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憑什麼得了這麼多諾貝爾獎？
原文 ：《感觸日本諾貝爾獎》
作者 |日本東京工科大學 顧理浩
圖片 |網路
重視教育
一般來說，一國的紙幣圖案，往往都是政治家頭像，如美元、人民幣等，而有趣的是，日元紙幣上的頭像，清一色都是學者，有福澤諭吉、樋口一葉、野口英世等等。這些學者中，有教育家、作家、生物學家，雖然看似與教育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是在日語中，這些學者的職業都被尊稱為「先生」（類似於中文的老師）。就好比我們當年尊稱魯迅先生一般，在日本「先生」是一個尊稱，唯有造福百姓之人方能得此稱謂（例如政治家、醫生也因此被稱為先生）。因此在日本，這些被稱為「先生」之人社會地位非常高，人們十分敬仰並信任他們，將這些學者的頭像印在人們每天都要接觸到的錢幣上，有助於培養一種尊敬這些「為人民服務」之人的精神，並且還能讓人們嚮往成為其中的一員。
日本對教育極為重視。在日本，即使是偏遠山區，哪怕學生數量極少，國家也會給他們配給優秀的教師，以保證所有學生能夠獲得質量相近的教育。即使你出生在貧窮地區，在日本依然可以上優質學校。孩子代表了一個國家的未來，因此在很多日劇或動漫中通常都會有將孩子們比作將棋（日本象棋）中的「玉」（類似象棋的將）。日本人普遍認為，孩子是未來，是根本，花費再多的金錢在教育上也不為過。好的教育、公平的教育，就是以人為本的教育，是為多數人提供同等機會同等優質服務的教育。
眾所周知，科研經費的投入量是科研成果產出的關鍵要素。日本不僅在基礎教育上投入大量經費，在高尖端人才的培養上，整個日本社會也是花足了錢。如日本政府會為有能力的大學生免除所有學費（日本大學學費較高，一年大約需要6萬人民幣），也會為優秀的外國學生提供至少每月48000日元（約合人民幣3000元）的獎學金。而且除了政府之外，各地的財團也會為各類大學貢獻出大量的研究經費和獎學金，用以培養高尖端的創新性人才。筆者剛到日本時，感覺日本人很浪費，在日本高校做研究的時候，許多玻璃製品等實驗器皿都是一次性的，用完就扔，我想起以前在國內高校做實驗時，哪怕是膠頭滴管都要清洗後再用。雖然說用完就扔確實有點浪費，但是唯有這樣才能得到精確而真實的數據，這樣的研究才算是有意義的。說句題外話，日本人確實很浪費，每件商品都有精美的包裝，但日本人的「浪費」也促進了本國GDP的增長，並且還拉動了內需。
中國留學生是出了名的優秀生，但縱使中國人再具有學習能力，或是再有鑽研精神，在設備、經費不足的限制下，也無法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進行研究，而是要先花費大量的時間爬到巨人的高度，然後再開始繼續自己的研究。低廉的工資迫使其放下手頭的研究轉而去校外賺外快，科研經費也成為高校教師的額外收入。而在日本，大學教授的基本工資普遍很高，平均年收入為1188萬日元（約69萬人民幣），助手的平均年收入為754萬日元（約43萬人民幣）。
不斷創新
當我們一直在反思中國的教育體制如何長期制約國人創新意識之時，隔壁的日本卻不斷在創新，18年18個諾貝爾獎，這與日本健全的教育科研體制有著密切的關係。為了培養十年磨一劍的人才，日本政府和企業花費了大量財力支持他們，讓他們能夠不用顧慮生計，專心做自己的科研。即使現代寬鬆教育下日本一些年輕人已淪為「平成廢物」，發明出了一些根本用不到的東西，也會被社會讚許。
日本的輿論導向是匠人精神（雖然有一部分純粹是不願動腦子）為上。所謂匠人精神，就是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情，所以整個社會風氣也是這樣的，大家一輩子當好自己的螺絲釘，雖然低效，但確實在一定時間後會由量變到質變。而中國的輿論導向更青睞於宣傳像阿里、京東、騰訊和馬雲、劉強東、馬化騰等賺快錢的公司和老闆，並大肆傳播一些娛樂明星的八卦新聞，向年輕人灌輸他們的成功經驗，結果反而製造了整個社會的焦慮，令大家都不願意沉下心來做學問，因為做學問不會賺大錢。處在這樣浮躁的環境下，知識分子很難靜下心來做科研，即使成功申請了科研項目，項目結題之日，往往也是成果進墳墓之日。經常有人說，中國的博士30歲畢業時擁有日本40歲教授的能力，但到了50歲的時候卻只有日本30歲博士畢業生的能力了。
科教興國不是一句空話
當然，日本的這套模式也有其不足之處，由於教授備受人們尊敬，所以一般不會有人去檢查教授的研究是否正確，造成了一些日本著名教授論文造假的現象。再加上日本現在的寬鬆教育，使得當下的日本年輕人普遍能力低下，甚至有些應屆大學畢業生能力還不如中國的高中生。
科教興國永遠不是一句空話，真正的強國靠的不是製造、服務這些誰都能做的事，而是科技水平的領先。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好比是祖國母親的腦細胞，只有集眾人之智，方能令祖國強大起來。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7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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