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體字在北京是如何推行的？其中一次簡化方案還被否決了
現在我們使用的漢字，有一部分是從繁體字簡化而來的。新中國成立初期為何要簡化漢字？在北京推行簡體字時又發生了怎樣的故事？群眾容易接受嗎？我們一起重溫那段文字進化簡史找尋答案。
本報試用簡體字
▲1955年4月30日，《北京日報》2版
1956年1月28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了「國務院關於公布漢字簡化方案的決議」。
這一方案是經全國文字學家、各省市學校的語文教師以及部隊、工會的文教工作者約20萬人參加討論、提供意見，幾易其稿後，才正式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最終確定了517個簡化字，分四批推行。1956年2月1日，第一批230個簡體字和30個類推偏旁在全國印刷和書寫的文件上一律通用。除翻印古籍和有其他特殊原因的以外，相應的繁體字在印刷物上停止使用。
此前，簡體字早已在本報試用。
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在1955年1月份發表了「漢字簡化方案草案」，向社會各界徵求意見。
同年5月1日起，包括本報在內的全國報刊開始試用草案里的57個簡體字。相應的繁體字就不再在報上使用了。（1955年4月30日《北京日報》2版，《本報從五月一日起開始試用部分簡體字》）
為何要推簡體字？
▲1955年4月30日，《北京日報》2版
簡體字在本市推行時群眾容易接受嗎？那就先要了解一下當時簡化漢字的背景。
本報1955年4月30日2版刊發的《為什麼要推行簡體漢字？》一文中提到，漢字雖有過偉大的歷史功績和現實作用，但是不可否認，漢字有很多嚴重的缺點，不能充分有效地適應現代生活各方面的需要。其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漢字在學習、書寫和記憶方面都非常艱難。漢字在教學上的困難直接影響到我國教育的普及和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所以迫切需要把漢字適當地加以簡化。
本市基層掃盲工作中的情形，印證了這種說法。
當時，從事掃除文盲工作的郭文敏曾談到他在工作中的困難。他說道，現在有的工廠因為工人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使用蘇式裝備感到很大困難。農村中合作化運動也正迅速地發展，學習和推廣新技術，評分記工，哪一樣也缺不了文化。工農同志們急迫地要求學習文化。自從1950年國家正式開辦了工農業餘學校，工農同志們就起早貪黑地硬擠出時間來學文化。很多教師不斷地鑽研創造速成識字的方法，但至今仍是進步緩慢。其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工農同志學習漢字非常困難。
北京市不少職工業餘學校中有一部分學員就是老學學不會，一再地留級。東郊區一個麵粉廠里的一位工人，上了3年業餘學校，得了6次全勤獎，但仍然在讀第一冊課本。工農同志們說：掄大鎚、扛大鋤都不怕，就怕拿筆，筆比啥都沉重。冬天，在寒冷的教室中聽寫十幾個字後，有的人就急得一頭大汗。（1955年10月18日《北京日報》2版，《簡化漢字可以減少工農同志識字的困難》）
因此看，推行簡體字在本市有著一定的群眾基礎。
漢字簡化怎麼個簡法？
群眾對簡體字的接受程度，還要具體看這些字是根據什麼原則簡化的，簡化後好不好寫，好不好記。
漢字簡化工作開始後，各方面的意見和構想就湧向了當時的文字改革協會。新中國剛剛成立，人們普遍急於改變中國的落後面貌，對於文字工作的構想和方案也頗為大膽。當時人們提交的改造漢字方案五花八門，有的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種方案建議把漢字改造為「新形聲字」。例如，把「京」字定為「鯨、景」等字的聲旁。如此類推，「涼、諒」等字的聲旁改為「良」自然很合理，但這樣一來「涼」變成了「浪」。
於是，有人又建議把聲旁改用字母拼音。但是字母夾雜在漢字內更不容易辨別。
另一種建議是把每組同音的字留一個。這樣如果不分四聲，只需要400多個字。即便分四聲，也就是1300多個漢字。但完全改變漢字的用法，違背了習慣，使人讀起來非常彆扭。
還有一種方案主張有系統地簡化漢字。但這樣系統簡化出來的字，和在民間已經流傳甚廣的一些簡體字不同，反而會感到彆扭。
其實，對於漢字的簡化人們早已形成了一個「述而不作」的原則。
簡體字不是專家們閉門造車的結果。早在宋元時期平民社會就流傳著一種通俗的簡體字，雖被許多文人視為鄙俗，但在民間應用極廣。
簡化漢字是為了方便人們的日常使用，如果一個簡化字方案要通過長期的大力推廣才能收效，就得不償失了。「約定俗成、穩步前進」被確定為簡化漢字的方針。（2008年6月3日《北京日報》14版，《書同文》）
《漢字簡化方案》最終確定的簡化字，絕大部分都是已經在群眾中流行的、群眾所創造的簡體字，只有極少數是新造的。
《漢字簡化方案》第一表和第二表所簡化的繁體字544個，平均每字16.08畫；簡化之後歸併成的簡化漢字，平均每字只有8.16畫。就是說，寫簡化漢字比寫繁體字可以省力一半。（1958年2月14日《北京日報》3版，《關於當前文字改革工作和漢語拼音方案的報告》）
群眾來信贊成簡化漢字
簡體字推行過程中，也一直伴隨著爭議。有人認為，繁體字承載了中國文化，不應被簡化，尤其是一些知識分子，已經熟練掌握了繁體字，對簡體字不上心，甚至看著不順眼。即便這樣，在北京簡體字還是在學生教育和掃盲工作中受到歡迎，迅速推行開來。文字作為一種交際工具，好寫、好認永遠是人們追求的目標。
本報就曾接到多位讀者的反饋。
當時的北京市工業勞動模範石景山鋼鐵廠工人高秀田說，他過去沒念過書，新中國成立後才得到學習的機會。但年歲已大，一看到黑壓壓一片方塊字，特別是筆畫多的字時，就感到頭痛。第一次上課時，『黨』字就把他給難住了。一數筆畫，好傢夥，20畫，一筆一筆寫，結果用了30分鐘還沒有寫會。實行漢字簡化後，「黨」字寫成「黨」，再寫這個字時，就再不像以前那樣為難了。「因此我贊成漢字簡化，我特別深刻地體會到漢字簡化對掃除文盲工作的好處。」（1955年10月27日《北京日報》3版，《漢字簡化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需要》）
當時的北京師範大學第一附屬小學教師楊炳吟也來信說，由於有些字難記難寫，孩子們很喜歡模仿簡體字的寫法，但過去流行的簡體字寫法混亂，沒有統一的標準，也不便鼓勵孩子們學習。自從「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發表後，先後又發表了兩批試用簡化漢字表，孩子們很快就學會了那些簡化的漢字。（1955年10月27日《北京日報》3版，《小學教師和學生歡迎簡化漢字》）
濫造濫用簡體字得到糾正
簡體字隨後迅速推廣，但在使用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混亂現象。
有人誤認為寫字筆畫越少越好，所有的字都可以用同音字來代替，甚至出現了不少自造的簡化漢字。如「舞（午）蹈」「停（仃）車」「大街（亍）」等。（1962年3月28日《北京日報》2版，《怎樣減少學生的錯別字》）
各種濫用的簡化字困擾了不少人。本報曾集中刊登讀者來信反映的此類現象。例如，當時的延慶縣王木營中學語文教師常征反映：從初中三年級同學的作文中抽出幾句來看一看：走向學校寫成走「象」學校；個人主義寫成個人主「意」…… （1963年12月20日《北京日報》2版，《對濫用濫造簡化字的意見》）
讀者張鴻反映：在市酒仙橋職工醫院看病時，發現「交費口」寫成「交弗口」， 「檢驗科」寫成「杄驗科」，「嚴禁入內」寫成「嚴進入內」等。
讀者李志信、陳景昌反映：發貨票上開的有「無介甬」即無蓋桶，「皮不」即皮錢，「皮佃」即皮墊，「皮〇」即皮圈，「元球皂」即圓球罩，「千比」即鉛筆，「將胡」即漿糊。（1963年12月16日《北京日報》2版，《對於濫用濫造簡化字的意見》）
類似的現象還有很多，在當時甚至給人們在商店購物、在飯館就餐和郵件投遞都造成了困難。
為糾正社會用字混亂，便於群眾使用規範的簡化字，1986年，經國務院批准重新發表原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於1964年編印的《簡化字總表》，並要求社會用字以《簡化字總表》為標準。（1986年10月15日《北京日報》2版，《關於重新發表〈簡化字總表〉的說明》）
第二次簡化方案草案被廢止
經過幾年的醞釀，1977年5月《關於〈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的請示報告》報送國務院審批。「二簡」草案隨後開始徵集群眾意見。
「二簡」草案分為兩個字表，共收簡體字462個，類推出來的簡體字391個，合計853個，外加簡化偏旁16個。比如，用「元」代「圓」，用「坐」代「座」，用「欠」代「歉」，用「胡」代「葫、猢、蝴、糊」，「葫蘆、猢猻、蝴蝶、糊塗」，簡化後寫為「胡蘆、胡猻、胡蝶、胡塗」。（1977年12月20日《北京日報》2版，《漢字的簡化和〈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但是，由於過分追求簡化，「二簡」違反了「約定俗成」的原則，後來被廢止。
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負責同志在1986年9月27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說，「二簡」草案受當時歷史條件限制、「左」的思想影響，急於求成，簡化的字數過多，群眾接受不了，現在予以廢止。國務院也發出通知，強調指出，對漢字的簡化應持謹慎態度，使漢字形體在一個時期內保持相對穩定，以利於社會應用。（1986年9月28日《北京日報》1版，《廢止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草案）》）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侯莎莎
製圖：焦劍
歷史資料：京報集團圖文資料庫 商務印書館
流程編輯：付善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