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 | 我的少年時代，來自父母和老師的暴力司空見慣
一
法國新小說的領軍人物阿蘭·羅伯-格里耶在其混合著自傳、虛構的神話和思想札記的跨文體實驗作品《重現的鏡子》里說：「我歷來只談自己，不及其他。因為發自內心，所以他人根本察覺不到。」而我在自己的第一部跨文體實驗作品《我故鄉的四種死亡方式》里談論的大都是別人。這使我總有一種隔離在被談論者之外的冷漠感，同時還伴隨著一種負罪感。
評判他人總是危險的，因為這評判的權利不知從何而來，而評判的標準又如何建立。
我不得不向羅伯-格里耶學習，以便「歷來只談自己，不及其他。」當然，談論自己也需警惕，因為虛榮心是個躲藏在意識褶皺里的騙子。文過飾非，幾乎是一切自傳的疾病。因此，法國哲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才在《自我分析綱要》的一開頭便如此寫道：「我不想迎合體裁，關於自傳這種體裁多麼俗套多麼虛幻，我說得夠多了。」
時隔多年，當我談及自己，總是在不知不覺中難以避免地陷入俗套和虛幻。幸運的是，我從羅伯-格里耶那裡學會了以虛構之刃來消解俗套和虛幻的方法。
因此，
我以自己的影子，虛構出一個西部山村的小男孩
。時至今日，我仍然不知他用什麼來掩蔽他自己的內心痛楚。其時，他還沒有學會用謊言編織遁詞。他經常緘默不言，表情木訥，在外人看來有些痴傻。
二
我父親在一個陰天的上午，將他那張如今想來格外模糊的臉龐貼在小學四年級的教室窗玻璃上。明凈的窗玻璃剛剛換下臟污的窗紙。在四年級之前，校方每年都要動員全校師生花上好幾天時間去糊教室的窗紙。起初，窗紙嶄新潔白。我們會趁著每天課外活動時夕陽的照射，用豬皮自製的皮影表演拙劣的戲劇。然後，在誰也不再管理的狀況下，這些窗紙逐漸染上鼻涕、眼淚、墨水和灰塵，逐漸被捅破，被撕裂。
父親的臉龐像是鏡中的映像一樣，在窗玻璃上越來越清晰。語文老師停下了講課，全班同學扭頭望著我。我像個犯了錯的孩子，顯得手足無措。老師示意我出去。我離開擁擠的桌椅，雙腳踩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險些摔倒。在此之前，我父親從來沒到學校看過我，即使是在一年級那一年的春天我面臨輟學的危險，他只在每天早晨來到我和祖父母居住的莊院，監視我背上書包，然後緊跟其後，用惱怒的目光盯著我的後腦勺，走過曲里拐彎的鄉村小路，直到臨近校門的地方，他才撤去那惱怒的目光，故意咳嗽兩聲，然後停下腳步。
一路上，我不敢回頭，全憑直覺判斷父親的一舉一動。我舉起沉重的雙腿，在通向校門的十幾級台階上像蝸牛一樣爬行，然後，我躲在校門背後，默數著數字，從1到100,。我一面擔心父親久久不願離去，一面擔心肥胖的校長大人從他那間一眼就能透過窗戶望見校門的辦公室兼卧室的高大房間里竄出來。如此驚心動魄地度過100秒，我像只野兔一樣不顧一切地從校門裡跳出，繞過與來時不同的另一條小路，直奔祖父母的莊院。在莊院前面的空地上，有一間小小的草料房。我將書包丟在草料房裡，轉身奔向廣闊的田野。
田野上，從未進過校門或者是中輟學業的孩子大有人在。他們是經驗豐富的牧羊人，能夠熟練地為母羊接生。他們也是過於早熟的「花兒」民歌的好唱家。在跟隨光棍漢牧羊的歲月里，他們小小年紀就學會了各種各樣淫穢的唱詞，什麼「跑馬兒的河灘上喲一個響巴噹噹的磨，尕妹妹的奶卡卡上喲一團惹撩人心的火」，什麼「雲雀兒嘛就樹窩裡頭呀抱呀抱窩兒著哩，放羊娃嘛就尕妹妹的心窩裡頭呀舔呀么舔蜜兒著哩」，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那真是一片自由的田野！我逮過野兔，灌過黃鼬，掏過鳥蛋，偷過別人果園裡的梨和杏子。
終於，父親發現了我的行徑。在一個夏日清晨，眾鳥喧啄，我像個囚犯，被父親押送著，走過曲里拐彎的鄉村小路，爬上那顯然對小學生而言過於高闊的台階，走進陰森森的校門，走過廣闊的操場，一直走進喧騰著一陣陣令人心悸的朗讀聲的教室。我怯生生地擠進十幾天前還屬於我的課桌。不久，被我們叫做馬肥子的校長大人走進教室。他像一頭憤怒的公牛，直接向我衝來。咆哮，怒吼，謾罵，夾雜著令我身體疼痛的拳腳。
對於那個年代的鄉村孩子來說，這種來自父母和老師的暴力已經司空見慣了。我所做的，惟有忍耐。
但是，校長大人的暴力方式有些特別。他揪住我黃軍帽的帽檐往他的懷裡拽，一邊罵著：「你這猴日出的猴東西……」而我出於本能，使勁後仰我的腦袋。於是，我的腦袋在他手裡就像滿弓的箭一樣蓄勢待發。他像一個技藝嫻熟的射手，一旦感覺到箭已上弦，就此鬆開手指，並且在我腦門上及時補上一拳。我的腦袋向後飛去，後腦勺重重地撞在牆壁上。一陣噁心之感在胸腔里翻騰。細密的金星在眼前飛旋。同學們哄堂大笑，如看一場耍猴表演。
一陣漫過心靈的羞恥感遮蓋了肉體的疼痛。我痛恨自己，僅僅因為十幾天前我錯把星期六當成了星期天，從而睡了一個懶覺，及至我醒來，看到家裡空無一人，知道祖父母已經去了地里幹活，厚厚的雲層遮蔽了天日，我也無從判斷時間，及至我聽到那可怕的課鈴聲，我才背起書包奔向校園。我在校門口窺望。校園裡空無一人。到處都是朗朗讀書聲。一想到校長大人那張暴怒的臉，我不寒而慄，隨之退出校門，邁著只在患有痢疾時才會那麼虛弱的雙腿，與校園遠離。
從那天開始，我一天更比一天地懼怕上學。如今，我忍受著暴力和羞辱。在校長大人的命令之下，我的幾個同學強行推搡拉扯著我，要將我推離我緊緊抱住的課桌。那課桌是我深陷恐怖的海洋時惟一的稻草。我知道，一旦我脫離課桌，被迫離開校園，等待我的，將是更加可怕的暴力，來自我的父親和我的祖父。我見識過我父親對我母親的家庭暴力，也知道我祖父打折了我祖母的一根肋骨。我的幾個姑姑常會講起她們小時候被我祖父暴揍的記憶。
為了洗刷那在別人很快淡忘卻在我心靈上深深銘刻的恥辱，我奮發向上，品學兼優，直到四年級那年父親的出現。我又一次被恥辱澆灌，感到度日艱難。他在我的兩個小兜里塞滿了水果糖，然後說：「你已經長大了。」我看著他，期待著接下來的話。「爺爺奶奶已經老了，兩個妹妹還小，媽媽又有病，所以，這個家就靠你了。」
我感覺到將有什麼不幸發生。具體是什麼不幸，我卻懵然無知。
日子一天天過去，父親卻消失了。我母親自從寄走那封沒有迴音的信以後，就什麼都不再抱怨。她像牛一樣在土地上勞作。流言四起。關於父親死於他鄉的消息不脛而走。
三
死亡是什麼？既然人人皆有一死，為何個個都在勤奮努力，爭取著那些最終都無法帶走的東西？
萬事皆空虛。帶著這苦惱人心的疑惑，我以總分第二名的成績考上鄉政府所在地的那所初級中學。中學離家八公里。我每天騎著家裡那輛老舊的飛鴿牌加重自行車，頗為費勁地在顛簸不平的土路上早晚去來。其間，要下六道溝，要上六道坡，還有涉過三條河。對於上學，我疲累不堪。死亡的命題每天都在拷問我的理智。於我而言，作為一名初中一年級的學生，那些總是做不完的作業，那些總是背不出的課文，那些出自老師嘴裡從不間斷的提問，還有那一年兩次的期末考試，在折磨著我，壓榨著我。
我只想輕鬆快樂的活著，不想爭取第一，因為那樣太累。
爭取第一又有什麼用呢，反正人人皆有一死，或遲或早，當死亡來臨的那一天，我們如同推磨的驢子一樣辛苦追求的這一切都將不復存在。
[美]列夫·洛謝夫/劉文飛/東方出版社/2009
多年之後，我在《布羅茨基傳》里讀到羅馬哀歌詩人普洛佩提烏斯的一句詩：「死亡並未毀滅一切。」這句詩被鐫刻在我最熱愛的俄羅斯詩人布羅茨基的大理石墓碑上。死亡確實並未毀滅一切。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雷蒙德·穆迪（Raymond A.Moody）在研究過150個瀕死體驗者（經歷過「臨床死亡」後復生的人）的案例之後，為我們揭開了死亡之謎：
死亡是肉體的停頓，卻是靈魂的蘇醒。
瀕死體驗的的一般要素：
A.飄離肉體；
B.穿越黑暗隧道；
C.迎向一束光；
D.與亡靈相會；
E.整個一生的全景式剎那回顧；
F.極不情願重返肉體；
G.對時空突然擁有非凡的洞察力；
H.復活後對物質世界的失望感。
在西方，從公元五百年到15世紀的中古時期，人們特別著迷於研究死亡。無數的瀕死經曆紀錄便存留下來。這些記錄涉及富人、窮人、教宗、國王和孩童。19世紀，死亡再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瑞士地質學家兼登山家阿爾伯特·海蒙曾經墜落山崖，經歷了一次十分神秘的瀕死體驗。此後他對那那些從意外中倖存的人士特別感興趣，並開始收集瀕死經歷的紀錄。19世紀晚期，通靈術興起。這是一種能與死者靈魂進行溝通交流的技術。到了20世紀初期，通靈活動已經非常普遍。由於通靈術廣受歡迎，於是便導致一種新研究領域的出現：探索超自然事件。1950年代，人們對超自然現象與通靈術的熱情逐漸消退。但是，一種被稱為超心理學的研究於焉興起。1950年代晚期，研究人員卡洛斯·歐西斯開始收集醫師與護士的瀕死紀錄。由於歐西斯的同僚厄倫德·哈瑞森對比較宗教學很有興趣，因此他們便開始聯袂研究印度人的瀕死經歷。維吉尼亞大學的超心理學家伊恩·史帝文生則將心力傾注於查證靈魂轉世的經驗。到了1960年代晚期，超心理學不再流行，繼之而起的則是對超個人心理學的研究。超個人心理學並不特別注重超自然現象的研究，而是將研究重心轉移到人生中發生瀕死經驗的價值所在上。這一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是哲學家兼神秘經驗研究人員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在1960-70年代，愛荷華大學心理學家羅素·諾亞斯與羅茲·克萊提開始將瀕死經歷當作精神病症候群來研究。這一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是精神病學家史丹尼斯拉夫·葛羅夫、文化生態學家瓊·哈力法斯和心理學家雷蒙德·穆迪。
雷蒙德·穆迪研究死亡現象的1970年代，美國已經經歷了一場劇烈的性革命和政治革命，但是，瀕死幻象和臨終感悟仍是頗為禁忌的話題。在此之前的15世紀，西方基督徒也為死亡的恐懼所侵擾，並為十字架上基督所遭受的肉體之痛而震撼，只是，隨著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嶄新信念（基督把自己獻給聖父上帝，從而具有拯救人類的力量，惟其如此，方能得救），人們才從死亡的恐懼中獲得一絲慰藉。當然，令人驚奇的是，公元前法老治下的埃及人則預言死後才是永恆的快樂。
Raymond A.Moody/夏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隨著雷蒙德·穆迪著作《死亡回憶》（Life After Life）的出版，人們才重新認識靈魂與肉體的關係，才重新勇於面對死亡。其實，早在2000多年前，生活在印度次大陸的悉達多·喬達摩王子就已經開始了對死亡的研究，並且發明了一套禪定的方式，藉以訓練靈魂（佛教名為「心識」）得以自由地脫離肉體的束縛，進入涅槃（一種永恆寧靜的普慈遍智的存在狀態）。與悉達多·喬達摩同時代的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也在《斐多篇》、《高爾吉亞篇》和《理想國》等著作中探討了死亡的現象與本質，並對靈魂做了細緻的研究。按照柏拉圖的想法，「靈魂是從一種更高等、更神聖的世界進入肉體的。出生——而不是死亡——才是某種程度的睡眠和遺忘，因為靈魂從此受到了肉體的限制和困擾。由於物質肉體並不具備精神體所具有的敏銳知覺，因此，進入肉體的靈魂也就遺忘了之前所曾知曉的真理。而死亡，卻是某種程度上的覺醒與銘記。」
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以超常的勇氣即將飲鴆體驗死亡的當口，直覺到這樣的事實：活人系由死人轉生而來。西藏偉大的密宗行者米拉日巴面對行將到來的死亡，在丘壩（Chubar）布里爾契（Brilche）洞穴之中，對著圍聚身旁的眾弟子講述了臨終遺教，並用一首讚美詩歌頌了他的根本上師瑪爾巴，然後以金剛般堅利的意志控制著他那因受怨敵毒害而痛苦虛弱的肉體，逐漸進入涅槃。
當代精神分析學大師榮格（Carl Gustav Jung）甚至說：「從另一個觀點來看，死亡是一件歡愉的事。從永恆的角度來看，死亡是一個婚禮，一種神秘的結合。靈魂獲得了它那遺失的一半，將要達到完整。在希臘的石棺上，歡樂的因素以舞蹈的少女來表現，而在愛特魯斯坎的墳墓上，則是歡宴。虔誠的密教長老西蒙·本·約齋在臨終時，他的朋友們說他正在慶祝自己的婚禮。直到現在，在很多地區，還有在亡靈節這一天到墳墓上野餐的習慣。這樣的習慣表達了死亡確實是一種慶典的感情。」
四
但在我少年時代，我卻以為死亡必將毀滅一切。
毀滅，一種慘痛的失去狀態，成為我的憂慮，從而也是導致我如此怠惰的病因。
在家裡，我厭倦那永無休止的勞動——放牛，割草，挑水，拔麥子，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在學校，我厭倦學習。大面積地逃課。和另外幾個像我一樣怠惰的同學一起在一個拋棄死嬰的山溝里一邊曬太陽一邊胡吹海聊。他們的怠惰與我不同。他們對諸如死亡和生命這樣抽象的命題毫無概念。而我天生就對抽象的問題倍感親近。這使我異於同齡人，其表現就是瘋狂地閱讀哲學和文學作品。在讀完了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以及另外一些關於遊俠傳奇的章回體話本之後，我第一次讀完了司湯達的《紅與黑》。《紅與黑》成為我文學啟蒙的一個支點。通過這個支點，我像希望撬起地球的阿基米德一樣，撬起了我的文學夢和我的整個西學訓練的知識譜系。
布羅茨基說，認識世界和自我，存在著三種認知方式：分析、直覺和《聖經》中眾先知所採用的直接從聖靈中領悟。中國的志怪、傳奇和話本——區別於西方文學中的小說，因為小說是歐洲文明的產物——由於智識的貧乏，教給人的只有圓滑世故，它那沉浸在世俗事件的饒舌敘述中而不能自拔的思維的粗陋，無法引導讀者進入精神世界和超驗世界的探索。而西方小說從本質上說，是思維性的，採用分析、直覺和領悟的方式，除了對錶象世界的精確觀察之外，還力圖透過表象進入世界的本質，力圖深入生命個體的靈魂和集體無意識的深淵，然後再從個體靈魂和集體無意識的深淵返折而上，關照現實的榮耀和苦樂。中國的志怪、傳奇和話本無意為現實尋找疑問。而西方小說的出發點始於一個疑問。正如布羅茨基所說：「在寫作這門職業中，你積累的不是專業知識，而是疑問。」這疑問猶如閃電，能夠劃破黑暗心靈的天空，讓人從千百年的昏睡中猛然驚醒。
原標題：《打開死亡的窄門，進入永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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