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海禁兩百年，目的在於控制民眾、與民爭利 | 短史記
問：明代將「片板不許下海」的海禁制度實行了一百九十三年之久。請問編輯，明朝海禁的目的到底是什麼？是無論官船、民船皆禁，還是只禁民船？不是說鄭和下西洋是中國的大航海時代嗎？
文 | 楊津濤
海禁是明太祖制定的國策，與明朝相始終，即使在「隆慶開海」後，也未廢除。
明朝實行海禁，主要有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原因。
犧牲社會活力換取秩序穩固
明太祖實行海禁，短期目的是防範張士誠、方國珍余部來自海上的侵襲，及早期倭寇對沿海的騷擾。
長期目的，則是吸取了元代滅亡的教訓，不欲民間百姓（也包括地方官員）通過海外貿易形成有組織的力量。作為造反者，朱元璋親眼見證過發達的民間社會組織對元政權造成的衝擊，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嚴苛的海禁政策——不僅私人海外貿易被禁止，甚至出海打漁都成為非法行為，只是朱元璋的「猛政」的一小部分。
與海禁政策
同期實施的，還有「知丁法」與
「路引制度」。前者要求
百姓必須「互相知丁」，必須知道左鄰右舍平日從事何種職業，家中幾口人，幾人務農，幾人讀書，幾人從事手工或經商；讀書者師從於誰，教書者收何人為學生；……後者規定，農民沒有特別申請的「路引」，每日不得離開自家方圓一里。早上何時出門耕作，晚上何時回來，都須讓鄰居知曉。工匠出遠門做工，須在路引上標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要讓鄰居知道具體所在。歸來或早或遲，也要說與鄰居知道。經商者本錢多少，貨物輕重，所行遠近，水路還是陸路，也要詳細註明在「路引」當中。
包括海禁政策在內的這些「猛政」，其實質，是寧願犧牲民間的社會活力，讓民眾維持在無組織的
原子狀態，來換取統治秩序的穩固。
這也是整個明代的海禁政策，在政治上最基本的出發點。
《大明律》對海外貿易有很嚴厲的規定。比如，私自將牲畜、鐵器、布匹等販賣至海外，「杖一百」；如果向海外販賣人口、軍器，要被處絞刑。①與之配套的，還有許多臨時性政策，如明宣宗即位後，重申海禁，制定了新規：
「爾宜申明前禁，榜諭沿海軍民，有犯者許諸人首告，得實者給犯人家資之半。知而不告，及軍衛有司之弗禁者，一體治罪。」
意即，首先告發他人私自出海，並屬實，可獲得被告發者一半的家產。如果有人知情不報，或者有關部門不能嚴厲執行海禁政策，則和私自出海者同罪。
圖：「鄭和下西洋」所到之處
朝廷雖有嚴刑酷法，沿海民眾為求生存，還是會有鋌而走險從事對外貿易者。
比如，福建海商，每年聚集「大舶數百艘，乘風掛帆，蔽大洋而下」；廣東民眾也是「多挾峨舸入海與夷市」。這些海商來自各行各業，既有地主、官紳，也有逃犯、僧侶、書生等。②這種鋌而走險發展到極致，是
海商們
走向了聯合，出現了以王直、徐海、葉宗滿等人為首的武裝海商集團。嘉靖年間所謂的「倭寇」，大多是這些亦商亦盜的中國人。據《嘉靖實錄》記載，「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南京湖廣道御史屠中律，則在奏摺里對皇帝說：倭患的起源，是沿海「奸民」想要跟番邦作生意，雖稱倭寇，「其實多編戶之齊民也」。參與剿倭的將領王忬，也向皇帝報告，據他調查，「倭寇」頭領約有百餘人，其中「雄狡著名」者，都是本國之人，如「徽州王五峰（王直）、徐碧溪、徐明山，寧波毛海峰、徐元亮，漳州沈南山、李華山，泉州洪朝堅」等。另一剿倭名將胡宗憲，根據實際調查編寫了一本《籌海圖編》，其中列出十四股勢力最大的「倭寇」，其頭目全部是中國人。
之所以出現這種與朱元璋的禁海目的大相徑庭的結果，原因有二：
（1）海禁政策斷絕沿海無地少地民眾的生計，違背人性。
（2）嘉靖時代基層控制能力鬆弛，給了武裝海商以生存空間。如大頭目王直，在地方政府默許其對日通商時，曾一度積极參与抓捕真倭寇；而當地方政府改變態度後，王直又轉做海賊，招募日本浪人打出了「倭寇」的旗幟。
對於海禁與「倭患」的關係，當時之人即已了解。如王世懋在《樞策》一書中寫道：
「商貨之不通者，海寇之所以不息也……貨販無路，終歲海中為寇，何能已也？」
他說，海外貿易被禁止，是海寇不能平息的主要原因。只要海禁還在，人們不能自由貿易，海寇就會一直存在，不會休止。
事實也的確如王世懋所言。明世宗厲行海禁，本是要消滅倭寇，誰知反讓「倭患」愈演愈烈。明穆宗即位後，為平息「倭患」，不得不放鬆海禁，開放福建漳州的月港，是為「隆慶開海」。③
圖：明人仇英所繪的《倭寇圖卷》
壟斷海上貿易與民爭利
明朝實行禁海，所謂「片板不許下海」，禁止的只是私人海外貿易，官方控制的朝貢貿易不受限制。
明朝廷試圖以此壟斷獲取海外商品的渠道。
所謂「朝貢貿易」，即是和明朝有朝貢關係的各國，使團在按期「納貢」的同時，允許攜帶一些貨物，在市舶司（廣州、泉州、寧波有設）及北京「會同館」出售。
使團所帶貨物的數量，遠遠多於貢物。1485年，日本進貢刀3610把，而使團所帶用於販賣的刀，則有35000多把，幾乎是貢物的10倍。對於這些貨物，使團不能隨意出售，中國人私下購買「番貨」超過10斤，罪同出海走私，要罰往邊關充軍。④
通過壟斷貿易，明朝廷獲得了馬匹、銅、硫磺等戰略物資，及香料、胡椒等日常消費品。
古代中國常年鑄造銅錢，導致極度缺銅，而日本歷次朝貢，都將銅作為待售貨物。明朝軍中使用的硫磺，多來自日本和琉球，日本1453年朝貢，所帶硫磺達34.6萬斤。胡椒、蘇木是朝貢貿易中的另外兩項重要商品。
明朝廷在收購這些貨物時，給出的價格雖然常常高於實際價格，但也掌握了這些商品在國內的定價權。
胡椒在元代被用於防腐劑或調味料，至明代已成為一種日用消費品。
明朝廷時常將從外國購買的胡椒，提價數十倍，作為薪俸或賞賜的替代品，發給親王、官員，乃至士兵和民工。蘇木也是如此，日本使團1433年帶來的蘇木，明朝廷的收購價是鈔1貫，而作為薪水發給京師官員時，則是每斤折算鈔50貫。
⑤
圖：明朝廷用蘇木、胡椒折俸表，見於戚暢：《海禁與朝貢：明朝官方海外貿易研究（1368—1567）》
海禁政策不僅使海外各國只能和明朝廷做生意，還讓沿海的地方官員大獲其利。在沿海地區，官員往往接受海商賄賂，默許他們的出海行為。時人沈德符說：
「我朝書生輩，不知軍國大計，動雲禁絕通番，以杜寇患。不知閩、廣大家，正利官府之禁，為私占之地。」
因此，在明朝中後期，海禁政策在很多地方名存實亡。⑥
如果僅從經濟角度著眼，這筆賬其實並不難算：
（1）朝貢貿易與民爭利，確實能給朝廷帶來好處，但它同時還是一種政治行為，往往需要額外負擔朝貢使團的諸多費用，這大大攤薄了朝廷所獲得實際利潤，甚至導致虧損，進而使得財政上不堪重負。
（2）民間私下進行的海外貿易，不向明朝廷納稅，獲利的是地方官員。而地方官員與王直這些武裝海商集團的合作，實際上又讓消滅民間有組織力量的政治目的落了空。
顯然，朝廷最明智的做法，應該是放鬆海禁。
嘉靖年間，任兩廣巡撫的林富曾在奏疏中說： 「粵中公私諸費，多資商稅，番舶不至，則公私皆窘。」這說明，來自市舶司的收入，在廣東財政中佔有相當大的比例。
崇禎年間，泉州民眾在上書中，同樣指出：「為今之計，莫若弛禁開洋，給引通商，庶可戢其敝而獲安倉。」他們也建議朝廷放鬆海禁，給海商發放許可證，如此一來，既能改善民生，又可以增加財政收入。
晚明時期，明朝廷的海禁政策，有過多次變化，時禁時弛，但隨著海禁的弊端和開海的益處日益顯露，開海可謂大勢所趨。只不過，此時的明朝廷，已無力控制海疆，歸順而來的鄭芝龍，成了海上貿易的實際管理者。⑦
圖：明人所繪《瑞應麒麟圖》，表現外國進貢的長頸鹿
①③晁中辰：《論明代的海禁》，《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2期。
②程方：《明代民間海外貿易述論》，雲南師範大學2007年。
④李金明：《試論明代外朝貢貿易的內容與實質》，《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1期。
⑤戚暢：《海禁與朝貢：明朝官方海外貿易研究（1368—1567）》，暨南大學2012年。
⑥張柳、潘洪岩：《從海商利益集團興起的角度分析明代海禁制度》，《蘭台世界》2018年第2期。
⑦劉璐璐：《晚明東南海洋政策頻繁變更與海域秩序》，《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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