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大西洋月刊》試圖分析，主導美國人的憤怒由何而來？

憤怒情緒正在佔領人們的公共生活。埃默里大學的政治學研究者們發現，2012 年，全美對對立黨派總統候選人感到極度憤怒的選民不到一半，而這個比例在 2016 年上升至 70%。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則顯示，2001 年只有 8% 的美國人對聯邦政府感到憤怒，到 2013 年人數翻了三倍。

憤怒曾被定義為一種對現代生活無意義、對社會進程沒什麼好處的情緒，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個成熟的人和社會應該試圖抑制的對象。直到 1977 年，麻省大學安姆斯特分校心理學教授 James Averill 的一場實驗。

為了理解這種情緒在普通人身上發生的頻次、原因和影響， James Averill 挑選了一個寧靜的小鎮發放問卷。Greenfield 只有 1.8 萬人，居民多為安逸的中產階級，教堂數量是酒吧的兩倍。James Averill 原本預計人們只會偶爾發脾氣，並且在事後感到尷尬。但調查結果與此恰恰相反：大部分人經常發怒，且都是些小事——誰去扔垃圾，孩子幾點回家，飯桌上的政治。這些情緒通常通過克制的對話表達出來，很少演化為肢體衝突。更重要的是，表達憤怒其實有利於問題的解決，雙方事後會變得更願意傾聽、更放鬆。超過三分之二的被發火對象表示「他們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James Averill 由此得出結論：憤怒是信息密度最高的溝通方式之一，能夠迫使我們彼此傾聽、直面問題。從那以後，對憤怒情緒的研究成為諸多學者的關注領域。後來的結論還包括：人們會傾向於認為那些善於表達憤怒的人更有能力、更強大，適合成為領袖。憤怒能夠激勵人們主動承擔艱難的工作，甚至讓人變得更有創意。

但過去一年，憤怒更多展現了它的毀滅性力量。大法官候選人卡瓦諾（Brett Kavanaugh）和性侵檢舉人福特教授（Christine Blasey Ford）那場時長超過 9 小時的聽證會，集中體現了瀰漫在美國政壇上的憤怒情緒。從 10 月 27 日賓州匹茲堡猶太教堂槍擊案到 11 月 7 日的加州千橡市鄉村酒吧槍擊事件，襲擊者行動前都曾在網上發表過仇恨言論。

在《大西洋月刊》1 月封面文章中，作者 Charles Duhigg 分析了這種情緒是如何成為主導的，它如何改變了美國人的生活，書寫了美國歷史，以及人們應該如何對待它。對於時常被憤怒情緒裹挾的我們而言，這種梳理亦有參考價值。

「正義的」憤怒

在歷史上，憤怒情緒經常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工具——尤其是當它被正當化，從一種個人化情緒轉化為事關是非正義的道德感時。

Cesar Chavez 是善用這種情緒的代表之一。上世紀 60 年代中期，美國加州南部的民權運動轟轟烈烈，而中部則非常平靜。這裡聚集著生活艱難的 25 萬農業採摘者，他們多為來自墨西哥或菲律賓的非法移民，不會英語，只能在酷暑中以採摘葡萄瓜果為生，每天都要面臨工作量落後就要被開除的境況。這也是工會始終無法影響的一個群體。因為過於貧窮無助，即便被拉到了談判桌上，其中一些人也會因為僱主的一點小恩小惠迅速撤出。

Cesar Chavez 在這時以一種領袖的姿態出現。他白天伐木，晚上和周末聚集選民，成立了一個名為「國家農場工協會」（National Farm Workers）的組織，同時發行一本名為《問題兒童》（ElMalcriado）的刊物，在會議上熱情地演講、唱歌、祈禱。Cesar Chavez 相信，如果想讓組織團結起來，讓人們為自身利益奮鬥（討薪、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是不夠的，需要設立一個目標帶來情感共鳴，用共同的憤怒建立團結。他利用的憤怒不是 James Averill 所定義的那種能立刻釋放的情緒，而是將其轉化為一個正義運動。

他隨後建議「國家農場工協會」成員步行 300 英里到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以吸引更多關注。1966 年 3 月 17 日，約 50 人扛著睡袋行李上路，最小的只有 17 歲，最大的 63 歲。他們遭到了當地警方的攔截，但也吸引了公眾的關注。抵達薩克拉門托時，圍觀者達到 1 萬人，舊金山和洛杉磯一些商店在了解他們的訴求後停止向中部的葡萄農場進貨。Cesar Chavez 隨後接到農場管理者電話，同意加薪和改善工作環境，中部移民的處境也終於進入了公眾視野。

斯坦福大學研究者 Hayagreeva Rao 曾試圖研究一些成功的社會運動如何將個人的憤怒轉化為一種強大的道德感召力。他發現 1857 年印度起義源於一個微小的變化。英國東印度公司此前已經存在了數十年，當地士兵雖然受到糟糕的待遇，但從未有過抗議。變化來自關於步槍的謠言：升級後的步槍彈藥筒塗有油脂，必須用牙咬開，但謠言說油脂是由牛油和豬油製成。對信奉印度教或伊斯蘭教的士兵們來說，這讓日常的抱怨升級為道德上的挑釁，憤怒被」正義化」了。

用憤怒賺錢的商人

James Averill 的研究結果發表後，一系列後續研究引起了大公司的注意。斯坦福大學教授 Robert Sutton 發現，一家催債公司的管理者據此發展出一套溝通話術。這家公司共有 200 名僱員，每月打出 8 萬個催債電話。僱員們在電話中會先假裝憤怒，帶著敵意說話。負債者情緒崩潰後，他們又會變得溫和，表示安慰和理解。負債者會因此鬆一口氣，變得更願意配合。

當然不只有催債公司了解這一點。哈佛大學商學院如今開設了一門課程專門教授如何在談判中有效地利用憤怒情緒，比如讓僱員對同一個敵人產生憤怒，並因此團結起來。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1997 年蘋果處境艱難，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建議其不如宣布破產、把錢還給股東。當有人在公司大會上詢問喬布斯對此的評論時，喬布斯簡單說：「去他媽的邁克爾·戴爾」。

公司化的憤怒情緒（corporatized outrage）雖然有效，但本質上是一種對人的操控，並且傾向於犧牲弱勢者以保護有錢有權者的利益，與社會正義沒什麼關係。這一點在媒體行業表現得更為突出。

1987 年，電視記者 Geraldo Rivera 主持的一檔日間脫口秀收視慘淡。為了製造話題，他找來白人至上主義者、光頭黨、黑人和猶太人到節目上座談。可以想像，現場從口角演進為鬥毆，布景被砸爛，Rivera 的鼻子也被揍流血了。但節目成了爆款。

1996 年 Fox News 和 MSNBC 等有線電視台將這種做法「發揚光大」。一位前 Fox 製作人認為，如果看人發火是有趣的，參與其中可能會更有趣。「The O』Reilly Report」這檔節目隨後誕生，主持人 Bill O』Reilly 每一集都會吐槽精英學者和自由主義媒體機構，甚至也吐槽那些說「節日快樂」而非「聖誕快樂」的人。換句話說，這個節目把觀眾們希望發泄出來的厭惡情緒變成了主菜。

2013 年，皮尤研究中心稱，MSNBC 的節目中有高達 85% 是在發表觀點，只有 15% 是新聞。在 Fox News，新聞報道的比例也只有 45%。換句話說，憤怒情緒被用於製造看點、保持收視率。節目製作方希望讓觀眾一直保持憤怒，至於煽動這種情緒會帶來什麼後果、如何疏解，他們並不負責。

在社交媒體時代，憤怒情緒則變得更為公開。人們發怒的對象演化為一些比起傾聽更願意掐架的陌生人。這構成了社交媒體公司的重要生意來源，但也構築了情緒的惡性循環。

政客們善於利用這種情緒為自己謀利。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教授 Steve Jarding 在解釋競選技巧時說，「如果你能弄清選民們在恐懼什麼，通過指出競爭對手的道德之失將這種恐懼轉化為憤怒，他們就會為你投上一票。如今競選的精髓是憤怒和恐懼，要贏就靠這個。」

對恐怖情緒的投機倒把雖然對商人和政客有利，但卻侵蝕著美國的民主制度，並讓民眾情緒更加失控。《華盛頓郵報》的一項調查顯示，2018 年中期大選中，戰場選區（Battleground Districts）35% 的選民認為「憤怒」最能描述他們對大選的情緒，24% 選擇了「愛國」。

當憤怒得不到回應

正義的憤怒能夠把抱怨上升為對公平世界的追求。但如果憤怒得不到回應，使人們認為公平是不可得的，就會引發報復性行為。

從去年延續至今年的全美公立學校教師大罷工就是如此。俄克拉何馬州英語老師 Larry Cagle 去年秋天策划了一次抗議：讓當地不同學校的 50 位老師同一天請病假，並且聯繫電視媒體報道，「讓我告訴你們為什麼這些老師如此氣憤」。

Larry Cagle 所在的學校過去 10 年獲得的州補助已經減少了 3 億美元。儘管這已經是當地最好的一所州立學校，但教師們無論冬夏都不敢使用空調，該州許多學校為了節省成本一周只上四天課。Larry Cagle 本人的工資為每月 1980 美元，而此前在弗羅里達州教書的收入則是其兩倍。「我有三個上大學的孩子，開著一輛 14 年駕齡的車，卻沒錢換。我們不能這樣生活。」

俄克拉何馬州教師罷工見報後，西弗吉尼亞、科羅拉多、肯塔基也接連開始有教師罷工。

憤怒沒有讓問題得到解決，卻構成了指責的循環。研究者將這種現象成為「反芻」（rumination），並認為是它帶來複仇的慾望。華盛頓州立大學教授 Thomas Tripp 解釋說：「如果人們覺得公平機制或者程序正義已經崩塌了，復仇會變得更為普遍。」

如何應對憤怒情緒

《大西洋月刊》給出的答案很簡單：審視憤怒的來源。「如果我們能停下來，看清自己的憤怒常被人利用，就能夠逐漸學會擺脫他們的控制。」

以色列的一群社會科學家在特拉維夫郊區的一個保守社區 Giv』at Shmuel 做了一項有趣的實驗。這個社區的居民都是忠誠的猶太教徒，支持右翼政客。社會科學家們的目標是說服他們放下對巴勒斯坦的仇恨，同意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和西岸建立猶太聚居區。

他們並沒有試圖指出這些居民的錯誤，而是順應他們的想法，在線上張貼支持巴以衝突的廣告，讚美「為了打仗而打仗」。一幅廣告印上了以色列知名戰爭英雄的頭像，配文說：「如果不打仗，何來英雄。為了英雄，我們需要戰爭。」這些廣告張貼時間長達 6 周，保證 2.5 萬居民都能看到。

實驗結束後的調查顯示，認為阿拉伯人該為以色列過往戰爭負全責的居民比例下降了 23%，認為以色列應該對巴勒斯坦更加激進的人數下滑了 17%。儘管廣告中並未提及「猶太聚居區」，但 78% 的居民認為以色列應該考慮停止修建活動。

「沒人希望自己一直處於憤怒情緒中」，一位研究員解釋說，「有時如果不是有人指出來，我們很難意識到自己已經變成了極端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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