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兼并是中國古代王朝滅亡的原因嗎？

文史 01-04

問：諶編，人們常說王朝末期的土地兼并是王朝滅亡的重要原因，請問，怎樣反駁？

文 | 諶旭彬

這個問題有點複雜，我盡量說得簡明扼要一點。

首先，在農業時代，土地兼并對帝制王朝而言，肯定不是好事。

因為它會直接導致如下兩種後果：

（1）朝廷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減少，進而影響到賦稅收入和兵徭役體量。

（2）田主，也就是大宗土地的擁有者，有可能變成地方割據勢力，甚至於變成有全國影響的門閥世族。

很顯然，這兩種後果都不利於帝制王朝的統治穩定。

故而，如王家范教授所言：

「直至宋以前，土地兼并一直不為國家認可，且為歷代政府重點打擊的目標。」

圖：1909年，美國地質學家Chamberlin,Thomas Chrowder拍攝的四川農村

其次，對普通農民而言，土地兼并未必是一件壞事。

中國歷史上存在兩種土地兼并。一種是自耕農主動將土地賣給「豪族」。一種是「豪族」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將自耕農及其土地吞併。後者很容易理解，這裡不再贅述，歷史上憑藉武力而擁有巨量土地者，數不勝數。

這裡主要說一下第一種情況。

自耕農主動賣地給「豪族」，有很多種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為了逃避朝廷的剝奪。乾隆時代擔任過廣東學政等官職的李調元，寫過一篇文章，叫做《賣田說》，是這方面的典型案例。

李調元是四川羅江人。文章記錄了他家鄉的一位自耕農王澤潤，賣掉耕地後的愉悅心情。王澤潤給李調元算了一筆賬，來解釋自己為何賣地做了佃農，卻還非常高興。

王澤潤說，賣田之前，自己是一個有「十畝之田」的自耕農，這十畝地的出產，可以支持一個十口之家的生計。當地官府按田畝分攤徭役，「每畝征銀三分，每分加平三分三厘，則一錢矣」，交完之後，也還可以維持家庭生計。偶然遇上大事，加派徭役，「每錢加至一兩」，生活也還過得去。但問題是，官府的做法，不是偶然加派一次，而是常年「加派十次、二十次不等」，此外，官府的「過差、公館、驛馬、洒水、門包、長隨、書吏、衙役、夫轎」開支，也都要按田畝攤派，……這樣一路算下來，結果就是：

「不如賣田以佃田。」

把田賣了，給「豪族」做佃戶，有什麼好處呢？

王澤潤也算了一筆賬。他說，我每畝田賣「五十千緡」，十畝都賣了，可以得到「五百千緡」資金。我拿這些資金來做「壓佃」的本錢，「每五千緡可壓田一畝，五百千緡可壓田一百畝」（註：壓田，一般又做押田，是當時流行的一種以低于田地實際價格獲取耕種權的方式），我總共能夠租到100畝地。業主和我平分產出，去掉開支我還剩一小半，不但夠我全家吃飽飽，還沒有稅負，可以免受官吏的追討敲詐。家裡再織點布，養點雞鴨豬犬，有餘力時考慮買頭牛，生個牛犢，「奚為而不樂也！」簡直太開心了。

聽完王澤潤所算的這兩筆賬，李調元頗為動心，也想賣了田去做佃戶。王澤潤又給他算了第三筆賬：你是官員，稅賦有家丁替你去繳納，官府的糧差不敢壓迫你；你還有免除差役徭役的特權，里正不敢上門騷擾。總而言之，朝廷基本上不會壓榨你，你唯一要擔心的，是「須世世子孫讀書有官」，如果有朝一日沒了官身，恐怕就要階層跌落，「與我輩等也」，變得和我一樣。

王澤潤所描述的這種皇權（及其代理人）、豪族與自耕農之間的「壓榨-逃亡-庇蔭」遊戲，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的帝制時代。

這種兼并，實際上相當於給了自耕農一條逃避皇權（及其代理人）殘酷壓榨的生路。當然，這裡並不是要讚頌「豪族兼并」，自耕農遁入豪族尋求蔭庇，只是一種兩害相權取其輕。

圖：李調元《賣田說》

再次，土地兼并未必會亡國，但打擊土地兼并很可能會。

在中國的帝制時代，有能力參與土地兼并者，主要有兩類人。一類是循正規途徑，通過耕作、商業等手段致富之人，以金錢購買田宅，成為大宗土地的擁有者，我們可以稱之為「經營性田主」。一類是手中握有政治權力之人，以權力尋租，成為大宗土地的擁有者，我們可以稱之為「尋租性田主」。

這兩類人，對皇權的威脅程度是不同的。

帝制王朝不保障任何人的私有產權，隨時可以用政策將私人財富收歸國有。「經營性田主」沒有政治權力作為後盾，在朝廷政策面前，往往形同螻蟻，一碾即碎。

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司馬遷曾言，漢初有許多「非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奸而富」之人，這些人「以末致財，用本守之」，靠合法經商（末）賺了錢，然後購買田宅（本），成了大宗土地擁有者。漢武帝對付這類人，有的是辦法。比如，算緡告緡運動，以收資產稅（商業性收入）為名，鼓勵民眾舉報未納稅的有錢人，搞到「楊可告緡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的程度；再如，均輸平準政策，由官府全面壟斷民間商業，直接切斷了這些「經營性田主」的致富之路。

真正能夠對皇權造成麻煩的，是那些「尋租性田主」。

史載，自漢武帝中晚期開始，「尋租性田主」即成為了土地兼并的主力軍，連朝廷為了解決流民問題（這些流民，主要是皇權的橫徵暴斂所造成，《漢書》中多處記載，武帝時代「天下戶口減半」，可見流民問題之嚴重）而拿出來分給流民耕種的公田，也多被「尋租性田主」霸佔，造成一種「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五」的頑疾——為吸引流民重新成為朝廷的編戶齊民，他們耕種的公田只需要按三十稅一繳納稅賦；「豪民」利用手裡的政治權力，把朝廷的公田控制在自己手裡（比如讓親屬偽裝成流民、或編造並不存在的流民來認領公田），再租給真正的流民，向他們榨取高達50%的田租。《鹽鐵論》把這種頑疾總結為：

「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歸權家。」

皇權只得了個虛名，真正的利益財富，被權門豪族拿走了。

漢武帝可以很輕易地碾碎「經營性田主」，但直到他死之日，始終拿這些「尋租性田主」沒有辦法——因為這些人構成了他的統治基礎。打擊土地兼并固然有助於維護皇權，但若因此要開罪權門豪族，開罪皇權的統治基礎，那就得不償失了。所以，終西漢之世，權門豪族對土地的兼并，始終沒有能夠得到有效的控制。

圖：漢代牛耕圖

王莽代漢後，雄心勃勃想要解決這個問題，於是強硬推出了「王田制」——把天下所有耕地收歸國有，不許買賣，家中男丁不超過8人、擁土地超過「一井」（可能相當於900畝）者，須把多餘的土地交出來，分給其他無田之人。

與自己的統治基礎作對，結果是非常慘烈的。先是「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自諸侯、卿大夫至於庶民，抵罪者不可勝數」，大批權貴因為「王田制」而獲罪。然後，這些曾經擁護王莽稱帝的權門豪族，紛紛棄他而去，成為了推翻新莽政權的核心力量。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的造反理由之一，正是王莽登基之後，「民田、奴婢不得賣買。……百姓怨恨」；隴右大族隗囂起兵的檄文里，也把王莽的「田為王田，賣買不得」直接列為罪狀。

尤為值得深思的是，王莽的「王田制」，名義上是要讓每戶自耕農都擁有自己的土地，實際結果卻是加劇了流民問題。地皇二年，左將軍公孫祿曾對著王莽抨擊過「王田制」，其中提到：「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陽造井田，使民棄土業。……宜誅此數子以慰天下！」——張邯、孫陽這兩個混蛋，搞出井田制，使民眾不得不拋棄土地淪為流民，應該誅殺他們以謝天下。

公孫祿不至於當著王莽的面，子虛烏有地污衊他。赤眉、銅馬等流民集團，也確實出現於「王田制」頒布之後。

為什麼一項旨在讓自耕農人人有地的政策，會導致自耕農集體變成流民？

道理其實也不複雜。不搞「王田制」，當小自耕農無法承受來自皇權及其代理人的剝削時，至少還能投入「尋租性田主」的懷抱尋求蔭庇；搞了「王田制」，這種蔭庇沒有了，小自耕農無法承受皇權及其代理人的剝削，就只能選擇拋棄土地去做流民。

多一種可以用腳投票的「次壞選擇」，總比只有一種「最壞選擇」要好。

重複強調一下，這並不是在讚美那些「尋租性田主」。

注釋：

（完）

王家范，《權力背景下「土地兼并」辨》。收錄於：王家范，《中國歷史通論（增訂版）》，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第126頁。

李調元，《賣田說》，收錄於：《童山文集.卷十一》。

《漢書.食貨志上》。

臧知非，《秦漢賦役與社會控制》，三秦出版社，2012，第66~69頁。

《漢書.王莽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