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蝴蝶效應：一場火山爆發如何導致清朝滅亡？

天下 01-07

19世紀的中國，自然匱乏帶來無盡的恐慌，根植於清朝的每一寸土地。上帝隨手播下的一顆黑色種子，使得這個近300年的王朝在一片罌粟花海中風雨飄搖。

坦博拉火山爆發

清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清朝迎來了一個相對冷的夏天。那一年，雲南這個帝國南端的省份在七月盛夏竟然下起雪來，這對當地的各種農作物，尤其是水稻的生長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田禾盡壞」「冬大飢」「民餓死者甚眾」等記載也在那一年的政府公文及地方縣誌中頻繁出現。一場罕見的大災荒就這樣詭異地從天而降，滿是餓殍的街巷上，倖存的百姓含淚販賣著自己的兒女，有的婦女甚至抱著自己的孩子投水自盡。

同一年，美國《獨立宣言》的起草人之一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結束了自己的總統任期，回到弗吉尼亞的老家。但是這位參與起草《獨立宣言》的美國國父很快就傻眼了，那年的氣候真是奇怪，正值夏天的弗吉尼亞，人們出門竟然得坐雪橇，地里的莊稼自然也遭到了滅頂之災。為了讓生活繼續下去，傑斐遜先生只好暫時放下國父之尊，尷尬地申請了一筆貸款以勉強維持周轉。

同一年，英國詩人拜倫在瑞士日內瓦湖附近的一座別墅迎來了幾位客人，其中包括著名詩人雪萊和他18歲的女朋友瑪麗。然而這幾位客人拜訪之際，陰冷凄凄的雨卻始終下個不停。在別墅外，反常氣候導致的饑荒煽動了無數的暴民，街頭巷尾充斥著肆無忌憚的暴力。被陰雨和動亂困在屋裡的幾人決定借著這陰森壓抑的氣氛講恐怖故事以打發時間，也正是得益於那個雨夜中捕捉到的靈感，人類歷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科學怪人》於兩年後問世了。

雲南大饑荒，美國國父申請貸款，歐洲作家編寫恐怖小說，發生在1816年的這三件事情乍看起來似乎沒什麼關聯。然而，隨著歷史線索的豐富，我們會發現，它們其實有著共同的源頭，都是某一個重大事件導致的間接後果，這個重大事件就是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影響最大的一次地質災難：坦博拉火山爆發。

坦博拉火山（Tambora），印度尼西亞語作Gunung Tambora。印度尼西亞松巴哇（Sumbawa）島北岸的休眠火山，原高4100米，1815年猛烈爆發時，山頂被削去大部分，現在高2851米

我們不妨以這場災難為起點，講述清朝的故事。讓我們從1815年4月的一聲巨響開始說起吧。

1815年4月5日，印度尼西亞爪哇島上的士兵突然警惕起來，因為他們聽到遙遠的天際傳來了隆隆的炮聲，有可能是有身份不明的武裝人員在遠處發生了交火。於是士兵們立刻整裝出發，順著聲音尋覓而去，這一走就是5天。到4月10日的時候，負責偵查的士兵們傻眼了，他們發現天際傳來的巨響並非來自火炮或炸藥，而是來自大地的怒吼，確切來說，是坦博拉火山爆發的聲音。

坦博拉火山位於印度尼西亞的松巴哇島北部，海拔2851米，1815年4月5—12日，這座火山發生了VEI（火山爆發指數）等級7級的猛烈噴發：1000億立方米的煙塵傾瀉而出；高溫火焰擾動空氣形成了狂風，將海島上的巨樹連根拔起；滾滾岩漿奔騰著焚噬了路經的一切，直到沖入大海將海水沸騰；火山灰和碎石漫天飛舞，粉碎並掩埋了方圓數百千米之內的村鎮，上萬人當場死亡。然而，這才僅僅是開始。

松巴哇島，印度尼西亞西努沙登加拉(Nusa Tenggara Barat)省島嶼，小巽他群島之一

坦博拉火山的爆發將體積約為150立方千米的火山灰噴入平流層，這些火山灰中含有的巨量二氧化硫雲混雜著高反射性粒子，隨著大氣環流散布全球並將陽光猛烈地反射回太空，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全球氣溫驟降。對於一些農作物來說，劇烈的降溫意味著光合作用的減弱和受精難度的增加，這深深地動搖了世界各國的農業基礎。坦博拉火山爆發的第二年，即1816年，火山造成的降溫效應完全顯現出來，

北半球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迎來夏天，所以1816年也被稱為「無夏之年」。那一年，災荒席捲全球，美國總統和中國雲南的農民也因為這次地質災難不約而同地陷入了困境。

對於雲南地區的農民來說，1816年的災荒讓他們措手不及，因為當時雲南省的主要作物是水稻，氣溫對於水稻生長發育的影響非常大。雲南緯度雖然低，但是海拔並不低，大部分地區的海拔都在1500米以上，這使得當地四季的氣溫變化並不劇烈，冬天不像北方那麼凜冽刺骨，夏天也並不炎熱。在這種相對穩定的氣溫下，水稻要想良好生長，8月的平均氣溫最好不要低於18攝氏度，否則水稻將難以齊穗。

此外，足夠的光照也非常必要，因為稻粒中有很大比例的質量是通過光合作用積累的。然而，1816年坦博拉火山的爆發不僅奪去了溫度，也奪去了光照，雲南8月的平均氣溫低得離奇，盛夏之際竟然出現霜雪天氣，很多雲南百姓平生第一次見到降雪，這使得當地稻作農業迎來了滅頂之災。

另外，當地有很多耕地並沒有種植糧食，而是被其他作物侵佔了，這無疑大大加劇了雲南當地糧食的匱乏，為大災荒中的無數慘劇埋下了伏筆。也正是這種作物，在中國苦難的近代史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成為清朝崩潰的重要推手，它就是罌粟。

惡魔的花

罌粟是二年生草本植物，因為其形狀像罌子，子又像粟，因此得名。據推測，罌粟的原產地可能在地中海一帶，早在新石器時代，德國西部的萊茵河流域就已經出現罌粟。後來，這種植物逐漸擴散到整個地中海世界，當時的人們也逐漸注意到了它的美艷和對人類精神的神奇效用。

罌粟果實

明朝末期以前，中國人享用鴉片的主要方式是吞服，由於鴉片極為昂貴，一般民眾難以負擔，所以流毒不廣。然而到明末清初之際，一種將鴉片和煙草混合吸食的方式傳入了中國，由於其強烈的精神依賴性，使得吸食鴉片的陋習在中國境內迅速蔓延。

妖艷的罌粟

有需求就會有供給，製備鴉片的原料罌粟也有了被種植的充分動機，產量提高導致成本下降，普通民眾過去難以消費的鴉片慢慢變得唾手可得，這也為雲南省後來成為罌粟的主要種植地和毒癮的重災區埋下了深深的伏筆。

罌粟之所以在雲南格外受歡迎，是由雲南特殊的地理和人文環境所決定的，其更深層的原因仍是「匱乏」——藥物和糧食的匱乏。

雲南省緯度較低，降水充足，廣泛分布著雨林河谷，溫暖潮濕的環境極有利於蚊蟲的滋生繁衍，自然成為惡性瘧疾的天然溫床。惡性瘧疾俗稱「瘴癘」，是威脅南方民眾生存的主要因素之一，清朝時，瘴癘的恐怖給來自東北的統治者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清乾隆二十七年，即公元1762年，緬甸在雲南邊境尋釁開戰，歷時七年的清緬戰爭隨之爆發，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全盛時期的清朝軍隊竟然被緬甸揍得灰頭土臉，顏面盡失，連一向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事後都頗為尷尬地說，五十多年經歷八樁戰事，就征緬這樁不算成功。

乾隆畫像

清軍之所以在緬甸戰事中吃了大虧，除了武器裝備落後、戰場調度失策等原因，緬甸、雲南一帶爆發的恐怖的瘴癘也起著非常大的作用。

其實在清緬戰爭期間，瘧疾並非不治之症，當時包括清朝在內的很多國家都已經意識到金雞納霜是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康熙曾經因為身染瘧疾而痛苦不堪，服用西方傳教士進獻的金雞納霜後立即痊癒。

奎寧（Quinine）俗稱金雞納霜，金雞納樹及其同屬植物的樹皮中的主要生物鹼，化學稱為金雞納鹼。是有效的抗瘧疾藥物

然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原產拉丁美洲的金雞納霜在清朝都是極其珍貴的藥材。康熙四十四年，即1705年，康熙南巡，江南提督迎接聖駕時臉色非常難看，康熙細問之下才知這位大臣患了瘧疾且久治不愈。

康熙問大臣為何不向他討葯，大臣回復說陛下不賜，不敢擅討。康熙聽了以後賞賜他金雞納霜，這位大臣才得以康復。

在彼時的清朝，一個身患瘧疾的省級官員都不敢討要金雞納霜，何況是邊陲省份的一般民眾了。在瘧疾橫行的環境中，特效藥極度匱乏，於是當地民眾便找到了一個絕佳的替代方案——吸食鴉片。

鴉片可以有效地減輕疾病帶來的不適感，使得身心放鬆，精神愉悅。此外，鴉片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高燒，這個特性對於舒緩瘧疾引發的反覆發熱癥狀實在是再合適不過了。在雲南地區，越是瘴癘肆虐的地方，人們對鴉片的依賴程度也就越高，顯然，瘧疾帶來的生存壓力是罌粟在雲南擴散的重要的推動力之一，而引發這一現象的原因則是惡劣衛生條件下的藥品匱乏。

此外，罌粟得以在雲南廣泛傳播，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這種植物本身也是當地民眾應對糧食匱乏的一個有力武器。相對於有深厚農業傳統的中原地區，清朝時期的雲南開展農業生產的難度很大，承載人口的糧食供應非常有限，而這給罌粟的迅速蔓延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助力。

當糧食供給不足時，吸食鴉片可以減弱腸胃活動，飢餓感也會被有效地抑制，因此吸食鴉片對於生產力水平低下且糧食供應緊張的地區來說是暫時的應對之法。

但鴉片並不能真正地解決糧食匱乏的問題，而且其毒性對人的身體有極大的損傷，甚至可以讓人完全失去勞動能力。

《鴉片煙論》曾言，「有用之人，無不變為無用，無用之人，更無不變為廢物」。《倫敦新聞畫報》的英國記者在廣州親眼見到鴉片對中國人的毒害作用，「他們臉上掛著的那種白痴般的微笑也證明他們已經完全處於鴉片的控制之下，對於事實已經完全遺忘，很快就會進入自己想要的那種飄飄欲仙的狀態」。廣州的一些鴉片館後面毫不忌諱地配有停屍房，那裡是鴉片館的老顧客們最後的歸宿。

對於在溫飽線上掙扎的農民來說，吸食鴉片造成的勞動力下降即意味著食物的加倍匱乏，而食物的匱乏又會反過來迫使人們去吸食鴉片以緩解飢餓，人一旦墜入這種惡性循環，也就離死亡不遠了。

鴉片無法根本性地解決糧食短缺的問題，但罌粟的種植面積卻越來越大，一再地擠壓糧田耕地，這是因為鴉片能帶來豐厚的經濟回報。販毒的利潤比種地高太多了，道光年間曾有清朝官員在奏摺中表示：

「雲南地方廖郭，深山遽谷之中，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獲利十倍於種稻」。

——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雲南巡撫伊裡布奏摺

可見，種植罌粟不僅可以在表面上降低糧食的消耗，還能獲取豐厚的經濟回報。對於雲南的普通民眾來說，再也沒有什麼能比種植罌粟、熬制鴉片更合適的選擇了。

進入19世紀以前，鴉片在印度、孟加拉國和緬甸一帶被廣泛種植。這些地區離雲南很近，其生態環境和雲南非常相似，人為設定的政治邊界對於罌粟的擴散起不到任何阻礙作用，再加上瘧疾肆虐和糧食匱乏共振所產生的巨大推動力，使得罌粟這種攝人心魄的毒花就這樣燃燒著慾火，蔓延進雲南邊境。據推測，最遲在1801年，罌粟進入中國，自此之後，一浪又一浪的匱乏狂潮洶湧而起，整個清帝國也在罌粟的花海中風雨飄搖。

鴉片會讓吸食的人產生強烈的精神依賴性，自從19世紀初罌粟從雲南一帶滲入中國境內之後，很短的時間內，這種毒花就伴隨著煙槍蒸騰出的迷霧橫掃國內大片耕地。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有大臣在公文中表示：

「通省（雲南）栽種罌粟之地甚多，故吸食鴉煙之風愈熾……昔種豆麥之田今成罌粟之地。」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御史陸應谷奏摺

而雲南省有的地方則更加誇張，從官吏到百姓，從書生到武夫，萎靡不振，吞雲吐霧，無心生產，人浮於事。在這種風氣下，罌粟的種植化作了農業的癌症，兇狠地在帝國的肌體內轉移擴散。不久，內陸各省也相繼淪陷，四川、湖北、貴州、甘肅、陝西、山西等省份的大片糧田都紛紛種上了罌粟。

罌粟從雲南入境後，已漸成燎原之勢，有些地方的農糧用地竟然被罌粟擠壓到「十居一二」的可憐境地。光緒初年，英國人貝伯爾到中國內陸走訪的時候看到，沿途各省都已經廣泛種植了鴉片，而進入雲南時，這個英國人覺得自己「彷彿在無邊無際的罌粟地中穿行」了。

農民們不會想到，他們不斷地壓縮糧田的耕地面積，轉而種植罌粟的行為，會使得糧食的匱乏積蓄巨大的勢能，足以將他們置於萬劫不復的境地。

19世紀初，罌粟擴散進中國境內之前，全國人口迎來了迅猛且持久的增長。順治十八年，即1661年，全國人口只有區區1900多萬，到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時，全國人口已經暴漲到4.249億多，膨脹了22.3倍，而耕地面積卻不可能同步擴大20多倍。

全國的人口壓力也非常大，順治十八年，全國人口平均密度是每平方千米4.9人，19世紀40年代，全國每平方千米人口已經到了78.7人。人口密度暴增帶來的壓力連身處皇宮的皇帝都感受到了，嘉慶就曾表示：「承平日久，生齒日繁，物價騰貴，游手之民，不遑謀食。」

對於清朝中期的百姓來說，要想正常生活，需要大概4畝左右的耕地，然而隨著人口無節制地增長，道光十三年時，全國人均耕地不足兩畝，萬千黎民都掙扎在勉強維持生存的底線之上。就在這樣的匱乏中，罌粟出現了。

1839年6月，林則徐在廣東虎門集中銷煙

1858年之前，清政府對罌粟種植的管制尚且嚴格，私種罌粟者斬，可即使刑法嚴酷也無法抑制罌粟的蔓延。後來，鴉片對人精神的絕對控制以及它帶來的豐厚利益，使得清朝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們也不得不接受事實，漸漸轉變了對罌粟的態度。

1858年，清政府為了籌措經費，對鴉片的態度由禁改徵，罌粟種植的管制因此大為寬鬆。這雖然給朝廷帶來了大量的稅款，但無異於火上澆油，幅員遼闊的清朝，從朝廷官員到民間百姓，無不被鴉片熏燎得迷醉不已。

在鴉片槍瀰漫的迷離煙霧中，身穿官服的朝廷大員和衣衫襤褸的貧苦民眾抱在一起手舞足蹈，煙燈的火苗妖異地跳躍著，照得萬千黎民的臉龐越發陰沉閃爍。

就這樣，罌粟的妖艷之花逐漸開滿神州萬頃農田，本就已經極度緊張的耕地面積被不產糧的植物大量侵佔，這時候，只要農業生產稍有不測，巨量的人口就會猶如雪崩般垮塌。

深受罌粟毒害的雲南便是典型的例子，因為罌粟的泛濫，雲南的糧食產量極度匱乏，無法自足，不得不硬著頭皮從緬甸和越南買糧食。邊境省份尚且可以從鄰國買糧以勉強周濟，那內陸的百姓呢？如果他們在忙於種罌粟的時候遭遇天災，從而造成糧食減產，他們又該怎麼辦呢——死……

「上帝之子」

大約在兩百多年前，位於東太平洋赤道地區的漁民發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每隔幾年，東太平洋地區海域的水溫會明顯升高，沿海地區的魚群會神秘消失，海鳥也會隨之大量死亡。

與此同時，世界其他地區的氣候也變得詭異起來，颶風海嘯、暴雨洪澇、高溫乾旱、極寒暴雪等極端現象頻現。由於這種奇怪現象往往會在聖誕節前後發展到最高峰，所以當地漁民就稱之為El Ni?o，意為「上帝之子」，中文音譯為「厄爾尼諾現象」。

厄爾尼諾現象示意圖

1875年，「上帝之子」再次降臨東太平洋，在接下來的幾年裡，全球迎來了歷史上少見的強厄爾尼諾現象，彷彿西方的上帝要親手埋葬東方的帝國。

這一年，清朝在經歷了一系列重大打擊之後正努力恢復著元氣。當時的清朝距離甲午慘敗還有大約20年，清政府和西方國家保持著暫時的和平，太平天國和捻軍（捻軍，一個活躍在長江以北皖、蘇、魯、豫四省部分地區的反清農民武裝勢力，與太平天國同時期，活動時間為1853—1868年）也已被鎮壓，恍惚之中，清王朝彷彿有了一絲迴光返照的跡象。

然而，正是在這個時候，罌粟幾十年來所積蓄的匱乏勢能已經處於決堤的邊緣，一場中國近代史上的恐怖災荒就要襲來了。

光緒初年的清朝並沒有完全從兩次鴉片戰爭的餘波之中恢復元氣。如前所述，在鴉片的精神依賴性和高額回報下，全國範圍內特別是山西省，無數的農民出於貪婪而大規模地種植罌粟，這使得本來就已經極其緊張的糧食儲備更加緊缺。

就在這時，厄爾尼諾現象帶來的乾旱開始在華北地區，尤其是山西省顯現，一些地方文獻開始出現糧食歉收的記載。

1876年，旱情沒有得到任何緩解，山西的一些縣城由於糧食歉收，已經有人開始吃樹皮、草根飽腹，但對於這場災荒來說，這才僅僅是個開始。

1877年，山西各地迎來了全面旱荒，糧食大面積絕收。一些有逃荒經驗的民眾知道，如果留在當地，多半是九死一生，大災臨頭之際，老百姓的第一反應就是逃跑。

當地知府得知老百姓要逃荒，立即趕赴現場，苦苦哀求百姓不要離開家鄉，並且承諾一定會賑濟百姓，老百姓見狀，嘩啦一下跪倒一片，說：「多費知府大老爺好心，念我們饑寒，就是每家與我們三兩斗麥子，能吃幾日？」百姓們知道，現在趁尚有體力時，逃跑是上上之策，要是跑到了有收成的地界說不定還能活下來。於是，百姓四散一空。

匱乏帶來的恐懼在華北各地迅猛蔓延，逃荒漸成大勢，有的地方官員因為無力阻止百姓逃難，絕望之下懸樑自盡。

在災情最嚴重的山西，當時的太原府的人口從100多萬驟減至5萬。這場災荒蒸發了太原府95%的人口，太原幾乎成了一座鬼城。

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對這場災荒的描述是，地獄也不過如此了。這場災荒從1876年持續到1879年，又以1877和1878兩年為甚，這兩年分別為丁丑年和戊寅年，所以這場光緒初年的災荒也被後世稱為「丁戊奇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