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遙：你只有依靠自己，不能混著活下去

我是陝北人，清澗縣，家是農民家庭，父母現在還在農村種地。

小時候，家裡人口很多，弟兄姊妹八個，那時候農村不計劃生育。家裡很窮，我是老大，七歲時家裡不能養活我，把我寄養給另一個家庭。

童年最深刻的印象是飢餓，父親是一個字不識的農民，性格很軟弱，活得很窩囊，過的完全是被拋棄的生活。

別人家的孩子把你打一頓，回來後希望得到家裡人的支持，但得到的是他們再打一頓，不要惹事。

所以，在社會上你只有依靠自己，而不可能依靠任何人，這是我那時認識的第一個問題。既然要活下去，就得靠自己。

01

家裡把我送到伯父家裡，那是延安地區很遠的一個縣，我幾乎沒有考慮就答應了。人很小，在家裡也無所作為，朦朧地想出去情況會好的，那地方吃的東西多。

七歲時離開家庭，由父親帶著，心情很難受，感到孤獨。那是一個非常遙遠的早晨，穿著破爛的衣服，一雙新鞋，穿起來特別艱難，底層都穿破了。

一路上要飯吃，到伯父家，父親只揣兩毛錢，第一天在清澗縣城待一天，第二天黎明穿過這個縣城，街道上空無一人，只有一個賣油茶的老頭，穿著破爛的衣服。

伯父也是農民，沒有孩子，我到了這裡可以上學。上學很艱難，很窮。好在學校離家五里路，可以回家吃飯。

當時，衣衫襤褸，褲子破了不敢到別人面前，有人惡作劇，專門把我拉到人群里，惹得哄堂大笑，我很傷心。

小學念完後，就上中學。伯父不讓上，他沒有孩子，養我是為了照料他晚年的生活，那時就被確定當農民。

為什麼讓我上學呢？那時是集體制，農民的觀念，有一個讀書人，認得工分，認得帳就行了。而念完小學，可以達到這個水平，家裡便不讓我繼續讀中學了。

當時社會十分混亂，中學要到縣城讀書，帶著家裡的糧食，換成糧票吃。不讓我念書，心裡很難受，這些在小說里有體現，通過不同人物來體現。

當時我與家裡達成一個協議，我可以不讀書，但是能不能考一次試，考上了，說明我有能力，不讓上學，原因是你們大人的。

我參加了考試，縣立中學，一兩千考生，競爭激烈，只錄取二三百人，我名列前茅。但隨著通知書的到來，意味著我從此失學。

02

我心不甘，既然考上了，就要上。就和家裡對抗，這是我一次最重大的選擇。伯父當時把勞動工具都準備好了，和他並肩作戰。

我無動於衷，把工具統統扔在河灘，跑到縣城，找到同學，都是些小朋友，有些江湖義氣。他們幫助我，兩三個小夥伴讓家裡大人幫著說，開學已經半個月了。

當時規定，十天未到，學校就不讓上學。有個大隊書記和校長認識（那時候我就會走後門了），說情，理由是貧下中農的兒子，做工作，這才讓上了中學，很困難。這在我的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有所表現。

家裡不承認我的行為，說我是非法的。既然上了學，勉強承認了。每月只給25斤糧食，這是和家人談判得來的，在中學，這些糧不夠吃，學習完後，在野地里找亂七八糟的東西吃。

後來發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參加了文革，和那時青年一樣，狂熱，一樣盲目，思想的、精神的、行為的，各種考驗折磨都經受過。

回到農村，在小學教書，有過許多夢想和愛好，沒想到會當作家。那時夢想當國際刑警偵探，在飛機、火車上和壞人作戰，作後把手銬戴在壞人手腕上。還想做國際問題研究，給X部門提供一種意見。總之，都是有刺激性的東西。

後來，喜愛看書，看書是一貫的，範圍廣，讀了許多其他的書，接觸了一些文學著作，感到在這方面有才能，試著寫一些東西，自尊心建立起來。

規定一年內讀什麼書，學外語——俄語，鍛煉身體，主要受毛主席青少年時期的影響，後來也荒唐地試過一次，在大風大雨中跑到山上。

在縣城做過零星的工作，做過宣傳工作，縣劇團當過編劇，宣傳過毛主席著作，這一時期幹得很混亂。

七三年推薦上了大學，是工農兵學員，那些大學都不要我，最後延大收留了我，學習三年，到《延河》編輯部，一直到八二年，專業創作。

03

現在談一談文學方面的經歷和活動，談我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這兩部的情況。

《人生》是我三十歲左右的作品，已成為歷史了，明確帶有青春的影子，反映了我那時的精神的敏感。是不成熟的東西，但還能繼續。

放在當時的環境中考察，這是一部挑戰性的作品。大學時，上課不正常，靠自己學，零零星星地學。

我自己建立了嚴密的學習計劃，學習靠自覺，這很重要。我認為人的覺悟期越早越好，當然有些人終生不悟，這是個別情況。

那時侯就思考這樣一些問題，我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怎樣生活？混，很容易，但我不願意那樣，自己得對自己負責。

學習計劃很嚴密，自己學俄羅斯文學，歐洲文學史，中國文學史，這些比較可靠，是些代表性作品，沿著這些，自己找書讀，閱讀了各個時期大部分東西。我把時間分為正式時間和業餘時間，這是我的正式時間。

另一種在閱覽室，買個餅子，不出來，把當時的文學雜誌從創刊號讀到終刊號，幾乎全部所有的文學雜誌，見到了整個文學發展的面貌。

最大不滿是中國文學，最大不好就是篇中人物，好人是好人，壞人是壞人，這些和古代比起來，古代就不是這樣。

對十七年的文學也不滿足，。「四人幫」打倒後，出現了許多轟動的作品，我還不滿足，這些只不過把原來的人物倒個個兒（好人成為壞人，壞人成為好人）。

從藝術上來說，很簡單，離文學比較遠，我就想嘗試一種挑戰性的東西，讓評論界分不清是好人還是壞人。

三歲小孩都知道你是壞人，劉心武蔣子龍都逃不脫這種模式，仍然在原來的軌道上滑行，僅僅是內容造成的轟動。我有勇氣，有信心來挑戰，來回答這個問題。這是《人生》的思想背景和動機。

我當時認為我抓住了一些東西，最起碼對中篇來說，我會提供新的東西。寫作處於封閉、狂熱的狀態，在陝北一個縣城招待所寫成的，共21天，鼻子、嘴潰爛，寫作是一種熬煎。

整晚整晚都在招待所院子里轉來轉去，招待所領導半夜拉開窗帘往裡看我幹什麼？認為我是神經病，就給縣上領導反映，縣上領導對他說人家寫東西，不讓打擾。

那是全身心的投入，睡覺時睡不著，工作十八九個小時，背著手稿走了一圈。《人生》在精神上準備了好幾年，結果引起了爭議，我當時就意識到，我知道會是這樣的。

04

《人生》寫完後，導致了我的災難性生活，因為這打亂了生活，來人，電話，電報，各種各樣都來，十分煩亂。不同劇種，包括電影電視，都來人，要求改編。

有時候一封電報半夜打來，以為是家裡人死了。原來是一個導演，簡直氣得你沒辦法。我很痛苦，我不是聖人。

當然，我努力工作，就希望得到回報，我不拒絕紅地毯、鮮花、榮譽，但長期陷於此，我就很寂寞，人的勞動就想取得成果。

一個人真正的快樂在過程中，不在結果。所以我這時特別懷念創作生活，不願受這種熱鬧的生活。我性格孤僻，不願接觸社會，一遭到困難時，回到陝北的沙漠中。

沙漠是我很嚮往的地方，一個人長時間躺在那裡，感到博大，思想延伸很遠，看清自己，做出判斷，規划下一步怎麼辦。必須脫離這種生活，過另外一種生活，不能混著活下去。

這時想起了十八九歲時，記起要做一件大事，而做這件大事時，必須在四十歲以前。

夢想隨時間推移而消散，但具備一定條件後，少年的夢想突然就會閃現，許下個願、諾言，或者吹過一個牛皮，於是作為嚴肅的問題提到面前，開始就考慮困難很大。

這一部（《平凡的世界》）有兩個困難。首先是漫長的過程，這一般很長時間，將要在文壇上消失，這樣的犧牲，如果有成績，是安慰，如果失敗，就完了，葬送了自己。

這種決定是人生的賭博（這個詞恐怕用的不恰當），把青春押在賭註上，這意味著把最好的年華投入到不可知的環境里。

離開了暖融融的《人生》，到冰天雪地里。有人說，《人生》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一個作家有一個作品是其人生的最高度。

我很不服氣，我必須試圖跳過，人就是要保持這種勁頭！。從沙漠出來，我覺醒了，義無返顧，是刀山也要過去，不顧一切地投到這部作品裡。

為此做了大量的準備，一步一步來，給自己規定了閱讀一百部長篇的計劃。這次是帶著目的來閱讀，看能不能發現新東西。

在準備過程中，對未來的創作的精神狀態，不按任何人的方式來創作，我把它叫作「無榜樣意識」，但這必須在有無數榜樣的基礎上，自己先找到榜樣，閱讀和寫作一樣重要。

任何地方都有書，廁所里也有，十之八九全讀了，有些作了重要閱讀，《安娜·卡列尼娜》讀了三遍，《創業史》讀了七遍，一邊是學習，一邊有意識對這些大師挑剔。

柳青是重點，我專門挑剔。如柳青認為人物應不慌不忙地出，我就不同意。人物應在最關鍵、緊要處出現，出現早的話，表現機會多，性格就豐富了。

05

《平凡的世界》反映1975—1985這十年間農村、工礦、城市各個方面的社會生活，全景式。

我認為這一段時間是中國轉型期的前奏，充滿了密集性的社會事件與政治事件。要求特別詳盡的背景材料，故事可以編。

翻報紙，《人民日報》、《陝西日報》、《參考消息》、《延安報》十年的合釘本，堆了半房子，一天一天的翻，做筆記，在整個描寫過程中，我可以在筆記上找到各種的事情，這樣故事就建立在比較可靠的基礎上。

另一種準備是生活。生活儘管熟悉，但我要重新到位，細細看，譬如一個燒磚廠，我經常去，看扒土、打坯、倒坯、進窯、燒火，還有貸款、稅收等等資料。

有時趁人不在，偷著撕一張稅務發票夾在筆記本里就走，能用就用，經常就帶著美國總統那種皮包，進村時，帶著兩個大箱子。（補充：前面說到閱讀時，除長篇外，還讀專業性書，知識性的小冊子。）

每回回來，衣服髒了，回到賓館，躺在紅地毯上，洗個澡，舒舒服服，然後又進村，住飼養室。還有不熟悉的生活，如煤礦，所以第一部就拿到煤礦里寫，可以逐漸熟悉，為下兩部做準備。

在銅川煤礦，兼了個宣傳部副部長，這裡幾萬人，生活條件差，一間小會議室改做卧室兼辦公室。這裡食堂只有米飯、饃、鹹菜，連雞蛋、豆腐都沒有（我平時不吃大肉，靠雞蛋維持）。

寫作艱難，想起來不寒而慄。晚上只睡五六個小時，起來還得走到桌子前，繼續寫，我自己來說服自己，像哄小孩一樣哄自己。看見桌子，像上沙場一樣。

一個冬天，幾乎和任何人不說話，語言能力都喪失了，很孤單。每天吃完晚飯後，散一會步，機器似的。工作特別緊張，上廁所都拿著筆、紙，一到地方，才知道不能上，跑回來放下武器再去。

我把一章一章的計劃寫成表貼在牆上，一、二、三、四、五.今天又消滅了一章，心裡就很高興。半夜裡聽見火車吼叫，想像著火車，意味著情人的約會，或久別重逢的歡喜。

有一天火車一叫，我自己就放下筆，披上破棉襖，到火車站去，這是拉煤的車，不是客車。我是在這試圖接一個人？或是誰來看我了？嘆一口氣，又回來。

到禮拜天六，我從自己的房子向外看對面的家屬樓，燈火通明，每個窗戶後面都在炒菜，喝酒，外面下著雨加雪，而我一個人。那邊樓上的燈最後熄滅了，窗帘一個一個地拉起來...這是自己的選擇，無辦法，湧出熱辣辣的眼淚。

第一部初稿很艱難，坐在吉普車上感到難受，回到城市後看到街道兩邊的小吃，非常眼饞，這些對一個飢餓的人來說，就是山珍海味。

06

第二部結束後，身體完全就垮了，第一天寫完，第二天就爬在地下起不來了。靠著精神，斜著身子抄完稿子，渾身沒有勁，只有膝蓋上還有勁，趴在地板上，整理稿，每吸一口氣，費九牛二虎之力，得一種怪病，氣能吸進去吐不出來。

這種病你不吃飯在火車站扛三天麻袋就會得的。然後看病，給肌肉上注射什麼東西。有個年輕的中醫，說是得了虛症，開的葯，人蔘什麼都有，直喝得我吐不出痰。在西安待不下去，這是命運。

我就想在中國任何作家完成長篇是不可能的，曹雪芹沒寫完就死了，身邊的柳青也沒有寫完，我會不會呢？

陝北天氣涼快，我戲不進去氣，身體總崩潰了，回到榆林，領導熟悉我，介紹一位老中醫（榆林地區的中醫在解放前都是聞名的，十分發達），診斷後，讓我在鏡子里看舌頭，舌頭全黑了，這是人蔘吃壞的，只開了一副二毛錢的葯，一吃即吐痰，把這個病先解決了。

然後開一百副丸藥，一百副湯藥，像牲口吃料一樣，吃了三個月，體力稍微恢復。休息一年，接著搞第三部，趁著還有勁，寫完。我不注意吃，不鍛煉，所以在第三部寫作中，開始有了注意。

榆林地區領導邀請在賓館寫，飯安排在廚房子，寫得比較順利。八八年5月份，是全書的最後過程，我來到甘泉縣寫最後的部分。我和甘泉縣有緣分，我的《人生》就是在這裡寫成，5月25日，完成了。

這時，X人民廣播電台正播前兩部，最晚在6月初送到電台，他們要及時播送。本來，這三部要求身體在最高潮時候完成最好的部分，我這樣咬著牙寫，趕在6月1日前寫完。朋友在這一天，一方面慶賀我。

這天下午6點，朋友們做一桌飯等著。我關著門，不準任何人進來，控制著自己，不要激動，馬上就寫完了！一控制不住，右手開始痙攣，這樣都拿不住筆，怎麼辦？

我把電壺水往盆里一倒，摻些涼水，三個毛巾，浸入，手伸進去燙，讓手鬆弛。抄完後，把用了六年的圓珠筆拋出窗外，跑到廁所里照一下鏡子，我成了另一種樣子，想六年前我的情形，自己這最後一段好年華就消失了，坐在桌前，停了十分鐘，沉默。

我想起了托馬斯·曼在《沉重的時刻》里一句話：「終於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是能完成的，它就是好的。」

寫完了，完全成了白痴狀態，像五六歲的小孩，要進北京，人不放心，這樣就和弟弟一塊進京了，跟在弟弟屁股後，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過馬路時都不知道在幹什麼？

這種勞動並不是特殊的勞動，任何人都要對生命抱有正確的態度，作家這樣，農民也是這樣。我的啟蒙老師是我的父親，雖然懦弱，但很會勞動，種地時，把什麼都準備得盡善盡美。

拔草鋤地，講究美，他說從任何地方看去，都顯得一行一行，很美，曾經在地頭種南瓜，說這不一定是為了吃，一到秋天，地頭一行一行子都長滿了瓜，這「好看」。這就是審美！他幹活時有貪婪精神。

我認為每一個人，不論搞什麼事，都可能在自己的行業中幹得好的，一個人最後的價值不在於幹什麼。

我如果當木匠，全力以赴，也會是第一流的木匠。人的生命是在追求的過程中，不是在結果中，結果並不重要。如果論結果的話，人都要死，而且地球也要崩潰，更廣闊地看，沒有什麼偉大與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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