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黃裳藏明刻本《唐宋文鈔》:來燕榭中多珍藏
黃裳藏明刻本《唐宋文鈔》
黃裳是我國當代著名的學者、散文家、古籍收藏家。來燕榭是其用過的多個書齋名號中最著名的一個。初識黃裳先生並不因為他的藏書,而是他的散文。20世紀80年代,「文革」時的「讀書無用論」漸漸肅清,青年人開始覺悟,開始讀書。那時可讀的書非常少,於是幾家大的出版社先後組織了一批文化學者的散文、小品出版。就像大飢餓之後,人們不能大口暴食一樣,讓久疏閱讀的年輕人先從散文、小品入手接觸文化,是十分得當的一種方法。而前輩學者的散文又是那樣的清新而富含文化,自然能起到恢復精神、啟迪心靈的作用。
起初讀黃裳的散文《銀魚集》《錦帆集》《前塵夢影新錄》等,只覺其語言優美、文化豐富、知識性強。待讀了《清代版刻一隅》後,才了解了黃裳先生著力於古籍研究收藏的意趣。先生從古代文人處學習他們的文化思想,這些文化思想影響著他自己,也影響著年輕一代。任何國家不能沒有文化,任何文化不能沒有傳承。中國文化的精髓就是修身養性,從個人的修養,才能發展到國家的修養,我們從《清代版刻一隅》中所涉及的古籍就可以看到這一點。黃先生所介紹的古籍多為前人的詩文集,也就是中國圖書分類中的「集部」。這些個人的詩文集真實地反映了那個時代文人的思想、生活以及社會活動。所以「集部」古籍向來被文人重視。2011年春節剛過,上海博古齋潘先生寄來黃裳所藏《唐宋文鈔》20冊,這可大開了我的眼界。筆者雖喜藏書20餘年,但如此近距離地把玩、閱讀具有歷代名人題跋的古籍還是不多。
黃裳所藏此件《唐宋文鈔》即明嘉靖年間進士茅坤所編纂的《唐宋八大家文鈔》。茅坤是明代著名的刻書家,於明嘉靖、萬曆年間刻書甚多,如《史記鈔》《漢書鈔》《墨子》及此部《唐宋八大家文鈔》等。另外茅坤自己的著作《白華樓藏稿》《玉芝山房稿》等也是明版古籍中的精品。《唐宋八大家文鈔》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初刻於杭州,計164卷。萬曆年間,茅坤之孫茅著重訂復刻。清代時另有《四庫全書》本及坊間刻本。此《唐宋八大家文鈔》存41卷,後人重裝為20冊,竹紙,半頁9行,行20字,白口,四周單線邊框。黃先生在多部著作中提到過此書,對於此書的刊刻年代僅書「明刻」二字,今以紙質、字形特點及1987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所出《簡明中國古籍辭典》,判斷此書當為明萬曆年間所刊。近有定為明崇禎四年(1631年)所刻,遍讀此書題跋、題記,未見有如此明確的年號出現,或亦另有所據。
據黃裳於此書上的題跋及其他文字、印章知此書為明代著名藏書家澹生堂主人祁承後人祁班孫所藏,並有不少讀書批校。祁班孫字奕喜,山陰梅市(今浙江紹興境內)人。父祁彪佳,明崇禎時為南京巡按,清人入關,以死殉明。所以祁班孫亦堅不仕清,後出家常州馬鞍山寺。此書上所批文字出自班孫,字裡行間表現出了注重氣節不忘舊朝的思想。如原書中有論伯夷不死於周世或更有所作為的言論,祁班孫批「伯夷之非周自是千古忠義」,如果去有所為,則「天下良心盡矣」。由此可見明末清初許多文人的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文化對待人生價值的看法。
黃裳於此書題跋甚多,2001年遼寧教育出版社所出《來燕榭讀書記》中摘錄了大部分。這些題跋除對版本有一定的介紹外,對祁班孫的生平也重點給予了評價,我們由此也得以了解了山陰祁氏藏書的流出以及祁氏家族人物的故事。
古代藏書家多為文人學者,其所藏圖書上多有批校題跋,這些批校題跋一方面記錄了這些文人的讀書過程與學術思想,另外也對研究書籍版刻的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依據。我們知道,自古以來,對於書籍版本的收藏首先要求一個「善」字。書籍內容、校勘水平、印刷質量、名家學者批校,成為評判一部古籍善與不善的基本條件。有了細緻的校勘、上等的印刷質量、上好的紙張、精美的裝幀,這部書才有了能夠廣泛傳播作者完整思想的起碼保障,書籍內容的思想性、學術性及史料價值,也是讀者藏家關注的重要方面。再加上後來學者的批校,這部書的錯訛進一步減少,就更加提升了閱讀和收藏價值。當然,如果是印量少,存世稀缺,那就更為「善」字添上一筆了。
由於近百年來中國文化遭受了許多厄難,古代書籍的存世量越來越少,人們已經不能用前人的標準來衡量今天的古籍了。但在當下的收藏界,不論其內容、印刷質量,只要有一定年代的舊書都捧為善本,這還是值得商榷的。古籍不是古董,不能以古玩商「夠代不夠代」的觀點來看待。古籍一方面看它的印刷年代,更重要的還是要看它的內容以及它所包含的文化元素,比如名家收藏、名家批校等。古籍畢竟首先應該是文化品,其次才是商品。一部古籍的文化含量越高,它的商品價值自然會增高,這種文化價值當然包含除內容外的印刷質量、版刻藝術、裝幀水平等等。
據黃裳《來燕榭讀書記》及此書上題跋原跡得知,此部《唐宋文鈔》是黃先生1954年得於上海舊書商處。原題跋上云:「甲午三月初十,晨,有叩門者,急披衣出視,古董市估以書一包來,其中有祁奕喜手批閱本《唐宋八家文鈔》,見之狂喜。」此條《來燕榭讀書記》中未收錄。讀1989年齊魯書社所出黃裳《前塵夢影新錄》第20頁:「《唐宋八大家文鈔》二十冊,明刻本,祁班孫手批,原本為茅鹿門刻,已拆散重訂。有印記曰『道僧』,曰『五雲頭陀』,曰『班孫印』,曰『班孫』,曰『奕喜印』。朱墨筆圈點。每文後有墨筆批語,間附記事。題屬作『剩國子』『剩國主人』『喜道人』。所跋多有議論。」這段話就是有關此《唐宋文鈔》的記錄。關於此部書的收藏,黃先生又言:「壬癸之間(1952~1953年),余得山陰祁氏書,多由石麟所介。唯此書及祁爾光(祁承)手批《通鑒前編》又冠山堂刻《吳越詩選》等則得之古玩市場。」
黃裳《前塵夢影新錄》上所論與書上題跋原跡稍有不同,一是得書時間約在1952年至1953年間,而原題跋明確為「甲午(1954年)三月初十」。二是書上言得於「古玩市場」,而原題跋上則為叩門而來的古董商。為什麼黃裳先生所記會有一些差異呢?原來,1986年黃先生在寫《前塵夢影新錄》時,許多古籍的原物並不在手邊,他是靠記憶寫出此書的。1972年前後,黃先生和許多文化人一樣被送往「五七幹校」勞動。一天接到通知,讓他回上海家中,因為有關部門要沒收他的藏書,當然還要求他當面簽字。「長卡車去了若干次,總算抄得一乾二淨」。又過了幾天,黃先生被請去在書目單上簽字,這時他才看到他的藏書被分成了3類,較好的版本放在了一邊,二類古書約822種、2160冊,也有了目錄,但這些都不關他的事,黃先生只是在一本登記冊子上籤了字。大約過了兩年,黃先生因病回到了家中。當年抄家時規定,凡是有字的紙、書一律拿走,所以留在家中的僅是一堆準備用於修書的舊紙。居家無事,黃先生就用這些舊紙,「陸續編寫亡書目錄,仿徐子晉的舊題,命之為《前塵夢影新錄》。記憶是不可靠的,內容也不真切了,所以這隻能是一種掛一漏萬的回憶錄」。雖然黃先生這樣謙虛,但從後來的資料看,《前塵夢影新錄》上所記四五百種古籍的論述基本無誤,由此也可見黃裳先生的讀書功力了。
又過了多年,黃裳先生的那些「二類古籍」以及普通版本都陸續發還了。我們從這部明刊《唐宋文鈔》的封皮上還能看到當年有關部門退回的印簽。黃裳先生是古籍收藏研究的大家,他的來燕榭中所收藏的稀世珍本還有許多,偶有流出自然會被藏家所追捧。希望能多看到黃先生所藏的善本,同時也不希望此類善本流到無知者之手,把飽含了文化歷史價值的古籍僅僅當做古董來收藏。
祁奕喜批閱、黃裳題跋的明刊《唐宋文鈔》這一流傳了數百年的古籍,經歷了那麼多的磨難,發生了那麼多的故事,又有跨越數百年的多位文人學者的題跋批校,加之其保存完好,品相潔凈上佳,有此數項能不稱為上善之本嗎?後來者得此書當珍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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