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其庸：我與中國人民大學的不解之緣

我這一生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成長起來的，在人大受過鍛煉，得到培養，也歷經風雨。我始終不能忘記人大對我的培育，不能忘記人大許許多多同甘共苦的同事和朋友，人大永遠是我的根。——馮其庸

1924年2月3日，我出生在江蘇省無錫縣前洲鎮馮巷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946年春天，我考入無錫國專，第二年因組織學生運動而得到中共地下黨組織的支持，1948年畢業後我直接與黨的地下組織取得聯繫。1949年4月22日夜，解放軍過江時，我在錫澄公路上迎接解放軍。4月23日，我步行到無錫城裡正式參加了解放軍，在蘇南行署工作。當年9月，組織派我前往無錫市第一女中任政治、語文老師，後來當教導副主任。1954年8月，我奉調到中國人民大學國文教研室工作。

國文教研室直屬教務部，王食三擔任教研室主任。當時還沒有新聞系和語文系，我教法律系和經濟系的大一國文，教材是自己選的古代到近代的名文。因為是第一次到大學任教，加上到京才一個月就開始上課，感到有些緊張。當時王食三主任也有點擔心，但經過幾周講課的實踐，兩個系的反映都非常好。

1955年，人大創辦新聞系，國文教研室合併到新聞系，改稱「文學教研室」，由我擔任文學史課的授課任務。那時還沒有適應新時代要求的文學史教材，能提供的只有李長之先生的《中國文學史略稿》，但也只是寫到南宋的辛棄疾，宋以後的就沒有了；楊公驥先生的《中國文學》，以講作品為主，講得較為詳細，好像也只講了先秦部分；鄭振鐸先生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和劉大傑先生的《中國文學發展史》，都是新中國成立前的著作。於是，我便自己編寫，前面提到的幾部書就成為主要的參考資料。從1956年起，在重讀原著的基礎上，我開始撰寫《中國文學史》講義，至1958年完成從先秦兩漢到明時部分，最初手稿約70萬字。

我除了教文學史課外，還有一門作品選課，是與文學史課緊密結合的，我認為講文學史，光講空洞的理論而不講作品，便成為說空話了。所以，我非常重視作品選課，往往講一段文學史，就講一段該時期的文學作品，這樣就使得講課有骨有肉，既有作品的時代背景講述，又有作品的思想藝術分析，敘述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淵源，也顯得源流分明、變化有序了。我主編的《歷代文選》就是當時作品選讀的散文部分。

從1954年到1966年的11年間，我的教學工作一直是最繁重的。我每晚總要到一兩點鐘才能睡，一是要備課，二是要寫講稿。那段時間完成的教材《中國文學史》（自先秦到明）油印講義，60萬—70萬字；還有我主編的《歷代文選》。此外，我還配合教學，寫了幾十篇文章，並結集為《逝川集》，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所以，長時間以來，我雖然辛苦，卻留下了一部文學史、二部論文集，還寫了幾十篇戲劇評論和戲曲研究文章。現在回頭想想，這段時間的勤勞工作是值得的。

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復校後，我的組織關係終於重回人大，並繼續講授語文系的「文學史」和「作品選」課程。1979年，我開始帶碩士研究生，連續帶了三屆。當時我一方面擔負著學校的教學任務，另一方面繼續借調在《紅樓夢》校訂組工作，直到1982年新校注本的《紅樓夢》出版。校訂組後來組建為「紅樓夢研究所」，我被任命為所長。1986年，我擔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院長。

然而，我與人大的緣分並沒有到此為止。2005年，我再回人大，任剛成立的國學院院長。經過反覆考慮，我與學校約定，擔任兩年院長，其間主要參與課程的建設和師資的聘請。2008年，我正式退任，並把學校給我的全部報酬捐贈給國學院作為學生的獎學金。

我這一生是在中國人民大學成長起來的，在人大受過鍛煉，得到培養，也歷經風雨。我始終不能忘記人大對我的培育，不能忘記人大許許多多同甘共苦的同事和朋友，人大永遠是我的根。

（本文摘編自《求是園名家自述》，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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