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的中國瓷器：三個怪咖皇帝造就了風靡世界的「重口味」

展覽：明代御窯瓷器——景德鎮御窯遺址與故宮博物院藏明代嘉靖、隆慶、萬曆瓷器對比展

時間：2018年11月6日至2019年2月22日

地點：故宮博物院景仁宮展廳

明武宗正德帝雖然以貪玩胡鬧著稱，但品位並不差。從瓷器燒造便可看出，對於爺爺成化帝留下的淡雅風氣，他絕無叛逆之心，倒頗多沿襲之意。然而隨著他早早地無後而終，皇帝大位傳到了他的堂弟朱厚熜手中。皇位傳承在皇族支脈中的變化，似乎也對千里之外瓷器的生產發生了影響——成化帝開創的瓷器小清新時代，隨著嘉靖帝的即位而終結，取而代之的，則是關乎瓷器長達百年的「濃墨重彩」。所謂「濃墨重彩」，不僅事關器物造作的技法和審美，更是國際舞颱風起雲涌之時中國商品歷史地位與作用的隱喻。正因如此，故宮與景德鎮人民政府聯合舉辦的「明代御窯瓷器展——明代嘉靖、隆慶、萬曆瓷器對比展」當然值得期待。

瓷器與皇帝

明代盛產有個性的皇帝。永樂帝果決，成化帝文藝，正德帝荒唐，嘉靖帝朱厚熜則精明而又剛愎自用。朱厚熜即位之時，年僅十五，卻以未及弱冠之齡，挑起為生身父母爭名的「大禮議」事件，單挑以老首輔楊廷和為首的滿朝文武，且大獲全勝。這件事的勝利，明面上彰顯了嘉靖帝的孝敬，暗地裡卻又有彈壓前朝老臣、掌控權力的實效——明裡暗裡都顯露出年少的嘉靖帝非同一般的政治智慧和剛直性格。朱厚熜對親生父母名分的重視，微妙地透露著他對正德朝的不認同，由此刻意強調了本朝與前朝的差異。新皇帝這種改弦更張的態度，在瓷器生產這樣的細枝末節中，也留下了明顯的痕迹。

以最為常見的青花瓷為例。若將嘉靖與前朝歷代青花比對便可輕易看出，相比於永宣青花的濃淡適中、成弘青花的淡雅素凈，嘉靖御窯最具代表性的瓷上青花發色濃艷泛紫，令人印象深刻。《陶說》有言：「嘉青尚濃，回青之色，幽箐可愛。」青花發色的差別，奧秘在於青料的種類不同。嘉靖時御窯工匠繪製青花不僅使用進口回青，很多時候還需在調配中加入國產石子青，中外合璧，方能生產出不同於以往的嘉靖青花瓷。嘉靖御窯青花的濃艷之風（圖1），一經確立便長盛不衰，引領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百年的瓷器時尚。

圖1.明嘉靖青花纏枝花紋玉壺春瓶

作為天生的政治強人，嘉靖帝大概是後來在與朝臣屢戰屢勝的鬥爭中倍感無敵的寂寞和無聊，開始逐漸對道教產生了興趣。而一場意外的事變則讓嘉靖帝深陷宗教不可自拔。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的某個深夜，十幾個年輕宮女試圖將嘉靖帝勒死，但誤把繩子打成了死結，嘉靖帝由此逃過一劫。此案的作案動機和真正主使，無論是當時還是如今都無定論，但足以讓受害人受到嚴重的心理創傷。自此之後，嘉靖帝離開紫禁城，移居皇宮旁的西苑，不再上朝，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修仙煉丹的道教事業之中。

皇帝事業重心的轉移，既讓朝廷中政治角力的格局大變，也令一時的文化風氣同步轉向。在如此大勢裹挾中，御窯青花瓷的圖案題材自然也無法脫離潮流。在嘉靖朝，最具道教符號色彩的完整八卦圖像首次被運用於御窯瓷器之上。不過，八卦圖像雖有其玄妙的寓意，但若只是孤零零的存在，就審美而言，仍不足以撐起瓷面風景。其實，嘉靖瓷器表面紋飾相當熱鬧，鑒賞家甚至論之為「繁縟複雜而缺少層次」。那麼何種紋飾可與八卦平起平坐？細觀展覽中的瓷器便可發現，仙鶴（圖2）和「壽」字紋（圖3）同樣也是嘉靖青花瓷常見的選擇。仙鶴在道教中有長壽寓意。如果說八卦表明了嘉靖皇帝的道教信仰，那麼「仙鶴」與「壽」字紋的堆疊，則明明白白宣告了嘉靖帝扶乩齋醮的目的——祈求延年益壽，乃至長生不老。

圖2 明嘉靖青花龍穿纏枝花紋盤

圖3.明嘉靖青花纏枝蓮托「壽」字蓋罐

嘉靖皇帝畢竟是聰明人，二十多年不上朝，仍能讓朝堂之上風平浪靜，這本身就足見手腕。然而，懶得上朝，並不代表著不愛當皇帝。相反地，修仙煉丹，或許正表明了朱厚熜對皇位的重視和對權力的貪戀。

與其他因亂吃仙藥而短命早亡的皇帝不同，在諸般靈藥的試煉之下，嘉靖帝居然活到了六十歲。看來天資過人的嘉靖皇帝在「化學試驗」和「醫藥製備」方面亦有心得，只是個中細節於今已難為人所知。長達四十五年的統治，讓嘉靖帝的喜好在御窯瓷器生產方面產生了持續的影響。而隆慶朝過於短促，萬曆帝即位時過於年幼，這些因素，客觀上也都促使青花瓷生產延續了嘉靖朝確立的「重口味」之風。

瓷器與工匠

實際上，「重口味」不僅指青花色彩濃郁，亦指重器大器在嘉隆萬三朝的盛行（圖4）。在嘉靖朝，重器已然迭出，但在一般的印象中，似乎萬曆朝的重器青花大龍缸名聲更響——或許是因為傳說中它的燒造，生生為景德鎮瓷器行業造出了一位「窯神」。

圖4. 明嘉靖青花海水雲龍紋蓋罐

據說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時，宦官潘相奉命至景德鎮督造瓷器。作為皇上身邊的親信，潘相不遠千里南下，自然是因為肩負重要使命。那就是為萬曆皇帝燒造一隻口徑三尺、高二尺八、厚三寸的大龍缸。這大龍缸，據潘相所說，是萬曆帝為自己的陵墓定陵點長明燈用的。事關當今聖上的死後福祉，景德鎮的工匠不敢怠慢。奈何重器本來便難燒，而督窯的潘相眼中又容不得半點瑕疵——通體不得見氣泡，顏色不可有雜。按照景德鎮瓷業里的行話，這等所謂「萬里無雲」的高級貨，乃是萬中無一的極品，最是難燒——難就難在大。

如此沉重巨大的瓷缸，單是打泥拉坯就不容易，而窯爐之中一旦點火，情況又是千變萬化，稍有差池，便會留下瑕疵。因此，任務一出，景德鎮匠人們的心頭便是愁雲密布。而幾經實驗，果然不出眾人所料，千辛萬苦燒出的幾個大龍缸，不是燒裂了器體，便是燒變了器形、顏色。這些燒壞的器物，當然無法交差。可是這差事關乎潘公公的腦袋，那便也怨不得潘相大發雷霆，對窯工掌摑鞭抽。

眼見龍缸不成，潘相發了狠話，要是在規定期限完不成龍缸，所有的工匠都要陪他潘公公共赴黃泉。眼看時間日蹙，景德鎮的一位制瓷工匠童賓，為了燒成這隻龍缸，也為了救整個景德鎮於水火，將自己投進了烈火熊熊窯爐。當其他人發現這一切的時候，童賓已成焦炭，而龍缸燒造大功告成。自此之後，童賓便被景德鎮瓷器行當奉為「窯神」「風火神」。每次瓷器燒造前，都要向這位風火神仙焚香禱告，以求一切順利。

這個傳說，被人們鄭重其事地記載於書中；清代督窯官年希堯甚至還將它刻於碑銘之上。萬曆龍缸也伴隨著「窯神」而揚名內外。1957年，當萬曆帝的定陵地宮被考古工作者打開之時，確實出土了三個精美巨大的青花龍缸，然而龍缸器體上卻赫然寫著「大明嘉靖年制」（圖5）——這多少令熟知窯神故事的人們感到錯愕。但細細想來，稗官野史總歸是半真半假，好像也沒有必要苛求傳說全然真實。三件大龍缸的出土，倒更能表明，對重器的認可和需求，至少能從嘉靖貫穿至萬曆朝之後。

圖5 .定陵出土「大明嘉靖年制」龍缸

不過，傳說中重器燒造的艱難，卻絕非不經之談。在瓷器生產中，巨大的重器與輕巧的小器，往往難度最大。因為過大或過小，都超出了人體容易把控的尺度。如果說成化御窯開創了瓷器精妙絕倫的薄俏時代，嘉萬三朝御窯的生產成就，則突出地表現在大器的沉穩敦實。御窯廠遺址出土的無數厚重碎片（圖6），正是「窯神」傳說中窯工「屢敗屢戰」的現實映照。從某種意義上來看，窯神傳說又包含著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高高在上的皇帝意志，最終得以在基層的工匠手中實現，這「上」與「下」的信息傳達，究竟需要怎樣的運作機制來實現？說到底，無論龍缸屬於嘉靖帝還是萬曆帝，它終究只不過是來自皇帝心中的小念頭。在大航海開啟新時代之際，這些念頭經由景德鎮工匠之手放大成真，又會發生怎樣的「蝴蝶效應」呢？

圖6 .明嘉靖獅紋缸殘片

瓷器與世界

在明朝的歷史中，隆慶皇帝並不是一個很有存在感的皇帝。畢竟他在位僅有六年，時間如此短暫，還想在奇葩輩出的明代皇帝中一鳴驚人，那當然絕非易事。然而不管是被逼無奈、還是順應時勢，隆慶皇帝即位之初（1567年）頒布的一項政策卻足以震動四海、名留史冊，那就是解除海禁，開關通商。

朱元璋起自東南，他的幾個重要對手張士誠、方國珍，都曾盤踞沿海一帶，而張、方失敗之後，余部仍流竄海上。在這樣的背景下，朱元璋頒布了海禁的政策。海禁最初雖可能不過是權宜之計，但實施之後，卻與後來的朝貢貿易一起，成為了明代早中期對外關係的國策。政策設計的初衷是為了海疆安定，沒承想效果卻適得其反。「一刀切」的政策除了遏制敵對勢力，同時也打壓了沿海地區正常的商貿活動。一些不願放棄對外貿易巨大利潤的沿海商人只好轉向走私。而其中更有一些膽大者，勾結渴望和中國發生貿易的日本商人乃至武士、匪徒，組成大型的武裝走私集團甚至海盜集團，為禍一方，這便是惡名昭著的倭寇。嘉靖時期，海防廢弛，倭寇之患愈演愈烈，聲動朝廷。明廷在組織軍事鎮壓的同時，也展開了對傳統海禁政策的反思與探討。基於這樣的背景，想要有所作為的隆慶帝初登皇位，便試圖著手解決海疆弊政，下令開關。

明嘉靖青花開光折枝靈芝桃雲鶴紋盒

打開海關，或許只是應急之策，但啟動的節點卻是在東西海路打通的整體背景之下。如饑似渴的西方人為了攫取來自東方的商品，早已不遠萬里、費盡心機。隆慶帝一聲令下，儘管只是在漳州月港打開了一個小口，但卻讓東方大陸迅速地捲入到全球貿易之中。也正是因為隆慶帝這項政策，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東奔西走營建貿易網路、四處燒殺搶掠攫取黃金白銀的西方人，行船到了東方，卻乖乖把從全球各地搶來的白銀雙手奉上。大明官民上下，只需要「宅」在本土，便能把全球的白銀都吸入囊中，彷彿練過「吸星大法」。據明史專家估計，16世紀中期至17世紀中葉，通過貿易渠道流入中國的白銀可達3億兩。如此強大的「吸銀」能力，全靠中國特產的眾多強勢商品。而瓷器正是其中之一。

從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沿海各國的發現來看，在隆慶開海之前，明代瓷器已有廣泛的傳播，只是在官方的壓抑之下，走私貿易畢竟不敢大張旗鼓，因此數量相對不多。而隆慶之後，瓷器的「變現」潛力等來了釋放的機緣，瓷器出口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據有關專家的粗略估算，16世紀僅西班牙、葡萄牙兩國運往歐洲的瓷器就超過了200萬件。享受到隆慶政策紅利的，主要是萬曆時代從事瓷業的民間匠人和商人。那麼問題來了，民間瓷器出口貿易的大發展，和御窯瓷器又有何干？

明萬曆五彩纏枝葫蘆嬰戲圖盤

按照明代原有的規定，御窯瓷器原本管控嚴格，僅有供應宮廷、賞賜、外交三種用途，與民間貿易無涉。明代早中期因御窯瓷器外流而殺頭的例子不勝枚舉。但嘉萬時代，景德鎮御窯生產方式的變化，卻把御窯瓷器和民窯瓷器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嘉靖中期之後，官匠制度變革，原屬官方的匠人們可以通過交錢的方式代役，官匠們紛紛交錢擺脫人身束縛，御窯廠當然會人手不足。人手不足何以應對宮廷紛至沓來的訂單？御窯廠便開始在民間僱傭手藝過硬的匠人。這樣一來，御窯為保存皇家神秘和尊嚴而刻意設置的高牆，便在無形中被打破。根據記載，民間匠人進行生產時，不僅能學會御窯廠特有的各種先進工藝，還會偷出御窯廠特有的珍稀原料，如回青。這樣一來，生產御窯瓷器的材料、技術，都在生產組織的變化中流入民間。這就使得嘉萬時期景德鎮民窯瓷器生產質量顯著提高。

而民窯水平的提高，又促成了景德鎮御窯生產方式的進一步變革。嘉靖時期，宮廷所需瓷器量大，光靠僱用民間工匠御窯廠也無法應付，於是便出現了「官搭民燒」，即把一些御窯瓷器交由民間窯場承包。這樣的組織方法，意味著部分民間窯場的技術和生產能力已經能夠達到皇家認可的水準。同時，在這一過程中，御窯廠的眾多技術標準和官作樣本，也一併流入民間，刺激了民間窯場瓷器生產水平的持續提高。

因此，嘉萬時代御窯廠對於高端技術的壟斷逐漸瓦解，且帶動了景德鎮民窯瓷器質量的提高。在國際貿易如火如荼的背景之下，在西方商人的積極爭取中，景德鎮的民窯瓷器傳遍了世界，改變了眾多地區貴族與民眾的生活方式。而此時的民窯瓷器，已非吳下阿蒙，它承載著中國皇家的品好。換句話說，中國的宮廷物質文化以陶瓷為載體，經由窯業自上而下的社會垂直傳播，再經由中外商業貿易的空間傳播，從一個點擴張到了整個世界。這一切，大概是深宮之中的三位皇帝始料未及的。

明萬曆澆黃釉碗

瓷器至於嘉萬，已臻於成熟，各類瓷器堪稱應有盡有。然而御窯制度至於嘉萬，也早已弊病百出。朝廷曾親手為御窯、民窯劃定深壕，至於此時也不得不親手填平，讓民間的活力重新賜予御窯以運轉的力量。與此同時，邊患與大時代的變革，又讓朝廷不得不親手拆除另一重圍障。這重圍障雖並非專門為瓷器拆除，但卻讓瓷器市場倏然擴大。由此，兩樁看似並無太多關聯的事情，上與下、內與外，卻因時間的巧遇，以瓷器為樞紐，讓皇帝的品位走向了世界，在中外人們的心頭，留下了「濃重一筆」。

文並攝影/丁雨

本文刊載於2018年12月28日 星期五 《北京青年報》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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