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究竟好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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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豐骨匕記事刻辭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文字真正誕生的創作者也有不同的說法，有倉頡說，有史皇說，有沮誦說等。而距今天4600年前皇帝時期的倉頡造字說，逐漸成為主流說法：《荀子·解蔽》說：「好書者眾矣，而倉頡獨傳者壹也」。《韓非子·五蠹》：「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淮南子·本經》曰：「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說文解字序》記載：「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緯書《春秋元命苞》說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章太炎在《小學略說》認為：「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專，各地各造，倉頡采而為之總裁。後之史籀、李斯，亦彙集各處之字，成其《史篇》、《倉頡篇》。秦以後字書亦然，非倉頡、史籀、李斯之外，別無造字之人也。」

宰豐骨匕記事刻辭拓片

甲骨文是成熟的文字體系。金文實在甲骨文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大篆有金文(或稱「鐘鼎文」)、籀文之別。金文比甲骨文稍晚出現的文字，金文也叫鐘鼎文。商周是青銅器的時代，青銅器的禮器以鼎為代表，樂器以鍾為代表，「鐘鼎」是青銅器的代名詞。所以，鐘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鑄在或刻在青銅器上的銘文。

石鼓文（故宮博物院所藏明拓本）

大篆由甲骨文演化而來，明顯留有古代象形文字的痕迹。張懷瓘《六體書論》云：「大篆者，史籀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虯龍掉尾，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微，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早期篆書的象形性比較明顯，蔡邕《篆勢》云：「字畫之始，因於鳥跡，倉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妙巧入神。或龜文針裂，櫛比龍鱗，紓體放尾，長翅短身。頹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撇，鷹跱鳥震，延頸脅翼，勢欲縱雲。」唐張懷瓘《書斷》云：「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

石鼓文（先鋒本）（北宋拓） 各縱18.0厘米 橫10.4厘米，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石鼓文之前的《毛公鼎》金文藝術成就很高，年代是周宣王時鑄成，其銘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銅器銘文最長者。《毛公鼎》銘文的字體結構嚴整，瘦勁流暢，布局不馳不急，行止得當，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銘、《散氏盤》銘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籀文是古代秦國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於在春秋時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個字，因此叫籀文，據說「籀」的意思是「誦讀」。唐朝時出土的「石鼓文」據考證是秦襄公時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石鼓文（中權本）（北宋拓） 各縱28.0厘米 橫14.5厘米，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石鼓文》的年代可謂言人人殊。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韋應物，韓愈《石鼓歌》)。宋人認為是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歐陽修《石鼓跋尾》，宋人鄭樵《通志略》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郭沫若認為《石鼓》作於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我認為，《石鼓文》年代大體上屬於春秋還是戰國——春秋末期秦襄公時期，孔子前50年左右。

石鼓－吾車

《石鼓文》即是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石鼓共十個，每塊各刻四言詩一首，內容是歌詠秦國君遊獵情況的，故也稱「獵碣」。唐初被發現，原有700多字，歷史歲月浸染剝蝕，現已僅存200多字，其中一石文字全無。

石鼓文（後勁本）（北宋拓） 各縱23.0厘米 橫14.3厘米，日本東京三井紀念美術館藏

從美學角度看，《石鼓文》文字體寬舒古樸，具有流暢宏偉的美。字勢雄強渾厚，朴茂自然。用筆勻圓挺拔：結體已趨方正；章法行列均衡、疏朗。在點畫用筆上已形成典型的"圓筆"風格篆法，結體取勢上"上緊下松"，章法布局上"均衡規整。一般認為，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石鼓文被歷代書法家視為習大篆的重要範本。古人認為"篆尚婉而通"，篆書特有的美，正在於它筆劃的婉轉曲折。布白圓勻，寬舒飛動，具有一種圖案花紋似的裝飾美。蘇軾《石鼓歌》中說：「上迫軒（軒轅黃帝）頜（倉頡）相唯諾，揖冰（李陽冰）斯（李斯）同筘鞧」。

總其特徵，大致有以下數點。其一，石鼓文字的結構橫平豎直，基本整齊，結構舒和勻整。金文時期一方面由於字體未規範統一，文字的結構具有較大程度的象形成分，具有一定的「圖畫性」，另一方面金文或鑄或鑿於鐘鼎等器物表面，甚至製作在器物的內壁，由於器物圓弧且不規整，其銘文為適合於存在的載體而具有依形而變化的隨意和自然。《虢季子白盤》為金文中之秀美端正者，但與石鼓文相比，仍明顯地表現出自由活潑，石鼓文由於石面相對平整，可以精心安排求整齊，所以韓昌黎在《石鼓歌》中說是「安置妥帖平不頗」。若以石鼓文與後一個參照作品《泰山刻石》相比較，那麼其嚴整劃一之美又遠遜於後者，《泰山刻石》的結字體勢相同，大小均等，是極盡修飾之美，石鼓文儘管比金文規整，但仍不乏斜正錯落、參差變化，如石鼓文開端幾句「車既工，馬既同。車既好，馬既。」「」字之大與「車」、「同」之小，「馬」、「既」線條圓轉橫斜與「工」、「車」等字之平直端正相比之下，反差就較大，整齊之中有著一定節度的變化在其中。如果說金文中反映著古拙自然的質樸之美，秦石刻小篆反映著整齊修飾的妍美，那麼石鼓文是介乎其間，質妍參半。陸維釗先生說：

（石鼓文）與《宗婦鼎》、《秦公》頗相近，圓轉停勻，鐘鼎文與秦刻石之中間過渡物也……其書體已由參差俯仰而趨於工整，無鐘鼎文之奇偉逸宕，也未至秦刻石之拘謹。

石鼓文與《泰山刻石》同屬勒石銘功的「廟堂文字」，所以都是較為莊重的篆中之「楷」，這也是這兩件篆書名跡一直被奉為入手學篆的經典之作的重要原因。就其藝術品位來說，祝嘉先生在《書學史》中有一段話評論甚為確當：

石鼓文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以愚見書體已漸趨於工整，不若周鐘鼎文宕逸，氣韻亦不及鐘鼎文之雄偉。然李斯雖稱為小篆之祖，亦難望其項背，主石刻之盟壇者，舍此而誰。

侯鏡昶先生在《書學論集》中對石鼓文的評論也很客觀：

從書藝的發展觀點來看，石鼓文屬於大篆末流。一種書體的創始時期，書風天趣橫生；至其末流，則人工已極，書體亦隨之衰落。用筆圓轉的大篆，發展到石鼓文，排列整齊，天趣大減，成為當時的館閣書。所以李瑞清認為石鼓文中無法求筆態神韻。但是從學習篆書的角度來看，臨摹石鼓文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環。

石鼓文的第二個特點是它第一次展示了書法藝術中石刻樣式的線條之美。傳世的書法作品，就線條而言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書寫性線條，包括古今墨跡及忠實於墨跡的石刻法帖，其線條直接體現出毛筆工具使用中的豐富變化，是後人研究師法古人筆法的主要對象。歷代書家都很重視直接學習古人墨跡的重要性，如范成大《吳船錄》中說：

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跡佳妙者，可以詳細其先後筆勢輕重往複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

但由於古人墨跡年代久遠，很難流傳下來，多以刻鑄於金石之上的文字而傳世，直到近百年間大量戰國秦漢簡牘帛書墨跡出土，今人才有幸得見漢人以前墨跡，使古人作書的用筆之法昭然於世。第二類作品是與書寫性相對的金石意味的線條，這類作品由於書寫後經刻石或鑄金（或有不書寫而直接刻鑿於金石者）的「二度創作」，毛筆書寫的意味淡化、減弱或消失。由於刻石鑄金等製作手段而致成的線條效果，再增添金石風化的漫漶鏽蝕使字口模糊斑駁，又經過椎拓成帖的再度反轉變化等綜合因素，形成了金石線條的特殊之美，石鼓文的線條明顯屬於這後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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