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談生態，就不能談談「新」的內容嗎？

21世紀被認為是「生態世紀」。如今，當我們說進入生態文明新時代的時候，不由要作深度思考的是，「生態」概念究竟有哪些新的東西值得關注？

原文 ：《超越自然生態觀》

作者 |華東師範大學教授 庄志民

圖片 |網路

風起雲湧的綠色生態運動

世界各國的工業化進程，大抵從堅守「發展是硬道理」的邏輯起步，在極大提高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多少存有忽視和漠視自然環境保護的現象。人們為本世紀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工業革命的繁榮付出沉重的環保代價，接踵而至的公害事件令世人震驚。因此，在1968年逆向催化出一個非正式的國際協會——「羅馬俱樂部」，開創了對人口激增、環境退化、糧食短缺、富足中的貧困等全球問題框架進行系統研究的先河。羅馬俱樂部後來提出「有機增長」，即把經濟學和生態學結合在一起，「發展出一種建立在和諧的基礎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政府基礎上的對自然的態度」。

如此「協調發展觀」的影響，便是助推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該會議通過的《地球憲章——21世紀議程》，確立了為世界絕大數國家所接受的可持續發展觀。對此，我國作出迅疾響應，於1994年3月25日國務院第16次常務會議上，討論通過了《中國21世紀議程》（即《中國21世紀人口、環境與發展白皮書》），決心要擯棄通過高消耗追求經濟數量增長和「先污染後治理」的傳統發展模式，走可持續發展之路。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發展改變世界的新經濟模式，實現後碳時代可持續發展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呼應風起雲湧的綠色生態運動，以「發展綠色產業為標誌」。

新時代的生態文明

21世紀被認為是「生態世紀」，綠色、環保、生態、低碳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經常提及的熱門關鍵詞。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同時提出了「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我們需要特別關注「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提法，這樣的生態文明新時代表述已經超越自然生態觀，而是注重在自然生態和社會生態上建構某種平衡關係。換言之，十九大之後，當我們再提及「生態」這一關鍵詞，其文明內涵已經從狹義走向廣義，不僅涉及自然環境，也與社會環境有關。學術界提出並作深入研究的「社會生態學」（及其「社會生態圈」）理應在此時得到更為充分的關注。如有學者指出，生態文明建設應力主推動自然的和諧、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的身心和諧、自我與他者的（社會）和諧。

所謂「生態」，關鍵在於一個「生」字。在理想化的層面解析上，生態化的「生活」，理應與「生命」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這方面，學者朱良志教授從中國古典哲學美學切入對生命所作的「形散意聚」分析值得高度關註：「生之謂性」，天地自然和人都以生命為其根本特點，生為萬物之性，由此在整體上構成永恆的生命本體；「生生之德」，天地萬物之生長過程的化育、綿延和升騰趨向，內蘊著對於生命世界諸多層面和要素彼此關聯的系統思想；「生之謂仁」，亦即「生仁合一」，作為儒家生命哲學的邏輯結構，體現其對致力於道德秩序建構的努力，即從孔子的「仁者，愛人」，到宋明理學集大成者朱熹所說的「仁是天地之生氣」，歷史地完成了將道德宇宙之「仁」與自然宇宙之「生」融為一體的邏輯建構。

從薪火相傳的文化傳承意義上說，若要「尋根」，逐漸在當代思想文化界流行的生命美學也正部分植根於此。從「生命」本位出發又回歸「生活」的「生態」，其本質屬性就是與死寂安息絕然相反的「生生不息」，其基本涵蓋範圍則包括人（及其社會關係的總和）在內的天地萬物，其「道德經」內核是導向於可持續的化育、綿延和升騰過程的社會-經濟-自然之協同（和諧）。

由此可見，生活，乃「生」之「活」。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首先必須使得生態圈中的「綠水青山」（自然界）處於生生不息的狀態；其次必須使得生態圈中的人類社會精心呵護能夠回得去的「家鄉」，向心聚焦於具有親和力的族群，以及高舉「和平與發展」大旗的國際主義精神。

「邁向新文化復興」

在整個文明世界語境下，對「生態文明」作順理成章的普泛性解讀，其所指的是自然生態和社會（文化）生態的統一。這是一種泛生態觀，其內涵比通常將「生態」當作「自然環境」的同義語要寬泛得多。要而言之，自然（Nature）生態和社會（文化，Culture）本身，就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在泛生態的視角之下，讓人萌發「詩意棲居」之幸福感的生態世界，必須「望得見山，看得見水」，必須讓人們「記得住鄉愁」。「山水」之稱謂是自然生態的擬代，「鄉愁」之稱謂是「社會生態」的擬代。理想社會的未來發展，別無選擇的願景定位，必須是自然生態與社會生態的有機融合。

在生態文明時代，如何使現代人重鑄人性，成為一個《易經》中所說的「與時偕行」，能以自律的方式關愛大自然（包括在自然中生存的人自身）真正的人呢？這從風頭正勁的前沿學術思潮「生態批評」上可瞥見一二。有研究甚至提出極為宏闊的泛生態文明觀，認為：「天、地、人、神和諧共在的整體生存境界是一種美的境界，審美化生存是重建家園，實現美的生態文明境界的必經之路。」（王茜，2007）

這就給我們啟發，生態文明新時代的鄉村復興，更為艱巨的任務是包括旅居鄉野的人群（包括當地「土著」和外來移民）的文化復興，在此過程當中，使人成為真正無愧於生態文明時代的大寫的人，能將自然（天地）-社會（人類）和諧相處之道化為自己的文化血肉（第二天性）的人。以「三農」問題而言，就存有諸多與泛生態觀的「生生不息」底蘊相左的思想障礙和現實困境。所隱含的與人相關的社會關係的生態倫理問題，是一個解決難度極大的問題。人若不作自我「拯救」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寫的「人」，就不可能獲得「隨心所欲而不逾矩」的「逍遙」，甚至會與舒坦愜意的小日子漸行漸遠。從政府扶貧工作的角度上看，之所以要「扶貧必扶智，治貧先治愚」，也是因為貧困地區群眾通過學習提升自身綜合素質，才是阻止貧困現象代際傳遞、從而根本改變命運的最堅實通道。

有鑒於此，筆者特別贊同這樣的論斷：生態文化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新階段。在生態文明新時代，我們必須將可持續生存作為最高世界道德準則，脫逸於自我中心主義的窠臼之外，從古今中外的精粹思想寶庫之中汲取養料，獲得生生不息的內在動能，進行自然-社會二元一體的泛生態文化復興。有專家指出，當今時代，是「有史以來人類活動第一次成為塑造地球上所有生命維持系統的主要力量」，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可以隨意征服自然、主宰世界，而是要「邁向新文化復興」，即發掘人的智慧性潛能，來創造一個「為所有人共享的未來」（克勞斯·施瓦布，2016）。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37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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