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丨斷頭台上的女人
法國大革命的恐怖，是從1789年7月14日開始的，但人們往往把時間後推到「九三年」。當然，恐怖主要是指斷頭台，只是1789年斷頭台還沒問世。那時只有路燈桿。把貴族高高地吊上去，或許還讓他摔下來。這是民間私刑。
1792年4月25日，斷頭台第一次啟用
（據馬迪厄）
，受刑者是一名刑事犯。到了1793年春夏，雅各賓派全面當政。這一年，不僅因為後來雨果的同名小說而著名，更因為「革命廣場」的斷頭台而著名。
斷頭台已經成為專政工具，和它連線的是不斷輸送人頭的革命法庭。從九三年下半年到九四年羅伯斯庇爾死亡，偌大巴黎，
工作最忙的就是這個斷頭台了。
這是數字：
「新五月之起首二十二日，殺三百八十一人」
。
這僅僅是一天的工作量。
往前溯，
「共和二年新二月殺的是一百十六人，新三月殺一百五十五人；新四月殺三百五十四人，……自從頒行新例四十七日之內，就殺了一千三百六十六人。」那個掌管斷頭台的劊子手叫桑松，他手上的人頭就有兩千六百二十五個。
[1]
這裡共和二年新二月，即1793年10月22日至11月22日。
余類推
。九三年，人頭滾滾落地，不妨從1月21日路易十六開始。
雖然共和已在1792年9月22日宣布，但還缺乏君主頭顱的祭旗。可以參照的是1649年的英倫，共和也是用查理一世的腦袋祭刀。早先，圍繞君主制產生過一種帶有神學性質的政治理論，即
國王有兩個身體。一個是「自然之體」，一個是「政治之體」。前者可以朽壞，後者則永恆。
在這裡，永恆的不是君主人本身，而是君主所由代表的君主制。無論查理一世還是路易十六，他們必須死，因為共和必須踩著君主的頭顱登場。那兩顆帶血的頭顱具有象徵性。被斬掉的不僅是君主肉體，而是由它所表徵的「政治之體」：
君主制
。
所以，路易十六蒙難之後，馬拉不但高興，而且放心：
「暴君的頭顱，已經在法律的利刃下落地；這一擊，已經完全推翻了王權在我們之中最後的根基。現在，我終於相信共和了。」
[2]
。法蘭西迎來共和不假，但續集中，卻是恐怖和災難。斷頭台上那閃著寒光的刀鋒，在切了路易十六的頭之後，還有什麼腦袋有豁免權？這個斷頭台不僅吞噬君王，也吞噬革命者。同樣，它不僅吞噬男人，也吞噬女人。
可以比較的是，英國革命是政治革命，不涉及民眾，更基本不涉及女性。法國革命是社會革命，男女民眾大量捲入。正如盛讚這場大革命的米什萊所說：
「男人攻佔了巴士底獄，但女人卻抓住了國王」。
[3]
所以，只要捲入政治，男女平等，都有上斷頭台的「福利」。這裡不妨述略九三年下半年被推上斷頭台的幾位女性。
1
第一位是來自諾曼底地區的夏洛蒂·科黛。科黛1768年7月27日生，1793年7月17日上斷頭台，時年25歲，因為刺殺馬拉而汗青留名。
一個女孩為什麼要當刺客？而且，她並非不知其後果。
夏洛蒂·科黛被處決前的畫像，Arturo Michelena，1889
19世紀的米涅是一位自由主義左翼史學家，對法國大革命持認同態度。他在1823年的《法國革命史》中保留了這位少女在革命法庭答辯的幾句話：
問：你為什麼要刺殺馬拉？
答：為了平息法國的暴亂。
問：這件事你計劃很久了嗎？
答：
從5月31日國民代表被處死之後
我就有了這種意圖。
問：那麼你是從報紙上知道馬拉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嗎？
答：是的，我知道他在擾亂法國……
她接著大聲說：我是為了拯救十萬人而殺了一個人，我是為了拯救無辜者而殺了大惡人，為了使我的國家安寧而殺了一頭野獸。在革命前我就是共和派，我從來就是精力充沛，無所畏懼的。」
[4]
米涅筆下的科黛是「勇敢美麗的少女」；那麼馬拉在米涅心目中是什麼形象，也就可想而知。
然而，在法國大革命中，馬拉卻是最受巴黎底層擁戴的政治領袖，號稱「人民之友」。他死後，人們還在廣場上呼喚著他的名字。很多民眾團體都安放著他的半身像。他的靈柩後來進了「先賢祠」
（當然雅各賓失勢後又被遷出）
。雅各賓派畫家雅克-路易·大衛現場創作的《馬拉之死》，更是讓馬拉彪炳留芳。
雅克·路易·大衛名作《馬拉之死》 (1793)
在人物評價上，科黛和馬拉必須相反。馬拉若偉大，科黛之罪百死莫贖；若讚揚科黛勇敢，馬拉就必須是邪惡的。
這裡沒有事實判斷，只有價值判斷。科黛殺人之罪，無須爭議；但，是殺得好還是殺得糟，取決於判斷者自身的價值觀。
以上科黛提到的「
5月31日
」是當時主政的吉倫特派蒙難日。吉派原先也屬於雅各賓，但先是被雅各賓驅逐，這次則是被雅各賓奪權。其中起推手作用的便是馬拉。馬拉成了吉倫特派的仇敵。科黛雖然出身一般貴族，但那個時代的閱讀流行病造就了她
（也造就了下面將要述及的另兩位女性）
。
她們一是讀普魯塔克，二是讀盧梭
。前者讓人產生英雄主義，後者讓時人也包括她們墮入政治浪漫主義
——認同和支持根本不合法蘭西歷史傳統而且她們自己也不懂的「共和主義」。1791年君主立憲之後，是吉倫特派繼續革命，盲目推進「共和政治」。這一輪政治革命率先由吉派主導而非雅派，這是法國大革命中政治浪漫主義的最重要的表徵。因為只有共和（而非君主）才能真正實現盧梭的「人民主權」。馬拉就是一個狂熱的人民主權論者。在「政治正確」上，馬拉是無可非議的。
科黛自認共和派，為了吉倫特的共和，要向吉派的首敵馬拉行刺。自5月31日之後，吉派首領大部被拘，剩下的逃出巴黎，會集在諾曼底的卡昂，打算召集兵力進攻巴黎。但在檢閱隊伍時人數寥寥無幾，無法向巴黎進軍。這局面反而激發了一個女孩子的勇氣——
普魯塔克筆下的希臘羅馬英雄激勵著科黛只身前往。
荒誕的是，馬拉其實比科黛更「共和」。
吉派的共和只是推翻君主後的「精英共和」，馬拉和雅各賓要的是盧梭意義上的「民主共和」。但，吉倫特和雅各賓，它們自己就不能共和，互相殘殺：這正是法蘭西共和無以避免的弔詭
（這種情形在後來的歷史上也一再發生）。但這不妨礙科黛獨自上路，臨行前給父親留下一份道歉性質的告別信。
到了巴黎，她先見了一位吉倫特派的議員，建議他迅速離開巴黎。可是那位議員不願意放棄自己的議員崗位。科黛知道自己行刺後，他必然被累及，因而幾乎是哭著央求他在明晚之前必要逃走。那位議員不為所動，當然他也不知科黛此行目的。結果科黛行刺後，他果然束手被執，後來隨前期被捕的吉派首領一道上了斷頭台。
7月13日，科黛購買一把普通的廚房用刀，去拜訪馬拉。聲稱有關於吉倫特的情況報告，馬拉讓其進了門。馬拉是一個嚴重的皮膚病患者，渾身長瘡。此時正浸泡在注滿藥水的木桶中，這方便了科黛。當馬拉說這些吉倫特派過不了幾天就要上斷頭台時，科黛動手了。她並未受過這方面的訓練，但一刀下去，正中心臟。一個裸體小個男人就這樣橫屍浴缸。行刺成功，科黛並未離開，只是平靜地站在一邊。隨後趕到的民眾幾乎要撕碎了她。
保羅·雅克·艾梅·博德里筆下的charlotte corday，1860
7月17日，是她上斷頭台的日子，她的表現依然很平靜。「臨刑前她一直帶著微笑。劊子手高舉起她的頭顱，向人群展示。不僅如此，大概是出於對馬拉的崇敬之情，劊子手還狠狠扇了這個頭顱一記耳光。據說，科黛兩邊的臉，無論是挨過耳光一邊還是沒挨過耳光一邊，都變紅了。」
[5]
在雅各賓史學家眼中，科黛自然是陰險而又邪惡。但在認同法國大革命的自由主義史學那裡（比如上文提到的米涅），卻能看到對科黛的讚美。如果放在保守主義史學那裡，科黛不論，馬拉就是一個惡魔。歷史人物的評價向來因立場不同而大相徑庭。但，無論馬拉其人是否真是一個「惡魔」，科黛的行為都並不值得。改變世界，從不能靠殺人解決問題，而無視背後的制度。
法蘭西正常社會的恢復，要到拿破崙終止法國大革命之後，更要到路易十八復辟之後。復辟乃由英倫主導，復辟後的君主制已不復是君主專制而是君主立憲。這正是一百多年前英倫的道路。
2
1793年10月16日，是路易十六的妻子、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生於1755年11月2日）上斷頭台的日子。
瑪麗·安托瓦內特之死。(anonymous， 1793)
安托瓦內特不是法蘭西人，是奧地利人。她與路易十六成婚，是典型的政治婚姻，目的是「和親」。這是一個不幸的女人，嫁到法蘭西後，因為生活奢侈，遭到巴黎人普遍痛恨。又因被指為私行欠佳，更受到巴黎人的唾罵。
還是在法國革命前，安托瓦內特就成為巴黎地下色情小冊子和春宮畫（漫畫或版畫）的要角。她去世那一年，情勢更甚。流傳的版畫中不僅僅是正常的情愛，更有濫交的場面。在巴黎民眾和革命者那裡，這女人已被妖魔化為一個糜爛的「子宮熱」。不僅淫蕩，而且亂倫。這是影射她的句子：
「這裡躺著蕩婦曼儂/她在媽媽的肚子里/就知道什麼姿勢更好/即使是跟她老子」。
[6]
在這裡，真正下流的並非安托瓦內特，而是那些猥瑣的寫畫人。
她被送上斷頭台是註定的，罪名和她丈夫一樣：
叛國罪
。這個罪名也曾被扣在當年查理一世的頭上（這如同說一個君主自己叛逆自己）。如果國王雙身，政治之身與自然之身二位一體，因而非死不可；那麼路易十六已經臨刑，安托瓦內特只是一個寡婦，必也非死不可嗎？整個巴黎都不會放過這個女人。人們對她這個外國人的痛恨，甚至超過了路易十六（其實人們並不恨路易）。多年來，毒化的輿論，早已把她殺死，斷頭台不過是補刀。
然而對安托瓦內特來說，丈夫已去，兒子被劫走，生無可戀，死亡並不能成為威脅。然而，臨死前那場審判，還要從身心兩面摧垮她。
由於長期關押和折磨，安特瓦內特身體持續出血。兩天的審訊，第一天15小時，第二天12小時。打的就是疲勞戰。王后是用不屈的尊嚴支撐著自己，也透支著自己。然而比身體出血更可怕的是心靈出血。她的不到九歲的兒子在關押其間被強行帶走交給一個叫西蒙的鞋匠，說是要用無套褲漢的方式培養小王儲成人。結果一天發現小王儲手淫。西蒙將這一情況報告給當時的副檢察官埃貝爾。此人是科德利埃俱樂部主要成員，主辦當時影響很大的《杜歇老爹報》。在埃貝爾的審訊下，小王子聲稱是他母親和姑姑所教。她們經常讓他睡在她們兩人中間，以這種方式取樂。
埃貝爾以小王子的簽字在法庭上指控安托瓦內特。這樣的打擊對王后來講是致命的。這是來自兒子的指控，史傳未有。
安托瓦內特是女人，對她的審訊自然引來大批婦女旁聽。據當時的《箴言報》，面對指控，安托瓦內特一言不發，神情輕蔑而又漠然。同樣，旁聽的女子也一反往日的喧鬧，沉默靜場。埃貝爾遂把此事往政治上引：「大家可以設想，這一罪惡的享受並非由娛樂的需求所決定，而是有其政治目的，想在肉體上使這孩子神經麻木。原來卡佩的遺孀是希望，等她兒子一旦登上寶座，她就可以通過這種陰謀詭計，有權力控制她兒子的行動方式。」
[7]
陪審團里有人要求庭長讓王后回答，王后這才張口：「我之所以沒有回答，因為人之天性讓我拒絕對這樣一種針對母親的控訴作任何回答，我在這裡向在場的所有母親求助。」（同前718頁）
在場的女人依舊沉默，但也分明意識到，這樣侮辱一個女人是在侮辱整個女性群體。埃貝爾沒有達到目的，指控不了了之。非但如此，此舉反而使不少人同情安托瓦內特。據說，羅伯斯庇爾對此非常惱怒，認為埃貝爾太愚蠢，白白讓安托瓦內特加分。
生命還剩下最後幾個小時，安托瓦內特的最後一件事便是寫信。她寫給自己的小姑子、路易十六的妹妹伊麗莎白公主。在那個匪夷所思的指控中，除了自己，還有小王子的姑姑。她要替兒子向伊麗莎白道歉，並請求她的寬恕，同時她也表示寬恕一切加害她的人。她信中設想小王子還會活下去，希望他長大後永遠不要想到為父母的死亡復仇。
只是，和她一樣身陷囹圄的伊麗莎白公主並沒有讀到這封信。
她自己後來也上了斷頭台。那位號為路易十七的小王子亦於1795年莫名死去。
至於這封信被一位國民公會的議員截留，它在安托瓦內特死去十幾年後被送到路易十八手裡。臨刑之前，囚室內的安托瓦內特需要換一身衣服，因為連續出血，衣褲盡染，她要乾乾淨淨上路。她請求看守她的衛兵迴避。衛兵受命並不理會。她只好蹲在床和牆壁的夾檔里更衣。好在監獄管理人的女僕這時擋在她和守衛之間。
行刑路上，一身白衣的安托瓦內特給路人的感覺是高貴而漠然。那位畫出「馬拉之死」的大衛也在街角咖啡館為她留下了最後的肖像。
雅克·路易·大衛筆下臨刑前的瑪麗·安托瓦內特
虛弱的王后自己登上斷頭台，一言不發。劊子手桑松從背後抓住她把她推到木板上，刀片旋即而落。桑松高舉起滴血的頭顱，廣場四周高呼「共和國萬歲」。
《杜歇老爹報》的埃貝爾也在現場。此人辦報走無套褲漢路線，語言亦如無套褲漢一般粗鄙（因而該報最為暢銷）。王后之死，用他自己的話說，恨不得把王后剁成肉醬做成餡餅：
「我看見那個否決權娘兒們的腦袋掉進口袋之中，這隻母老虎坐在這輛裝著三十六根棍子的車裡穿過巴黎的時候，他媽的，我真想描寫一下無套褲黨人的歡欣鼓舞，……她那該死的腦袋終於和她那婊子脖子分家，共和國萬歲的喊聲不斷，真見鬼，弄得空氣里雷聲隆隆。」
幾個月後，果真見鬼。埃貝爾也上了斷頭台，坐的也是安托瓦內特坐過的那輛車。只是和安托瓦內特相比，他因為懼怕生死而醜態百出（同前746頁）。
3
這次走向斷頭台的是一位政治上的女權主義者，奧蘭普·德古熱（1748年5月7日-1793-11月3日）。從她的身上，可以看到啟蒙主義的影響。
Olympe de Gouges
這位女子是一名伯爵和已婚少婦的私生女。父親揚長而去後，德古熱跟母親生活在一起。17歲出嫁，丈夫出走後，她隻身從法國南部來到巴黎。由於她同時具備漂亮與聰明這兩個優點，因此在巴黎生活得有聲有色，出入具有自由思想的沙龍，喜歡去國家劇院去看戲，造訪女伶，甚至結識路易十六的堂兄弟、奧爾良公爵路易·菲利普。
生父去世那年，她出版了自傳性質的《瓦爾芒女士回憶錄》。受啟蒙時代自由平等思想的影響，她又寫出了同情殖民地黑奴的劇本《黑奴制度》。大革命爆發後，這部劇還在國家劇院上演。
1791年9月3日，一份君主立憲制的憲法由國民會議推出。這是法國大革命的第一階段。該憲法的前言就是《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但，這裡的人權和公民權主要是針對男人而言，憲法里的公民投票權也沒有女人的份。啟蒙運動以來，女性也受到啟蒙理性的召喚；大革命發生後女性更是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789年10月上旬，是婦女去凡爾賽宮請願，等於是把國王一家押回了巴黎。但儘管如此，女人的地位，尤其是政治地位，相對於男人始終並不平等。啟蒙時代的《百科全書》不是沒有女作者，而是不允許有女作者。所謂自由、平等、博愛：不僅男女不平等，就是博愛也是把女人排除在外，它指的是男人之間的兄弟愛。
因此，憲法甫出，奧蘭普·德古熱針對《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寫出了「婦女與公民權利宣言」，為女性政治權利呼籲，一份寄給國民議會，一份寄給當時還是王后的安托瓦內特。另外，她積极參加各種政治活動，號召女人「在哲學的大旗下聯合起來」，要求自己的權利。
當時確實也有不少女性熱衷公共領域，在巴黎成立了各種女性政治俱樂部。但，男人，不管是保守派，還是吉倫特派，抑或雅各賓，對女人參政，卻高度一致地否定。1793年秋，國民公會代表艾瑪就婦女參政發言：
「婦女自然命定的天職與社會的總秩序息息相關；這個秩序源自男女天生的不同。每一性都有天賦適合的職分……一般而言，女人則缺乏高深思想即嚴肅思考的能力。如果說古時候的女人即因天生的膽小怯懦，無法出門拋頭露面；那麼時至今日的法蘭西共和政體，難道就願意看見她們登堂上台、開會演講跟男人一樣參與政治嗎」。
[8]
最後議定的結果是，女人應該回家，所有的婦女團體均違法。
奧蘭普·德古熱為此飽受詬病，人們指責她是首創婦女團體的第一人，棄家庭不管，在公告場合鬼混。
她被形容為又老又丑的女人，早已頭髮灰白，沒有男人追捧，只好靠文字謀生。
對身邊發生的一切，奧蘭普並不理會。在政治上她是共和派，認同吉倫特，反對雅各賓，尤其反對羅伯斯庇爾，反對他的濫殺和恐怖，當然也反對對路易十六的處死。1793年7月某日，她寫了一條標語讓人張貼上牆：「一個風中旅人的三個投票箱，祖國的福祉」。這三個投票箱分別是指三種制度：共和主義制度，聯邦主義制度和君主立憲制度。
並不清楚德古熱自己是如何思考的，但在雅各賓執政之下，提倡君主制是死罪，被指為聯邦主義的吉倫特也身陷囹圄，此時再討論君主立憲和聯邦主義，那直接就是在反雅各賓。7月25日，她同另一人在城牆上張貼標語時被抓現行，送入監牢後，
德古熱用憲法中的言論自由條款為自己辯護——當然這並沒奏效。
11月2日，革命法庭對她發起控訴，沒有任何意外地，她被判處死刑。
次日出門前，德古熱最後一次照鏡子：
「上天保佑，我的容顏未改，沒有丟臉。」
到了斷頭台上，
「她沒有反抗，任由別人拖到木板上，身軀被塞進機器，露出的頭頸由一個半月形的木質護圈固定。遠處塔樓的時鐘敲了四下。劊子手桑松扳動操縱桿，不到一秒鐘，斬首機呼嘯一聲落下，奧蘭普的頭顱滾落在一個準備好的筐里。人群中爆出一陣呼喊：『共和國萬歲！』掌聲響亮，群情欣悅，幾頂禮帽被拋向空中。」
[9]
這是11月3日。
4
11月10日，一位更加著名的女士也走上了斷頭台，她就是羅蘭夫人。
羅蘭夫人的著名是因為她在斷頭台上那句廣為人知的話：
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羅蘭夫人所以出言如此，是因為她看到了斷頭台邊的自由女神塑像。
斷頭台所在的廣場原為路易十五廣場，廣場上豎立了一座國王騎馬的雕像。法國大革命期間，廣場改名「革命廣場」。路易十五的塑像被推翻，代之以一座自由女神手持寶劍的坐像。羅伯斯庇爾死後，斷頭台被移出廣場。督政府期間，該廣場改名為協和廣場。今天，它早已成為遊覽巴黎的一座名勝。
此前就羅蘭夫人寫過
《一個把自己送上斷頭台的女人》
，這裡不再贅言。
5
電影劇照：杜芭麗夫人之死
1793年下半年到1794年，送上斷頭台的女人當然不止以上幾位。
12月8日，路易十五的舊情人杜芭麗夫人被送上斷頭台。
緊接著是八位修女死於斷頭台。
當然死於斷頭台的還有娼妓。
1794年5月，路易十六的妹妹伊麗莎白公主同樣上了斷頭台。
九三年以來的斷頭台應該是巴黎勞動模範，它比夜間睡覺都睜眼的羅伯斯庇爾還勤奮。
監獄裡人滿為患的囚犯對上斷頭台已經不以為恐了，圍觀者更是習以為常。當時有外國人看到上斷頭台的人大都那麼從容（其實是麻木），感到十分驚恐。
斷頭台的歷史就是法國大革命的歷史，如同標配，斷頭台邊喝彩的聲音總是「共和國萬歲」。從君主立憲到共和，法國大革命一路偏斜，日益變成「魔鬼的事業」（邁斯特語）。雅各賓誠然是短命的，雅各賓的幽靈卻從未隨雅各賓的短命而命短。在世界政治現代化的歷史中，人類目睹了第二代雅各賓和第三代雅各賓的誕生。
註：
[1] 馬德楞《法國大革命史》246頁，人民日報出版社2014
[2] 轉引林·亨特《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64頁，商務印書館2008
[3] 轉引露絲·斯科爾《羅比斯比爾和法國大革命》120頁，商務印書館2015
[4] 米涅《法國革命史》203頁注釋2，商務印書館2008
[5] 露絲·斯科爾《羅比斯比爾和法國大革命》329-330頁，商務印書館2015
[6]轉引林·亨特《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124頁，商務印書館2008
[7] 轉引茨威格《斷頭王后：瑪麗·安托瓦內特傳》網路下載版717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17
[8]林·亨特《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家庭羅曼史》130頁，商務印書館2008
[9] 曼弗雷德·蓋爾《啟蒙 一個歐洲項目》208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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