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與他的三位中國恩師

文史 01-07

1945年夏天，原子彈的威力不僅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敗亡，也震撼了身處二戰煎熬之中的各國政治家的心。

譬如，當時的蔣介石就聽從了高參們的意見和建議，計劃向美國學習原子技術，在中國研發原子彈。

於是，從1945年秋開始，國民政府就開始為研製原子彈而做準備，其中最著名、影響最為深遠的要數1946年派員赴美學習原子技術的「種子計劃」了。

李政道

在「種子計劃」遴選出的6位年輕人中，李政道最引人注目。

李政道當時不足20歲，僅為西南聯大物理系二年級在讀學生。

可是，就是這麼一位大二的學生，竟然被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吳大猷教授選中赴美深造學習原子技術，這不僅讓時人大為驚訝，也是一個有爭議的決定。

要知道，彼時的西南聯大物理系不僅有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還有在讀研究生（彼時已赴美的楊振寧即為該系研究生），甚至還有不少畢業留校青年教師（與李政道一起赴美的朱光亞就是留校工作的助教）。

也就是說，吳大猷並非無人可選，可他為何偏偏選中了李政道？他如何面對和處理來自高年級學生和青年教師的非議和不滿？又是誰鼎力支持他的決定？

一

束星北的「啟蒙」之功

古人云：「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選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伐其身行，行弗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這段話用在李政道的身上可謂恰如其分。

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使中國人民生活在戰爭的水深火熱之中，李政道和大多數同齡人一樣，難以獲得完整的基礎教育。

李政道的特殊性在於，他甚至小學、中學、大學都沒有畢業過！

也就是說，學生時代的李政道只獲得過博士學位！這聽起來有些匪夷所思，而事實就是如此。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李政道沒有接受嚴格的科學訓練。恰恰相反，李政道憑藉頑強的毅力和過人的天分，在每一個學習階段，都有超越同齡人的付出和收穫。

1935—1937年，李政道在上海讀小學，1937年11月12日，侵華日軍佔領上海，他被迫輟學。

1938—1941年，李政道前往租界念中學，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12月8日日軍進佔外國租界，上海完全淪陷，李政道再次輟學。

因志在向學並難以忍受日軍在上海的野蠻行徑，他決心離開上海。

1942—1943年，經過長途跋涉，他到達江西，就讀於贛州聯合中學。

這一時期，李政道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自學，既是學生，又當老師。

中學未畢業即赴貴州參加高考，竟如願考上浙江大學（貴州湄潭）。赴貴陽途中身染惡疾，受盡磨難，幾乎死掉。

也就是在浙江大學，李政道幸遇他人生中的第一位恩師——束星北。

束星北

對於束星北的「啟蒙」之功，李政道一直念念不忘，以至於在1972年首次回國時，他第一個想見的老師就是束星北，多次詢問束星北的近況並表示關心。

在以後李政道頻繁回國的多種場合和多個回憶性文章里，李政道都表達了對束星北的感激之情。

在為《束星北檔案》一書所寫的《序》里，李政道較為系統地總結了束星北對他的教育和影響，他說：「對於我一生的物理學研究來說，束老師對我最初的幫助和影響是非常重要的。」

李政道本來考取的是浙江大學的電機系，而束星北是物理系教授。

對於結識束星北的過程，他說：「在浙大開學前一個月，我從貴陽到湄潭，由友人束慰曾介紹，拜訪了他的叔父，浙江大學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先生。很快，我也認識了另一位浙大物理系的教授王淦昌先生。」

李政道在入學後不久便轉學至物理系。

當時，浙大師生關係融洽、學術討論自由，老師們的一言一行也在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李政道：「當時我僅16歲，對工科和理科的認識很不清楚，慢慢地和束星北、王淦昌二位物理教授接觸多了，使我逐漸了解了物理學科的意義和重要，對我產生了很強的吸引力。」

當時浙大一年級學生在永興上課，束星北每周或兩周由湄潭到永興一天，為物理系的同學上自由討論課。

李政道說：「每次束老師來永興，我都是唯一的學生，而我們討論的問題也是沒有規定的。在這樣一對一的師生密切教學的關係下，束老師幫助我建立了我對整體物理的認識、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1944年底，日軍侵入貴州，人心惶惶，浙大辦學也陷於停頓。

那時交通極為不便，1944年暑期受傷了的李政道隨束星北去了重慶，在那裡與家人團聚，並聽從了束星北的建議為轉學西南聯大做準備。

在重慶的半年時間裡，據李政道回憶：

「在重慶和束老師告別時，他送了我一本瓊斯（J. Jeans）寫的電磁學名著，是他當年在英國蘇格蘭愛丁堡大學，隨達爾文（C. G. Darwin）教授做研究時用的。瓊斯的書中有很多劍橋大學會考的考題，不很簡單。我在重慶養病等待轉昆明的時間，就以束老師送我的書為伴，還手寫了一冊Jeans電磁學習題全解。」

從上述內容可以看出，雖然李政道在浙大隻讀了一年，但在束星北、王淦昌等名師的悉心指導和潛移默化的影響下，他已對物理學整體有了一定了解，特別是在與束星北一對一的討論學習中，激發了李政道從事物理學研究的熱情，用李政道自己的話說就是：「我最早接受的啟蒙光源就是來自束星北老師。」

而滯留重慶期間研讀束星北贈送的瓊斯電磁學名著，則無意之中為李政道進入西南聯大後能迅速脫穎而出做好了鋪墊。

二

吳大猷對李政道的青睞

1945年春，帶著對物理學的深深熱愛，李政道經人介紹，轉學至西南聯大物理系二年級就讀。

對此，時任西南聯大物理系主任的吳大猷回憶說：

「1945年春的一天，忽然有個不到二十歲的胖胖的孩子拿著一封介紹信來找我……那時，恰值學年中間。不經考試，不能轉學。我便和教二年級物理、數學課的幾位老師商量，讓李隨班聽講、考試，他若及格，則等到暑假正式轉入二年級時，可免讀以前課程。」

西南聯大堪稱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個奇蹟，為後世敬仰。

西南聯大的物理學科更是一流，對此朱光亞曾說：「那時的西南聯大物質條件雖然艱苦，但是雲集了大批名師，學術研究氣氛非常濃厚。在葉企孫、吳有訓、饒毓泰、周培源、吳大猷等老師的影響下，聯大物理系堅持著眼世界科學前沿開展教學和研究，充滿了朝氣和自信。」

大師雲集的聯大物理系令李政道如魚得水，其天賦和才能很快便顯露出來。

李政道的勤奮和天資讓吳大猷很驚訝，以至於吳大猷稱其為「奇才」。

吳大猷在李政道、楊振寧於1957年獲諾貝爾獎後，曾屢次談到李、楊二人特別是李政道的成長經歷，下面這段吳大猷的回憶可以很好反映西南聯大時期李政道的異稟：

「李應付課程，綽綽有餘，每天課後都來請我給他更多的讀物和習題。有時，我風濕病發作，他替我捶背，還常幫我做些家務瑣事。我無論給他什麼樣難的書和題目，他都能很快地讀完做完，並又來要更多的。我從他做題的步驟和方法上，很快發現，他思維敏捷的程度大大異乎常人。老實講，在那些日子裡，我為了我自身的工作、冠世的疾病，還有每日買菜、燒飯、生火等家務勞動，牽扯精力很多，再加上物價飛漲，實在沒有心緒準備更多的參考資料和習題給他。好在他天資高，亦不需要我詳細講解，自能領會資料和習題的內容。」

由這段話也可以看出，吳大猷對李政道的欣賞，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秘密，只是基於日積月累的接觸和觀察，發現李政道因勤奮而「思維敏捷的程度大大異乎常人」。

並且，我們從吳大猷的回憶中還可以看出，年輕的李政道並非死讀書的書獃子，而是情商很高，非常機靈，又善解人意，還比較勤快，完全沒有富家子弟的紈絝習氣，因此深得吳大猷喜愛。

李政道不僅物理專業課成績好，數學課成績也很優秀。

據彼時的同學黃祖洽回憶：「我們共同上過分別由趙忠堯、葉企孫和蔣碩民等先生開的理論力學、電磁學和高等代數等課，另外政道還參加了吳大猷先生為高年級同學開的近代物理課……1980年，我被調到北京師範大學來工作，一次去拜訪當時也在北師大講課的蔣碩民先生，說起當年在西南聯大選修他講授的高等代數時，蔣先生還記得政道、萬哲先和我三個人的學習在班上比較優異的情況。」

可見，李政道的數學成績給了任課老師極為深刻的印象。

儘管李政道在西南聯大的學習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年時光，但他的天資和才華卻已顯露出來。

朱光亞後來回憶說：「我們一起聽課，一起討論，相互啟發。探索研究帶來的興奮激勵著我們，常常通宵達旦、不知疲倦，心中充滿了激情。那時，政道即已顯露超人的物理才華，深受老師的讚譽和同學們的欽佩。」

李政道的人生也即將因為已經展露出來的才華而改變。

1945年秋，蔣介石的原子彈計劃及其「種子計劃」啟動，吳大猷獲准帶兩名年輕的助手一同前往美國學習原子技術，而且這兩名助手由他自己挑選。

吳大猷首先挑選了1944年聯大畢業留校當助教的朱光亞，然後挑選了還是二年級學生的李政道，因為在他看來，「當時，在西南聯大的研究生及助教中，具有天賦、學習勤奮的沒有像李政道的」。

就這樣，幸運之神降臨到一個19歲的孩子身上。

那麼，吳大猷對自己的選擇有沒有猶豫過呢？畢竟李政道只是個只有19歲的大學二年級的學生，他能堪當起學成原子技術的大任嗎？

三

葉企孫支持吳大猷的選擇

在為《束星北檔案》所寫的《序》里，李政道談到了三位恩師：「我一生最重要的機遇，是在很年輕時能極幸運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師，得到他們的指導和幫助。束星北老師的啟蒙，吳大猷老師的教育及栽培和費米老師的正規專業鍛煉都直接地影響和造成我以後的工作和成果。」

在這裡，李政道並沒有提到葉企孫，但葉企孫卻是李政道人生面臨重大轉折時期的一個非常關鍵的人物。

吳大猷選擇僅為大學二年級的學生李政道赴美，自然會引起不滿和議論，這是很容易理解的——這事放在今天幾乎完全是不可能的。

吳大猷在猶豫之際，一定是要找「領導」商量的，當時吳大猷的直接上司就是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葉企孫教授。

葉企孫

葉企孫是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的一座豐碑，23位「兩彈一星」元勛中，超過10位是葉企孫的學生或者他有推薦之功：包括錢學森、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王大珩、陳芳允、鄧稼先、朱光亞、周光召、王希季等。

另外，楊振寧、李政道、林家翹、戴振鐸、王竹溪、錢偉長等也都是他的學生。因此，葉企孫被譽為是「培養大師的大師」。

吳大猷找葉企孫商量，談了自己的想法，沒想到葉企孫與他的想法一致，完全支持他的選擇，完全同意李政道赴美學習。

關於這個十分關鍵的歷史細節，近年來隨著口述史的發展，筆者發現了三個版本的說法：

一是李政道自己在《我的老師和老師的老師——紀念葉企孫老師》一文里的記述，他說：「吳大猷老師從西南聯大物理系助教中，推薦朱光亞一人，尚缺一人他無法確定，就找當年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的葉企孫老師，葉老師破格推薦當時只是大學二年級學生的我去美國作博士生。」

顯然，李政道的記述比較簡單。

二是葉銘漢院士為祝賀李政道先生九十華誕而作的《李政道在西南聯合大學》一文，他在文中寫道：

「當時吳大猷是物理系主任，他有一點顧慮，提拔李政道，可能在物理系助教中引起不滿。我的叔父當時擔任理學院院長，吳大猷找我的叔父商議。我的叔父也認為應該破格提拔李政道。理學院院長同意了，就此敲定了。」

葉銘漢院士在西南聯大時與李政道的宿舍相鄰，兩人雖不在一個系科，但卻是好朋友，而且葉銘漢的叔父就是當時的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因此他的回憶是可信的。

三是葉銘漢院士接受上海交通大學李政道圖書館口述史訪談時所講的內容，這份材料更為豐富：

「吳大猷就挑了李政道。可是這樣做法，引起有的助教不滿意。李政道當時還是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實際上，李政道已把大學三年級的課都聽了，同時他還聽了吳大猷先生給大學四年級、研究生開的《量子力學》，也就是說，李政道的學習程度相當於大學四年級的水平。這時候，吳大猷拿不定主意，就找葉企孫先生，葉先生當時極力推薦李政道，這樣一來，這個事情就通過了。那時候葉先生是理學院院長，有的時候梅貽琦校長不在昆明時，他曾代理校長管理學校，所以他講的話，比較有權威性。」

就這樣，在葉企孫的鼎力支持下，選李政道赴美深造一事，塵埃落定。

李政道對老師的推薦一直感念在心。

吳大猷（左）與李政道（右）

對於吳大猷，李政道曾在多個場合和文章里談到他的知遇之恩，在此不贅述，僅舉一例。

1957年10月31日，該年度諾貝爾獎物理學獎揭曉，李政道和楊振寧折桂。

李政道獲知電訊後，立即給吳大猷寫信，告知喜訊並感謝他的栽培之恩，李政道信中說：「現在的成就，大部分由於在昆明時您的教導，而假使在46年沒有能來美的機會，那更根本不可能會有這幾年的工作，此點我深深感覺，特此致意。」

對於葉企孫，李政道也心懷感念，2006年他在《我的老師和老師的老師——紀念葉企孫老師》中寫道：「沒有葉老師和吳大猷老師，就沒有我後來的科學成就。葉老師不僅是我的啟蒙老師，而且是影響我一生科學成就的恩師！」

四

葉企孫慧眼識得李政道才華

接下來的問題是，葉企孫憑什麼也極力推薦李政道呢？他是怎樣了解到李政道的天資與學識的呢？

葉銘漢（右）與叔父葉企孫（中）為數不多的合影之一

葉銘漢的另外一段回憶為我們揭開了謎底：

「政道除了聽吳大猷的課和其他高年級的物理、數學課之外，還選修了電磁學。他雖已經自學過高深的Jeans的電磁學，為了學分，不得不按規定選電磁學。跟他一起選電磁學的李德平院士回憶，政道在上電磁學的時候看別的較深的電磁學書，被教課的我的叔父葉企孫先生髮現了。課後葉先生找李政道了解了情況。葉先生說，我教的內容，你都學過了，你不必上我的課，學期終了時你參加考試就可以了，但是，你對電磁學實驗沒有接觸過，實驗很重要，你一定要受到做實驗的訓練。學期終了，你的實驗成績跟你期終考試成績一起計算。」

李政道的電磁學功底深厚，得益於束星北對李政道的教育，因為李政道已經研讀過的瓊斯的電磁學書籍，這正是束星北贈送給李政道的——李政道受到了葉企孫的賞識而且令他印象深刻——他贊同吳大猷的選擇，支持李政道赴美深造的理由正在於此。

1993年，葉銘漢在整理葉企孫的遺物時，意外地發現了葉企孫珍藏多年的李政道的電磁學考試試卷，葉企孫先生在試卷上規整地批改了李政道的答題情況，並給出了分數：「李政道：58 25=83」。李政道的期末理論考試成績為58分（滿分60），實驗只得了25分（滿分40分）。

由這份珍貴的試卷我們可以看到，李政道的電磁學成績，理論考試部分幾乎得滿分，而實驗成績則比較低，僅為剛剛及格。

戰爭導致李政道的生活顛沛流離，他的學業也斷斷續續，因此不能得到很好的實驗訓練。

據葉銘漢回憶：

「李先生做實驗不太順利，他到實驗室里好奇，不小心把一個電流計的絲弄斷了。這根絲是國外買來的。電流計的絲上掛著個小鏡子，電流通過時鏡子轉動，光通過鏡子照出去，落在半圓形的尺子上，這樣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晰。這個絲是很寶貴的，物理系只有兩三根這樣的絲，他弄斷了一根，當時助教大為生氣。後來李先生電學實驗的分數是70分，差不多是最低分了。」

然而，瑕不掩瑜，李政道用自己的勤奮與才華贏得了吳大猷的欣賞，贏得了葉企孫的支持，也為自己的人生贏得了機遇。

1946年秋，李政道和其他幾位年輕人懷揣夢想，從上海乘船赴美，開啟了世界近現代科學史上的一個新篇章。

李政道對自己早年的「機遇」與「幸運」極為感恩。

後來，李政道盡心儘力，不斷為中國科技和教育事業的發展做出貢獻，多源於這種感恩情結。

筆者以李政道一段著名的談話，即李政道談中美聯合培養物理類研究生計劃（CUSPEA）的一段話結束全文。

這段話也可以看作是李政道對自己早年的「機遇」與「幸運」的最好詮釋：「1946年，經吳大猷教授的推薦，我獲得了中國政府的一筆獎學金赴美留學，在物理學方面繼續深造。他給我的這一難得的機會改變了我的一生。一個人的成功有著各種各樣的因素，其中機遇也許是最重要的；但從它的本質來說，也是最難駕馭的。儘管機遇不可能預定，但它的出現幾率至少在統計的意義上卻可以人為增加。我對於1946年的這一機遇的珍視，是促使我近年來組織CUSPEA考試的主因之一，希望更多類似的機遇能夠光顧其他年輕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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