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人的海洋性

溫州人的海洋性

溫州地處東海之濱，溫州人不怕海，飄洋過海謀生於溫州人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海上有風浪有海盜，出門就得冒險，所以溫州人不怕冒風險。利用海洋可以走得更遠，拓寬自己的生存空間，因而溫州除制甌之外，最早發展的是造船業。

漢代，溫州已經能造扁舟、輕舟和樓船。三國吳赤烏二年（公元239年）溫州為江南主要造船基地之一。唐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詔令江南十二州造戰船數百艘以征高麗，溫州為其中之一。宋代時光郭公山邊的一個造船廠一歲造船便有六百艘。元朝元世祖忽必烈下令渡海征討爪哇的遠洋戰船就有部分是溫州建造的。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對高麗使臣的宣諭中還特地提到溫州和明州（寧波），可以各建造戰船五百艘供征戰用。……造船業的發達，使溫州人可以飄洋過海，去台灣，下南洋，去高麗，世界上溫州人的足跡漸漸多了起來。

宋真宗咸平元年（公元998年），溫州人周隨商船至高麗（朝鮮）。高麗王穆宗授以官，久掌制誥，官至禮部尚書。誥就是文書，看來周的文才不錯，膽子又大，正部級的官呢；宋理宗淳年間（1241-1252），溫州人王德用兄弟赴交趾（越南）經商，交趾國王以厚禮留之，後其兄回國，德用遂僑居交趾；元貞二年（公元1296年）溫州人周達觀乘船出使真臘（柬埔寨），著有《真臘風土記》；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溫州商船裝載蠶絲、茶葉、瓷器、藥材、紙張等運往日本長崎銷售……翻翻相關史書，可以找出不少溫州人飄洋過海的經歷。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溫州闢為通商口岸。最早是英國，接著是德國、瑞典、西班牙、美國等相繼在溫州設立了領事館。溫州人或留學、或經商、或勞工，紛紛出國，形成溫州近現代的第一次出國高潮。近年出版的《溫州教育志》中清代及民國時期的溫州留學生名錄，清代有留學生136人，大部分留學日本；民國時期更多，有250人。但我認為這個表遺漏甚多，譬如金榮軒先生（曾任溫州中學校長、溫州市副市長，為著名教育家）其子金志庄、金志純均為日本留學，表中僅列金志庄一人，我的姑公伍獻文在表中又兩次出現。《溫州市志》中也有一張表，為1923年溫州勞工在日本被殺的名單，有名有姓有原籍的共有661人之多（《東瀛沉冤——日本關東大地震時慘殺華工案》有錄）。溫州人在這個時期出國的人數規模大致可以想像。

抗日戰爭結束，溫州解放前夕是溫州人第二次出國高潮。有為避戰亂的，有聽信謠言「共產黨共產共妻」而帶家攜口移往國外的，有經商滯留國外的，還有隨國民黨殘部潰退台灣之後留在台灣或移居他國的。當然更多的還是因為生活所迫外出當勞工的，如永嘉縣的甌北，不少人就是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及印度尼西亞做木工的。甌北的礁頭到礁堡一帶，大部分的青壯年都去了國外，解放前在那裡還流傳著這樣的俚語：「礁頭到礁堡，有七十二個扒灰佬」、「礁堡到礁頭，全是老老頭」。

第三次高潮是在改革開放之後，溫州人外出主要是經商，也有少數是留學的。這段時間的出國有經正規途徑的，也有非法出境的。這段出國人數最多，分布面也最廣，幾乎散見世界各地。目前最有實力和活力的還是這批人，回到國內投資的也很多。

我認為，目前正在醞釀並逐步形成第四次出國高潮，那就是比較富裕的溫州人紛紛送子出洋留學。雖然暫時還拿不出這方面的具體數字來說明，我卻已經從我們親友圈中感覺到了這一點。或英國、或澳大利亞、或加拿大，從中學、大學到念博士的都有。雖這方面溫州起步比之廣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晚，但只要起步了，溫州就會雷厲風行的。溫州人做事不會「溫吞湯里煨牛肉」（溫州話），而是一上鍋就爆炒，為教育子女，溫州人肯花錢。

據統計，溫州人目前在國外和港、澳、台地區的有四十餘萬，但實際應該有六十餘萬，這個差距原因不言而明，有的出去有關部門無法統計。溫州人在外地或外省經商的則有更多，據說超過一百四十萬。這兩個數字一加在二百萬上下。這個數字的概念就是溫州總人口730萬，減掉小孩和老人，青壯年中的50%以上在外經商或者辦企業。當然打工的也有，但比例極少，可以忽略不計。

在海外落地生根的溫州人

我的朋友洪波先生原先是上海《萌芽》雜誌的編輯部主任，後來單程赴香港定居的。他是我下海之後第一家公司的董事長。他常跟我說：「真搞不懂你們溫州人，文化不好，語言也不懂，到了國外個個都當老闆。我們上海人出國的大部分受過高等教育，外語水平也不錯，做了幾年還是個打工的，最好的也就在洋人的大公司做個高級職員。」

他不懂因為他是上海人，作為土生土長的溫州人，我很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除了溫州人膽子大、敢闖之外，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朋」字，即朋友的朋。別看這個重複又簡單的漢字，卻成就了不少溫州人的老闆夢呢！

溫州人到了國外，哪怕他口袋裡只有幾萬人民幣，只要有了落腳點，就會去尋找目標，有欲盤出去（出讓）的小餐館、小工場或者小店鋪，只要適合自己的都可以，看中了就找在國外的親戚朋友商量，讓他們出錢「朋一朋」，於是這些親戚朋友都會按照自己的能力慷慨解囊，你出五萬，我出十萬，很快地便能湊個百十萬的。盤下那個餐館或店鋪之後艱苦努力，賺了錢先還債，三五年之後還清了債，再去找更大的鋪面或工場。這種湊份子的辦法溫州話就叫「朋」，只要大家「朋一朋」，你就圓了老闆夢。當然也有單槍匹馬從打工開始的，但這打工的溫州人目標也很明確，將來是要做老闆的。他先從努力並節儉開始，積了錢以後再去盤人家的店鋪或工場，以後再慢慢做大。早年出國的老華僑很多是以這種方式起家的，後來出國的年輕人便是用「朋」的辦法居多了。你想想，他的文化不高，外語不通，最多只能做苦力，不去做苦力只能當老闆啦！你有文化、懂外語，你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就不用去冒風險，你就不能當老闆。這也是一種悖論。

六十萬人散居在世界各地，應當說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溫州人的影響力要遠遠超過這個數字所能賦予的概念。在法國巴黎的第三區有條「溫州街」，巴黎的第十六區也是溫州人比較集中的地方，你在巴黎旅遊，經常可以聽到奇怪又獨特的溫州話；在義大利的羅馬，市中心火車站旁邊的一條大街也能稱溫州街，不長的一條街溫州人開的公司有二百家左右。我在那條街上的「溫州酒家」吃飯，從三個人的小桌吃成十一個人的大桌子；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我去我的學生在當管理人員的卡西諾（賭場），喝咖啡也喝成一張大檯子；在美國紐約，第二十五大道原先是所謂的紅燈區，由於艾滋病的出現，美國人對性的態度也趨於嚴肅，第二十五大道便有些冷落，溫州人乘虛而入，逐步吞食那裡的商鋪，也該稱之為「溫州街」了。 我的一位同學就在那裡開餐館，那年我隨建設部和科技部聯合組織的房地產考察團去美、加兩國考察，同學請我們全團吃飯。同學的兒女在美國長大，不大會講普通話（溫州話還是會講的），請大家吃菜時將公雞母雞講成是「男的雞」、「女的雞」，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在巴西的聖保羅，中國商城是溫州人開的，那是個大市場；在西班牙馬德里，在中東的迪拜，在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等等地方都有溫州人開的商城……

2000年9月份，我也是隨房地產考察團去歐洲轉悠，一下子跑了十五個國家。全團十幾人，除我之外幾乎個個都是財大氣粗的大老闆。住的全部是「五星」，接待的規格也很高，巴黎市長夫婦在金碧輝煌的市政大廳舉行冷餐會歡迎。這些老闆花錢如流水，在巴黎買香煙，在瑞士買勞力士，在義大利買皮鞋，在嘎納玩電影宮，在蒙地卡羅進卡西諾。但我也沒有自慚形穢,我最自豪的幾乎是每個國家都有人接待，都有人請吃飯，都有人開車接我去兜風。做溫州人真是風光極了。那天在安道爾玩，這是一個夾在法國與西班牙之間的小國家，僅有三萬人，全國不過是一個狹長的山谷，一條長長的商業街，幾千家店鋪而已。團友們跟我開玩笑：你今天沒轍了，乖乖地跟我們逛街吧。確實，那裡沒有我的熟人，我只能跟他們一起慢慢逛。到了一家買旅遊工藝品的店鋪里，我很喜歡櫥窗里陳列的小縫紉機，做得精緻極了，而且穿上線還真可以縫紉。我一下子買了兩架，營業員是洋妞，但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有點像中國做的高檔工藝品，風格似乎有點像我們溫州蒼南禮品城裡的東西，現時在外國，買到MADE IN CHINA 的東西不足為怪。就普通話夾著一二個英語單詞外加手勢與洋妞「啞巴划拳」，洋妞笑嘻嘻地進內拉著華人女老闆出來，我們一見都愣住了；我的第一印像是好面熟，她卻能喊出來：「這位不是吳先生嗎？」「你是……？」「我就住在倉橋的呀！」我想起來了，她就住在我曾經住過的那條街，但那時她還很年輕，嘻嘻哈哈的女孩子，怕有十幾年未見了,我知道她後來去了西班牙。她解釋，這邊生意比馬德里好做，不像馬德里溫州人多,競爭厲害。她並且告訴我，安道爾只有三家溫州人，彼此都很熟，晚上約起來大家見一見。與我一起逛街的幾個團友不禁拍拍我的肩膀，真有你的，溫州人！

我們的回程又是從巴黎坐飛機，好讓大家帶些洋貨回去，重點是「老佛爺」、「春天」百貨公司，那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豪華高檔的百貨公司，團友們的主要目標是服裝。因為時間長了，有點累，我不再約溫州老鄉。中午在「春天」旁邊的一個餐廳吃中飯，一進那餐館門，我直覺那風格准又是溫州人開的。就跟團友說，團友們不相信：中餐館都差不多，別這麼神了，哪會是溫州人！我找個位置坐下來，幫他們看著採購來的大包小包，讓他們去打聽。老闆是中年女士，反問我的團友：「敢在巴黎『春天』和『老佛爺』旁邊開餐館的還能有什麼地方人？」弄得團友們鼓起掌來。那女老闆的老家在溫州市紗帽河，離溫州百貨公司很近。

這些年我去國外機會多，碰此類戲劇性的事還有。如去年我夫婦去加拿大，就遇見過好幾位熟人，特別是在多倫多，如果我們答應住下來，每個熟人家裡住一夜，得住上很長的時間，這裡不再描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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