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十多年中國和好萊塢的合作發生了哪些變化，一位研究者談了看法

美國人孔安怡（Aynne Kokas）1999 年來到中國，成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本科生。她在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宿舍租了間房子。室友是一位中國女生，其祖父在張揚導演的電影《洗澡》里演過一個角色。這部小成本電影講述一個老北京家庭里三個男人的日常故事，大部分情節發生在老浴池裡。在 1999 年，它被發行到超過 24 個國家地區，拿下第 24 屆多倫多國際電影節國際影評人獎（費比西獎）。

這是孔安怡對中國電影產生興趣的緣由。這年年初，《洗澡》在孔安怡住處後面的攝影棚里拍攝。從住處到北京大學，孔安怡需要穿過攝影棚，可以看到不同的布景，有機會接觸到不少基層的電影拍攝人員，這些基層人員——而非決定電影走向的重要人物——在當時不可能出國接活兒。但現在，他們也成立了公司，往返於中國和美國之間。孔安怡視之為中國電影行業的重大變化之一。

孔安怡目前在美國弗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學院擔任助理教授，在經過了 16 年的研究後，她在 2017 年出版了英文著作Hollywood Made in China。

「作為一個研究者，我最開始研究這個領域的時候，它是不存在的，什麼也沒有。」但現在，她感嘆，「在中國和美國做研究的一個困難是，不是按年變化的，而是按天。」

Hollywood made in China這本書討論的時期是從 2000 年中國加入 WTO 起，到 2016 年迪士尼樂園在上海開業為止。孔安怡將其視為中國電影和好萊塢接觸的過渡期，她想解釋在這段時期變化是如何發生的，這其中包括從業者的改變，好萊塢製片廠如何應對中國電影行業的政策變化。「我只能說在我研究的那段時期，好萊塢的大製片廠是非常支持中國電影市場更開放的。中國對於可被引進的外國片的數量是有一定限制的，這對好萊塢製片廠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顧慮和考量。」

當孔安怡將「好萊塢」和「中國製造」並列放置在書名中，她將兩者視為兩個品牌。「好萊塢」代表美國電影，「中國製造」指的是中國的工業實力和創意。「我們想看看這兩者結合起來會怎樣，有時候它能導向最佳情況——兩邊都希望製作出在中美都受歡迎的全球電影」，但「有的成功；有的不成功，比如東方夢工廠」。

孔安怡無法立刻舉出成功的例子，她還發現在各種合作形式中，「創意層面的合作還是少，更多的還是資本層面的」。

孔安怡目前也為一些好萊塢製片廠擔當顧問，她認為好萊塢製片廠對於在中國市場發展新的品牌資產、在不同平台上發行的興趣比過去更大。他們希望增加收入來源，也想看到下一個「中國的漫威」。

但同時，她指出，從宏觀層面來說，過去十多年的過渡期也是「中美關係變化的關鍵時間段」，中國的國營電影製片廠進入到一個高度商業化的全球市場。電影可能只是反映這段關係的一個側面。

而在她研究結束的 2016 年，「對好萊塢製片廠進入中國市場來說，是一段艱難時期。我的意思是，正好碰上中美之間一些宏觀層面的挑戰。」孔安怡說。因為「中國對外投資政策的改變」，中國對美國娛樂產業的投資從 2016 年的 47.8 億美元減少至 2017 年的 4.89 億美元。

這些挑戰讓孔安怡在談及相關問題時，也表現得非常謹慎。

在上周的媒體見面會上，孔安怡還談了談對新近電影和好萊塢 #Metoo 運動的看法。

Q：你認為《摘金奇緣》（Crazy Rich Asians） 為什麼在中國票房失利？

A：《摘金奇緣》在美國成功有幾個原因：第一，美國語境下的喜劇電影就是很受歡迎；另一方面，它打破了很多重要的邊界，其中一個是「竹子天花板」（Bamboo Ceiling）的概念，是指亞裔在美國社會中存在的一種無形的升職障礙。

所以在美國人看來，瘋狂的亞洲富人是一部帶有變革性的電影。男女主演和導演都是亞洲人，一些配樂也是亞洲藝術家做的。但我覺得，「竹子天花板」其實是非常地域性，而好萊塢的製片廠常常沒搞懂中國的觀眾想要什麼。我覺得這部電影歸根結底還是提高好萊塢製片廠內部的多樣性的需要。就像《黑豹》，這種多樣性不僅是從社會的角度出發，也從商業的角度出發，這很好。

好萊塢會有一個預設，不過是個膚淺的預設，覺得電影是關於亞洲的，那麼中國觀眾就一定會喜歡它。但事實上在中國情況不同，根本沒有「竹子天花板」。不會因為你是中國人就沒辦法做到最高領導層，或者在居民身份上有什麼不同。

我還從中國朋友和同事那裡聽說一件事，他們對於主角是東南亞人、是新加坡人感到不開心，所以某種程度上說，不僅僅是沒有打動中國的觀眾，甚至有點兒冒犯他們。缺乏針對性其實表明了缺乏關照。當然這些事只是我聽說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的觀眾都這麼想。

我想好萊塢在考慮全球觀眾、中國觀眾的需求時，要考慮得更成熟一些。他們也在試著這麼做，但就像我們剛剛說的，這是個過程，我們想一蹴而就，但坦白講，這類亞裔導演、亞裔主演的英語現代電影在五年前，甚至三年前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如果從稍微長一點的維度來看，確實是個很大的改變。

Q：為什麼中國電影在美國市場，無法像美國電影在中國市場那麼成功？有什麼建議能幫中國的電影更賣座嗎？

A：這是一個很難這會兒在媒體見面會上回答的問題。坦白講，美國市場是全球最大的市場，所以人們拿它作為目標是很正常的。但因為一些我們剛剛講到的原因，它也是世界上最難的市場。對美國人來說，有專門給他們定製的內容，用他們的語言、他們覺得舒服的英語製作的本地電影。就連英國的電影有時候在美國市場也賣得不好，更別提帶字幕的中文電影了。對美國觀眾來說，非英語內容的電影，文化跨度是很大的。

有時候，我會說，中國的電影製作人不要覺得沮喪。這不是你們的問題。但我認為，歷史上成功過的電影，都是電影的類型特徵彌合了文化差異。有個詞叫「文化打折」（cultural discount），大概就是指讓那些沒有文化背景的人更容易理解的東西。如果我們看電影《卧虎藏龍》，這就是一部高度文化打折的電影。你不需要知道中國的歷史、信仰或者文化，你也可以看得很明白電影里到底發生了什麼。有時候我們可以從全球賣座的大片中理解這一點，他們都有非常清晰的「路標」，不要求很多背景知識或語言技巧。「小黃人」最典型了，他們甚至沒有語言，就只是瞪著大眼睛。這些都是好萊塢應對全球市場時，已經臻於完善的技巧。

這不僅僅對中國來說是挑戰，對美國也一樣。擴大市場所採取的策略未必能增進跨文化理解。我想這是現在我們都要處理的衝突所在。

我還挺喜歡中文電影的，即便做中國研究，我也還是需要做些背景功課，來更好地理解電影。所以，從我的角度來看，我傾向於不要那麼便於出口。

Q：中國電影行業正在經歷一場陣痛，包括稅務問題，也包括缺錢。是否有影響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合作？

A：首先，我想到一個很有趣的東西，在洛杉磯我們稱之為「好萊塢會計」（備註：「好萊塢會計」大意是指，製片廠通過分成之類的會計手段，讓賺錢的大片在賬面上看起來也沒什麼利潤）。所以這是全球電影行業的問題。

可能需要面對的一個挑戰是，在美國市場，如果一個明星可能來演，他們會考慮潛在的風險，也就是他們有沒有可能做完這個項目。打個比方，在美國，明星可能會有毒品問題。所以製片人如果要用這個明星，必須給明星買保險，如果出了問題，製片人可以得到賠償，重新招人。所以我認為這首先是個財務問題，而不是什麼文化戰爭或者政治問題。你知道，在好萊塢，有好萊塢會計法，一邊不是那麼可靠的，另一邊要考慮到所有潛在的花銷。

Q：你對 #Metoo 運動怎麼看？它對好萊塢有什麼改變？

A：我對此有很多看法。一方面，我非常希望這種氣氛能夠幫助導向更強的專業性，因為這才是歸根結底要解決的事。如果你不夠尊重人，或者沒有遵循你日常職業生活的法則，你就是不專業，你就不應該被允許在這一行做事。這甚至和女性的權利、平等都沒有關係。如果你不夠職業，沒有遵循現存法則，你不應該辭職嗎？

有人說，已經夠了，需要更多平等。老實說，我認為，就像一些人倡導的那樣，這是個非常正向的潛在時刻，我們可以看到是有可能有更多的女性參與到這個系統中的。如果出於擔心安危和福利而選擇沉默地離開，你可能就無法繼續上升到更高的位置，做導演或製片人，真正決定我們能看到什麼樣的電影。所以還挺讓人覺得有希望的，就像我們剛剛討論中美合作時說的，如果只看這一年我們會覺得為什麼進展不夠快？但如果回看十五年，我們會說，嗯，還是有挺大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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