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炊事員李開文（下）│溫故
原標題：毛澤東的炊事員李開文（下）│溫故
圖為毛主席的炊事班長李開文
毛澤東的炊事員李開文（下）
文丨春 桃
原載丨《當代》2010.02
春桃，女，湖南醴陵人，畢業於南京大學中文系，創作涉足小說、散文、報告文學、電視劇等領域，其作品曾獲「當代」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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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八年，李開文六十一歲了，辦了離休手續。縣裡考慮他不用再到糧站上班了，就動員他早一天把全家搬到縣城去，住進「紅村」。
「紅村」就建在烈士陵園的山坡下面，環境幽雅，出行方便，周圍的生活設施比較齊全，這是國家專門為這個「將軍縣」的老紅軍建造的。
但是，出乎人們的意料，李開文竟不願意進城。縣領導一次次上門，說你李老年紀也大了，還住在這樣偏僻的山溝里，想買一樣東西也很困難，別說生病住院了，您還是搬到縣裡去吧。那裡有醫院，有商店，有學校，出門幾分鐘就可以到，大人孩子都方便，多好！而且戶口也都遷過去。但李開文就是不依。他說：「你們就不要勸了，我這個人不習慣住城裡，如果想住在城裡，當年就不回來了，就留在天津或是北京了。我喜歡鄉下，喜歡這裡的山山水水，這裡的空氣。再說，我也閑不住，這裡有許多我可以乾的事。你們要我住進城裡去，悶也會把我悶死。」
無奈，縣裡只好重新研究，就在響山寺給李開文蓋了一處房子。在選址的時候，特地徵求了李開文的意見，就蓋在糧站後面不遠的山坡上。對這處上下兩層、兩小幢的土牆瓦房，李開文十分滿意：兩幢都是底三間，上一間，外有走廊，樓上還有房廊。他同張氏住東邊一幢，西邊那幢則給了兒子李錦旭一家。這時李錦旭已經有了三個孩子，如果還都擠在一起，顯然也已經不行了。
那正是火紅的「大躍進」年代，李開文雖然離開了糧站，卻來到了一個更大的舞台。金寨縣作家王京隆，在《紅軍壽星》一文中這樣寫道：
李開文離休以後，他更加忙碌了。
烏家河電站的電燈亮了。響山寺加工廠的機器響了。陳冲的磚廠出磚了。萬沖的小水庫灌滿水了……他們都不會忘記李開文的一份功勞。他們的發電機、柴油機、磨面機、壓磚機、動力線、祼體線、鋼筋、水泥……差不多都是李開文幫他們從外地採購來的。
只要你對他說一聲「我急著呢」，他就會比你更急。他上合肥，去蚌埠，奔阜陽，跑蕪湖，風風火火，熱心地為大家辦著事業。
每次出去為響山寺的鄉親辦事，同李開文做伴的都是大隊會計陳從發。提起和李開文一道出差，陳從發直叫苦：「哎喲媽！簡直受不了。他規定：一天伙食不超過五毛，一天的住店費不超過一塊。有一回，飯太硬，他的五分錢小菜吃完了，還有半碗飯沒咽下，我說：『給你再添五分錢青菜下飯吧！』他說：『不用，我咽得下去。』就倒一碗免費的白開水，硬把半碗飯吞下了。吞下後，他敲打我：『不要大手大腳！十個錢要花，一個錢要省。』我就和他爭論：『哪有你這樣省法的？社員托你辦大事，還在乎你多花個塊兒八毛的？』他一下生氣了：『你這是什麼話？抱著人家的孩子就不怕鬼了？社員一個勞動日只有一毛多錢，掙一塊錢，得掉一塊肉啊！』我真的服了。」
大家最服他的，還是那時許多東西不是有錢就能買到的，得憑計劃，只要李開文出面，人家知道他當過毛澤東的炊事員，都會給面子。再難開的鎖，找到他，一捅就開了。
那時，也有不少人提醒過李開文，說你鬧革命那些年，李錦旭娘倆在家吃盡了苦頭，眼看李錦旭都三十多歲了，趁你現在還『風光』，快替孩子找個工作吧。李開文卻不以為然，說：「當農民有啥不好？沒聽廣播里說，甘祖昌將軍解甲還鄉還當了農民！」
當然，這以後，李開文也有過不少苦惱。比如，說是為了「趕超英美」，全民大辦鋼鐵，響山寺的農民也建起了鍊鋼煉鐵的小高爐，煉出的是不是鋼鐵，他不清楚，卻心疼山上那些合抱粗的大樹全被砍光。接著，上面就叫各家各戶把留作種子和口糧的稻穀都繳了上去，社員們沒東西吃，就上山挖野菜，剝樹皮，這讓他聯想到了當年紅軍過草地。接下去，響山寺就開始餓死人。他感到震驚。
他想到過給毛主席寫信彙報：現在下面的官僚主義不光「露了頭」，已害死人。中央知道不知道？
他已經把信寫好了，甚至準備直接去北京找毛主席。最後卻被縣裡阻止了。
不過，李開文怎麼也想像不到，隨著席捲全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猝然而至，只因為他有著曾工作在毛主席身邊的那段經歷，儘管這時他已是年屆七旬的老人，卻迎來了一生最為輝煌難以忘懷的黃金歲月：人們對他的敬慕與尊崇，讓他受寵若驚。
一時間，隱在千山萬壑深處的響山寺，成了許多人想往的去處。先是一批又一批紅衛兵小將，隨後便是成群結隊的社會各界的革命群眾。最多時，他家屋前的場地上，周圍的山坡上，通往他家的山道上，全擠滿了人。紅旗招展。歡聲雷動。常常是，一人呼，群人應。口號聲，掌聲，此起彼伏，驚天動地！
李開文在眾人的簇擁之下，通過擴音器，給大家講紅軍長征，講延安大生產運動，講他親身經歷過的那些故事。每當講到爬雪山、過草地，煮皮帶、吃草根時，山上山下喊聲一片：「苦不苦？想想紅軍二萬五；累不累？看看革命老前輩！」
那時確實苦，確實累。豈止是苦？豈止是累？那麼多不怕苦不怕累的紅軍幹部戰士，就犧牲在長征的路上！為啥要三過草地呢？這都是張國燾害的。張國燾仰仗他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兵多勢強，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同中央紅軍北上的路線相對抗，在四川的卓木碉另立中央。那時，他還是紅四方面軍的二十五軍七十三師二一九團屬下一個炊事班長，這些歷史，他是到了延安，調進了中央特灶班以後才知道的。
這些事他講不清，所以他沒有講。
他講在延安，毛主席親手把白布毛邊的獎狀遞給他。他講在北京，到毛主席家裡去作客。每講到這樣一些地方，就只見他家屋前屋後像颳起了七級風暴：「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的歡呼聲，一浪蓋過一浪。
雖然人山人海的場面，再以後，慢慢地就不多見了。但滔滔似水的人流，依然持續了許多年。他當然異常興奮。每當一批人離開時，他都會主動送出門，送出很遠，然後不忘熱呼呼地囑咐一句：「還來呀！」
「來。」
「常來！」
接著拉著人家的手，雙手抱著，緊緊地。
不光有人來，有時他還會被人開車接出去，去學校，去工廠，去機關，或是去部隊，去給年青一代講他當年的故事。
那些故事他不知道講了多少遍了。其實，也就是那些故事。那些故事後來就連響山寺的大人孩子都會講了。
那些日子李開文比誰都忙，顧不上家。家裡的事基本上全靠張氏一個人張羅。張氏的身體一直不好，又是小腳，忙裡還要忙外，不比李開文輕鬆多少。這一天，她的心臟病突然發作，李開文一下子慌了神，忙找人抬著她翻山越嶺把她送進了縣醫院。張氏在住院治療的幾個月里，李開文一直在醫院裡陪護著。最後，眼看著張氏不行了，李開文才回了一趟響山寺，熬了滿滿一鍋雞湯，端到醫院，一勺一勺喂著她喝。
張氏喝一口雞湯，抹一把眼淚，說她這輩子對不起他，拖累了他。李開文聽了，眼眶也濕了，忙說：「你快不要這樣說，是我欠你的太多，這一輩子也還不清。」
張氏聽了，猛地抓住他的手，流出了兩行眼淚，聲如遊絲地說道：「我這輩子，值……沒白活。」
張氏去世的那一年，李開文七十二歲。孤孤單單地過了一年之後，便有一些熱心人開始給他做起了媒。李開文已經不想再找女人了，覺得一個人過，也挺好，何況隔壁就住著兒子一家，自己有什麼事，也能得到照應。但是，畢竟年歲不饒人，兒子一家人平日也都很忙，常常會有照應不到的地方，又架不住好心人的一再勸說，李開文就找了本縣丁埠一個教師的遺孀，姓羅，人很好，他也滿意。誰知沒過上三年，羅氏也因病撒手西去。
兩次婚姻的不幸，表面上看不出給李開文帶來了多大的變化：飯量依然極好，一頓兩海碗元宵，吞得很快，還是軍人速度；他照樣地起早，做操，拾糞，做操必做滿三百二十下，拾糞必拾滿一糞筐。只是兒子李錦旭發現：父親開始變得沉默寡言了。他每天愛一個人去屋後的林子里蹓躂，想著誰也猜不透的心事。這樣，到了一九七五年，大概是春天的時候，一位副縣長到響山寺來看望李開文，他對李開文非常關心，覺得李開文一個人過日子，終究不行，於是給他推薦了一個女人，一再說明，不是為他找老婆，是給他介紹一個「老伴」，李開文答應了。
那女人姓陳，四十多歲，人稱「大杏子」。「大杏子」長相不俗，過去的男人是在離響山寺不遠的青山街上做銀器生意的。也許因為她四十多歲了還風韻猶存，又不生孩子，還把錢看得很重，就有人傳說她解放前曾在「窯子」里待過。這話很損，但傳得很遠，不少人還信以為真了。其實，這純粹屬於道聽途說。
「大杏子」來到李開文家，一開始也只想當好李開文的保姆，但當著當著，就有了想法，想到自己已到這個歲數，孤身一人活在世上，日子會越來越艱難；李開文雖說人是老了點，可他是老紅軍啊，要錢有錢，要榮譽有榮譽，這是打著燈籠也難找到的，如果嫁給他，自己的後半輩子就一點不用犯愁了。
她是一個精明的女人，手腳又麻利，有了這種念頭，自然就對李開文百依百順。日子一長，李開文真的被她打動了。一輩子只知道苦、只知道累的李開文，終於知道了家庭生活竟是如此甜蜜，女人原來會有這麼溫存。不久，兩個人便正式結成了夫妻。
李開文老屋現為紅色旅遊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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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的去世，讓李開文痛心疾首。隨著「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地否定，人們對毛澤東也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的狂熱，甚至可以像普通人那樣品頭論足，李開文漸漸受到了冷落，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改革開放，給當了二十年人民公社社員的大別山山區的農民，帶來了不小的變化：土地和山場，被分到了戶。過去幹活，像戰士們打靶，一塊兒去，一道兒回，現在各家管各家，村裡也沒啥事再求李開文。
變化最大的，還是人的變化。過去人人崇拜領袖，崇尚英雄，李開文的家也因此門庭若市；現在時過境遷了，他的家突然變得門可羅雀，冷冷清清。已經沒人再找上門來，聽他講過去的故事。倒是有村民想到李開文在延安時，毛主席曾送給他一件皮背心，在北京時，毛主席還送給他一雙皮鞋，他都給了別人，就說他「太傻」。想到他把多年的積蓄全拿出來，給大家修橋修路，就說他「太愣」！想著他幹了十年的糧站站長，管著那麼大的一個攤子，離休時，沒讓自己的兒子頂替進站，去吃「皇糧」，就說他「太糊塗」！尤其是想到他離休，縣裡上門來動員他把全家搬到縣城的「紅村」去，他不去，就說他「太自私」！說他如果那時讓一家人去了縣城，如今都成了城裡人，吃香喝辣不說，孩子們再不用起早貪黑風吹日晒在土裡尋食，當個被城市人低看一眼的農民！
說他「傻」，說他「愣」，說他「糊塗」，李開文不生氣。說他「太自私」，他想不到，更接受不了。
其實，他想不到的事兒，接著就來了：婚後的「大杏子」，自恃是李家的女主人，從此掌管起了李開文的一切經濟。當時，他的工資不能算低，城裡工人的月薪只是二三十元，他已拿到了上百元。她把李開文的工資管得死死的，誰也別想從她那要走一文錢。李錦旭的兩個女兒雖然嫁人，但家中仍有五口要吃要喝，生活非常困難。以前都是李開文接濟他們，現在就再不可能從李開文那裡得到任何幫助。李錦旭對父親的積怨越來越深，父子的關係也日見冷淡。
李開文是一個豪爽豁達之人，以往，但凡有親朋好友來看他，他都熱情地留人家吃飯；誰有個困難，他也會伸出援助之手。可自從「大杏子」當了家，這些事就再也沒有了，甚至，人家連茶水也喝不上一口。這樣，不但子孫們疏遠了老爺子，親戚朋友也罕有登門的了。
更沒想到的是，有一天，兒子李錦旭居然公開同父親叫起了板。
那天，李開文坐在門口正埋著頭打草鞋，李錦旭走過來，沒好氣地問：「都啥年代了，你打草鞋誰穿呀？」
李開文頭也不抬地說：「都不穿，我穿。」
李錦旭接著又問：「我這輩子你不管，就算了；你三個孫子有兩個已經不幸了，就一個李運兵，你是不是也讓他就在響山寺當一輩子農民？」
李運兵是李錦旭的第四個孩子。他上面有兩個姐姐，都沒有念過一天書；一個哥哥，兩歲半時溺水而死，死的時候連名字也沒有。下面一個弟弟和一個妹妹，弟弟李運江小時因為生病發高燒，沒錢求醫，在家拖了三天，患上了小兒麻痹症，現在十三四歲了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李運兵雖然不笨，學習也用功，但他一直就在本地的學校念書，這兒的教學條件太差，留不住好老師，初中雖然畢業了，卻沒能考上縣裡的重點高中。
李開文沒再說「當農民有什麼不好」的話，而是說：「孩子考不上，我有啥辦法？」
「你得想法為他找個工作。」
「我到哪去為他找工作？」
李錦旭見父親說出這樣的話，一下火了：「天下不都是你們打出來的嗎，這樣的事也解決不了？」
李開文翻眼看著也是快六十歲的兒子，悶聲悶氣地說：「我一天槍沒摸過，天下怎麼是我這樣的人打下來的？」
「你不也是老紅軍、老八路嗎？」
「是又怎樣，嘴巴就比別人大？想要啥，就一定要給啥？」
李錦旭問：「說這些話，到底啥意思？李運兵的事，你到底管還是不管？」
李開文不說話，依然埋頭打他的草鞋。
李錦旭這時說了狠話：「你要真的一點不問，就當沒我這個兒子，也沒運兵這個孫子；你當你的老紅軍，我做我的老農民，咱父子的緣分，到此為止！」
說罷，李錦旭將手裡的東西一摜，揚長而去。
李開文依然沒說話，依然埋頭打他的草鞋，打草鞋的指法卻全然亂了。第二天，他就為李運兵工作的事，去了一趟槐樹灣鄉政府。
鄉里要他去找區里，於是他又跑了一趟古碑區政府。
區里說，這事還得找縣裡才能解決。李開文就開始往縣城跑，他從縣民政局，找到縣政府；又從縣政府找到縣委。大家對他都很客氣，都很熱情，都說這事會認真「考慮」，但他回到響山寺，就沒有了消息。
那時，響山寺到縣城還沒通公路，只能從梅山水庫坐船去，每次要坐三個多小時。李開文已是八十多歲的老人了，孫子李運兵不放心，就陪著爺爺一起跑。就這樣，來來回回，跑了不知多少趟，也沒跑出個頭緒。
就在李開文跑得心灰意冷，百般無奈之時，一個消息卻讓他陡然興奮起來：金寨縣委縣政府根據有關的文件精神，決定解決紅軍子女的工作問題。得知消息的當天，李開文就趕到縣城。到了縣裡才知道，這消息，不假，確有其事，但是文件規定得很死：只解決一個兒女的就業問題。
「為什麼孫子就不解決？」李開文想不通。當紅軍那年，他已經三十五歲，兒子已經八歲，現在兒子李錦旭早已是「花甲之人」，不需要誰再幫他解決就業，倒是孫子李運兵正該工作的年齡，卻因為他是孫子，就不可以實事求是地給以解決嗎？
答覆是：「不符合政策，不可以！」
李開文只怪自己不走運，就準備乘船迴響山寺。但他又咽不下這口氣，想找個地方解解悶，便去了一趟「紅村」。
在「紅村」聽說到的情況，不僅讓他大開眼界，更多了幾分信心。人家說，儘管文件規定得很死，住「紅村」的一個有著一雙兒女的老紅軍，也是氣不過，找到北京，最後找到了人，兩個孩子的工作問題還是解決了；住上碼頭一個姓阮的老紅軍，家裡的情況同李開文完全一樣，兒子早到了退休年齡，孫子因為隔了代，縣裡不給解決，他認為這是些「混賬」的規定，一氣之下，砸了縣政府的牌子，又去找縣長，聽說縣長正在開會，他沖了進去，掄起拐杖就打，怒道：「老子參加革命的時候，你個狗日的還沒出世，今天輪到你來規定我們現在才有兒子，不該是孫子！」
聽得李開文直發愣，問：「這位老同志，他孫子的工作解決了嗎？」
「能不解決嗎！」
李開文沒急著迴響山寺，他又去了縣政府。那天，他也是拄著拐杖去的，接待他的，是一位姓姜的副縣長。姜副縣長一看李開文又找來了，很有些不耐煩，李開文便不依不饒地問：「我孫子的問題，你們到底研究了沒有？」
姜副縣長說：「李老，我早就和你講過，你孫子不符合政策。」
李開文忍氣吞聲地又問：「政策不是人定的嗎？有人找到上面，不符合政策的，最後也辦了。」
沒想到，這位副縣長望著李開文，用一種不屑的口吻說道：「你也可以去找中央，或者找省里，批個條子下來嘛！」
李開文一聽，氣得手腳抖個不停。明擺著，這是存心不解決問題，反而拿話刺激人！了解他的毛主席、周總理早已不在人世了，他熟悉的陳雲同志，和仍健在的曾在中央特灶班吃飯的那些首長們，他又到哪兒去找他們呢？
只見他猛地揚起手，對著縣長的腦袋舉起了拐杖！
然而，他的拐杖高高地揚在了半空，終究沒有落下來。
他望著已嚇壞了的姜副縣長，一句話沒說，便離開了縣政府大院，離開了縣機關所在的梅山鎮，乘船回到了響山寺。
一路上，李運兵很是不解，說：「爺爺，你當年都敢砸延安的大獄，為什麼現在卻不敢打一個副縣長？」
李開文沉默了半天，才說：「情況不一樣。」
李運兵有點生氣：「爺爺，像你這樣溫和，我的問題肯定沒指望。真把事情鬧大了，說不定就解決了。就是欠揍！」
李運兵還要說幾句，想想爺爺這麼大年紀了，風光一輩子，卻因為自己的事，這樣受辱，又有些於心不忍。
從那以後，李開文再也沒去過縣城，李錦旭也打消了讓運兵到縣裡工作的念頭。他們對這件事徹底死了心。
一九九一年五月，陳桂棣應邀為安徽電視台寫一部有關大別山的電視片。他去了金寨縣，又一次去了李開文的家。不曾想，這是陳桂棣最後一次同李開文見面。李開文已是九十四歲高齡，耳聾，眼花，記憶模糊；說起話來，顛三倒四。
當年從老人身上開掘過黃金的記者和作家們，已沒有幾個人再登他的門。他見到陳桂棣，和陳桂棣帶去的攝影家康詩偉，激動得抓著他們的手不放。
當時，陳桂棣還並不知道李開文為孫子李運兵找過工作的事，所以，李開文在談話中顛顛倒倒地說他這輩子，對得起人民，對得起黨，卻對不起自己的兒子，自己的孫子，對不住自己的一家人，念念叨叨，陳桂棣認為老人真的是老了，說起胡話來了。
那天晚上，陳桂棣住在古碑鎮招待所。夜裡十點多鐘，他已經睡下了，突然有人敲響了他的門。
「誰呀？」他問。
「我，找您說一件事。」門外是一個陌生男人的聲音。
陳桂棣本來以為是隨行的康詩偉，或者是招待所的服務人員，沒想到進來的卻是李開文的孫子李運兵。在這之前，他們並不認識。
在有些昏暗的電燈光下，陳桂棣見自報家門的是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瘦瘦的，中等身材，長得挺精神。就問：「你真是李開文的孫子？今天在你家我怎麼沒看到你？」
李運兵說：「我一直在山上幹活。」
「你是從響山寺過來的？」
「是。」
陳桂棣一驚：「這中間有十多里地呢。」
李運兵說：「翻了四個山頭。」
陳桂棣不無驚訝地問：「你經過了月亮地？」
陳桂棣第一次去採訪李開文的時候，陪同前去的金寨作家王京隆就談起過月亮地的故事。那是很大很大的一個亂屍崗，鬧紅軍的時候，紅軍在那兒殺過很多白狗子。紅軍西撤後，白狗子又在那裡殺了很多的紅軍傷殘人員、赤衛隊員以及還是娃娃的兒童團員。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人民解放軍又在那裡鎮壓了一批國民黨殘匪和土豪劣紳。劉鄧大軍轉移了之後，國民黨和「還鄉團」又在那兒屠殺了許多革命群眾。於是那地方早已是屍骨壘屍骨，一層又一層，這麼多年過去了，到了夜晚，依然是磷火亂飛。不少人大白天路過那裡，也會毛骨悚然。但是，從李開文家來古碑，那又是必經之道。不知是誰為那樣一個地方取了一個這樣有詩意的名字：月亮地。
李運兵說：「是的。那段有一里半路，我也是麻著頭皮走過來的。不是有要緊事，我也不會這麼晚來找你。」
他猶豫了一下，才不好意思地說，爺爺告訴他，今天有兩個記者到家來了，就想請你們幫一個忙。前些時候，家鄉辦了一個繅絲廠，他想進這個廠，但進廠每人就必須先拿出兩千塊錢的押金，說是集資款，到時會還。問題是，現在他拿不出這筆錢。
說著，他掏出了一張紙條，是李開文寫給縣領導的，落款處，工工整整地蓋著李開文的私章。希望陳桂棣做做縣領導的工作，能否將這兩千塊的進廠押金，予以減免。
陳桂棣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又看了李開文的信，他感到了困惑。想像不到，一個德高望重的老紅軍，一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多年的老革命，僅僅是為解決孫子能夠進一家鄉鎮企業所需要的這點押金，竟會給縣領導寫出這樣一封「懇求」的信，並且，又是如此鄭重其事地要孫子半夜跑來求一個外地的作家，從中相助！
尤其是聽到李運兵介紹了李開文這麼多年為他跑工作的事，經歷了那麼多的艱辛與難堪，老陳感到震驚，竟然一時語塞。
他真的為李開文老人感到難過。
他想，早知如此，何必當初呢？李開文是否為當初的這種人生選擇，後悔過呢？當他踏著「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的歌曲，毅然離開中央機關，回到大別山的深山老林，他是否想到過，當他毅然放棄了他應該得到的那一切時，那些本該屬於他的東西便不可能失而復得了呢？
假如，老陳在想，假如李開文當年去了天津，去當他的糖廠副廠長，或者就留在金寨縣城，出任這個縣的副縣長，也就不會再有這些事情。
可是，如果是那樣，也就不是他李開文了。
陳桂棣認為，李開文一生都在無私地奉獻，從不麻煩組織，現在請組織上幫他解決這樣一件小事，應該沒有問題，於是就把條子接了過來。
李運兵再三感謝，要連夜回村。陳桂棣考慮這時已太晚了，又是一個沒有月亮的夜裡，別說還要路過那片亂屍崗，大別山的夏秋兩季，山道上的蛇還很多，非常不安全，他想留李運兵住一晚，天亮再走。但李運兵執意要走，怎麼也留不住。
第二天，陳桂棣專門去了金寨縣委，找到了一位有關領導。當得知老陳此行的目的是想幫助李開文的孫子解決工作問題時，馬上說：「中國只有九個將軍縣，金寨就算一個。五十年代第一次授軍銜時,從這裡走出去被授了中將以上的,就有頭十個。授予少將，或相當於部隊軍師一級高級幹部的，少說也有了二三百，像李開文這種情況的人，太多了。如果都寫條子要求解決，我們的工作確實不好做。」
陳桂棣碰了一個不軟不硬的釘子。但他不甘心，還準備替李開文再說上幾句話，但對方顯然沒有了耐心：「你說的這些情況，我都清楚，這事我們會考慮的。條子你也還是拿走，放在我這裡沒有用。我馬上還有一個會。」說著就站起來，就朝門外走去。
陳桂棣尷尬極了，只得收起李開文的那張字條，離開了這位縣領導的辦公室。他知道，李開文和李運兵正在家裡眼巴巴地等著他的消息，他也應該向他們反饋一下來縣裡的情況，但是，怎麼說呢？事情沒辦成，他沒辦法向李老交代啊！
李開文從延安帶回來的草鞋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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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春桃在陳桂棣的一本書中發現了李開文的這張字條，問起這件事，陳桂棣講起了李開文上面的故事。
當時，春桃就問陳桂棣，李開文還活著嗎？他以後的情況又怎樣了？李運兵後來找到工作了嗎？那個「大杏子」呢？李運兵那個患有小兒麻痹症的弟弟李運江，是否也得到了醫治呢？
誰知，陳桂棣竟是一問三不知。他說，完成了那部《魂系大別山》電視片的撰稿之後，十多年了，他再沒去過大別山。
春桃真的有點生氣了。人啊，為什麼都會變得如此冷漠，對這樣一位革命老人的命運漠不關心？
二○○九年金秋十月，在陳桂棣的陪同下，春桃終於去了一趟被層巒疊嶂嚴嚴實實包裹在大山深處的響山寺。她要自己去解開這些謎團。
在響山寺，他們首先找到了那座大廟。當年的響山寺糧站，已從廟中遷出，大廟又成了香火繚繞的去處。兩人沿著大廟一側的一條土路，彎彎曲曲地前行了兩華里，就來到了李開文的家。
他的家，在一個山坳里，三面的山坡上有著茂密的樹木與竹子，門前是一大片平平坦坦的場地。場地緊挨著他家的責任田，田裡的莊稼已經收割完了。李開文曾經生活過多年的兩層樓房，還是五十多年前建的，又多年失修，現在牆皮已嚴重剝落，牆的顏色也深深淺淺，斑駁不堪。但是大門兩邊的土牆上，當年用紅漆書寫的毛主席語錄，卻依稀清晰可辨。一邊是：「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線，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一邊是：「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
望著風雨侵蝕過的這些文字，不禁讓人感到世事的滄桑，歷史的無情。
兩人去的時候，李開文家裡一個中年女人在灶間炒著什麼，邊上站著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通過介紹，得知那女人是李開文的孫媳、李運兵的妻子張明珍。小女孩是他們的孫女。她把我們讓到屋裡坐下，就跑到隔間去打電話。她告訴我們，前面不遠有一戶關係不錯的村民蓋房子，李運兵正在他家幫忙。
張明珍先領著參觀了一下這幾間屋子。她說，這裡原先有兩幢樓房，她們一家住在李開文隔壁，十幾年前，她們住的那幢樓倒塌了，她們就搬到李開文住的屋子裡來了。難怪，在門前左看右看，怎麼也找不到陳桂棣描述過的另一幢一模一樣的房子。
也許是因為老屋的牆面沒有粉刷，地面上鋪著的又是深灰色的砂漿，雖然外面是艷陽高照，屋子裡的光線並不好，顯得有些陰暗。兩人在屋子各處轉了一下，發現這個家，幾乎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許多傢具也還是李開文當年用過的。李運兵夫妻睡的那張床，就是李開文已經睡了多年的老式木床。客廳的餐桌，也還是陪伴了李開文大半生的一張山區農村常見的四方桌。就連洗臉架、洗腳盆，也都還是李開文早年添置的。廚房那個齊腰高，有兩平米見方的燒飯用的灶台，張明珍說，這是當年李開文親手打造的。這是怎樣的一個灶啊！在燒火的這一邊，造了一扇兩米高、酷似京劇臉譜那樣的屏風，屏風的作用，也許是為了把煙擋在一邊，好讓在另一邊做飯的人能舒服地操作吧。由此，可以想像，曾在中央特灶班當過十多年班長的李開文，是個愛動腦筋，有所建樹的人，他居然把徽派建築中的封火牆，搬到了一個小小的灶台上。
一會兒，李運兵回來了。出現在兩人面前的李運兵，頭上身上都是灰，挽著褲腳，一邊高一邊低，歲月在他瘦黑的臉上，留下了不少印痕，已經是一個標準的中年農民。對於客人的到來，他表現出了十分的熱情。不過，他好像完全不記得曾和陳桂棣接觸過的事，陳桂棣提起來，他才猛地想起。
陳桂棣問他：「你後來到了那家繅絲廠工作嗎？」
李運兵說：「去了。縣裡不解決，我們只好東挪西借，最後湊齊了兩千塊錢押金，才進去工作。」
「現在還在那個廠幹嗎？」春桃問他。
李運兵嘆了一口氣，說：「早不幹了。我在那裡幹了六年，月工資只有二三百元，本來講好交的押金是會退還的，沒想到那是騙人的鬼話。後來廠子倒閉，我們找了好多次，乾脆連人也見不到了！」
他說，在響山寺無事可做，就外出打工了。他去過青島，也去過無錫，別的技術工作幹不了，主要在建築工地拎泥兜子，每天幹活都在十小時以上，能拿到六十塊錢。這樣幹了兩年多，終因年紀偏大，有一天出力太猛，傷了腰，從此以後再沒出去，就在家裡侍弄著兩畝地。雖然種地是苦了點，卻也已經習慣了。患有小兒麻痹症的弟弟李運江，早在他沒進繅絲廠的三年前，就已去世。辛勞了一輩子的父親李錦旭，也在他還沒離開繅絲廠之前就「走」了。他們都再不會感到日子難過了。現在，他的兩個姐姐，一個妹妹，都嫁了人，在這不大的老屋裡，住著他們一家老小五口人。
想不到他們的兒子李磊已經二十五歲了，十八歲當兵，已退伍多年，現在在鄉里派出所臨時當協警；他退伍回來就學會了開車，聽說槐樹灣鄉和古碑鎮要合併，正需要一名駕駛員，這是一個多好的機會呢。但明知道這對他是一個好機會，可是，他們上面沒人。
陳桂棣和春桃聽懂了：今天的李磊又遇到了他父輩李運兵當年同樣的問題。同樣的困難。同樣的無助。
一直在認真聽的陳桂棣，這時突然問：「『大杏子』陳氏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李運兵妻子張明珍回憶說：「就是李運兵去古碑招待所找你的那一年。」
她說，「大杏子」去世之前，曾在縣城住了一個多月醫院，她一直在那裡盡心盡意地服侍著。誰都知道「大杏子」這些年存了不少錢，但直到咽氣，她也沒有吐露半句。開始還以為她是把錢給了娘家人，直到人已咽氣了，給她換壽衣，就在脫她身上的那件棉褲時，發現褲腳的一處硬邦邦的，拆開來一看，居然是一本存摺，上面還存有一萬兩千多元錢。
張明珍當時吃了一驚。多險呢，差點就被燒掉了！
這是一個多麼不可思議的女人，寧願這些錢燒了，她也不留給李開文的後人。
李開文娶了這樣一個女人，是多麼的不幸！當張明珍把存摺的事告訴李開文，李開文聽了，竟毫無反應，一個人枯坐在灶前發愣。他正為「大杏子」從此離他而去，十分悲慟。
李開文早在十年前的一九八○年春天，就為自己選好了墓址，三年之後修建完工。現在，他首先把「大杏子」葬了進去。
為啥要把「大杏子」葬進李開文精心修建的墳墓，李運兵和張明珍，兩個人都有點想不通，就問李開文，李開文聽到了，卻一聲不吭。
李運兵說：爺爺一直活到九十四歲，還是自己照顧自己，輕易不去麻煩別人。他的生活還是那樣有規律，天麻麻亮就起床，依然是做操、拾糞。做操必做滿三百二十下，拾糞必拾滿一糞筐。他還喜歡上山砍柴，然後把柴剁成一截一截，他一輩子只燒柴，不用煤氣。沒事的時候，他就搬出還是在延安時親手做的「草鞋扒子」，坐在太陽底下，打他的草鞋，他很少穿布鞋，或是皮鞋，一輩子也只愛穿草鞋。
他的飯量還是那樣好，早晨一大碗稀飯，放紅白糖，一個雞蛋；中午晚上都是兩碗乾飯。只是他已耳聾，眼花，記性不行了，生活開始變得有些不方便。張明珍就過去每天給他做做飯，洗洗衣服，幫他打掃打掃衛生。
一九九一年冬天，也就是「大杏子」去世半年之後，一個傍晚，張明珍說，爺爺突然對她說：「張妹子，你也服侍我不少日子了，我明年三月就走了。」
張明珍說，她原以為老人是隨口講的，並沒有當真。誰知，第二年的三月，清明節的前三天，爺爺提出想吃紅燒肉，這天晚上，她就給他做了一菜碗紅燒肉。沒想到，李開文竟把一碗紅燒肉都吃光了。飯後，他還在門口蹓躂了一會兒，就回屋睡覺了。可睡下不久，就忽然坐了起來，把墊在床上的稻草一根一根地拽出來，堆在床中間；然後他的兩隻手就不停地上下翻動，那樣子又像在埋頭打草鞋。
開始，爺爺不出聲，慢慢兒，他的嘴裡便念念有詞：「毛主席、周副主席、蔡暢大姐，你們來接我來了？」
聽到響動，張明珍慌忙趕過去，怕他有事。誰知他是真的有事了。當時她就嚇壞了，覺得爺爺魔瘋了。只見爺爺神采煥發地看著窗外，激動地念叨起來：「哎呀，來這麼多人。又是馬，又是轎，鑼鼓喧天的……你們別著急，我天把就去了！」
李運兵說，當時他也跑了過去，他和張明珍兩人不停地喊著李開文，但李開文已經什麼也聽不見，只是一個勁地拽草，一聲接一聲地，異常興奮地揮著手，在和誰搭著話：「我是李開文，不認識了？我是李開文呀！」
他在床上坐了一夜，拽了一夜的草，嘴巴里也念叨了一夜，一直折騰到第二天早晨。
突然，周圍一片寂靜。李開文不再出聲，但他還是那樣興奮，靜靜地揮著手，專註地凝視著窗外。
過了很久，李開文還是那樣一動不動。
當李運兵和張明珍知道李開文其實已經咽氣，這才放聲大哭。
臨近傍晚，太陽將要落山的時候，李運兵夫妻帶著我們踏上了通往李開文墓地的小路。墓地就在屋後的半山腰，這是他們家的承包山地。山上沒有什麼大樹，除少量的油茶樹和板栗樹，大量的都是叫不出名字的野生雜樹。看得出，平日這條路很少有人走，沒走出多遠，就見不到路，儘是枯黃的野草，以及齊腰深的灌木。雖然山不算陡，我還是累得有點氣喘。大約走了一華里左右，在一個陡坡的邊上，我們看見了李開文的墓。
看到墓的那一瞬，我禁不住一愣。
這哪裡是一座墳墓啊，它分明是延安的一處窯洞！
墓穴是從一面光滑的崖壁掘進去的，已被封實的穴門上方，呈明顯的半弧形，酷似我們常在電視上看到的延安窯洞特有的門廊；門廊的頂部，居中位置，鑲嵌著一枚碩大的、紅得耀眼的五角星！
整個墳墓藏在一個山坳里，墓門的前方卻是豁然開朗，正對著響山寺大廟。正對著李開文當年工作過的響山寺糧站。
整個墓地，既隱蔽，又向陽，既別具一格，又樸實無華，一如李開文這個人。
我們在墓地前靜默了許久。周遭萬籟俱寂。夕陽中的油茶樹、板栗樹，以及那些叫不出名字的野花雜草，全悄然無聲。
我想，辛勞了一世的李開文，終於和給了他一個「家」的溫馨的「大杏子」，在這沒人再來打擾的地方，可以永遠地安息了。
（全文完）
本文選自《當代》2010年第二期
本期微信責編：錢墨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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