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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仁宇:即使是錢穆也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

黃仁宇:即使是錢穆也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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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數的中國人相信宇宙經常處在一種和諧的狀態中。要是當中有何差錯,一定有負咎的人在。

在魏晉南北朝的分裂期間,其壞人則為曹操。即錢穆先生——可能是將中國寫歷史的傳統承前接後帶到現代的首屈一指的大師,也仍然沒有寬恕曹操的篡竊。

其理由不難理解:在君主專制時代,自然法規總是由上至下地通行,如果君主稱自己承昊天之明命,即只有他能表彰宇宙至高的道德與智慧。但事實上,下層的詳情無法得知。而在廣大的國土內,很多相衝突的利害也不見得可以調和。可是皇帝有了御殿里龍椅上的神秘色彩,就成為一個說話算數的仲裁者,他所期待於讀書明理之百官的,不過是一種帶強迫的信仰,要是他們都保持著自我抑制和對人謙讓的信條,那麼不怕任何衝突不得解決,也沒有技術上的困難不能排除。

曹操的罪過,不僅在於他以粗蠻的辦法去解決實際的問題,並且在於他公開道說,有意鑿穿眾所公信的神話。據說他曾稱:「若天命在吾,吾其為周文王矣。」所稱文王即為西伯,他雖擁有廣大的地區仍繼續向商君稱臣,待他的兒子武王才正式取商而代之。

當曹操於公元220年去世時,他的兒子曹丕也不再耽擱,立即貫徹父志宣布魏朝的成立,而強迫漢朝的最後一個皇帝行禪讓禮,於是天命有了正式的接收交代。四十五年之後司馬家如法炮製。司馬昭有了皇帝的權威而無其名目,兒子司馬炎則取魏而代之,國號為晉。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內稱:「國家本是精神產物。」從實際眼光看來,我們今日甚難接受這樣的說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權都需要若干理論上基礎,則不容辯駁。

中國古代因為技術上的困難,在管理千百萬生靈的時候不得不假借遺傳的帝統,代表社會價值的總和,有它的道理。曹操口中所說、手下所做都像馬基雅弗利,怪不得他要承受千古的唾罵了。在中國的戲曲里,曹操的面譜全部塗白,狀如牆壁,以顯示其譎詐,只有眼角稍沾墨筆,表現著他機警應變的能力。

註:

曹家政權的前半期,挾天子以令諸侯,借著漢相名位剷除異己,依然仗的是東漢中央政府之威靈。「袁紹借討董卓之名為關東州牧盟主,亦是仗借中央。」下半期的篡竊,卻沒有一個坦白響亮的理由。

魏武述志令自稱:「無下無有孤,不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此不足為篡竊之正大理由。曹氏不能直捷效法湯、武革命,自己做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其子依然不能做周武王,「既已大權在握,漢獻亦無罪過。」必做堯、舜禪讓,種種不光明、不磊落。總之,政權的後面,沒有一個可憑的理論。

——錢穆《國史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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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可羅·馬基亞維利(公元1469-1527年)義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歷史學家。1513年12月,他的驚世之作《君主論》問世。書中強調君主必須同人民保持較好的關係;必須重視軍事;必須通權達變,靈活機動,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並要真正了解國情,注意避開諂媚者。這些原則後來成為一些人的治國原則,拿破崙、希特勒、墨索里尼都曾把《君主論》作為案頭書。

選摘自《中國大歷史》黃仁宇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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