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曉嵐文章寫的好，整治貪官和珅，還是一吃貨，一頓能吃三斤烤肉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道號觀弈道人。通過近年影視劇的戲說和各種媒體的傳播，已經成為今天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了。他生於清雍正二年(1724)六月，卒於嘉慶十年(1805)二月，歷雍正、乾隆、嘉慶三朝，享年八十二歲，謚號文達。有清一代，象他這樣，歷事三朝，盛名一時的文人，並不多見。

一般介紹紀曉嵐的文章，都要提到的是他的學術成就，如他主持修纂了中國文化史最大的一部類書——《四庫全書》，撰寫《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卷，影響深遠，及所著《閱微草堂筆記》，博大精深等等。當然，對於紀氏，現在流行的說得最多的還是他的風趣幽默。我們這裡要說的倒不是紀曉嵐一生的為官與治學，我們來看看他生活中的另一面，說說紀曉嵐的吃。

一般印象中，以為紀曉嵐既是一位著名文人，當然是一付文弱書生的形象，其實不然，記載中的紀氏卻是一個身材魁偉的粗壯漢子。在飲食方面，他也與一般書生大異其趣。清人昭槤在《嘯亭雜錄》卷十中這樣記載紀曉嵐：「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於世者，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澹而雅，人爭服之。今年已八十，猶好色不衰，日食肉數十斤，終日不啖一穀粒，真奇人也。」年紀到了八十歲，仍能近女色，每天食肉達數十斤之多，而且常年不吃一粒穀子，難怪要說他真是一位奇人了。

與他紀曉嵐同朝為官的協辦大學士英和曾看到他吃飯的情形：到了吃飯時間，僕人捧上來烤肉一大缽，約有三斤左右，紀曉嵐一面與人說話一面大塊吃肉，不一會的時間，肉已吃完而吃飯的事也就結束了。(事見《清·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五，中華書局，1982年5月版，第109-110頁)平時的飲食中，紀曉嵐基本不吃米飯，麵食或偶爾一吃，主要食物就是肉類。請客時，紀氏「肴饌亦精潔」，但作為主人的紀曉嵐只不過舉舉筷子請大家吃，而他自己「只肉一盤，熬茶一壺耳」(清·梁章鉅《歸田瑣記》卷六，中華書局，1981年8月版，第105頁)。紀氏飲食的另一特點就是平居之時，零食從不離口。他只要在家，案台上必定陳放各種乾鮮果品和榛子、栗子之類，「時不住口」。由於人們對紀曉嵐這種特殊的飲食習慣無法解釋，就傳出了紀是火精托生，也有人因他常年吃榛、栗之類，認為他是猴精轉世。

其實，北人食肉，南人食魚，無足為奇。紀曉嵐生性好動，又多從事編書、寫書的腦力勞動，能吃肉亦屬正常。但一頓能吃數斤，一天能吃十數斤乃至數十斤，就令人稱奇了。不過，在肉類中，這個紀曉嵐也有不吃的東西，就是一生不願吃鴨，他自己說鴨子這東西，就是再好的廚子來做，也難免有腥穢之氣，難以下咽。鴨子雖然不吃，卻寫了一首詩來說明：「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意思是說，芳草雖然很滋潤，但還是不及梅樹，海棠有傾國的姿色，杜甫卻從未為它寫過一首詩，暗喻鴨子雖然不錯，但我就是不喜歡吃。後人評價說，紀氏雖然不吃鴨子，但以梅花一類美好的事物來與鴨子作比，「而鴨之幸固已多矣」，也算是飲食史上的一件趣事吧。

紀氏算是能吃的了，但清代如此食量的名人卻也並不少見。這裡就來說說吃多與吃少、吃葷與吃素的故事。

清·錢泳《履園叢話·舊聞》卷1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舊時，官員們上朝，要早早地起床趕往宮中，那麼吃飯的問題怎麼辦呢？有兩個人，有著截然不同的吃法：大學士徐乾學是個有名的能吃的傢伙，每日早朝，他要先吃上實心饅頭五十個、黃雀五十隻、雞蛋五十個、酒十壺，這樣下來，就能保證一整天不餓了。細想想，不說那個饅頭有多大，只說五十個雞蛋加上黃雀和酒就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了的。可偏偏有人與他截然不同，與他同朝為官的大學士張玉書每天也一樣上朝，此人生得「古貌清臞」，瘦骨嶙峋，每天上朝前只吃土豆兩片，喝清水一杯，也可以保證一天不餓。查有關歷史傳記，張玉書卒年為七十歲，在當時也可算長壽。而徐乾學活到六十四歲，在當時也屬正常。大約此等飲食多少、葷素，與個人需求量有關，並不過分影響健康。

紀曉嵐一生食肉，活到了八十二歲，同樣在乾隆時為官的大學士陳世倌，一生茹素，每日只吃一小碗飯或吃幾顆蓮子，也活了八十一歲。陳世倌就是清史上著名的海寧陳家出來做官的。金庸的武俠小說中把他家與乾隆帝的身世聯繫，不過是小說家的附會之說。此人一生為官，堪與紀氏相提並論。陳世倌康熙四十二年考中進士，授庶吉士，後官至大學士，歷事康、雍、乾三朝，為官近六十年。與紀曉嵐相類似的是，他也是多次主持科舉考試，「門生故吏遍天下」。而不同的是，他「生平崇節儉，講理學」。在乾隆時期，他任大學士達十七年。他有一個特點，每次在皇上面前說到民間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反覆嘮叨，甚至哭泣。每次看到他這個樣子，乾隆帝往往笑著說，「你又來為百姓哭泣啦」。這位常常為百姓請命的大宰相，每天吃些什麼呢？歷史記載說：「每日不過飯一甌，或啜蓮實少許，即可度一日」(清·陳其元《庸閑齋筆記》卷1，中華書局，1989年4月版，第5頁)。到乾隆二十二年他致仕退休時，已經八十歲了。所以後人寫到這件事時感慨地說「信壽算不在飲食之多寡也。」活得年齡大小，與飲食多寡關係不大。

清代讀書人中能吃者甚多，也有許多關於這類事的自我辯白：「人若一日不食二三升米飯，四五斤肥肉，如何可以讀得書？壯哉斯言！精神可想見矣」。(清·劉獻廷《廣陽雜記》卷2，中華書局，1957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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