酋復興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政治家默罕默德·達蘭（Mohammad Dahlan）的企圖以及有關行動，以及埃及對利比亞軍事指揮官哈里發·哈夫塔爾（Khalifa Haftar）的支持。

華盛頓必須在何時出兵、何時不出兵上確立清楚的界限。例如，他應該闡明，美國會打擊對美國或其盟友構成威脅的恐怖分子，但將不會軍事介入內戰，除非要抑制他們（與消滅他們相比）。

既然美國要減少干預，那麼他不得不將中東安全事務更多地留給中東盟友們，因此美國必須重新考慮如何與這些盟友合作。例如，美國軍方喜歡用「經由、伴隨和通過」戰略和當地盟友合作——意思是軍方的「軍事行動經由國家或非國家的美國盟友領導，伴隨著美國或其領導的同盟提供的有效援助，通過美國官方和同盟的協議而發動」。美國中央司令部指揮官約瑟夫·沃特爾將軍（Joseph Votel）在2018年《聯合部隊季刊》中的一篇文章中這樣解釋道。

但是這個模式只適用於盟友分享華盛頓的優先考慮。想想國防部這個必然失敗的項目吧。他們對敘利亞反對派提供訓練和裝備，但華盛頓不願提供先進的支援，因為他有足夠的理由不信任這些盟友，並害怕他們會將美國拖入和巴沙爾·阿薩德的戰爭中。

而且，儘管士兵們被教導將打擊ISIS放在首位，將那些轟炸他們家鄉的政府軍放在其次，但當土耳其入侵阿夫林（Afrin）時，他們改變了路線，轉而攻打那些土耳其人，擱置了其他地區打擊ISIS的戰役。美國和在敘利亞東北部抗擊ISIS的庫爾德民兵組織合作得很好，但是特朗普剛一表示了他想撤軍的打算，反對派就開始計劃和大馬士革簽訂協議。

美國需要接受他的盟友們的局限性，並看到真實的他們，包括所有缺點，這一點同樣很重要。有時候，沒有美國的直接援助，這些盟友們就無法應對安全挑戰。在這些情況下，美國的決策者們不得不接受這一點，如果對於美國國家安全利益來說這些行動勢在必行，那麼華盛頓就必須自己完成任務。

例如，美國花了幾十年的時間試圖在海灣國家之間建立安全聯盟，但甚至在現有的海灣不和出現之前，有關努力就開始偏離軌道了，因為很多國家對於伊朗的共同憎恨阻礙了合作進程。何況如今巴林、沙特和阿聯酋都封鎖了卡達，這個聯盟看起來就更像白日夢了。

一個目光敏銳的戰略者也要看到，隨著美國撤出，俄羅斯和其他大國也有可能更多涉足中東。好消息是這些國家都不大可能追逐中東霸權。俄羅斯在敘利亞的介入顯示了他對於權與錢的粗俗觀點，比如與克里姆林有關聯的僱傭軍公司為阿薩德而戰，並獲得了不菲的石油利潤。

這表明，地方政府們將會面臨莫斯科要求的嚴苛的回報，而不是美國傳統上提供的那種可靠的夥伴關係。除卻敘利亞，俄羅斯在該地區的角色是：利用美國的安全保障之便，通過外交和商業聯繫盡一切可能廣交朋友，卻又不對任何一方做出單獨保證。考慮到俄羅斯相對有限的野心，以及美國已經很好地示範了充當地區安全經營者付出的巨大代價，華盛頓應該能夠在撤出中東後繼續保持在中東的力量優勢。然而，如果某個核心盟友或者本國利益受到威脅，美國仍然需要準備好改變路線。

仍然重要的事

所有這些建議都在說明，要學會接受對美國利益不再重要的事。但中東仍有很多事務與美國密切相關。那些希望華盛頓完全從中東撤兵的人低估了權力真空可能帶來的極其危險的後果。美國在中東確實還存在重要的利益需要保護。

其中一項是繼續維護美國海軍和全球商貿交通的航行自由，他們需要跨越中東主要的海上通道——霍爾木茲海峽、曼德海峽和蘇伊士運河。幸運的是，這個優先考慮是全球性的。

打擊恐怖主義也仍舊是重中之重。為了保護美國人民、美國駐外部隊以及美國核心盟友，美國將不得不抵抗中東新出現的威脅。就像奧巴馬政府一樣，特朗普政府也強調美國需要降低在反恐行動上的參與度。但這個策略有它的局限性。

華盛頓應該意識到，他的盟友們將會不可避免地允許甚至鼓勵恐怖組織的活動，如果這樣做符合他們短期利益的話。例如，卡達已被證實有意願與極端組織合作，至少是給予有國際野心的恐怖組織以幫助。美國應該意識到，他無法控制他的盟友們做的所有事，也無法把精力放在阻止他們和恐怖組織的關係上，這些恐怖組織可能尋求在鄰近地區之外採取行動，或者獲得改變遊戲規則的能力。

最後，美國仍然希望看到他的主要同盟——不論他們有多麼不完善——保持安全穩定，相應地，美國應該把投資重點放在安全合作和經濟援助上。華盛頓同時也需要確保中東的問題不會漫溢到附近地區（20世紀90年代的波斯尼亞戰爭帶來的教訓，但當敘利亞戰爭發生時，它卻被決策者們遺忘了）。阻止衝突擴散並不意味著進行全力軍事干預，但它有時要求美國積極地遏制戰爭，並採取脅迫性的外交政策，以加速內戰結束。

我們不知道的魔鬼

最終，中東持久的安全穩定終將到來，只要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關係有所改變。這就需要更透明、響應、負責、分享的政府，這些政府應該使公民有理由支持並參與系統，而不是使他們通過腐敗繞過它，通過移民捨棄它，或試圖通過暴力摧毀它。

但是，如果沒有比華盛頓打算部署的多得多的「胡蘿蔔加大棒」，這項改變就無法由美國驅動。美國決策者們應該支持那些提供建設性解決方案的人，並致力於塑造這樣一個環境，即當地參與者們將對於本地的重新安排做出自己的選擇。

這項工作應該使其他對中東穩定性有利害關係的群體也參與其中，如歐洲。但是從可預見的未來看，決策者們必須接受，中東將很有可能繼續陷入失調狀態，且對華盛頓而言，中東盟友們將會變得越來越不重要。美國也將不得不放棄一個塵封多時的期待，即希望達成一個能結束巴以衝突的磋商性協議。

美國同時應致力於限制雙方最壞的衝動，考慮到他們在對付極難駕馭的國內政治。伊朗核協議並沒有終止伊朗不安分的行為，也沒有永久阻止其發展核事業的野心。但是它在過去和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都實際限制了伊朗核活動，這比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列出的基於「最大壓力」的需求清單中預期的要更好。美國應該回到協議中，並獨自或和其他盟友一起繼續致力於終止伊朗的惡劣行為。

在過去二十年間，美國在中東的過度介入對於美國和中東而言都是痛苦和令人厭惡的。但這是我們所知道的魔鬼，因而美國的決策者們已經習慣於隨之而來的代價了。然而撤退是我們不知道的魔鬼，因此每個人都本能地反對它。它對於中東來說，將同樣是痛苦和令人厭惡的，但是和繼續走原路相比，它對於美國來說痛苦會少些。美國是時候開始艱難地走出「煉獄」狀態了。

註：本文編譯自《外交事務》雜誌2019年第1期評論文章，作者：馬拉·卡爾林（Mara Karlin）、塔瑪拉·考夫曼·維茨（Tamara Cofman Wittes），翻譯：明佳慧

參考文獻：

Mara Karlin and Tamara Cofman Wittes, "America"s Middle East Purgatory: The Case for Doing Less," Foreign Affairs, Vol. 98, No.1, 2019, pp. 8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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