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強則國強，民國時軍訓教育就從孩子抓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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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按
王世傑可謂民國史上的風雲人物，他以學者步入政壇，擔任過教育部長、外交部長、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等要職。他從1933年5月到1938年1月擔任教育部長、任職共計4年零8個月，是自晚清學部成立以來擔任全國教育行政最高首長任期最長的一位。他擔任教育部長的時期，恰是民國時期中國教育學術進步最快、成就最大的時期，他也積極籌備抗戰時的教育，使中國教育在戰火中得以弦歌不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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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教育從孩子抓起
「九一八」事變後，教育部即提倡救國教育，從民族教育和生產教育著手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為配合國防建設，培養學生的尚武精神，高中以上學校實行軍訓教育，初中小學則有童子軍訓練。
當時中國一般青年大都志氣頹唐，身體孱弱，而此時國際上頗為流行童子軍少年組織，培養公民道德、勇敢精神及各種野外生活的技能。為了培養青年的體魄以備戰爭，1934年11月成立了中國童子軍總會，蔣中正為會長，王世傑為理事長。
王世傑
1935年5月，教育部在南京召開全國訓練會議，要求中國童子軍要有堅定的民族意訓來發揚中華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發展德智群美體，更要有生產和技術的訓練，促進生產並扶助民生髮展，中國童子軍的戰地服務「以救護戰地傷亡軍士流離難民，協助運輸傳送等為宗旨」，嚴格組織管理，「絕對遵從當地軍政長官命令」，以期把童子軍納入國家戰時體系。
這時的中小學校也已普遍建立了童子軍組織，童子軍組織發展迅速，1936年童軍人數已達20餘萬，這年4月，教育部舉辦中國童子軍幹部人員訓練班，全國25省市400餘名童軍領袖到南京共聚一堂，集中訓練。
經過專業刻苦的訓練，童子軍已具備相當的救護、偵察、抵禦能力，能夠上前線救護傷病員、慰問將士、探察敵情、修築工事，在後方收容遣送難民、代收慰勞品、維持秩序等，關鍵時刻他們甚至能直接參与戰鬥。
1935年童子軍謁陵
廬山談話
1935年12月，蔣中正再次出任行政院長，依舊任用王世傑為教育部長，段錫朋為次長。面對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機，國人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愛國學生呼籲作戰爭之準備，教育部召集特種教育委員會議，討論國難時期教育方案。
1936年2月22日，首都講演會在中央大學舉行首次講演，由教育部長王世傑主講《國難時期的教育》，到會各大中學校長、師生一千多人，行政院長蔣中正和教育部次長段錫朋、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都出席大會。王世貞指出國難時期教育的目標，應注意三方面，一為體格訓練，一為精神訓練，一為特種知識及技能訓練，繼而系統剖析實現三種方案的主張。
5天後，教育部正式頒布《國難時期教育方案》，把注重體格訓練，改進精神訓練，在知識與技能方面注重生產能力與特種教材作為國難時期教育的基本綱領。此後，教育部又制定特種教育實施計劃表，統計了各校實施特種教育情況。增設科目有：
(1)理科，有毒氣化學、精製炭油、國防化學、火藥學；
(2)工科，有兵器學、築成學、防空學、汽車駕駛、築路工程；
(3)醫科，戰時救護、軍事看護、繃帶法、活性炭之研究；
(4)農科，移民屯墾、糧食管理、荒政學；
(5)文科，孫吳兵法、歷史戰爭史料、隨營圖書館、民族運動；
(6)法商科，戰時經濟學、戰時財政、戰時政府、戰時經濟政策、戰時社會工作；
(7)教育科，戰時教育、軍事心理學、戰時中小學課程研究。
特種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特種教育的實施實為抗戰做出有力準備。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發動了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一時全國形勢驟緊，舉國上下要求全面對日作戰。鑒於內政外交、經濟、教育等問題亟待整飭，國民黨二巨頭蔣中正與汪兆銘聯名邀請國內著名學者、社會賢達及各黨派領袖，於7月中旬在江西牯嶺舉行談話會，藉以溝通朝野的共識，集思廣益，作為決策參考，是為「廬山談話會」。
河東路8號，王世傑廬山談話會期間居住於此
談話會上，由於全面抗戰爆發，教育界部分人士頗有主張變更教育制度，以配合戰時需要。他們建議高中以上學校與戰事無關者，應予改組，或即停辦，學生應徵服兵役，捍衛國家。初中以下未及兵役年齡的學生，亦可變更課程，縮短年限。此種戰時教育議論，一時甚囂塵上。
王世傑詳加考慮，鄭重提出教育部的看法，認為抗戰既屬長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間接均為戰時所需，為自力更生，抗戰建國並進之計，原有教育必須維持。這些主張得到了最高當局的支持。
廬山談話會宣示了中國政府抗戰到底的決心，各界人士一致擁護政府對日作戰的方針，並表示要竭盡全力為抗戰做出貢獻。代表們就全國各黨各派、各地方組織如何實行統一化、組織化、紀律化各抒己見。
有感於廬山談話會同仇敵愾的精神，盧溝橋事變發生後的第二個月，教育部就頒布了《總動員時督導教育工作辦法綱領》因應時局。該綱領要求學校增加容量收容戰區學生，開設的課程要考慮國防的需要，學校可成立戰時服務團體；力求在戰爭狀態下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為安定全國教育工作，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經費在戰時仍應照常發給，但在緊急情況下，經過批准後可酌量變更其用途。
8月13日，日本帝國主義挑起「八一三」事變， 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滬會戰結束，日軍趁勢分三路向南京進犯。教育部為躲避戰火輾轉遷移，部長王世傑和次長段錫朋先後抵達長沙（後又遷往武漢），暫在湖南教育廳內設教育部辦事處，27日開始辦公，積極進行戰時教育。他們通令各大學普遍加授國防課程、加強國防工程的教學研究，還加強學生在戰時的訓練與服務，如看護、擔架、運輸、救護、防空、防毒通訊等，以支持抗戰軍事。
波瀾壯闊的學校內遷
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東北原有教育機關多受摧殘，日寇施行奴化教育，關外學生食宿無著，面臨嚴峻的生存危機和精神折磨，不願做亡國奴的東北學生遠走他鄉，一時間，東北學生散布關內各地。
教育部考慮到東北學生急需救濟者眾多，且分散各地，救濟事務繁雜，特設立「東北青年教育救濟處」，主要採取安插東北學生借讀關內各校、免收學費、供給膳食並發放補助費、特設專收學校、舉辦「升學轉學考試」、指導訓練東北學生等多種救濟方式。
中國童子軍
鑒於北平的東北流亡學生最多，教育部專門在北平成立東北中山中學，安置流亡學生。中學開辦費用由行政院撥發專款，經常費用由教育部按期撥發。東北中山中學是當時國內唯一一所國立中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值得大書特書。
中山中學為流亡學生提供了安身處所與學習條件，這裡聚集了大量具有抗日救亡思想的東北學生，學校對他們施行中等教育、補習教育或生產教育。這些學生畢業後，或入八路軍游擊幹部訓練班，或投考國民黨軍校，或被分配到前線部隊參戰，在對日抗戰的各個戰場上，都有東北中學學生的足跡和身影。
東北中學正式以一種學校制度的形式出現，各省戰區日後仿效中山中學，亦設相似組織。這批獨具特色的國立中學成為戰時教育的奇特景觀，為我國教育的恢復與發展保存了火種，為全民族抗戰輸送知識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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