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書評》：我們能從「冷戰自由主義「學到什麼？
撰文：揚-維爾納·米勒
翻譯：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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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都在說，自由主義處於危機之中，它正受到人數不斷增加的民粹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的左右夾擊。人們說，中間立場無法維繫。但是，如果自由民主制度因為中間立場受到動搖而瀕於崩潰，那麼為什麼很少有人援引以賽亞·伯林、小亞瑟·施萊辛格、卡爾·波普爾和雷蒙·阿隆這樣的偉大的「開放社會」的捍衛者的思想？我們會以為，今天的自由主義者會讓這些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思想家「參與」現在的討論。但是，雖然他們沒有被遺忘，但在當代政治辯論中，你幾乎聽不到他們的名字。不過去年有一個奇怪的例外，愛爾蘭的財政部長對伯林稱讚有加，因為伯林幫助他應對「人們針對公司稅收政策提出的要求」（考慮到這位部長給出的古怪的理由，這件事倒是幾乎驗證了我說的「你幾乎聽不到他們的名字」這點）。這當然不是將伯林的思想用於抵抗民粹主義的做法。
20世紀80年代的以賽亞·伯林 攝影：傑瑪·萊文/蓋蒂圖片社
在現在這個歷史時刻，我們能從「冷戰自由主義「中借鑒的思想資源有很多。這些思想家經過慘痛的教訓之後認識到，這個世界並非註定地往更自由的方向發展。他們抱著自我批判的態度，認真地去思考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受到的批判和挑戰。但是，施萊辛格在他出版於1949年、頗有影響力的《關鍵中心》（Vital Center）一書中所概述的並不僅僅是一種實用主義思想，更不是在極左和極右之間簡單地找一個中間點。這些思想家試圖在20世紀的歷史環境中去設想一種有原則性的自由政治。這種有原則性的自由政治與今天那些迷失方向的中間派試圖先發制人地採用民粹主義手段截然不同——例如，希拉里呼籲歐洲停止對難民的援助，因為在她看來，移民問題只會對民粹主義者有利。她的潛在想法似乎是，可以通過模仿自己政治上的對手來擊敗他們。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則不那麼認為。
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在一定程度上被排除於當下的對話的一個顯而易見的原因是，冷戰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政治思想各自的宏大敘事之間的衝突（即使冷戰不僅僅與政治思想有關）。伯林和阿隆提出過一個廣為人知的論斷：20世紀的極權主義的烏托邦是「知識分子的鴉片」。民粹主義者沒有類似的烏托邦計劃，他們不像許多共產主義者那樣相信歷史決定論。實際上，民粹主義沒有自己的意識形態或學說，無論左翼或右翼。民粹主義者聲稱他們，也只有他們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或者「沉默的大多數」，他們宣稱自己在政治上的競爭者們腐敗、「不老實」，否認競爭者的合法性。
伯林和阿隆的批評在這裡不適用，因為民粹主義者不需要去吸引知識分子或者提出一個具有誘惑力的宏大的思想觀念。民粹主義者，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者不是去期望一個完美的未來，而是去想像一個屬於同質的、純粹的「人民」的，只在幻想中存在的過去。事實上，他們傾向於將所有政治問題都歸結為歸屬問題：他們暗示不認同自己對「人民」這個概念的理解的那些公民根本不屬於人民；如果某些公民對民粹主義者提出批評，那麼這些人很快就會被譴責為叛徒。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像匈牙利總理維克托·奧爾班（Viktor Orbán）這樣的右翼民粹主義者同時會攻擊「自由派精英」和處於弱勢的少數族裔。
特朗普和奧爾班
特朗普則宣稱反對者是「叛國」、「不是真正的美國人」。他在華沙發表的演講中有這樣一句話，「我們是否對我們的價值觀有信心，可以不惜一切代價來捍衛它們？」，這句話聽上去像是冷戰處於最緊張時期的發言，但他緊接著又說的一句話才更能說明他的真實想法：「我們對我們的公民是否足夠尊重，可以守護好我們的邊界？」他描繪出這樣一幅世界圖景，中東恐怖分子和來自拉丁美洲的人們（雖然成為美國公民，但可能是內敵）一直對真正的美國人構成威脅。
面對極權主義而非民粹主義的威脅，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總是強調多元主義。他們所說的多元主義不僅僅意味著利益的多元化（20世紀中期對民主制度的辯護的基礎便是這個意義上的多元主義，民主制度可以讓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可以和平地競爭），還包括了人類價值的多元化以及作為民主社會特徵的「真正的文化多元主義」（小亞瑟·施萊辛格語）。如伯林和波普爾這樣的思想家強調，一個國家如果要去實現一個以某一套價值觀作為基礎的烏托邦藍圖，個人權利必然會受到侵害，因為不同的個體所接受的價值觀各不相同，而且這些價值觀之間往往是不相容的。這種有原則性的多元主義呼籲尊重個人和群體的多樣性，也能夠說明為什麼民粹主義者提出的那種單一的「人民」的概念是多麼危險。
如施萊辛格這樣的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也試圖構想出一種「具有戰鬥力的信仰」來捍衛「關鍵中間立場」。他們讓自己投入到一場有關思想的鬥爭中，他們認為這種鬥爭會產生一個附帶作用，那就是他們的理想會變得更加清晰。正如伯林曾經說過的那樣，「我總是對自己說，在一個耶穌會士和一個懷有善意、但是頭腦混亂的人之間，我會更欣賞前者。至少前者知道自己在爭取和反對什麼，而且讓自己的鬥爭武器保持鋒利。」但是在其他一些時候，伯林又勸告人們要保持溫和，並警告道，對某個政治「信念」做出回應，不一定要通過某種「反對信念」，因為那樣做就相當於認為一種狂熱思想只能被另一種狂熱思想擊敗。
小亞瑟·施萊辛格
這兩種自由主義立場——渴望通過進行一場「有益的論戰」來確認自己的身份，一種自覺的對溫和立場的支持——目前都遇到了問題。由於民粹主義沒有一套邏輯連貫的信條，因此也就無從設想一套施萊辛格式的「反對信念」；無論如何，自由主義者應該能弄清楚自己的立場是怎樣的，不需要敵人來幫助自己明確立場。另外，只有當你可以合理地論述兩個極端同樣危險的情況下，中間派或溫和立場才會對人有吸引力。右翼民粹主義和在我們這個時代通常被稱為左翼民粹主義之間並不是絕對意義上的兩個極端的對稱關係。人們可能不同意美國的桑德斯支持者和民主社會主義者以及英國的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的追隨者的政策主張，但是這些人都不反對多元主義。他們可能認為應該「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的利益而戰」，但是他們並不會把「血統純粹的人民」這樣一種概念作為自己政治行動的基礎。（這並不是說任何地方的左翼力量都沒有那種內在的反自由主義的民粹主義：委內瑞拉災難性的「21世紀社會主義」就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人們幾乎忘記了當施萊辛格為中間立場辯護時，他也在支持非共產主義的、非斯大林主義的左翼（施萊辛格稱之為「自由左翼」），而不是在左右翼中間尋找容身之處，或者主張一種精心設計下的左右共存。伯林和波普爾則實際上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他們認為對於一個良善社會來說，福利制度是不可或缺的。施萊辛格反對「不負責任的富豪統治的暴政」，並呼籲採取民主手段對經濟進行控制。這種立場使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與哈耶克這樣的人物區分開來，後者公開反對社會民主主義，也是美國的保守主義運動和英國的撒切爾主義的重要精神導師。
如果對溫和中間立場的支持是基於某種讓人難以信任的「中間主義」，而非基於原則，那麼這種支持也就不值得稱讚。民粹主義者反對「全球主義」和「開放邊界」。但是又有誰真正主張完全開放的邊界？即使在今天的學術界，主張實現真正的全球正義和人們的自由流動也是少數派。當波普爾為「開放社會」辯護時，他反對的是教條上的不寬容以及思維上的部落主義；這是個認識論上的觀點，而不是關於移民政策的觀點：他希望人們有開放的思想，不是主張自由出入的領土。（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仍然傾向於接納難民，他們所主張的也是自由主義，一種更早些時候從寬宏大度意義上講的自由主義。）
在所有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伯林似乎是最能認同民粹主義就民族認同議題進行的文化戰爭的一位。畢竟，伯林終其一生都認同猶太復國主義，對民族主義有著極大的同情。他總是強調人類的基本需要，並且使用「意識受到傷害之狀態」這樣的說法來解釋自18世紀以來的許多意識形態驅動的過激行為。他是在描述一種不被認可的感覺，一種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受重視的遭際，因為達不到自由主義的、世界主義的文化所假定的標準而產生的感受。在這個「鄉下人的悲歌」【這個說法來自2016年出版的 Hillbilly Elegy: A Memoir of a Family and Culture in Crisis 一書——譯者注】的時代，伯林對政治不滿的心理來源的敏感可能特別有價值。
在當代民粹主義評論中，人們像是條件反射性地經常使用諸如「憤怒」和「怨恨」之類的詞語，但是這種置身事外的「診斷意見」有一種俯視眾生的優越感。這樣一些表達還有可能將情感因素完全與理性剝離，從而讓嚴肅的辯論無從進行；而事實上，情感與理性從來都不可分隔。畢竟，人們的憤怒情緒背後是有原因的，如果我們主要通過心理視角來看待他們的不滿情緒，我們就不太可能去直接問他們這些原因是什麼以及這些原因是怎麼來的。另一個危險就是過度的同理心，特別是在沒有與「人民」有過實際接觸的情況下。直接去了解人們的生活經歷是一回事；完全把煽動民意者（無論這些人是政治家還是脫口秀名嘴）對這種經歷的描述當真則是另外一回事。當我們在努力去理解一件事情時，我們可能會變得過於善解人意【伯林稱其為「設身處地地體認」（Einfühlen），一種去認同他人的思想和情感的過程】，會導致「全部理解就是全部原諒」的問題。那些聲稱完全理解所謂「普通民眾」的意願的人們【德國人有時稱這些人為「民粹主義同情者」（Populismusversteher）】所作出的種種可能會產生有害影響，而且這些影響會持續非常久。許多人會直接認為民粹主義者揭示了我們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真實情況，或早或晚，其他政治力量也會將這些似是而非的「真相」作為自己開展政治行動的基礎，例如，據說工薪階層就是厭惡外國人和移民。
今天的自由主義在去努力重新確立其價值的過程中，必須不能僅僅是一種條件反射性的反特朗普主義，也不能是基於對左、右翼民粹主義存在對等關係這個錯誤假設之上的，對中間立場的辯護。本著伯林和其他冷戰時期知識分子倡導的自我批判精神，今天的自由主義者必須重新思考自己在當下這個時代的原則是怎樣的，放棄1989年之後的許多自由主義者所抱有的幻想：歷史進步是必然的。冷戰時期的自由主義者相信在民主程序之下的衝突的合法性。用施萊辛格的話來說，這些人認為衝突是對自由的保障。但除了已有的衝突——在這種情況下，中間立場意味著稍稍考慮到左右兩邊的主張——還需要運用想像力按照自己的主張去定義衝突，同時忠於施萊辛格所謂的「人道尊嚴之精神」。
本文選自《紐約書評》2018年11月26日「NYR Daily」欄目，《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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