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職業選擇的勢利

《勢利：當代美國上流社會解讀》一書，2002年出版後，即榮登《紐約時報》書評暢銷榜。該書是對美國社會勢利現象帶調侃意味的全面觀察與評論。現代社會在表面上推崇平等，但人類卻永遠難以擺脫勢利，風尚就是勢利的當代形式。

人們常說，在歐洲，大家想知道你是誰；而在美國，大家想知道你是幹什麼的。一個明顯的區別是，歐洲人覺得你的族譜你的家庭背景是重要的資料，而美國人覺得你的職業決定了你是什麼樣的人。在美國，你的職業決定你的社會地位，這也常常是帶著勢利眼光的。

很久以前，其實也沒多久，當別人問你是幹什麼的，最好的答案是，你是一位專業人士（這種專業人士越來越多了）。專業人士意味著你比別人受過更好的教育（可能並不難），比別人掙更多的錢，並受到社區鄰居的尊敬。每一個專業里——醫學、法律、牧師和工程師，都有內在的等級，或者等級內的等級。比如醫學裡，醫生的地位高於骨療專家，骨療專家高於牙醫，牙醫高於脊椎指壓治療專家，脊椎指壓治療專家和足醫半斤八兩，一起墊底兒。醫生中還可以細分等級，神經外科醫生最高，普通門診最低。

不過今天的美國，所有的專業人士都失去了曾有的社會特權。比如父母親可能還是很高興他們的孩子做醫生，但可能僅僅是因為做醫生是一件比較有意義的事情（治病救人），而且收入比較高而已。我們都離不開醫療服務，不過我們不再尊崇醫生，至少不像我們以前那樣尊敬了。我們還是尊敬他們的專業學識，別的方面就不成了——他們只對掙錢感興趣。他們之所以失去敬重，主要是因為他們曾經擁有對於患者的生死大權，而他們的這種權力已今不如昔。

大概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美國醫療保險體制的出現，醫生們忽然發現了他們可以變成百萬富翁，或者至少有此可能了。大概同期開始，他們不再上門服務，專業分工更細緻，而且變得更像出售健康和長壽秘密的商人。醫生的職業曾經高居公眾社會之上，理想主義的光環把他們抬至更高的道德層次上，而現在這個基礎都已經被連根拔除了。關於醫生和病人關係的空談仍在繼續，但是醫生已經和普通人沒什麼區別了——謀生掙錢，而且常伴隨著不利於他們的評論，比如金錢的驅動可能導致他們拒絕接受窮困的病人，或者以利益而不是病人的健康為基礎做醫療診斷。醫療保障組織，它們受到的苛評，以及它們可提供醫療服務的品質，都明確顯示醫療和別的商業沒什麼不同。醫生職業聲望下滑的一個指標，就是過去40年內沒有一個道德榜樣的出現——比如像威廉·奧斯勒爵士這樣的人。

律師的職業威望就更不用提了。從關於律師的笑話（鯊魚為什麼不咬律師？答案:同行間的職業禮貌），到流行文化中律師形象的代表，律師地位之低，證據處處可見。從最近兩位年輕作家的小說中可見公眾對法律職業的鄙視。「法學院是我含在嘴裡沒說出來的一個詞兒，像個氰化物含片，以防不測用的。」這是作家駱強森《夏娃的蘋果》一書中的主角說的話。在法西里·布羅克的小說《是我說的什麼話嗎？》中，主角約會一位女律師，他評論道，做一名男律師是「缺乏想像力的選擇」，而女律師倒是尚可接受。

律師曾被認為是博學的、誠實的、會成為領袖角色似的人物。他們現在被認為，在複雜無比的法律網路中，這些蜘蛛一樣的可憐生物，最好的那一些人，都把自己算作利益的一部分了。差的，可能更經常被看做腐敗的，沒有立場的，高貴的反面，拱著食槽的豬。美國著名的律師，比如說強尼·寇克蘭、艾倫·德肖微茨、弗農·喬丹……基本上都不怎麼受人敬重，這也是律師職業聲望下滑的一個標誌。

儘管現在去教堂的人好像越來越多了，每個月都有人聲稱宗教信仰的復興，但是教士這個職業所受到的尊重，也從美國生活中消失了。大概50年前，不管什麼信仰的教士都是非常令人景仰的:基督教牧師諾曼·聞森特·皮爾、猶太教拉比史蒂文·威斯和天主教大主教芳頓·史恩等等，都曾享譽全國。比利·格拉漢姆可能是最後一位有名望的牧師，可是最近他和共和黨政客們走得太近，其聲望也在下降中。今天和宗教相關的名字都閃爍著令人懷疑的綠光:無論是牧師傑瑞·法威爾和傑西·傑克遜，還是因為猥褻兒童案而臭名昭著的吉姆·貝克牧師，又或者是有點曖昧喜劇色彩的猶太教革新派拉比們——他們就好像在互相比著，看誰能從猶太教傳統中走得更遠，直到能將猶太教的成人禮搞成裸體派對似的。美國的天主教就更不用說了，他們連足夠的牧師都找不到，以致現在的天主教高等教育不再由德高望重的神甫教授課程了，這讓人非常遺憾。

教士在社會、才智方面威望的消失，可以追溯到宗教權威本身的消失，儘管人們仍不死心，還在念叨著什麼宗教信仰復興。宗教變得不再刻板了，也願意迎合觀眾，這麼做使得它自身變得跟商品似的。在保持尊嚴——更別說保持輝煌——的同時還能夠廣受青睞，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代宗教顯然還沒能把握好這一點。結果就是教士們不再像過去那樣享受到令人尊敬的社會地位了。

工程師和發明家的威望也在消失，儘管這個情形更複雜一些。工程師和發明家在美國歷史中的第一尊偶像是本傑明·富蘭克林。19世紀末，工程師和發明家們可以說是整個民族的偉大英雄。比如貝爾被採訪拍攝的次數，除了總統之外無人可及。托馬斯·愛迪生，甚至沒上過高中，但是關於他天才的傳奇五花八門。亨利·福特，這個自我成就的人改造了整個社會——造汽車，發明生產線，提高工資——當然也使自己發家致富。有機械才能或者發明天分的人處處被景仰。孤鷹林白，第一位獨自橫飛大西洋的人，並且擁有一些發明專利。直到他天真地同意把他的名字和某著名納粹人物掛鉤而自毀江山，這之前他都是美國20世紀初最偉大的英雄。

工程師和發明家以及他們獨斷的精神，創造了這個國家:鋪路架橋，複雜巨大的城市結構規劃。胡佛大壩，世界上最大的人面雕像，都是美國工程師們的傑作。記憶超群就是工程師的標誌。微小的錯誤可以導致很多生命的喪失。工程師們帶來水、電和光明，幫助收割莊稼，提煉原油、礦石和財富——他們做到了原來人們祈願上帝做的事情。

但是現在工程師的地位也不怎麼高。不是因為賺了太多不該賺的錢，也不是因為追逐名利，更不是對自己的工作缺乏信仰。20世紀最引人注目的技術進步，大概體現在節約勞動力和醫療保健這兩方面。「這個技術革命的時代令人驚訝連連，」哲學家約翰·瑟勒不久前寫道：「30年前，沒有人能想到家用電腦會像洗碗機一樣普及。」但是，20世紀末的工程師的形象卻是如此無趣、乏味，同時地位低下。這又是為什麼呢？

這可能是因為，儘管高科技和我們的生活密不可分，而且我們也在享受高科技的好處，但是創造高科技的這些人，卻不像他們的產品那樣精緻可愛。我們管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叫書獃子，其餘的則都是笨蛋（即使比爾·蓋茨這位全世界最富有的人，恐怕也激不起美國人的想像力來）。無論是設計橋樑還是寫電腦軟體，都不夠瀟洒，不足以使這些人加入更廣泛微妙或者說更時尚的生活中去。這些人往往穿著土氣，甚至都意識不到在他們之外有另外的世界存在，那裡人們注重吃喝玩樂，事事都有觀點看法。他們唯一關心的事情就是手上的工作，有做不完的工作要做。這種活法已經不算上乘了。

教書，尤其在大學裡教書，曾經非常令人尊敬，可能在某些領域內至今仍然如此，不過大部分都今非昔比了。對大學老師的舊式批評是他們是「學院派的」——意思是「理論派」或者不切實際的人，意思還不壞。蕭伯納用他的格言為教師這個職業挖了墳墓:「有能力的人做實事；沒能力的人當老師。」「教授」這個頭銜總帶著點喜劇色彩，意味著能在妓院里神色自若地彈鋼琴的人。 教授這個職業仍保留著一點理想主義的色彩:教授們的工作夥伴是魅力無窮、有創造力、腦子裡有無限熱情的年輕人。教授職位也包含著犧牲的一面:因為太喜歡自己的工作，所以他們寧可忍受低工資。但現在教授的薪水很不錯:全職教授的年薪大概能到10萬美金左右，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因為諮詢服務的外快還能掙得更多。所以在大學危機里，教授們作為一個群體基本上沒有什麼亮眼表現，而是隨波逐流，流到哪兒算哪兒。也許因為我在大學裡教書多年，所以對教授這個職業有偏見，但我的總體感覺是高中的教學還不錯，語法的教學還不錯——可重要的不可缺少的工作經常不被人知而且被低估。

一鼓作氣、散發理想主義色彩的工作最令人尊重。年輕人想成為實地記者，追隨把尼克松政府搞下台的記者鮑伯·伍德沃德和卡爾·伯斯坦的腳步。海洋生物學曾繁盛一時，拯救鯨魚或者和海豚聊天令人神往。守林者，或者和自然環境保護打交道，也為這類職業添色不少。但是今天這些有意義的工作都已經被邊緣化，都不屬於中心地帶了。

美國生活的特點是工作和工作者處在不同的層次上。經紀人、交易商、市場調查人員、投資銀行家、全能的經理人、操盤手、企業家，那些把產品和服務投放到市場里去的人們——而非那些實際提供這些產品和服務的人——現在成了美國最受崇拜的人，而且獲利豐富。現在大學畢業生最想乾的工作，是在安達信或者麥肯錫諮詢公司里做個低級諮詢人員。「現在」，這個國家的重心已經從製造業、農礦業、採伐業轉移到了服務業、信息產業和娛樂業。這些正走紅的人不會得到公眾的公開讚揚——有時候還被暗暗鄙視——但他們是圈裡人，他們指揮事情如何運作，如何賺錢。

美國的中上階層中，製造東西的人越來越少了；他們多數都在處理公文，玩弄數字，做交易，傳播知識或是傳遞新聞。正在製造產品的人被稱做「物品供應商」，無論從哪種角度說，他們都不算是有權力的玩家。承辦商、運送業者、中間人獨攬大權（儘管上層人家的小孩被允許從事一些時尚的下層勞務:比如某人的女兒是個廚師，另一個人的兒子專門修復地毯，都不會被認為是有辱門風）。

一個重要的例外是藝術家:畫家、音樂家，即使是不那麼成功的作家也會受人推崇。「藝術家比百萬富翁更招人嫉妒。」索爾·貝婁說。奇怪的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家得到的回報是非常豐厚的——阿瑟·米勒、E·L·多克托羅、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劇作家艾德華·艾爾畢、攝影藝術家辛迪·舍曼——在他們自己認為是腐爛的國家裡功成名就。我不得不認為資本主義的幕後上帝最喜歡開玩笑。文化在當代美國的聲望，導致人們認為做一個末流詩人或者畫家還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即使藝術家本人的修行很爛，他總是可以跑到大學裡當老師，把成百上千的學生教導成和他一個水平。

和無論好壞的高貴藝術排在一起，最時尚的成就，恐怕還屬於那些從事娛樂業的年輕男女們。幾年前，華納兄弟影業公司雇我改編我以前的一個短篇小說為劇本——從來沒有一件事像這事一樣在我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陌生人中激起這麼高的興趣。在那段時間，我發現很多在娛樂影業工作的年輕人都畢業於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等大學或者別的頂級學校。我相信他們從事娛樂業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錢——他們中的很多人出身富裕，完全可以上個法學院或者讀個MBA，然後在大公司里找個好位置而終身衣食不愁。他們選擇娛樂業，是因為他們發現大眾娛樂業可以提供偉大的名望——名聲、金錢、權力和娛樂的混合。儘管這項事業經常伴隨著令人心酸的犧牲，如今在美國這已經是個俗爛的事業，你不得不向那些噁心的大人物卑躬屈膝。儘管多數美國人都不記得三個以上的電視劇作家的名字，也說不上來兩個電視導演的名字，但是今天在美國，一個新世紀的開始，事實真相是年輕人們對從事娛樂業趨之若鶩。

由於野心的含義已經變化頗大，職業選擇中的勢利也就隨之而變。傳統的野心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之上，勤勞認真地工作才能換來豐碩的成果，多掙的那點錢剛好可以用來按摩在艱苦勞動中疲乏傷痛的軀體。這種野心勃勃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我們這個年代好像百萬富翁不算什麼，一百萬不過是一小堆錢而已。現在大家都想著走捷徑，不到40歲就退休，到像新墨西哥的聖達菲城這樣的好地方，弄棟郊外小路邊上的大房子住住（鋪不鋪路在我們的當代勢利體系中是個複雜的問題，至少在新墨西哥那裡，鋪好的大路邊上的房子要更便宜）。我們現在的所謂忠誠，即使對自己親手設計的產品、經營的公司，或者所有權，都不算什麼。我們的目的是:儘早下場，掙大錢，然後走人拉倒。

有那麼短短的幾天，眾人面前出現一種新的英雄:年輕的企業家，周一開了一家網路公司，周五就值到6000萬。這個夢想好像已經破滅。網路公司和這些穿著牛仔褲、踏著滑板、喝著果汁的年輕人，也已經屈從於笨拙的經濟法規:長久的成功需要有實際用途的產品，只有最堅實的企業才能挺立不倒。

野心和勢利總是連在一起。當然在科學和嚴肅藝術領域裡，野心比較純粹，一般不和世俗的成功直接攪在一起。而勢利，通常從不質疑這個世界的價值評估體系，而是隨大流，有時候最好還超前一點點。通常人們認為好的職業，勢利眼也會附和。勢利的賭注是，做個醫生，儘管不像以前那麼牛，總還是不差的；做個成功的律師，如果能掙到大錢，就算別人瞧不起這個職業也沒關係；做某種類型的推銷員，這活兒真他媽的不好乾；工程師，如果他是個不錯的工程師，才不去在乎別人怎麼看呢。但是普通人呢:沒創造出啥，也沒建成什麼東西，變來變去，什麼也搞不長久——也就拿個錢，混個副主席噹噹，占最好的飯桌，喝最好的紅酒，拿最好的歌劇票子。名氣，這時候還是伴隨著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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