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對於弓馬騎射的執念是滲進骨子裡的，娛樂休閑也不耽擱

從歷史上看，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到忽必烈建立元朝，都是藉助於弓馬騎射之長。《元史·兵志》云：「元起朔方，俗善騎射，因以弓馬之利取天下。」

成吉思汗

「背手抽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這是唐代詩人張祜筆下馳馬射箭的場面，何等豪邁、瀟洒。

元烈祖第五個兒子別勒古台，自幼跟隨兄長成吉思汗出征，驍勇作戰，在《蒙古秘史》中有一段關於他的敘述：「還活著的時候，就讓人家把自己的箭筒奪去，活著還有什麼用？生為男子，死也要跟自己的箭筒、弓和骨頭躺在一起。」

元烈祖

波斯人更以詩性豪放不羈的語言對蒙古族男子發出了由衷地讚歎：「他們都是神射手，發矢能擊中太空之鷹，黑夜拋矛能拋出海底之魚，他們視戰鬥之日為新婚之夜，把槍尖看成美女的親吻。」

元朝以騎射立國，以弓矢為作戰的重要武器，箭就是自己的命，馬就是自己的腳。箭在人在，箭亡人亡。戰馬早已不是牲畜，而是兄弟，是手足相連的兄弟。在他們的心中，修鍊騎馬、射箭的本領，才能掌控天下。

元朝建立後，射柳慢慢變成了王宮貴族以及軍中練習射箭技巧的遊戲。

元代人熊夢祥在《析津志》中記載元代軍中的射柳之禮：「前列三軍，旗幟森然。武職者咸令斮柳。以柳條去青一尺，插入土中五寸。仍各以手帕，繫於柳上，自記其儀。有引馬者先走，萬戶引弓隨之，乃開弓斮柳，斷其白者，則擊鑼鼓為勝……此武將耀武之藝也。」

熊夢祥

從射柳的規則上看，與金代幾乎一模一樣，從中不難看出，金元在射柳習俗上的承繼關係。

王孫公子與箭手們也會在春天裡經常組織射柳的遊戲，用於娛樂休閑玩耍。

為什麼偏偏是柳樹，而不是別的樹成為騎射的對象呢？

在當時人眼裡，柳樹具有某種神秘的力量，它適應性強，生命力強，隨便截一條柳枝，插入有水分的土壤中就可輕易地成活。柳樹多近水而居，射柳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游牧民族對水的崇拜。

找到柳樹，就意味著找到了水源的痕迹；「水是生命之泉，缺之不可」，找到了水源，就意味著找到了部族生存和延續的源泉。慢慢地，柳樹變成了水的標記，是游牧民族追求水草肥美的草場的標記。遠遠看到一顆柳樹，失落的心頓時充滿希望。

日久天長，射柳就成了游牧民族表達自己愉快心情的最好方式了，也成為清明節的重要娛樂活動之一。

捶丸中「捶」即擊打，「丸」即小球，指在活動球場有基有窩。「基」謂置球起擊之處，「窩」謂球所落處。參加者旁樹彩旗，用棒從球基擊球入窩分勝負。捶丸是我國古代以球杖擊球入穴的一種運動項目。

捶丸前身可能是唐代馬球中的步打球。當時的步打球類似現代的曲棍球，有較強的對抗性。到了宋朝，步打球由原來的同場對抗性競賽逐漸演變為依次擊球的非對抗性比賽，球門改為球穴，名稱也隨之改稱「捶丸」。

當時，連兒童也非常喜愛捶丸活動。如北宋官吏膝甫，幼時「愛擊角球」，其舅父范仲淹「每戒之不聽」。這裡所說的角球，就是用角骨製成的球，不易擊碎。這是當時捶丸活動盛行的有力佐證。

捶丸的發展上大盛於宋、金、元三代。上至皇帝大臣，下至平民百姓，皆樂此不疲。這在元人散曲、雜劇中多有提及。

可以看出射柳、捶丸比賽一般會結合起來進行，假如你輸掉第一場，不要擔心還有第二場活動，只要你有真本事，就一定會贏。

射木兔和食兔肝也是元朝人當時喜愛的活動。

《燕京雜記》中記載，比賽者將一木雕的兔子放在選定的地方，參加者分為兩組。騎馬較射，以射中木兔為勝。有趣的是失敗的一組必須給勝利的一組跪進酒漿，表示祝賀和尊敬；而勝者不需下馬，仍然騎在馬上，接過酒盅，一飲而光。由於兔子前腳小而短，後腳大而長，奔跑迅捷，出沒無常。因此，只有技藝精湛的射手才能射中。這種象徵性的射兔活動，也許是在遊戲中寄託人們對狩獵豐收的某種祝願。

江南三月三，每年這天，遼族人民要舉行射木兔的遊戲，這也是比賽箭術的一次例會。每年重陽節，遼族人民還有食兔肝的飲食習俗。該日，遼統治者先率領臣屬部族，舉行射虎活動，規定射中少者要罰重九宴，這大概也是對騎射的鼓勵和考查。射畢，選擇高地，立起帳幕，給蕃漢臣僚飲菊花酒；同時，把兔肝切成片，攔以鹿舌醬食之。兔肉鮮嫩，並富有營養，兔肝更是美味可口。

這些習俗不僅別有風趣，而且具有濃郁的北方特點，同為馬背上的民族——蒙古族，在進入中原後同樣延續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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