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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目錄及相關領域應該與時俱進

古籍目錄及相關領域應該與時俱進

古籍目錄及相關領域應該與時俱進

通俗的說,古籍目錄是記錄古籍的賬簿,並且形式多樣,既有隻著錄書名、卷數、著者、版本信息的簡明目錄,又有記錄了後人題跋題款題識及行款和版框尺寸的善本目錄,還有詳略不同的提要、敘錄、書志型目錄,乃至配備了古籍書影的圖錄型目錄。古籍目錄形式上的演變和發展,是要更加客觀、全面的揭示古籍。編製得體的古籍目錄,能夠促進古籍研究和保護工作的發展;反之則會起到遲滯、阻礙的作用。因此,古籍目錄應當與時俱進,不斷提高編目質量和服務功能,以適應古籍研究和保護工作的發展需要。我想就當前古籍編目和相關領域的一些問題,談談自己的意見。不當之處,希望大家批評指正。

一、古籍目錄應該重視配補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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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十年來的一些主流古籍目錄,在著錄宋刻殘本配補它本古籍時,往往只標註宋刻本的行款及尺寸,即使宋殘本佔比很低的古籍,仍舊如此。例如《外台秘要方》,存三十六卷,宋刻本只有五卷,其他三十一卷配補明、清抄本;《王黃州小畜集》宋本殘存僅三分之一,其他卷配補清呂無黨吾研齋抄本;《王建詩集》十卷,七卷為清抄本等等。由此延伸,一些影印古籍的牌記,在標註底本時,遇到宋刻配補它本時也是僅標註宋本,不言其他。此類與實際使用底本大不相符的牌記,非但起不到版本提示作用,且有誤導讀者之嫌。究其原因,與傳統古籍編目思想中的「佞宋」情結不無關係。

古籍目錄及相關領域應該與時俱進

因各種原因,不少宋刻本到元明時期已殘缺不全,為其配補者大多為明清時期的藏書家和學者。明清距宋較近,與殘缺古籍有關的文獻資料遠比今日豐富,配補起來比較容易。所配缺卷的來源大致有三類,一是其他宋刻本或元刻本、元抄本;二是影宋刻本、影宋寫本;三是直接或間接源自宋本的明清刻本、抄本。僅以《中國版刻圖錄》所收宋版書為例,共計191種,殘缺者94種,將近一半;殘缺的94種經配補者41種。此41種配補本之單行本已佚,僅靠依附的母本而保存下來,實屬不易。佞宋思潮下的古籍書目著錄方式,亦延及明清本古籍,對配補之書均不注行款尺寸。據某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記載,該館配補本古籍善本總數不下七百種,並且其中多數原本已佚。這些配補本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有些甚至超過了母本,是中國古籍發展史和古籍版本學研究的重要史料。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宋刻本《圖畫見聞志》六卷,殘存後三卷,卷一至三配補元抄本。重要的是,此殘宋本有明代影刻全本;配補之元抄本抄自另一宋刻本,文字有所不同,具有極高的版本價值。此類情況還有許多。然而,因古籍書目的著錄未加重視(似未計入該館古籍善本總數之中),相關古籍圖錄亦不提及,致使這些珍貴史料長期信息不明,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二、古籍目錄應該標註古籍的開本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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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目錄是什麼時候開始著錄版框尺寸的,我沒有考證過,但1919年開始編輯出版的《四部叢刊》,牌記中就標記了影印底本的版框尺寸;1928年出版的《盋山書影》著錄了所收古籍的行款和版框尺寸;1941年出版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也標註了版框尺寸。古籍目錄著錄行款和版框尺寸,是一個巨大的進步,為目錄的使用者,尤其是見不到古籍原書的使用者,提供了快速區分古籍版本的捷徑。但近幾十年以來的主流古籍目錄,非但著錄版框尺寸的甚少,並且沒有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著錄古籍的開本尺寸,這是個很大的問題。首先,現代圖書版權頁中必須填寫的一項就是開本尺寸,古籍編目也不應例外,需要儘快標準化。再有,圖書製作前的裝幀設計,首先要決定的也是開本。中國古籍難道與此不同,刻印者不用考慮書的大小,只需制訂版框的尺寸?顯然不是。回顧中國書籍發展史,再與西方相對先進的近現代書籍比較,二者的發展脈絡大致相當,並無明顯差別。只是以往的版本研究和編目者,忽視了古籍製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裝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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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圖書的裝幀設計,是對一部書的整體設計,其中不僅包括封面設計,還包含了正文的版式設計:多大的開本、多大的版心,版心與成書尺寸的比例、相對位置等等,不僅是設計者十分重視的元素,也可能是作者、出版者的獨出心裁。古籍也是如此,開本大小、版框尺寸、字體、字型大小大小、行款,都是古代刻書者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問題與圖書的內容、讀者對象及刻印者的身份、審美觀、經濟狀況有著密切關係,很有講究。例如國家圖書館藏宋刻元修本《春秋經傳》,開本尺寸高約41.7厘米,版框高卻是21.3厘米,僅占成書尺寸的一半多一點。除天頭地腳外,書葉左右的空白面積也很大。版框內字大行稀:每半葉八行,行十七字。如此做法頗費紙張,但卻顯得疏朗大氣,賞心悅目,極具特色。更有甚者,宋刻本《國語》,版框尺寸高21.8厘米,寬15.4厘米;開本尺寸高45厘米,寬31.5厘米,高度和寬度均為板框的兩倍有餘,書葉留白面積是版心面積的3倍多;元刻本《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每葉版框高15.5厘米,寬10.1厘米;開本尺寸高42.6厘米,寬28厘米,高度和寬度接近板框的三倍,書葉留白面積多達版心面積的6.6倍。在現代書刊中,小版心大面積留白,也是常用的一種設計風格,這種風格往往與圖書的內容遙相呼應,相得益彰。如果古籍書目只標註版框尺寸,不註明開本尺寸,就顯示不出應有的版面效果,原書的裝幀設計理念也就無從說起。古籍書葉大面積留白的異類版式,是一種藝術表現特徵,在古籍中雖屬少數,卻也有一定的數量,具有代表性的如宋刻本《陳書》《論語集說》《歐陽文忠集》,元刻本《古文會選》《金史》《葉先生詩話》《周書王會補註》,明刻本《淮南子》《水經》《新刻官板周易本義》,清刻本《觀妙齋藏金石文考略》《澗泉日記》《列子解》《孟子外書》《南樓吟稿》《歐香館集》等。這些版面設計特異的古籍,只有同時參照版框和開本尺寸,才能知曉。古籍中有一種開本很小,便於攜帶的巾箱本,僅從版框尺寸是不能判斷出來的。例如版框很小的《古迂陳氏家藏夢溪筆談》,開本很大,就不是巾箱本了。

註明古籍的開本尺寸還有一個用途,有利於辨別一種古籍不同的印次。圖書的版次和印次,是現代圖書版權頁中需要標明的重要數據。古籍的版次,有時在該書的序跋或木記、牒文中有所表述,印次則難以判斷。古籍目錄如果在標註版框尺寸的同時註明開本尺寸,就會對印次的區分提供很大幫助。因為古籍印版只設定了版框以內的尺寸,每一次刷印時,書葉的尺寸可以根據用紙的大小而改變。例如,宋紹興二十一年兩浙西路轉運司王珏刻元明遞修本《臨川先生文集》,國圖藏本與江西省圖書館藏本開本尺寸差別較大;宋刻宋元遞修本《陳書》,國圖本與南京圖書館藏本開本不同;元至正十四年金伯祥刻本《道園遺稿》,國圖藏本與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的開本差異較大;元後至元六年(1340)慶元路儒學刻元明遞修本《玉海》,國圖藏0915號和3316號本子開本尺寸差別甚大;國圖藏明嘉靖十四年袁褧刻本《楚辭》,索書號9851與9852的本子開本差別較大;國圖藏明嘉靖十四年吳郡袁氏嘉趣堂刻本《世說新語》,書號3903、192藏本與11933號藏本開本尺寸差別較大,均可能不是同一個印次的本子。此類事例舉不勝舉。當然,如遇「金鑲玉」本子,就得分別測量原書和改裝之後的尺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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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出版的古籍圖錄,大多是去除了圖像底色的「白紙黑字」圖錄,古籍書影開本的大小,即是圖錄開本的尺寸,與古籍原書無關,等同於未注開本尺寸。個別製作精良的圖錄,採用灰度模式印刷,可以直觀顯示原書的開本和版框大小,但製作者往往將版框以外的部分裁掉,原書的開本尺寸也就無從可考了。例如1941年開明書店出版的《明代版本圖錄初編》就是如此。該圖錄內容精到,採用銅版印製,質量甚佳;然而切掉版框外余紙後,失去了古籍原貌,部分藏書印也被淹沒,殊為可惜。《中國版刻圖錄》亦將版框外部分余紙裁掉,致喪失了一些藏書印和後人題跋信息。其實不僅古籍圖錄,當時的影印古籍也如此。民國初年董康影印的第一部古籍《劉夢得文集》,請日人小林忠治用珂羅版印製,灰度印刷層次豐富,質量甚佳,不足之處也是裁掉了版框以外的余紙。從日本那一時期的古籍影印圖書來看,似未發現此種情況,大概是國內同行特有之意識吧。總之是不重視古籍版框以外的內容。此種意識從本質上看,就是忽視了古籍葉面上的「紙色信息」。這種認知源於照相技術發明前,人們複製古籍時只能採用影刻和影寫的原始方式,將底本上的文字、版框等複製下來;紙色的變化等繁複信息無法複製,只能放棄。所以不惟版框以外的余紙,即使版框以內,文字、框線欄線以外的空白處,均不予重視。這種觀念導致我們對古籍原貌可能產生錯誤的認識,並影響到影印圖書的製作方式和質量。下面就簡要談一下這個問題。

三、如何理解古籍的原貌

古籍原貌分為初始狀態下的原貌和現存狀態下的原貌。所謂初始狀態,指的是古籍刊印之初的狀態:紙白字黑,版面整潔無瑕。現存狀態,是指歷經千百年後,古籍的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污漬,甚至破損,其葉面從黑白分明的單色圖像,變成層次豐富的彩色畫面。二者的主要區別是,現存狀態下的古籍原貌,保存了文字、版框、鈐印等信息的同時,還保存了歲月留在書葉上的痕迹,即「紙色信息」:紙張泛黃,墨色變淺不勻,書葉出現污漬、破損,後人修裱、補寫文字,甚至挖改造假等等。古籍書葉上的歲月痕迹,是我們研究古籍變遷、辨別版本的重要依據,古籍圖錄和那些傳本揚學的影印古籍,均應予以保留。

但是,正如上面提到過的,國人傳統的觀念是忽視古籍的紙色信息,他們認為古籍的原貌必須是白紙黑字,文字、框線以外的歲月痕迹,統統要去除掉。這就是早年間古籍(或民國文獻)影印時的「去底色」或「去臟」。須知,現存狀態下的古籍原貌是不可逆的,去除底色的同時,必定會傷及文字,使原先筆畫較淺的文字更淺,甚至消失;原先筆劃較多,墨色重的文字糊成一團。這是文獻影印出版工作中一大突出問題。只有彩色或灰度印刷才能更好的保留古籍(或其他老文獻)的原貌,保證影印圖書的質量。

直到最近,仍有所謂模擬印製的圖書,先去底色,再印上一個假底子,專色墨印刷正文。其結果,筆道不是糊了就是丟失,原書的韻味蕩然無存。在科技相對落後的年代,人們在這方面的認知不足,情有可原;然而,今天我們再固守舊觀念,不接受新事物、與時俱進,就實在說不過去了。

作者:徐蜀(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原總編輯),原載2018年12月7日《圖書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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