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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主李煜和徽宗趙佶

中國歷史上有兩位身分最為尊貴,經歷也最為奇特的「文人」——南唐後主李煜和宋微宗趙佶。

李煜和趙佶

傳統上講,皇帝是「授命於天」,「代天牧民」的驕子。但這不過是從權術中產生的神話,是用來蒙老百姓的。

皇帝的另一個代名詞是「封建社會的最高統治者」。這個「最高統治者」只是一個沒有個性的職務,他擁有整個國家,治理整個國家,卻不應該享用這個國家。這種說法聽起來很奇怪,但卻是實情。在中國,雖然有許許多多人夢想過當皇帝,但他們貪圖的都是皇帝的權力,而不是皇帝刻板的生活。

一個好的皇帝的標準是:勤於政事,以治理國家為樂趣;節儉持家,後宮佳麗衣不曳綈;莊重威嚴,要使人人維持敬神的感覺,不能特別親近某位大臣或后妃;不能有嗜好,以免上行下效。假如你稍有過犯,哪怕是官闈私事,也會有言官上書勸諫,以致痛哭流涕,撒潑打滾,以邀忠名直聲。

李煜畫作

試想,這樣做人,除了權力絕大以外,還有什麼樂趣?(順便說一句,皇帝權力的大小,也要看他在與大臣、外戚的鬥爭中取得多大的勝利而定。)所以,中國歷史上符合標準的皇帝沒有幾位,大都是有「缺點」的「統治者」。

做皇帝的大忌不是好大喜功,征討不止;也不是濫殺忠直,荒淫無道。有皇帝這個身分的人最不應該有的是豐富的感情與高雅的愛好。我們今天談到的兩位「文人」皇帝,就兼有此兩種缺陷。

道君皇帝趙佶與鍾隱後人李煜前後相隔不過百餘年的時間,此間正是中國士人從魏晉狂放、疏簡的哲學性人格與唐朝世界性開放帝國給文人帶來的勃勃野心中擺脫出來的時候,人們發現自己的心靈深處竟然還有那麼多美得令人心痛的微妙的情感,發現外在世界竟還有如此之多的美妙事物可以寄託此情感。於是思想開放的唐詩一變為織麗可人的宋詞,有勸戒作用的道擇人物書一變為寄寓性情的山水、花鳥畫。我們要講的兩位聰明,有奇才的皇帝也就於此優哉游哉,以致亡家亡國了。

李煜畫作

這兩位天縱奇才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即對於書畫的偏愛。這並非是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的愛好,而是如天下任何一個具有豐富情感的文人一樣,對於能夠寄託其真性情的東西有著醉心的沉溺。因此,兩位才子封建帝王在書畫方面都曾有出人意表的創造。

「後主善書,作顫筆曲狀,道勁如寒松霜竹,謂之金錯刀。作大字不事筆,卷帛書之,皆能如意,世謂撮襟書」(見宋代陶谷《清異錄》)。南唐李室秉五代熱愛自然,敬畏神怪之餘緒,於書法、繪畫格外推崇,書院中人才濟濟,與當時另一位風流皇帝蜀主孟永旦的畫院並稱於世。而後主此時在群臣的轟然稱頌之中,也充分發展了他心靈中非帝王的一面,情感中更多了一些普通文人的纖細、幽思,少了些帝王的矜持與驕橫。

他的「金錯刀」書法對後來的宋代以至元代的書畫界影響甚為深遠。有許多成名的畫家學習他的筆法,並有人用這種筆法專門繪寫樹榦,視覺效果甚為奇妙。

在讀宋代的史料中,有宋一朝的皇帝們身上,存在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以及愛好、習性上繼承性。當然,愛好書畫這是他們的共同點。另外還有一點是其他朝代皇帝所沒有的,就是這些皇帝竟然具有很強的幽默感,特別是在北宋。上起太祖,曾經一方面重用歷任後晉、後漢、後周的降臣陶欲,一方面又稱此人「一雙鬼眼」,當翰林時草制是「所謂依樣葫蘆耳」。到了宋真宗時,宮中竟傳出「天子請客」的趣聞和「金蓮炬送歸」的雅事。這說明宋代帝王文人化傾向非常嚴重,他們比以往任何朝代的皇帝都要注重個人情感的抒發和生活的自適。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宋徽宗。

宋徽宗書法

趙佶比較單純,也很放達。雖然他身上皇帝的味道要比李煜濃得多,但他骨子裡仍是一個地道的嚮往自由、追求自適的文人,只是不幸投錯了胎。因此,他中年便放棄了帝位(沒有任何不可避免的內部政治緣由),去過他的神仙般的,舉世無雙的文人生活。他對此一定甚為欣慰,否則他不會說出下面這段幽默、放達的話:靖康逃難中入一老婦家求食,老婦問姓名,微宗日:「姓趙,居東京,已致仕,學長子自代。

此言一出,當真是出人意表,也應使所有貪權戀位者汗顏。趙佶的書法、繪畫要比李煜名氣大得多,在藝術史上的地位也重要得多。

他的書法「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穆,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見《書史會要》)。說他的書法「勁」恐怕有溢美之嫌,不過說他的字體骨肉勻停,唯美唯媚,有充分的個人風格絕不過分。

趙佶的繪畫作品向來為人所稱道,雖難稱宗匠,但也儼然是一位大家。他「善墨花石,作墨竹緊細不分濃淡,一色焦墨,叢密處微露白道,自成一家」(見《書史會要》)。

美術史家們十分讚歎的是他的翎毛作品。他繪翎毛,「以生漆點晴,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見鄧棒《畫繼》)。這種獨特的技法創造,雖只是小巧之處,但可見其靈性與情感於此是多麼的專註。

宋徽宗畫作

這位道君皇帝恐怕絕對沒有時間去處理政務,他的絕大多數時間都用在書畫、園林和奇異動植物上了。舉個簡單的例子,「微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見趙希鵠《洞天清錄》)。徽宗御府所藏繪畫全部收入了《宣和畫譜》,共載二百三十一人,計六千三百九十六幅。這可是個龐大的數字,不知趙希鵠所言有多少可靠的成分。

此外,見著記載的趙佶皇帝的繪畫作品不下數百件,例如題名為《筠庄縱鶴固》的二十幅仙萬,以及最初為其自製的《宣和睿冊覽》竟然累至千冊。這其中雖有眾多代筆和假冒之作,但這說明他勤於繪事並不過分吧!

試想,一個如此勤奮、快樂的大畫家哪裡還會有時間和心思去接見朝臣,批閱奏章?何況他還有一個更要命的愛好!

讀過《水滸傳》的人都知道「花石綱」這件事。實際上這是蔡京為了攬權而投趙佶所好的一個花樣。趙佶不過是一個有些獃氣的文人,兼具皇族不識事物的呆傻與文人畫家的偏執。況且,愛好美石、名花是畫家們的特性,對於居處深宮,不識事物的皇帝來講,這一點點要求他自然不會覺得過分,也不應當覺得過分。他怎會知道,為了修建「壽山艮岳」,百姓「斫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能至者,百計以出之」,「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汀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鑿城郭而至」。為此,天下民怨沸騰,反旗如林;金虜南下,國破家亡。而造成這一切的千載罵名,卻要這位在金國受盡苦難,命喪他鄉的書宋子皇帝來承擔。豈不冤哉!

不過,他承擔這罵名也不無道理,因為,他佔有了他的性情不允許他佔有的身分。他不該做皇帝,但這又不是他自己所能自主的。可憐的人!

南唐後主李煜,說起來比趙佶要更為文人化。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呢?皇帝他是一些也不像的。如果說他有一點皇帝味,也是他被擒至北宋京城以後所作的詞中,有那麼一些家國之感。不過,正是這一點家國之感,給這位玩樂了大半輩子的「文人」引來了「牽機毒藥」。可憐的花花公子,第一次正經些,便因此喪了命。

李煜除了「善書畫,好著述」之外,他還是個享樂主義者和享樂生活的創造者。

南唐秉承唐代文化遺風與江南土族的雅好,宮廷生活奢華是必然的。後主與歷朝帝王千篇一律的窮奢極欲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運用詩人的豐富想像與細膩的情感改造了宮廷的活動。

「臨風誰更飄香悄,醉拍欄杆情未切。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李煜《玉樓春》節錄)。

我國使用香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但即使是在最奢侈、最風雅的宋代,香料對於環境的作用也只是焚燒為主。而在南唐後主的宮裡,不但有焚香,還有剛剛提到的飄香,以及鋪於地面,步步生塵的塵香,藏於身上或生活用具中的暗香等等無數奇妙方法。關於他奢侈的雅好,歷史上還有這樣一段十分有名的記載:「李後主宮中未嘗點燭,每夜則懸大寶珠,光照一室。」以致他的寵妃們在國破之後,竟難耐民間燈燭的「煙火氣」。

這首《玉樓春》只是描繪了他自己日常生活中一次普普通通的夜宴。他在看過了宮峨「晚妝初了明肌雪」,聽過「鳳簫聲斷水雲閑」,以致興奮得「醉拍欄杆」之後,要像任何一位洒脫的人,自由自在的文人一樣,在月色中,伴著馬蹄踏在青磚路上的得、得聲,去品味自己心中涌動的愉悅、歡暢,去感受那沒有等級、彼此、分別的自在優美。這是位了不起的富貴詞人。

宋徽宗書法

煜是位寬厚、平易的人。他所努力追求的只是一個風雅文人的理想,而不是帝王霸業。

他在南唐時曾經常與宮女們在黃羅團扇上題詩。這完全是騷人墨客的行為,而不是人主應有的不莊重的舉止。

再來看看他與兩位皇后的戀愛故事,那又是多麼動人。

李煜的大小周后都是南唐大司徒周宗的女兒。大周后「通書史,善音律,尤工瑟琶」(見《南唐書》),是位才女,與李煜情愛甚篤。後來李煜又愛上了來探望姐姐病體的妹妹——後業的小周后。不過有一點要說明的是,李煜對姐妹二人是一樣的愛,都是發自內心,感諸五內的,並非世人所謂「喜新厭售」的俗情。這是中國多情種子的通玻李煜對他與小周后的戀愛故事寫過許多美妙的詞章,其中有這樣一闕最為膾炙人口:「……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書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奴為出來難,教君姿意憐。」這哪裡是帝王所為,簡直就是民間士子鑽隙、逾牆,與鄰女廝會的香艷故事。

趙佶與李煜是兩個幸福的人,他們有充分的外在條件使其施展他們的風流天性與絕頂才情。這也是兩個不幸的人,錯誤地承擔起他們所不熱中的責任。

可憐的才子皇帝,一個民族的文化發達、情感豐富的最不恰當的代表,現在只能引人浩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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