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的1000年前，傳聞帽子能變成妖怪，像狼狗能咬死人

2018年的最後一天，給大家講個驚悚歷史故事吧。

《續資治通鑒長編》對宋真宗天禧二年五月的歷史有過這樣一段記載：

乙巳，京師民訛言帽妖至自西京，入民家食人，民聚族環坐，達旦叫噪，軍營中尤甚 。詔立 賞格募告為妖者。既而得僧天賞、術士耿概、張崗等，鞫之，並棄市。然訛言實無其狀。時自京師以南，皆重閉深處，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妖卒不興。

《續資治通鑒長編》

類似的記載還出現在《宋史·五行志》中：

天禧二年五月，西京訛言有物如烏帽，夜飛入人家，又變為犬狼狀。人民多恐駭，每夕重閉深處，至持兵器驅逐者。六月乙已，傳及京師，雲能食人。里巷聚族環坐，叫噪達曙，軍營中尤甚。

這兩段史料的文辭大同小異，講的是宋真宗天禧二年，也就是1000年前的1018年，這一年的舊曆五月，西京，即洛陽上空突然出現狀如烏帽的不明物體。如果按照今天的腦洞解釋，這極有可能是外星人的飛碟，或者是什麼氣象現象。

但是，在缺乏科學和科學想像力的北宋，人們對之進行了妖妄化的解釋，認為天空中的這張飛行物是所謂的「帽妖」。很快地，關於這一神秘外來物夜間飛行，出沒人家，幻化為犬狼作祟的流言便不脛而走，民眾深陷困惑和恐慌之中。

《宋史》

出於對未知世界的恐懼，西京居民每家每戶，每到夜幕降臨，全部緊閉門扉，並嚴陣以待，手執兵器，伺機驅逐。西京洛陽曆來有「古都多怪」的說法，可以說洛陽曾經是中古中國最神秘的城市。流言從洛陽開始流傳，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傳布到東京汴梁，首都人民也喜歡信謠傳謠，「都下喜妄傳事」，甚至還傳播到南京應天府（商丘）。

宋代的都市信息傳播已經相當迅速，所以出現了「時自京師以南，皆重閉深處」的現象。都城及各陪都的人民「遠近相恐，未昏則揵戶滅燭，匿童稚，以黃紙熏灶置門，用為厭勝」。

據文獻描述，那個天上飛的所謂「帽妖」，形狀像席帽，「本古之圍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韋之四周，垂絲網之,施以珠翠。宋初沿襲唐風，「士子皆曳袍重戴，出則以席帽自隨」，席帽是唐宋時代一種常見的帽子。

宋真宗

一個偶然的天象在古代世界就能被解釋為極為複雜和重要的政治蘊意，從漢代的讖緯到唐代的流言，再到北宋的這種「帽妖」恐懼皆是如此。此外，宋真宗本人就是一個喜歡祥瑞的君王，景德五年的天書事件，及後面的改元大中祥符，還有泰山封禪，都是一個喜歡聽虛假吉祥話的虛榮君王的極致表現。

但是，這一次的「帽妖」傳聞卻令宋真宗朝廷感到了恐懼，恐懼並不來源於妖孽本身，而在於恐懼引發的社會效應。正因為「京師妖妄繁熾，遂有席帽精事」。帽妖流言在洛陽初傳時並未受到有效控制，大致處於放任狀態。天禧二年五月丙戌，「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是言：『近聞西京訛言，有物如帽蓋，夜飛入人家，又變為大狼狀，微能傷人。民頗驚恐，每夕皆重閉深處，以至持兵器捕逐。」

帽妖傳說

大宋朝的地方官在應對「帽妖」的策略上，原本還是那種祈禱禱告之類的神學辦法。但是，流言並未消弭，反而愈演愈烈。妖孽傳言本身沒什麼可怕，但是引發的社會效果卻令統治者感到如芒在背，除了那種能挑戰現實政治合法性的傳言，還在於流言引發的社會緊張，能導致民眾聚集，擺脫原子化狀態，成為政權恐懼的體制化力量。帽妖傳說導致的民眾手持兵器捕逐，甚至引發軍隊的躁動，這才是趙氏朝廷覺得害怕的！

出於對現實政治危機的恐懼，宋真宗於是年七月下令採取一系列應對舉措：

首先，鼓勵檢舉揭發，徹查造謠傳謠者。「上慮因緣為奸，詔立賞格，募人告為妖者」，這就是說朝廷懸賞捉拿妖人，很快「既而得僧天賞、術士耿概、張崗等」。朝廷於是「令起居舍人呂夷簡、入內押班周懷政鞠之，坐嘗為邪法，並棄市，其連坐配流者數人。然訛言實無其狀」。

宋真宗畫像

在追查信源和興風作浪者的過程中，不免累及無辜，有擴大化的傾向，朝廷「遂出榜文，定其爵賞，許人告首，庶獲妖人。自後捉到夜聚曉散人張子元數百人，命呂夷簡制勘，決殺頭首六人，其餘免死。驚擾捕逐，數月方安」。後來，在右正言劉燁的勸諫下，真宗才停止了案件的擴大化和株連。

除此之外，真宗朝廷還著手用行政手段在民間澄清謠言。嚴禁京城居民傳播流言、製造恐慌。據司馬光《涑水記聞》卷六記載，帽妖流言傳至京師，「閭里驚擾，嚴刑禁之，乃止」。地方政府對於民間流言傳布也嚴厲禁止，應天府尹王曾面對危局，「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妖亦不興」。夜晚敞開大門，帽妖飛入吃人之類的傳言便不攻自破。

東京汴梁城

對於趙氏皇帝而言，帽妖是不是真的，他自然心知肚明，他恐懼的不是帽妖，而是妖孽傳言帶來的民間軍事化和集團化力量的形成，畢竟對付一盤散沙的民眾，要比對付組織化的，而且有武器的民眾要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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