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六位諾獎得主聚在一起的時候，他們在討論些什麼

　　來源：科學大院

　　2018年即將過去，這一年有不少重量級人物離開了我們，不僅有文娛巨星，也有很多科學偉人。

（2018年去世的霍金、斯坦·李、李詠、單田芳、金庸、老布希，圖片自製）

　　不過，似乎明星去世的消息總是刷屏，而科學家的離世總是悄無聲息。於是有人發出了這樣的感慨：「英雄墳前無人問，戲子家事天下知」。也有人說「科學家不是社會明星，不需要大眾的過度關注」。那麼，科學家該不該像明星一樣受關注呢？

　　我們「虛構」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科學奇葩說」，「邀請」了2018年去世的諾貝爾獎得主們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本文觀點純屬虛構，但是希望你能感受到他們偉大的發現和有趣的靈魂。

　　主持人開場

　　奈保爾（V.S。 Naipaul，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 

Sir V.S。 Naipaul （1932.8.17-2018.8.11）

　　歡迎來到科學奇葩說現場！在大多數人眼中，科學家都是一群不食人間煙火的世外高人。當我們天天刷著手機時，科學和科學家仍然是如此陌生。那麼今天我們的辯題就是：科學家該不該當社會明星？ 

　　正方一辯：

　　萊德曼（Leon Lederman，198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Leon Lederman（1922.7.15-2018.10.3）（圖片來源：wiki）

　　大家好，我叫來——得——慢。我方認為科學家是科學的最好代言人，自然該當社會明星。成為明星，就會有追星的人。如果科學家成了明星，那些追星的人就是在追科學啊，這將大大減少社會中的科學盲。

　　作為一名樸實低調的粒子物理學家，我一直很羨慕那些電影電視上的明星，羨慕程度絲毫不亞於獲得諾貝爾學獎。為什麼呢？因為連小學生都認識蜘蛛俠，認識小李子。而科學或科學家呢？我們大概只有在天堂往下看的時候才會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現在網站上，而且還不一定在熱搜。事實上，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知道分子的定義，或者說出一個健在的科學家的名字[1]。

Leon Lederman的著作《上帝粒子》（圖片來源網路）

　　現在大家上節目都喜歡曝光自己的經歷，那我也說一個我自己的故事吧。一天，我坐在一列從芝加哥出發的市郊火車上。車廂里很擁擠，靠站時一個護士帶著一群病人上車了。這些人來自當地的精神病院，我被圍在了他們中間。這時，護士開始點人數：「1，2，3，」她停下來盯住了我，問道：「你是誰？」「我叫萊德曼，」我回答說，「諾貝爾獎獲得者，費米實驗室主任。」她指著我，難過地從我繼續往下數道：「是的，4，5，……」[1]她竟然不知道我是對中微子研究做出重大貢獻的萊德曼！

　　明星由於其廣泛的社會效益，還可以帶來巨大的經濟收入。這也是科學家應該成為明星的原因之一。現在申請經費是越來越難了，因為政府往往不知道你做的東西有什麼快速直接的應用價值。當然，其實我們也不知道。如果科學家成為明星，隨之而來的巨大收入顯然也可以為科研出一筆錢啊！或者對個人的生活水平提升也是很有利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在2015年的時候因為沒有錢治病，連諾貝爾獎章都拍賣了[2]。

　　套用中國古人常用的四字成語，我方認為，宣傳科學知識，掃除科學文盲，是為忠；為科學代言，打擊廣告中虛假專家，是為孝；佔領各大網站首頁熱搜，引領社會追求真理，是為仁；讓科學平民化，與老老少少互娛互樂，是為義。忠孝仁義俱全，科學家自然該當社會明星。

　　反方一辯

　　里克特（Burton Richter，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Burton Richter（1931.3.22-2018.7.18）

　　同樣身為20世紀的粒子物理學家，我很同情萊德曼博士的遭遇。然而成為明星帶來的巨大收入可能連造一個最低級的粒子加速器都不夠，又談何支持科研？加速器是發現新粒子最好的工具。我主持建設的斯坦福SLAC加速器實驗室是在聯邦政府的大力資助下才成功建立的[1]。2013年，人們通過加速器終於檢測到了希格斯玻色子（上帝粒子），這是現代物理學最令人驚喜的成就之一。而在我年輕的時候，通過加速器發現新夸克就足夠讓我分享1976年的諾貝爾獎了。是的，你們沒有聽錯，是分享。我和丁肇中在不同實驗室以不同的方法檢測到了J /ψ 介子。當時我可興奮了，馬上給遠在紐約的丁肇中打電話，說我發現了ψ粒子。而他剛把它命名為J粒子。這就是物理學著名的「11月革命」。我們在11月11日發表聯合聲明，告訴世界我們的重大發現[1]。所以這大概冥冥之中註定了物理學博士大多是單身狗？

斯坦福SLAC加速器 （圖片來源：https：//news.stanford.edu）

　　另外，明星都是長得極其漂亮的，是能給人帶來愉悅感的。而科學家們因為常常通宵思考宇宙真理或進行各種複雜實驗，不是禿頂就是穿著隨意，顏值不能被大眾欣賞。明星出演電視劇電影給人們帶來的歡樂是立竿見影的，而科學帶來的全民享用可能要在幾百年以後。我們不希望社會大眾知道我們是誰，只希望他們知道有一批執著的人在世界一角默默地探索著宇宙起源和生命起源，在為未來更美好的生活開路。等哪天我們真的成功了，社會自然會享受到科學的福利，而我們也心滿意足。話說回來，假使科學家長得也如明星般討喜，豈不是搶了現在明星們的飯碗？

　　正方二辯

　　下村修（Osamu Shimomura，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

Osamu Shimomura（1928.8.27-2018.10.19）（圖片來源：wiki）

　　正如反方所說，人人嚮往美，追求美的東西。但是美的不一定是人的外貌哦。雖然科學家長相一般，比如我，看上去獃頭獃腦，的確配不上帥哥一詞。但是，科學家發現的東西都是比明星還美上千倍萬倍的。

維多利亞多管水母（ 圖片來源：https：//blog.microbiologics.com）

　　我們從水母中提取的綠色熒光蛋白，它在夜色中閃閃發光的樣子可是比鑽石還要閃亮呢。從此實驗室的各種蛋白都可以在顯微鏡下亮出它的存在，這是多麼令人興奮的事情。而之前布羅貝爾（Günter Blobel，1999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已經發現了蛋白定位序列。從此我們只要給蛋白加個定位序列，加個熒光，這個蛋白就可以在我們想要它顯現的地方發光，這豈不就是科幻電影中的magic嗎？

Günter Blobel（1936.5.21-2018.2.18）（圖片來源：wiki）

　　另外，科學家需要有明星一樣的知名度，我們的聲音才會被大眾聽到。1974年我首次純化綠色熒光蛋白的文章到獲獎時才被引用了169次[3]，這在生物領域只是個零頭，我在科學界也算不上明星，因此我深深地知道作為一名默默無聞的科研工作者的無力。長崎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時，我在離爆炸中心不到25公里的實驗室，這導致我失明數周[4]。在我獲諾獎以後，我多次在演講時呼籲廢除核武器[3]。然而除了科學界大概就沒有人聽到我的聲音了。很多科學家都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我希望科學家可以被捧為明星，讓大眾看到科學的美妙，聽到科學家的聲音。以上。

　　反方二辯

　　斯科（Jens Christian Skou，1997年諾貝爾化學獎）

Jens Christian Skou（1918.10.8-2018.5.28）（圖片來源：wiki）

　　大家好，我來自童話王國丹麥。我想剛剛下村修忽略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明星不是那麼好當的。明星也很忙的。如果說很多明星的主要工作是演戲，那除了本職工作他們還有綜藝、有簽售、有代言還有各種雜七雜八與人打交道的事。這其實是下村修和我都不願意接受的，因為我們的生活已經完全被我們所熱愛的科研塞得滿滿當當。

　　下村修為了提取綠色熒光蛋白，和他的夫人一起收集了10000多隻水母，花了22年的時間[4]。另外，坐在我身後的蘇斯頓爵士（John Edward Sulston，2002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天知道他為了追蹤線蟲細胞發育的整個譜系，在顯微鏡下看了多少條線蟲，才把那一千多個細胞的發育譜完完整整的畫了下來。他還參與了線蟲基因組的測序，那在當時也是一個巨大的工程。

Sir John Edward Sulston（1942.3.27-2018.3.6）和線蟲細胞發育譜系圖

　　（圖片來源：http://portraits.titina-chalmatzi.com/ & wormatlas）

　　而我為了尋找細胞膜上的ATP酶，使用了幾千隻的螃蟹，沒錯，就是海里味道鮮美的螃蟹。我發現水煮處理是螃蟹神經剝離最衛生的方案，於是那幾年我天天煮螃蟹，以至於大家憑藉嗅覺就可以很容易的在偌大的奧胡斯大學校園找到醫學生理研究所[5]。大家想像一下，如果一個明星天天煮螃蟹，煮的螃蟹不是用來吃的就算了，還幾年都沒有什麼科學進展，這會讓社會大眾多麼失望，大家對科學家就失去信心了，這是多麼恐怖的事情。但是身為科學家的我們，自己是絕不能先失去信心的，也不能受外界干擾。

　　於是我還是繼續煮螃蟹，甚至放棄了成為臨床醫生的機會，因為基礎科研對我的吸引力實在太大了，我急切的希望知道生命的奧秘，至少要搞明白是什麼影響了細胞膜上ATP酶的活性。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發現當同時加入鈉離子和鉀離子時，神經細胞膜上ATP酶活性急劇增加，這正好與動作電位形成機制相契合[5]。 ATP酶具有鈉泵特性的發現使我還認識了一個好友波耶爾（Paul D。 Boyer，1997年諾貝爾化學獎）。

Paul D。 Boyer（1918.7.13-2018.6.2）

　　他在同時期闡明了Na+-K+-ATP酶的機制，我們不僅分享了同一年的諾貝爾化學獎，還在同一周以99歲的高齡一起進入天堂。我想這是我能想像的最美好的緣分。

Na+-K+-ATP（ 圖片來源：wiki）

　　另外，我喜歡閑余的時間在海邊發獃，我的一生都在海邊度過[5]。也許對方會說，如果你是明星，你就是丹麥最佳代言人啊。然而我並不想為我的大海打廣告，因為那樣會湧來一大堆遊客跟我搶日光浴的最佳位置。嗯，科學家也有不想被大眾看到的一面。

　　正方三辯

　　施泰茨（Thomas A。 Steitz，2009年諾貝爾化學獎）

Thomas A。 Steitz（1940.8.23-2018.10.9）

　　（圖片來源：wiki）

　　剛才斯科的故事很感人。但是我想並不是每個科學家都像他一樣在天天煮螃蟹吧。科學家也可以有豐富多彩的生活，科學家成為明星是不會讓社會大眾失望的。我方認為科學家要當社會明星，「當」是一種責任，一種帶領社會積極向上的責任。

　　雖然很多科學發現都耗時很長，但總體來說科學家都是一群嚴格要求自己的高效率人才。如今年輕一代拖延症蔓延，如果他們能以科學家為偶像，人生就不再是在追劇中度過，而是在探索人類未知，那時候年輕人談論的就不止是某某明星又拍新劇了，而是某某科學家又發現新物質了。剛才萊德曼已經提過了現在年輕一代對科學知識的無知。他們只能看到影視劇中的花花世界，卻對生命的本質一無所知，生命奧秘的發現過程可比影視劇精彩多了。

　　20世紀21世紀的物理學家們在尋找宇宙的最基本粒子，那些小到看不到的粒子有什麼用，現在的人們不知道。正如一百多年前大家不知道衍射、電子有什麼用，而如今生物學家們用這些看清了DNA、RNA和蛋白質的結構。這個可是大多數編劇導演都不敢想像的跨越時空的聯合。用X射線晶體衍射我們完整解析了核糖體的原子解析度三維空間結構，而核糖體是合成蛋白質的機器，這對於闡明中心法則的分子機製作出了巨大貢獻。我也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化學獎，而早在1982年，諾貝爾化學獎頒給了同樣做結構的克魯格爵士（Aaron Klug，1982年諾貝爾化學獎），他用電子顯微鏡解析了核酸蛋白複合體的結構。

Sir Aaron Klug（1926.8.11-2018.11.20） （圖片來源http://therp.com）

　　近年來我還發現抗生素可以作用到核糖體影響蛋白合成。復旦大學邀請我與他們一起研究以核糖體為作用靶點的抗生素作用機制[6]。可惜我們還沒有完全搞明白這個。如果有人是我的粉絲，我想我就多了一大批科學愛好者，也許哪天有個粉絲就是這個重大問題的解決者。

　　反方三辯

　　泰勒（Richard Edward Taylor，1990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Richard Edward Taylor（1929.11.2-2018.2.22）

　　我想正方都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辯題中有社會二字。我方認為科學家可以成為科學界的明星，但是卻不能當社會明星。最前沿的科學連一個博士生理解起來都很吃力，講給普通人豈不是讓他們也加入脫髮大隊？

　　現代科學的複雜性並不都是科普可以普及的，有些是只屬於小部分人的狂歡。比如我構建了夸克模型，提出了物理學標準模型。這個模型是現代粒子物理教科書般的存在，可惜它看起來沒有希臘式的簡潔[1]。為什麼我們的高中物理知識只講到原子，質子中子電子只有大學才會深入，而夸克微子玻色子就鮮有人知？因為這些實在太複雜了，只有在高速粒子碰撞時才能檢測到，是的，我們還看不到，只能推測到他們存在。如此「虛無」的東西雖然在我們眼中充滿驚喜，但是大眾真的會感興趣嗎？這些可能還沒有哪個明星的新款包包更能吸引眼球吧，畢竟「包治百病」。你要是跟女朋友談論說泰勒找到所有夸克了，我想你的女朋友只會說「泰勒是什麼東西？我要泰迪」。

　　正方四辯

　　格林貝爾（Peter Andreas Grünberg，2007年諾貝爾化學獎）

Peter Andreas Grünberg（1939.5.13-2018.8.7）

　　正如反方所言，科學發現往往領先時代數十年乃至數百年。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人類的科學發展並不是勻速前進的，而是正處於指數型上升的階段。什麼意思呢？現在人們已經步入飛速發展的互聯網時代，如今的科學發現已經離應用越來越近了。也許從發現電子到電子顯微鏡觀測微小結構我們用了一百年，但是從發現巨磁阻效應到擴增硬碟容量只用了不到十年，而這也為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提供了強大後盾[7]。所以不管科學現在有沒有用，我們都應該給科學家帶上明星光環，至少他們的潛在價值比現在的明星們大多了不是嗎？可以這麼說，你越早開始追這些科學家明星，你也就越早獲得了發家致富的奧秘。

　　反方四辯

　　卡爾森（Arvid Carlsson，200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Arvid Carlsson（1923.1.25-2018.6.29）

　　科學家的成果需要時間驗證，盲目追風不一定是好事。因為不是每個人都能準確判斷一個發現是不是真正有用，有多有用。也並不是每一個發現都是美好的，有些可能會打破詩意般的浪漫，比如現在我們知道愛情帶來的愉悅只是多巴胺分泌的結果。

多巴胺（圖片來源：https：//www.fokus.se/ & http://dentalfeeds.com/）

　　對方辯友希望社會大眾通過明星效應通曉前沿科學，卻忽略了現在的明星出現在熱搜上常常不是由於他的作品，而是被曝光的私生活。科學家也是普通人。在這個叫做科學家的人類子集中，有無神論者，有不可知者、厭戰者、虔誠的教徒，也有不具備家庭責任感的人。當這些人都變身社會明星時，他們帶來的影響不一定永遠是積極正面的。與其讓他們完全暴露在公眾面前，不如讓時間沉澱出思想的精華展現在教科書上，這樣才是真正有利於社會發展的良方。

　　導師點評

　　主持人奈保爾：

　　非常感謝諾獎得主們精彩的辯論。因為時間有限我們不得不省略了開杠環節，歡迎大家腦補科學大牛們互懟的場景。下面我們來聽聽幾位導師的看法。

Charles Kuen Kao（1933.11.4-2018.9.23），（圖片來源：wiki）

　　高琨（Charles Kuen Kao，20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

　　其實我們都已經是科學界的明星，至少是領域內的明星。科學家都喜歡嘗試新事物，我想噹噹社會明星對我們而言也是新鮮的，不試過怎麼知道不好呢？當然科學家明星和影視明星應該有不同的定位，比如影視明星可以靠顏值，而我們是靠才華的。這樣社會大眾審美疲勞時也可以多一個選擇。

　　科學家成為明星的時間點也是很值得探討的一個話題。一個科學家獲得最重要的成果，被領域內熟知的時候往往還在他的年輕時代，獲獎被社會認可卻在很多年之後。我在五十多年前提出光纖通訊，而諾貝爾獎是幾年前的事。我想科學家應該在有重大發現時而不是獲獎時成為社會明星，這樣也能擺脫人們腦海中科學家都是「吐著舌頭」的「地中海」老人的刻板印象。

Sir James Mirrlees（1936.7.5-2018.8.29）（圖片來源：wiki）

　　莫里斯（James Mirrlees，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從經濟學的角度出發，我認為科學家不應該成為社會明星。我給大家講個無處不在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就是說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各類人員對有關信息的了解是有差異的；掌握信息比較充分的人員，往往處於比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貧乏的人員，則處於比較不利的地位。信息和資本、土地一樣，是一種需要進行經濟核算的生產要素。為了經濟利益最大化，我們就要做到門類齊全，互相配套，避免交叉重疊，遺漏空缺和互相抵觸[8]。比如說各行各業都有自己擅長的領域，明星擅長的是取悅大眾，科學家擅長的是創造美好未來。科學家也許很幽默，但如果取悅大眾，科學家們是屬於信息貧乏的一方。所以為了合理分配資源，科學家不應該當社會明星。

Kofi Annan（1938.4.8-2018.8.18）（圖片來源：wiki）

　　安南（Kofi Annan，2001年諾貝爾和平獎）：

　　今天在我們現場的都是經歷過二戰的，我想科學家當不當社會明星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們如何將科學家的發現發明用於改善全球生活環境，而不再成為戰場上的硝煙。

　　主持人奈保爾：

　　好，謝謝導師們的分享。科學永遠在爭議中前進而沒有終點，所以我們的科學奇葩說也沒有雙方結辯和勝負（就是這麼任性~）。再次感謝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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