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住在文物里的北京人

2013年6月29日，北京達智橋衚衕。楊椒山祠門前，居民擺起了菜攤（@視覺中國）

由北京長安街上的西單往南，沿著宣武門外大街，沿途是風格各異的高樓，因擁堵而走走停停的車流。這是人們最常見到的現代化的北京景象。但走上一千米左右，稍稍往西一拐，就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那是一條200米長、7米寬的衚衕。衚衕口，老人們圍看著下棋，兩側都是低矮的青磚平房。一位老人倚著門口，邊嗑著瓜子兒邊掃視著來往路人。

4月29日，北京達智橋衚衕口（@視覺中國）

這是11月3日的黃昏，霧靄下，兩位身著灰色羽絨服的陌生人走進了衚衕里。衚衕路面平整乾淨，新鋪的青灰色石磚地上刻著「達智橋衚衕」字樣。路邊牆上刻著衚衕的歷史介紹，並掛了一塊「街巷衚衕管理公示牌」，上面列著街長、物業、志願者、民警等聯繫方式。唯一與這條「新」衚衕格格不入的，是位於中段的一座破敗小平房。

兩個人走到小平房跟前，仔細打量。看到有像是附近的居民走過，便上前詢問：「您什麼時候走？補償措施如何？」

這座破敗平房，實則大有來歷。近500年前，有「明朝第一直臣」之稱的楊繼盛（號「椒山」）就住在這裡，後來，他因為寫了那篇《請誅賊臣疏》痛斥權相嚴嵩而入獄，最終丟了性命。120年前，清代眾多舉子在這裡聚會，最終商議，發起了「公車上書」。現在，這處作為北京市重點文物的楊椒山祠，成為民居，在此之前，67戶居民曾住在這裡。

自2017年起，北京城掀起了新一輪的改造。一些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相繼外遷，外來人口規模受到嚴格調控；一些國企、事業單位，甚至是北京市政府，也要相繼遷出核心城區。根據北京的城市規劃，這個1949年後不斷膨脹的城市，要迅速地瘦下來。

在這個背景下，北京市核心區迎來一場70年來最大規模的文物騰退潮。包括楊椒山祠在內，眾多文物古迹里的新老居民都要外遷。這對有關部門和身處其中的居民來說，是一場巨大的挑戰。如何在恢復古都風貌、升級首都核心功能的同時，兼顧改善民生、提升百姓的幸福感，日益成為政府與民間關注的焦點。

住在文物里

在楊椒山祠周圍打轉的，是中國音樂學院的退休教師李楠和陳芳。兩個人的家，離達智橋衚衕七公里左右——位於什剎海的會賢堂。

清末，北京會賢堂大門口（FOTOE圖）

2018年7月30日，一張公告徹底改變了陳芳和李楠家的生活。這裡，變成了騰退工作的另一處「戰場」。

會賢堂佔地面積約3000平方米，前部為十二開間的2層樓，面向什剎海，樓後的空間被分隔成若干個院落。這裡原是清光緒時禮部侍郎斌儒的私第，後為文人墨客聚會的場所，位列「京城八大堂」之一。晚清監國攝政王載灃、中華民國總統徐世昌、梅蘭芳等歷史名人都曾到訪。

1948年，會賢堂被輔仁大學購作校友樓，後改為中國音樂學院家屬宿舍，屬於公房，居民享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2008年9月，北京會賢堂大門口（IC圖）

與過去的輝煌比，現在的會賢堂主樓牆體斑駁破舊；院內房子有的被拆掉天花板和柱牆，已不能住人；院內地面全是黃土和碎磚，如同工地。

66歲的陳芳就生在會賢堂，在這兒過了一輩子，如今和外甥兩家共6口人住在院中四間房裡，共用一個承租房本——承租的公房，使用面積54.6平方米，

7月30日那天，北京市西城區房屋土地經營管理中心的工作人員，在會賢堂最西側的內院牆上，貼了一份文物保護騰退公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院落中指定範圍的承租戶需在8月18日前實施騰退——陳芳的家就在這次騰退範圍內。

根據騰退細則，陳芳和外甥兩家，可配給一套80多平方米兩居產權房，不過要從二環內的核心區，搬到相距20多公里的丰台區西五環外。陳芳和外甥希望兩家人能獲得兩套房，但這個訴求不符合目前的政策規定。此外，孩子的學籍、家裡老人的醫療問題都讓陳芳憂心忡忡。

「我們能理解騰退，也支持保護文物。」李楠的房子目前尚未被劃在騰退範圍內，她對本刊說，「我們不想占國家便宜，但老百姓不能吃虧。」

據統計，北京現有700多處評級文物，佔地面積約870多萬平方米，其中46%都處於大雜院狀態。其實從改善居住質量的角度看，很多大雜院的居民都盼著騰退。

為尋找解決方法，過去四個月，陳芳和鄰居李楠開始走訪其他文物騰退點，除了楊椒山祠外，陳芳和李楠還去了安徽會館等地，收集「情報」。

安徽會館，已經「騰退」了30年。

「（1980年代）剛搬來時我們就知道這是文物，一直聽說要騰退，但說是因為資金等問題，當時沒能力騰退搬遷，就到去年底才又開始。」劉玉蘭坐在家裡的炕上對本刊說。目前，她和老伴及女兒女婿，住在兩間共24平米的房間內。

如同會賢堂和楊椒山祠一樣，安徽會館也有著顯赫的過往。佔地面積約9000平方米的這處建築，有「北京會館之首」的稱呼。它分中、東、西三路庭院，每路皆為四進。這裡原為明末清初學者孫承澤寓所孫公園的一部分，後被李鴻章等人籌購，成為淮軍將領的聚會場所。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也曾在此宣傳維新變法。處於會館中路的戲樓，梅蘭芳、譚鑫培等人都曾在此演出，見證了京劇的繁榮與發展。

2006年，安徽會館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中院的主建築基本格局保持尚好，但會館內居民住宅面積近2000平方米，其中870多平方米為違建。

劉玉蘭的屋內除了一張床，就是自建燃氣灶台，卧室和廚房融為一體。女兒和姑爺的房間也自建了不足兩平米的浴室，有個簡陋的花灑。這種自建廚房和衛生間的做法在大雜院非常普遍。

住在文物里的這些居民，生活里沒有絲毫文化氛圍。院落上空的房檐和樹枝間耷拉著各種亂線，公共空間狹窄、居民雜物亂堆，管線老舊。會館硃紅色的西牆，留有一大片黑色污跡，據劉玉蘭介紹，這側牆曾是院里公用煤房的一部分。

文保之困

原本，北京四合院古建築最早以獨門獨院設計居多，但隨著人口數量增加以及種種原因，在上世紀60、70年代逐漸淪為大雜院。

「其實老百姓的自建建築都是剛需。」 北京建築大學建築遺產研究院講師張曼對本刊說。過去兩年，她和同事協助西城區文化委員會對騰退文物建築的範圍進行劃定工作。

「騰退對居民也有好處，要不然生活環境非常惡劣的。政府有很多政策支持他們外遷，只不過有時沒有達到一些居民認同點。」張曼認為，文物騰退不是單純的文化議題，它關係到城市升級中，政府如何協調好居民的生活水平。

「當時政府把很多產權和地權都收回來了。收回來之後就分給各大單位，慢慢變成集體產權。一個院子就會有單位的一些人住，後來有的人又搬走了，可能這個同事的親戚或子女再接著住。」張曼說。

除了部分文物屬於私房，很多單位產權房目前情況混亂。特別是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革時，很多單位倒閉了——劉玉蘭丈夫所在的服裝廠就在其中——這些單位的產權房如何處理就成了問題。

2017年12月19日，北京，西城區在瀏陽會館（譚嗣同故居）周邊掛起橫幅，啟動文物騰退，修繕後將向公眾開放（@視覺中國）

「文物產權太複雜了。沒辦法。但人要是不疏解的話，沒有任何渠道去解決。」張曼說，「中國第一次城市化沒徹底結束，還沒完全擺脫對工業的依賴時，就開始第二次城市化了。這種矛盾（在北京）比在國外凸顯。這是社會發展到這個階段必然會出現的問題，只不過有一部分反映到文物利用上了。」

這也是這次騰退與其他北京改造規劃的不同，它牽扯到複雜的文物保護問題。

「文物保護『軟』了大概60多年了。」西城區文化委員會主任孫勁松在北京衛視一檔節目中說。「多少年了，這麼多文物騰不出來、修不了。居民都要主張自己的利益。但文物是死的，不能開口說話，誰來為文物爭取利益？」

以故宮的大高玄殿為例。據《解放日報》報道，這裡1950年起由某部隊單位使用，內部損壞嚴重，文物的石欄板被人為鋸斷，獸頭被車輛撞壞散落院內，百年古樹被雜物擠壓得奄奄一息。文物保護部門想檢查，卻常被拒之門外。

被佔用時，大高玄殿院落內參差出現4層、6層高的自建民居，部分四合院建築加建了3層閣樓，令古迹的傳統灰瓦中出現刺眼的藍色彩鋼頂，還有一座公共廁所倚著北側院牆。直到2010年，在國務院協調下，大高玄殿才重回故宮博物院。

不單是故宮，北海、景山、天壇、太廟等文保單位，也都曾經住著各大單位居民，直至今年11月底才完成騰退。

落實到現實操作層面，騰退的另一難點在於，面對複雜的產權關係、歷史遺留問題，無法可依。目前的《文物保護法》中並無針對騰退的規定。孫勁松也曾在採訪中表示：「文物騰退過去一直沒有強制手段。」

正當文物部門求索無果時，2015年，「宣西北（宣武門片區西北部）」棚戶區改造工程開啟，「送」來一份意外驚喜。

清末修訂法律的主持者沈家本，對近代中國法制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故居，屬區級文保單位，就在「宣西北」棚戶區內。就沈家本故居的修繕保護，最高法有關人士聯繫到了文物部門。

據《北京日報》報道，法院部門專業人士幫助西城區文化委員會依據《文物法》、《物權法》、《合同法》，研究出了沈家本故居騰退方案，即參照棚改騰退的政策和標準，由政府依法發布公告，將騰退列為保護措施，由文物管理使用單位依據公告與居民解除租賃合同，由政府出面動用財政資金和對接安置房源給予補償安置。對於拒不騰退的住戶，可通過法院起訴解除租約。

這套方案的重點在於，騰退的文保單位屬於直管公房——這種1949年後逐漸建立起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將公有房屋劃規市、區兩級房屋行政主管部門或經政府授權的單位名下。西城、東城兩區的719處不可移動文物中，約三分之一是直管公房。

「突破口選在直管公房，它的產權人是政府，所以我們的把控力最高。」據孫勁松介紹，中央軍委印發《關於軍隊和武警部隊全面停止有償服務活動的通知》，也給騰退政策帶來一定啟發。

此時，居住在文物中的那些北京居民還沒意識到，這次騰退並不簡單——一場洗禮古都的大疏解已拉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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