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說：「若蔣經國健在，統一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

1979年元旦，中美兩國發表建交公報的同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標誌大陸對台政策從致力武力統一到謀求和平統一的方向性轉變。同年初，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提出：「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歸回祖國的問題，那是中國的內政。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歸回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裡的現實和現行制度。」

這一時期，即1978年5月，蔣經國當選台灣地區第六任「最高領導人」。鄧小平訪美的第二年，即1980年1月，他提出中共在1980年代要做三件大事，其中一件就是「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祖國統一。」可見，在某種程度排除美國的干擾因素，而台灣由蔣經國當政的情勢下，鄧小平對解決台灣問題充滿希望。

不同於毛澤東與蔣介石的對立身份，鄧小平與蔣經國曾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有過一段同學情誼。1926年，22歲的鄧小平從法國到蘇聯，與16歲的蔣經國成為同學。兩人常到莫斯科河邊散步。鄧小平還為蔣經國主辦的牆報寫稿，講授自己在巴黎的經歷。

有意思的是，身為國民黨的蔣經國，還經常站在鄧小平一邊，跟國名黨右派辯論。1926年3月，蔣介石策划了「中山艦事件」，一時間，身在莫斯科的蔣經國成為眾矢之的。他找到鄧小平訴苦，並接受建議，給蔣介石寫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批評他是反革命。

或許是因為這些經歷，讓鄧小平與蔣經國兩人對彼此有一定了解。1976年9月，蔣經國已經預言：鄧小平極有可能復出。待到預言成真，蔣經國為此召開了一次緊急高級情報首長會議。與會者都認為，鄧小平比毛澤東溫和，兩岸關係將趨於緩和。蔣經國卻表示：「你們的評估都太樂觀，因為你們不認識鄧小平，但我認識他，我們在蘇聯一起學習過，他其實比毛澤東更為厲害，未來兩岸的情勢將比你們想像更為複雜。」

蔣經國知道碰到了厲害對手，在對兩岸關係處理上更為謹慎。鄧小平卻不想錯過機會。1981年，胡耀邦公開邀請蔣經國等國民黨官員「回老家瞧瞧」，葉劍英提出九條對台方針。鄧小平說首次將這一方針概括為 「一個國家，兩種制度」。此外，私人層面，鄧小平清楚蔣經國是孝子，指示修繕蔣經國的母親、祖母的墳墓。蔣家墓地修葺一新的照片，被迅速地送進了台灣總統府。

1982年，蔣經國在悼念其父蔣介石的文章中寫道：「切望父靈能回到家園與先人同在」。鄧小平了解到情況，即指示與蔣家有歷史淵源的廖承志給蔣經國寫信「曉以大義，陳以厲害， 動以感情。」

1983年，鄧小平的一系列示好舉動有了反饋。國民黨用「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取代過去「武力反攻大陸」的僵硬立場，兩岸在經濟、文化，科技、教育、體育、衛生等各方面開始有了接觸和聯繫。

此時，香港商人沈誠（黃埔軍校第17期學生、曾在蔣經國青年軍中任職）擔任兩岸秘使。經不斷穿梭溝通，1987年3月，沈誠會晤鄧小平後，攜帶楊尚昆的信函趕赴台北。仔細研讀後，蔣經國對中共提出的「兩黨對等，中央層次」的談判模式表示認可，計劃於1987年1月國民黨中常會上討論赴北京談判人選。

此時，糟糕的身體狀況和台灣島內蠢蠢欲動的台獨勢力，也敦促蔣經國及早決斷。 鄧小平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不斷請人代話，希望他能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著眼，「如果我們這一代不解決，下一代解決這個問題更困難一些，那時出現什麼情況很難講了，例如台獨。」

1986年9月，台灣民進黨成立，黨綱主張：台灣人民有「自決權」。隨後，蔣經國堅持要李煥接任國民黨中常會秘書長。他跟李煥長談，表示自己對改革行動遭到右派大佬掣肘，遲遲不能發動，已經失去耐心。蔣經國提出三個目標，要求李煥替他達成。其中，「兩岸統一」被強調得最明確。他說：「我們必須採取主動，踏上中國的統一之路。台灣和大陸，終究必須統一。兩岸若不統一，台灣恐怕將越來越難單獨存在。」

決定與中共開啟談判，正是在這一背景與目標下做出的決策。只是談判還未開始，1988年1月，蔣經國因病去世。李登輝繼任。

鄧小平後來曾說，若蔣經國健在，「中國的統一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困難和複雜。國民黨和共產黨過去有過兩次合作，我不相信國共之間不會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經國死得太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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