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方：延安式的戀愛和結婚

本文作者王仲方，1921年生，安徽六安人。曾就讀於浙江大學，1937年12月到延安。畢業於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曾任抗日軍政大學、澤東青幹校、延安民族學院教員，華北局社會部科長。新中國成立後，任公安部辦公廳副主任，羅瑞卿部長政治秘書。後任青海省委常委兼省委秘書長、省委政法領導小組組長。「文革」後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成員、副秘書長兼法學研究所所長，中央宣傳部辦公廳主任，中國對外聯絡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法學會會長。當選中共十三大代表，第七、八屆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公安部諮詢委員會委員等。

人們常說延安男多女少，18∶1，但是男女之間的關係還是正常的、慎重的，沒有什麼混亂現象。延安黨政軍民學機構都不大，經常組織工作團到外地調查，一個組六七個人，有男有女，行軍途中，有時睡在一個炕上，很少發生什麼問題。大家在繁忙工作中，幾乎忘記了彼此的性別，過著一種革命的、純潔的甚至是神聖的生活。

1939年以前，延安戀愛者有之，結婚的人不多。這個時期，抗戰風雲洶湧奔騰，人們懷著一種速戰的願望，不論在前線、在後方，都想著打敗日本之後如何重返故鄉，建立自己期望的生活。但是隨著武漢撤退，大片國土淪陷，速勝之望已經破滅，留在延安的必須做長期打算，毛澤東也號召留在延安的幹部要有決心，死了埋在清涼山。這時延安的年輕男女，開始考慮自己的長期打算，戀愛結婚也時興起來。

延安沒有婚姻法，男女結婚只要向所屬組織寫報告申請，經過考查具備結婚條件就予批准，批准書等於結婚證，就可以結婚了。延安當時因住房緊張，沒有可能給結婚夫婦一間新房，所以實行禮六制度，夫妻平時在一個單位也好，不同單位也好，只有禮拜六才能團聚過婚姻生活。一到禮拜六，同房間的同志臨時搬走，騰出地方讓夫婦同住，星期天各自回去。

延安有一批紅軍老幹部，經過長期艱苦戰爭，又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30多歲，還未結婚，他們積極尋找對象。延安有少數工農女幹部，他們和她們講戀愛直截了當，彼此覺得可以，就打報告結婚。延安有一批大後方來的女青年知識分子，她們懷著強烈的革命願望和志氣來到延安，本意不是來找對象結婚的，其中有些本來是一對戀人，由於各種原因還沒有結婚，到了延安就水到渠成，得其所哉。其中多數還在待婚狀態，成了延安男同志追求的對象。

1938年我在中央宣傳部工作時，一共6個人，部長凱豐在重慶辦《群眾》雜誌，秘書楊松，教育科長吳亮平，宣傳科長陳昌浩。除我們3個年輕人，他們都是30歲左右年紀，是黨內高級幹部。楊松曾長期在東北做黨的工作，留蘇多年。吳亮平曾是蘇區中央宣傳部部長，陳昌浩是四方面軍主要領導人之一。3個人中，陳昌浩已結婚，夫人是著名婦女幹部張琴秋，是延安女子大學領導幹部，張琴秋每周來與陳昌浩團聚。夫妻恩愛之情，激起了另兩位單身人的求偶之心。楊松和吳亮平都有心找對象，兩人找對象的方式卻不同。

吳亮平管教育，經常到各學校講課，他就利用這個機會，從聽課的學生中選擇對象，終於在陝北公學看上了一位大後方來的年輕漂亮的女學生，但不知她的姓名，更不知道她的履歷。於是在一次講課的時候，指著她說，請你站起來，你叫什麼名字，然後提一個講課中的問題，讓她回答。知道了她姓杜，他就去找她所屬的班主任了解她的情況，知道了她是一個好學生。第二次上課，又讓她回答問題，如是者好幾次。他認定了這位對象。下課後，讓班主任把她請來個別談話，談談學習，為什麼來延安，志願是什麼，稱讚她學習好，同時介紹了自己的經歷。很快，在一次談話中單刀直入提出要同她結婚，小杜感到突然，提出沒有經過戀愛就結婚，要考慮考慮。吳亮平向她說明現在是抗戰時期，不能像平常時期那樣考慮問題，同意就結婚，不同意就算了。小杜通過聽課，知道吳亮平不僅是老幹部，而且是大知識分子，有學問、有著作、有才華，頗為佩服和敬仰，看到他是真誠的，就同意結婚了。

而楊松則比較含蓄，他年紀稍為大一些，長期在蘇聯，回國後很想找個合適的對象，一下子找不到，心裡想著嘴裡老是反覆哼著歌曲「23/12/562/55/62/162」（此為用數字簡譜哼唱出的歌曲旋律）。我都聽得很熟了，知道他的心思卻幫不上忙。1937年年底，安徽汪雨相老人帶領全家大小，兒子、女兒、媳婦、女婿一起到了延安。老人分配在邊區政府民政廳任秘書長，年輕人都分在延安各單位。老人有一位媳婦，到延安後與丈夫離婚了，在馬列學院學習，以後分配到延安文化俱樂部工作，可能楊松在馬列學院講課時見過她，認為她老練成熟，就經常跑文化俱樂部來找她，經過幾次交談，終於結成了夫婦。

講起文化俱樂部，還有另一位女幹部，是安徽女一中高才生，參加進步活動被學校開除，到了延安，可能是從女子大學調來的。她個子高高的，亭亭玉立，很是清秀，把文化俱樂部工作做得很有成績。在文化活動中，被劉白羽看中。我與文化俱樂部是鄰居，看見劉白羽越來越勤地來追求她，老天不負有情人，他們志趣相投，彼此相愛結成夫婦。

紅軍工農幹部與女知識分子生活經歷情趣有差距，當時延安有一些笑話。說一位紅軍高級幹部與一位女知識青年結了婚，感情很好，一日在延河邊月下散步，正趕上十五月圓，延河月下，女的感到無窮情趣，高興地說這月亮多美啊！她丈夫不能理解，覺得月亮就是月亮，像一塊大燒餅掛在天上，有什麼美不美，使女的有些失望。

又傳說一位女知識分子，結婚後給她丈夫寫了一封信，信的最後說「送給你一個吻」，丈夫收到信問警衛員，她給我送的東西在哪裡？警衛員說沒有看到她送什麼東西。丈夫說她信中寫的送給我一件東西怎麼沒有，一再追問，警衛員沒有辦法，找到懂文化的幹部一看，不禁大笑，丈夫也覺得不好意思。儘管工農幹部與女知識青年在文化上情趣上有差距，但工農幹部政治水平高，經歷豐富，感情真摯，婚後增進了了解和感情，夫妻生活很融洽。

在延安戀愛結婚中也有不盡如人意、引為遺憾的事。從大後方投奔延安的一對情人，約好到延安結婚。結果走岔了，女的先到了延安，在學習中受男性的熱烈追求。她在不知道她情人的下落情況下與人結婚了，等到她的情人找到她，已經晚了。男女雙方都感到很遺憾。

還有更不幸的是，我的年輕朋友劉天海，青島人，是一位英俊少年，受到女青年的愛慕，他也愛上一位山東姑娘小徐，兩人情投意合，打報告要求結婚，但是他在履歷表上填的是在家鄉已婚，組織上不批准。他再三說明，也不行。憂鬱成疾，在一場傷寒病中死去。我去看他，在他遺體旁佇立很久，發現他臨死時，眼角留有未乾的眼淚，於是寫了一首詩：

天海，年輕的友人啊，

我要用激動的聲音，

唱出你心中的悲歌！

我有一次偶爾遇見天海的情人小徐。只見她容顏憔悴，幾乎認不出了。可見她在感情上也受到很大刺激。

還有情人情深意篤，期待百年好合的，不料突然得到通知，說一方政治上有問題必須立即離開延安，從此天涯分隔，連音訊也不能保持，直到勝利見了面，彼此已經有很大變化，徒增無窮的遺憾。

在延安結婚的男女青年，少小離家，對男女結合的知識知之甚少，因此發生過一些影響健康的問題。這些事，女方如果在家裡，會有母親告知，到了延安，誰來告訴呢？1939年秋季，有一次我看到窯洞里外擠滿了年輕男女，非常用心地聽一位年紀大的女同志講話，不時傳出笑聲。擠進去一看，原來是鄧大姐（鄧穎超）在談話，告訴年輕夫婦如何注意婚姻衛生，只聽見她批評一些年輕夫婦，例假時不謹慎，結果得了病。她大聲地說這是危險的、不衛生的，當丈夫的一定要體恤自己的妻子，一個月有4個禮拜六，忍耐一次有什麼不可？她說，這些話你們在家時媽媽會告訴的。如今你們離開家到延安，我是你們的大姐，不能不管。延安，就是這樣通情達理，無微不至。

鄧穎超和周恩來夫婦，深受延安青年的敬仰，把他們奉為婚姻的偶像。他們從天津南開中學同學時相戀，歷經無數風險和劫難，始終保持著深厚的愛情。鄧穎超人稱鄧大姐，是一個熱心腸心直口快的人。記得1941年她陪伴周恩來到蘇聯治療骨傷，返回延安時，召開大會歡迎，請她也講幾句話，她推辭不了，只好上台向大家說，我這次是陪丈夫到蘇聯治病的，沒有什麼話好說，謝謝大家！就這幾句話，博得群眾的熱烈掌聲。當時，我是群眾之一，手掌都鼓紅了。

延安青年崇拜的婚姻偶像，還有朱德和康克清，不過朱德長期在山西八路軍總部，人們見得較少。人們印象好的，還有張聞天和劉英夫婦，李富春和蔡暢夫婦，謝覺哉和王定國夫婦，曾山和鄧六金夫婦。印象欠佳的是毛澤東和江青夫婦，林彪和葉群夫婦。特別是毛澤東和江青結婚，當時延安和其他根據地都有人表示反對，認為江青政治上不夠格，大家有些不放心。葉群是南京來的比較年長的大學生，有社會經驗，在別人熱衷找對象時，她沉得住氣，人們稱之為馬其諾防線（二次大戰中法國號稱最堅固的防線）。聽說她把中央領導人都排了隊，首先是政治局委員，哪個結婚了，哪個還未婚，或者雖結婚但老婆留在蘇聯回不來。林彪符合這個條件，她便主動進攻與林彪結婚。

延安男多女少，可都能找到合適的對象結婚。不管她看起來多麼不漂亮，不管他年紀大有戰傷斷了胳膊缺了腿，最終都能滿意結合。當時，我一位朋友的姐姐是舞蹈演員，長得很漂亮，她的丈夫是紅軍一位斷了一條腿的將軍，兩人卻很相愛。

在延安還有幾位外國朋友，如馬海德大夫，找到魯藝的美人蘇菲，結婚生孩子直到白頭。李德在遵義會議被撤下軍隊領導職務後，留在延安閑住，無事打打網球，他也找到一位對象結婚，當他被共產國際調走時，他的妻子留下來，成了一名戲劇演員。

蕭三是著名詩人，長期留在蘇聯，結婚生子，帶到延安。我們住得很近，常見到蕭三妻子。他們的兒子五六歲，名叫里昂，我們都喜歡他，逗他玩。他一不高興就說「沙巴克」，懂俄文的人說「沙巴克」是狗，他在罵我們呢。可是我們還是喜歡孩子，孩子給延安生活帶來新的感受，我們的革命是長期的，後繼有人。

但是延安結了婚的女同志一般不願生孩子，行軍打仗是個累贅，所以人工流產的比較多。只要經過領導的同意，就可以進醫院做手術。延安不鼓勵生孩子，但對生孩子是負責的。每人糧食有定量，孩子無論男女，都有自己的定量，還另發布為孩子做衣服。孩子從生下來就按規定供給。嬰孩一般是吃母乳，母乳不足，就用大灶小米粥面上的米油加糖喂，居然也能喂成又紅又胖的娃娃。遇到行軍，帶孩子的女幹部一般都配一匹馬，有一位公務員照顧。也有把孩子托給老百姓代養的。

我的兒子1943年出生後，一直隨著我們到處行軍，雖然受了不少跋涉之苦，但是長大了卻很自豪，總是談自己是從小八路長大的，見過打仗，還見過日本俘虜，是個老八路了。這批在延安出生長大的孩子，新中國成立後受到良好的教育，逐漸形成了一個幹部子弟群，他們之中有些人成了新中國各方面建設的骨幹。

摘自《窯洞軼事》

《窯洞軼事》回歸延安時期的「人」本身，關注對象包括革命領袖、保小學生，外來知識分子、本土勞動英雄，外籍革命者、日本戰俘，等等。通過親歷者的回憶和口述，將鮮見於公眾視野的延安故事整理彙集，從「軼事」的獨特角度對當時延安各階層與各界人士的工作、情感和生活立體呈現，讓讀者更直觀地認識一個個生靈活現的「延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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