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薇 吳田 王彥超:《全球智庫報告》解析及評價
不同於中國「邊做邊評」的智庫發展路徑,歐美等西方國家的智庫研究與智庫評價工作,不論是產生基礎還是發展環境,都是在智庫體系相對趨於成熟和穩定之後才產生的。目前,國外具有較強代表性和社會影響的智庫評價成果當屬由賓夕法尼亞大學勞德學院國際學研究方向的高級講師、TTCSP項目主任、賓夕法尼亞大學菲爾斯政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詹姆斯·麥甘(James McGann,後文簡稱「麥甘」)博士主持的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智庫與市民社會項目」(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ies Program)課題組(後文簡稱「課題組」)編寫的《全球智庫報告》, 它對全球智庫的發展情況做出評價與排名。國內外社會各界對其的評價褒貶不一,我國智庫界對此報告的認知與態度也經歷了從不甚了了到極力追捧,再到趨於理性的轉變。
本文旨在通過對《全球智庫報告》十年數據的匯總與分析,深度剖析該報告自身的結構和特點,以及其影響力的變化和發展,進而針對應當如何辯證地解讀《全球智庫報告》及智庫評價展開分析和討論。
一、《全球智庫報告》的內容與結構特徵
每年的《全球智庫報告》都會關注一個與智庫相關的熱點話題——或者是事件性的,或者是趨勢性的。與此同時,每年的榜單設計也會隨著其關注點的變化而相應變化。這些話題、領域乃至相應的觀點都試圖引領全球智庫的發展,為智庫研究者和實踐者所用。
麥甘的《全球智庫報告》具有結構化的特點,即從2008年首份報告發布至今,每年報告的框架構成基本一致,只在內容上有各種形式的變化。首先以簡介開篇,其中包括對智庫的界定、分類、分地區的智庫情況概要、當年關注的全球性趨勢或熱點話題;接下來的幾部分依次是報告的修改和完善,報告的形成程序和步驟,大事記,提名和排名標準,智庫影響力評估框架,當年的全球智庫數量統計,當年的全球智庫區域分布,以及各智庫榜單。這樣的結構化內容組織方式便於對智庫進行不同年份間的橫向對比,但相應的缺陷是,每年的報告除在第一部分中對一些智庫發展的趨勢性話題進行概括性闡述外,其他再無新意可言。
結合麥甘的研究背景來看,其在智庫排名及對全球智庫格局的把握中,針對歐美智庫的部分,尤其是對美國智庫的探討值得認可與肯定。雖然《全球智庫報告》仍存在一些爭議,但其設計出的四大類評價指標——資源指標、效用指標、輸出指標和影響力指標——已被當下許多智庫評價機構引用作為參考的標準和研究的基礎。
二、《全球智庫報告》背後的價值語境與預設立場
基於麥甘《全球智庫報告》項目的工作方式與內容變化,我們判斷其研究主要有兩方面的動因。
第一,為了提升自身的話語權和影響力。這一方面是為了提升其在智庫研究領域的學術話語權和影響力,另一方面是為了提升其在智庫實踐領域的全球話語權和影響力。
發展到20世紀末,學術界對智庫的研究主要有兩方面的趨勢和特點:一是將智庫作為政策行為者之一,研究其在政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二是基於歷史路徑的分析方法,研究智庫的興起、發展階段、不同時期的代表性智庫的特點和類型等。
在這樣的背景下,麥甘就以上兩方面都進行了積極的嘗試,以問卷調查的方式收集美國7家智庫的基本數據,就智庫的概念界定、形成原因、主要運營戰略和模式、影響智庫投入和產出的主要因素等進行了分析。《全球智庫報告》也繼承了這一研究視角和方法,項目啟動至今積累的關於全球智庫的豐富數據資源,也為開展智庫的實證研究提供了素材。
在智庫實踐領域,麥甘通過每年發布《全球智庫報告》與全球的主要智庫、智庫從業者、智庫觀察者、智庫研究者建立聯繫。《全球智庫報告》每年發布前後,在發布方的主動宣傳和媒體的追蹤報道之下,總是能夠以排名吸引智庫界和公眾的眼球,這種高曝光率也相應地推升了編製智庫排名報告的麥甘本人及其課題組的話語權和社會影響力。
第二,為了協助美國進行良好的國際形象和外交關係的塑造。《全球智庫報告》中無論是對全球智庫發展趨勢和熱點話題的總結,還是每年根據全球格局發展變化而調整的榜單設項,都在很大程度上代表著美國在相關領域的態度和立場。
深入辨析《全球智庫報告》關注的全球性趨勢或話題方面,便會發現該報告仍是從美國的視角出發在進行闡釋,更多反映出的是美國眼中全球智庫的發展變化情況,表達的是美國在相關問題上的立場。在針對智庫的發展趨勢以及面臨的挑戰進行探討的過程中,當涉及權力分散、新興發展中國家崛起、政治癱瘓、國家與超級個體、社會網路等角度的剖析時,都無法脫離美國的話語體系。在《全球智庫報告》的榜單設項和每年的變化方面,報告也同樣體現出了美國本位的特點,社交媒體、國防安全、健康政策等大多屬於美國的政策關注焦點。
三、《全球智庫報告》的方法與內容缺陷
儘管《全球智庫報告》在世界各國的智庫評價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無論是在方法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存在很多「硬傷」。
一是評價的方法過於主觀。課題組邀請各領域的評價者開展主觀評價,進行投票排名,然而這種評價方法一方面無法保證評價指標在評價過程中得到了多大程度上的參考,另一方面也無法判定評價者自身的專業背景、地域、職業等要素對評價結果的干擾程度有多大。
二是評價的專家結構過於模糊。縱觀十年的《全球智庫報告》,曾被提及的參與評價的專家團隊包括智庫負責人、智庫普通工作者、決策者、各領域專家、記者、捐贈者、公民代表、政府間組織、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等。然而,報告並沒有給出這些專家的專業領域、所在地區、職稱學歷等具體信息,同時「決策者」、「公民代表」等概念過於模糊和寬泛。
三是排名結果中存在較多自相矛盾的漏洞或者明顯的錯誤,令人懷疑其專業性和嚴謹性。例如,智庫名稱錯誤,同一智庫在同一個榜單內出現兩次,同一智庫在不同榜單中名稱不一致等。
結語
儘管《全球智庫報告》在智庫評價領域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其智庫排名在科學性與客觀性上遠非無懈可擊,甚至與通常意義上國際領先研究的學術標準也有相當距離。與此同時,《全球智庫報告》無論是主題選取還是評價標準都基於其特定的價值語境,並且帶有很強的預設立場。因此,《全球智庫報告》對於我們的意義更多應是在方法上的借鑒而不是其具體排名。實際上,《全球智庫報告》的中國智庫排名不僅不適合作為我國智庫建設與評價的參照標準,而且具有相當的誤導性。反過來,在國內智庫領域關於《全球智庫報告》存在的一些模糊認識也提醒了我們,基於自身國情和發展目標,建立具有公信力的國內智庫評價體系的重要性。
面對《全球智庫報告》,國內智庫界應當保持充分的理性,辯證認識,客觀解讀,不過度盲從,也不過度否認。根據近年的持續跟蹤觀測,我們發現國內媒體針對《全球智庫報告》的報道渠道更多集中在網路平台,且近年更多趨於對國內合作發布機構的新聞通稿的轉發;與此同時,國內智庫界對該報告的解讀和評價也更加理性和客觀,為社會提供了更多不同的聲音,這是一個很好的趨勢。我們希望以《全球智庫報告》為鑒,在中國智庫研究乃至更為廣泛的學術建設中,對於國外的評價與意見都能夠持有更為自信和冷靜的態度,從而也使得國際學術話語交流更加公正和有效。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王禧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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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評價》2018年第3期
責任編輯:劉淼 李想排版編輯:李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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