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理論學術研究觀點要覽
馬克思主義哲學篇
研究闡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和21世紀馬克思主義
黨的十九大把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確立為黨必須長期堅持的指導思想，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學者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博大精深、內容豐富，在整體上把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推向新的發展階段，開闢了馬克思主義新境界。有學者認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和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強調樹立戰略思維、創新思維、辯證思維、歷史思維、底線思維，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新發展理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譜寫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篇章；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使科學社會主義在21世紀中國煥發出強大生機活力，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極大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高揚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
2018年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共產黨宣言》發表170周年。學者們認為，我們紀念馬克思，是為了向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為了宣示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真理的堅定信念。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理論、人民的理論、實踐的理論、不斷發展的理論，在人類思想史上沒有一種思想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產生了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有學者提出，馬克思主義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提供了強大思想武器，使中國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發展奇蹟。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仍然要堅持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解讀時代、引領時代，用鮮活豐富的當代中國實踐來推動馬克思主義發展，讓馬克思、恩格斯設想的人類社會美好前景不斷在中國大地上生動展現出來。
科學總結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學者們認為，改革開放40年的根本成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的主題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結改革開放必須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角度，始終不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根本成就，更好地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否則就會背離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40年的根本經驗歸結到一點，就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原則。有學者指出，改革開放40年中國成功開闢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新路，為世界上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快速發展的全新選擇，給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以極大的鼓舞和希望。中國改革開放的成功實踐表明，西方的道路不是世界的普遍道路，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學者們認為，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積累的寶貴經驗，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推進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
「美國優先」是想建立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新時代中美關係的競爭本質是制度競爭
有學者提出，「美國優先」的實質是美國霸權，是美國不願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其最終目標是要建立由美國主導的單極世界，維護正在式微的美國霸權。但這種單邊主義做法，不見得能夠實現其「美國再次偉大」的承諾，甚至可能帶來相反的結果。有學者認為，美國單方面對中國挑起貿易戰的真正原因，首先是利益敲詐；其次是戰略遏制；最後是模式打壓。有學者認為，美國不僅針對中國，而且四處出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正在分裂，美國內部政治也在面臨分裂與極化。有學者認為，進入新時代以後，中美力量對比已發生了完全不同且有利於中國的變化。新時代中美關係的競爭本質是制度競爭，必然充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我們必須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鬥爭。
（作者李建國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經濟學篇
中國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消費降級」說是個偽命題
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經濟增長已經由高速度向高質量轉變，槓桿率高速上升的階段已經過去，提升經濟增長質量成為發展的首要目標。隨著消費增速放緩，有學者提出了「需求不足」、「消費疲軟」的判斷，「消費降級」說引起了學術界的爭議。有學者認為，今年以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與往年同期相比明顯放緩，這是「消費疲軟」和「消費降級」的表現。有學者認為「消費降級」說是個偽命題，因為消費本身是剛性增長的，居民收入增長也在保持較快增長，我國經濟發展到現在這個階段，總體來講消費結構升級的步伐只會加快，不會停下來，這是發展的大勢。有學者認為，把個別商品的熱銷作為判斷消費降級或升級的依據，是不科學、不嚴謹的，消費變化反映的是總體消費水平和發展趨勢，不是通過研究個別商品銷售狀況就能得出結論的。
走實體經濟振興之路為民營企業適時紓困
民營企業生存問題已成為當今中國必須面對的一個難題。有學者認為，民企危機已經到來，民企違約事件頻發，主體多為民營上市公司，尤其是依靠股權質押、債券發行、非標滾動融資大幅擴張的企業。有學者認為，宏觀監管環境趨嚴，隨著資管新規等一系列政策相繼落地，表外融資的通道被大大收緊，而前期盲目擴張、加槓桿的一些企業在這時更容易遭遇流動性危機，風險難免相繼暴露。一些學者呼籲政府支持民營和小微企業發展，解決由於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暢、釋放的流動性並未真正傳導到實體經濟的矛盾，要求政府打通信用傳導機制、解決民企融資難題。有學者提出政府應引導金融部門支持實體經濟，為民企紓困。但是，也有學者認為，由於前期金融去槓桿過猛疊加經濟下行期金融機構風險偏好下降，我們應該在這場紓困民企運動中保持冷靜，既要認識到解決民企融資問題的根本出路還是要靠市場，更要對我們當前所面臨的困境有一個清晰的判斷：究竟是短期問題還是長期問題？這直接決定著政府的救助手段是一種短期應急措施還是長期的制度性改變。如果用短期手段作用於長期性問題，將會無果而終；如果將長期性手段用於周期性問題，周期過後可能出現新的風險。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更注重生態文明建設
有學者認為，中國目前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力，生態環境的保護在某種程度上會制約經濟發展的速度。也有學者認為，從長遠來看，生態文明和經濟發展並非不可調和的矛盾。對經濟發展中不斷壯大的產業而言，生態文明建設是主要目標，也是關鍵出路。有學者認為，要將生態優勢和區位優勢轉化為發展核心優勢，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要全面推動綠色發展。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就是遵循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還有學者認為，今後要把發展重點放在生態文明建設上，要以「生態空間」支撐「發展空間」、優化「生活空間」，生態文明建設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發展的平衡性和協調性的重要保障。
從「去槓桿」到「穩槓桿」政策指向與效果需要關注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槓桿率是結構性問題，高槓桿仍是高風險的最大來源，在中長期仍應保持有序去槓桿的政策定力。有學者認為，在完成一個時期的「去槓桿」任務後，「穩槓桿」實際上是「去槓桿」的拓展和延續，當前穩的是金融槓桿，去的是國企槓桿。居民槓桿要不要去，至今仍有爭議。有學者認為，我國監管部門推出了信貸緊縮政策等降槓桿措施，導致了表外利息的急速上升，切斷了槓桿率本就不高的民營企業的資金鏈，打亂了市場正常的去槓桿節奏，引起了信用緊縮的惡性循環。高槓桿國企的資金供給卻沒有受到明顯影響，市場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有學者認為，從宏觀上看，去槓桿的主體是國有企業和地方政府。從金融市場看，去槓桿壓力集中在民營企業和低評級的融資平台。政策指向與政策效果之間存在的偏離值得關注。
（作者孫詠梅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研究院副教授）
政治學篇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協商民主地位重要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有研究者指出，「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逐步形成和完善，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於政治方面的精髓。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特質是人民性。堅持把人民立場作為根本政治立場、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情懷的執政本色、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旨歸，體現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鮮明的人民性理論品格。
有學者在研究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於政治發展的內容後指出，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關於政治發展的內容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的根本指南，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航程的政治航標，是走向政治文明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中國政治智慧的結晶，其內容豐富、體系完備，具有民族性、人民性、科學性、時代性和實踐性的基本特徵。
有學者指出，協商民主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佔有重要地位。通過理性對話、討論和協商解決政治生活當中存在的問題和分歧，是現代政治的本質特徵。
探索中國改革開放獲得成功原因中國特色國家治理模式逐步完善
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許多政治學研究者從國家治理的角度探討了中國現代化奇蹟的原因。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不僅極大地改變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也在相當程度上改變了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國改革開放獲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便是中國成功地進行了以治理改革為主體內容的政治改革，這些改革包括黨的建設、基層民主、協商民主、政治監督、行政改革、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等重要改革。
改革開放40年，是中國現代化發展最為順利、發展成就最為顯著的時期，這一時期中國政治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有學者指出，40年改革開放，中國政治發展的進步主要體現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體系、治理政策、治理行為創新在內的國家治理變革。中國謀求未來發展還要靠創新，這種創新包括知識創新、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等多項內容，其最終歸宿為制度創新。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在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有學者指出，一種中國特色的國家治理模式已經形成。中國治理模式的特徵主要包括以黨組織為主導的多元治理結構、增量改革、十分重視協商民主、強調穩定壓倒一切。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的改革懲治和預防腐敗能力增強
深化國家監察體制改革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是事關全局的重大政治體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懲治和預防腐敗的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這種能力必將更為增強。有學者指出，十九大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決策、執行和監察三位一體的制度體系，既有科學決策，又有執行層面的制度建設，更有監督制度。
有學者指出，習近平總書記改善國家治理的一大支柱是反腐敗。習近平總書記致力於「把權力關進位度的籠子里」，致力於釐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在提高執政能力的同時，探索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自身建設問題，為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不斷完善提供了一整套認識論與方法論的指引。
持續的反腐敗行動形成強烈的震懾效應，必將大大提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廉潔水平。有研究者以某省為案例，通過數據分析，論證了近五年來反腐敗鬥爭所取得的巨大成效：社會公眾的廉潔感知指數評分呈現先降後升趨勢，反腐敗滿意指數和反腐敗信心指數評分則持續上升。
（作者張寧為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員）
倫理學篇
把握新時代機遇彰顯新倫理精神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也賦予了中國倫理學新的歷史使命。倫理學視閾下的新時代，不只是一個客觀實際的描述概念，還蘊含著深刻的倫理價值，體現為強國、利民、自信、擔當、共享等。有學者指出，當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學的時代使命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自信、價值主導力和價值影響力。為實現這一使命，倫理學研究者必須積極把握新時代機遇，明確倫理學新問題，迎接倫理學新挑戰，構建一種適應社會全面轉型發展的倫理大思路，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倫理道德規範體系，提供中國倫理精神和中國倫理價值，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倫理學。對於具體的路徑選擇，有學者認為應該採取宏大敘事與專業研究相反相濟、指導思想與文化立場互補融通、政治引領與道德共識相輔相成的方式實現意識形態與學科邏輯的辯證統一。有學者則認為要從四個方面著力：在重大問題上敢於發聲、善於發聲、正確發聲；立足當今社會生活實踐進行開創性研究；積極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推動話語體系創新發展。
挖掘儒家道德文化助力當代社會發展
儒家道德文化歷經幾千年的歷史實踐檢驗，在解決當代社會倫理問題方面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有學者指出，儒家道德文化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作為幾千年來影響中國人道德生活最有力量的本土理論資源，儒家倫理理應融入當代倫理學研究與應用之中；借鑒儒家的思維方式，為研究和解決當今社會倫理問題提供可能進路。基於此，有學者認為，在「和」的思想下，儒家道德文化強調個人修養，以及個人對共同體的合作與責任意識。「仁」是儒家普遍倫理的出發點，由「仁」延伸出「孝悌」的概念，在社會文化中形成了「親親-仁民-愛物」的倫理取向，同時注重自然環境、社會環境以及精神環境之間的相互依存，有利於應對現代社會的文化弊端，為人類可持續的文明發展提供精神動力。也有學者認為，應充分挖掘儒家道德文化資源，全面提供公民的道德意識和道德素養。
探索農業倫理新問題實現美麗鄉村新發展
近年來，作為破解「三農」問題的主要維度之一，鄉村的治理、建設和發展成為農業倫理學研究的重要議題。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大力推進，鄉村建設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有學者指出，城鄉二元結構及其所局限的農耕文明是美麗鄉村建設的主要障礙。建設美麗鄉村，亟須拓展新時代的倫理容量，重構農業和鄉村、城市耦合共生的倫理基礎。有學者認為，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需要理性的治理目標指引，但當前鄉村社會轉型過程中，經濟增長目標的宰制性地位導致鄉村治理目標中經濟指標的決定性、經濟評價的優先性及人際關係的功利化等問題。在鄉村治理目標建構及實踐中，應當首先確立以農民為本的發展倫理：農業的「美好生活」，是確定鄉村發展目標的價值指引；農業的主體性及其發揮，是實現鄉村發展的倫理根基；農民的全面發展，是對鄉村發展進行道德評價的根本原則。關於鄉村治理的具體途徑，有學者認為應藉助於鄉村文化，充分發揮其道德治理功能，堅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原則，增強農民獲得感、幸福感和滿足感，實現美麗鄉村新發展。
堅守人工智慧發展宗旨造福人類全面自由發展
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給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便利，同時也帶來一系列倫理問題與社會挑戰。有學者認為，這其中既有諸如失業問題、隱私問題、演算法偏見、機器權利等 「近憂」，也有人們對具有自我意識的超人工智慧的出現可能危害到人類存在的「遠慮」。而面對人工智慧的近憂遠慮，學界普遍認為，人工智慧的發展應當以人類價值為基礎，以造福人類全面自由發展為目標，維護人類的根本利益，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在具體操作上，有學者指出，必須給人工智慧一顆「良芯（良心）」，使人工智慧擁有「良芯」，使之成為道德的人工智慧或道德的機器，而人工智慧研發者和應用者則應具有「良心」，使人工智慧的設計合乎道德，避免惡意設計，並確保人工智慧的善用，使之造福人類社會。有學者認為還要對人工智慧機器帶來的倫理挑戰和「技術性風險」採取法律規制、技術監管、倫理建模、程序正義等綜合策略選擇。
叩問生命科學技術維護人類根本尊嚴
生命科學技術的發展日新月異，有力地推動了人類社會的發展，但一些技術也引發了諸多倫理問題。其中，尤以基因編輯技術與增強技術聚訟紛紜。對於基因編輯技術，支持者主要認為人類胚胎基因編輯有利於探究生命奧秘和促進人類健康，具有科學及道德合理性，應當「全面開放」。而反對者則認為，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突破了不可逾越的倫理「紅線」，應當「全面禁止」，理由主要有：改寫人類進化方式；存在嚴重技術風險；違背後代自決權；導致人類社會新的不平等；損害人類的「基因完整性」與「人種完整性」。面對這樣的倫理論爭，有學者提出「有限開放」的解決路徑，即實現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的差異性發展，使之「棄惡揚善」，同時，構築立體的人類胚胎基因編輯監管體系，以維護人類共同體與人的尊嚴的價值。而增強技術，按照目的的不同可以分為生理增強、認知增強、道德增強和複合增強。有學者指出，隨著這種技術日益深入身體內部，不斷地建構和重塑人本身，挑戰著傳統二元對立的概念，如身體與心靈、自然與人工、生命和非生命。支持者認為增強技術將使人成為強大的超人類；反對者則認為人終將成為弗蘭肯斯坦式的怪獸。有學者認為，不論是有關哪種增強的倫理論爭，都圍繞著人類的自主性與平等性這兩項重要的倫理原則而展開。自由或自主性根源於一種不可支配的、不可回溯的基點，若這種基點受到干擾與損害，則人的自主性、自由選擇能力也就從根本上受到了限制與制約。
（作者龍倩為北京市委黨校講師，郭清香為中國人民大學倫理學與道德建設研究中心副教授）
黨史學篇
以改革開放40周年為契機拓寬改革開放史研究視角
2018年時值改革開放40周年，黨史學界對如何深化改革開放史研究給予了高度關注，從多個方面進行了探討。主要觀點有：將改革開放史的研究放在全球史觀的視野之下，借鑒全球史研究的理念與方法，擴展改革開放史的研究視閾；改革開放是中國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時期，同時也是國民心態發生巨大變化的年代，因此可以將心態史學研究方法引入研究中；建議從哲學、環境史等視角，推進改革開放史學的研究。還有學者認為，中國40年改革開放史可分為三個階段，或叫三期改革。第一期改革從1978年到1992年；第二期改革從1992年到2012年；2013年以來進入第三期改革。這三個階段無論在改革的議題、方式還是內外環境，都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徵。
有學者從改革開放本身出發，認為「老題」亦可新做，比如將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堅守與踐行相結合，改革開放要在實現共產主義奮鬥目標的指引下進行；又比如，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和發展著眼，講明改革開放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改革開放；還比如，在整體研究的基礎上注重區域性研究，探析地方如何貫徹中央決策部署，如何充分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還有學者認為，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史研究需要創設和建構「改革開放學」，指出改革開放史的研究對象、內容與其他學術體系有明確的界線。
以紀念重要人物誕辰為契機不斷深化重要人物思想研究
2018年，以紀念黨史重要人物的誕辰為契機，學界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給予了廣泛的關注。
2018年是毛澤東誕辰125周年，也是《論持久戰》發表80周年，有學者認為，毛澤東當時寫《論持久戰》主要不是為討論中國要不要或者該不該打持久戰的問題，而是著力說明中國的抗日戰爭需要歷經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階段並最終取得勝利，來闡明「我們共產黨人」的主張，也是為了向黨內輕視游擊戰略思想的同志說明游擊戰在抗日戰爭中的戰略意義。
有學者對周恩來精神進行了研究，認為周恩來精神是中國共產黨精神的一面旗幟，主要體現在周恩來是共產黨精神的重要培育者、踐行者以及體現者。有學者對深入研究和弘揚周恩來精神進行了闡述，認為要深化周恩來生平事迹、歷史功績、思想、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研究、精神風範研究，汲取偉人智慧，樹立共產黨人學習榜樣。
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對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有學者認為，糾正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黨內政治路線上的分歧、違反民主集中制的現象、理論薄弱、黨內的錯誤鬥爭中的態度和方式等是劉少奇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根本原因；還有學者認為劉少奇寫《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因為黨內存在黨的隊伍不純和宗派主義等問題，是為了解決黨員從思想上入黨的問題。
「他者」角度拓寬蘇區史研究路徑收集民間史料深化蘇維埃史研究
有學者認為，蘇區歷史是國共激烈對壘交鋒的歷史，應該運用整體史的視野來研究蘇區史，可以將蘇區與國統區進行比較研究，從國民黨這一「他者」的角度深化蘇區史研究，豐富蘇區史研究的史料基礎，以突破當前蘇區史研究的瓶頸，提出新的學術觀點。
有學者從挖掘新史料的角度闡述了如何深化研究中華蘇維埃史，認為根據目前蘇區史研究與史料整理的現狀，應該充分利用蘇區史本身所具有的「民間」特色，全面收集與整理民間史料，將研究的目光投向鄉村社會，利用民眾的記憶來還原「歷史現場」，這是當前深化與創新蘇區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有學者認為目前學術界對於中央蘇區新史料的拓展仍處於薄弱階段，需要開展實地調查研究，對中央蘇區史料進行專題收集與研究，運用大數據平台，創建中央蘇區史料資料庫等。
多渠道收集文獻資料多角度研究知青歷史
有學者認為，科學的知青史研究要基於對歷史背景的準確把握，要尊重權威的分析和結論；要正確處理當時的認知與當下認知的關係，避免以研究的名義改寫歷史；在不斷發掘知青史史料的同時要深化理論研究，不能就知青談知青。有學者指出，知青集體回憶錄是研究知青史較為可靠的文獻資料，當前最受關注的知青回憶錄是石肖岩主編的《北大荒風雲錄》。當下知青集體寫回憶錄處於高潮時期，原因是知青們已到退休年齡，有時間和精力，學界也應重視收集整理這些珍貴的知青史料。
從方法論的角度出發，有學者指出，深化知青史研究需要跳出知青的範圍，不要僅局限於知青，要從多個層面發掘史料。農民作為知青的接納方在近些年的知青史研究當中被忽略，因此從知青敘事轉向農民敘事，在現有的史料當中發掘農民的聲音，從農民和農村的視角推進相關研究不失為一個好視角。
個案研究反映國共關係演變抗戰史研究進一步細化深化
有學者以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的演變作為考察對象，對抗戰相持階段的國共關係進行了研究。指出，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作為抗戰時期中共設在國統區的一個公開辦事機構，在國共合作中具有統戰和交涉的重要作用，其演變過程從側面反映出當時國共關係的演變。有學者對全國抗戰爆發前上海民間防空建設進行了探究，指出，上海吸取了「一·二八」戰事的教訓，在南京政府的指導下開展了民間防空建設，並在組織施工、經費籌集、防空宣傳、防空計劃制定、燈火管制與防毒措施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效果；由於防空業自身的特殊性，目前相關研究比較少，有必要對抗戰時期的防空建設進行深入研究。
[作者王倩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部碩士研究生；王毅為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黨史部副教授]
文化學篇
文化旅遊融合已成趨勢助力文化發展創新升級
2018年，我國繼續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將文化部和國家旅遊局合併，成立新的文化和旅遊部。關於這次體制改革的意義，有學者指出，近年來文化與旅遊不斷融合，文化事業、文化產業、旅遊業等各項行業交叉的趨勢進一步明顯，文化普查、文化保護、文化生產、文化市場、文化消費等領域各類文化主體之間的相互配合協調進一步增強，這為體制改革奠定了現實基礎。文旅融合已經成為現實發展的方向，推動文化部和國家旅遊局合併符合轉型升級的需求變化，有助於加快資源合理整合，有效發揮管理職能，減少條塊分割帶來的種種弊端。
學者認為，要充分把握文化旅遊和旅遊文化的內涵，文化與旅遊的融合，不僅要求旅遊業能滿足吃住行游購娛的功能，而且要發揮文化旅遊業在傳播國家形象、傳承民族文化、承擔公共教育和提高公民素質方面的作用。這就需要在協調配置文化資源和旅遊資源的基礎上加強品牌建設，構建具有中國文化精神的獨立IP，創新文化發展方式。有學者認為，在鄉村振興戰略的驅動下，傳統鄉村是文化旅遊融合發展的核心空間，在部分中西部地區，文化旅遊業已經成為支撐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龍頭產業或支柱產業，在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方面作用明顯。
強化全國文化中心核心功能發揮中華文化核心載體作用
近年來，首都文化建設成為關注和研究熱點。學者認為，加快全國文化中心建設，關鍵是要堅持首都城市戰略定位，強化全國文化中心核心功能，落實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全面促進首都文化繁榮發展。
新時代為北京全國文化中心建設提供了新的歷史起點。有論者指出，北京有責任也有能力建設國家文化中心，使之成為國家文化新形象，發揮中華文化的核心載體作用。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北京需要積極開拓外部文化發展空間，發揮北京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引領帶動作用。北京的文物、戲曲、電影、電視、藝術品等文化產品或創意衍生品，在推動文化「走出去」過程中應賦予更多的意義，不斷加大改革力度，在文化政策、文化平台、發展機制、文化品牌、文化人才等各個領域深化探索，以更實舉措提高改革發展成效。
文化創意發展進入「E時代」積極適應創新2.0發展趨勢
有學者指出，文化創意的發展進入到「E時代」，大數據在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以大數據為基礎的科技促成了數字文化經濟和數字創意經濟的勃興，數字技術支撐的文化產業面臨著多屏互動的全媒體運營和全產業鏈整合的大繁榮，從整體上推動了文化產業的共享和融合，呈現出「高端創意、跨界融合、模式創新、場景體驗」的新特徵。
有學者指出，文化產業的高質量發展適應文化產業結構性改革的需要，是知識社會創新2.0推動下的互聯網形態演進的必然產物，預示著文化產業未來發展的方向和路徑。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的發展推動了文化產業提質增效的進程。文化產業提質增效需要構建創新生態系統，它既需要有相對完整的創新生態系統構成要素，又需要構建創新生態系統的循環共生機制。關於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有學者從市場准入的層面強調了市場開放的重要性，認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激發文化產業活力和加快我國文化企業走出去步伐，才能將文化產業打造成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能。
傳媒影視亂象制約行業發展規範產業發展秩序勢在必行
學者指出，視頻主播低齡化、影視內容涉黃涉暴涉假、藝人逃稅漏稅、天價酬薪、偽PPP項目充斥市場等不良現象，影響到文化生產的整體品質，破壞文化行業健康生態。針對這些亂象，有學者指出，應以更高標準來引領文化的發展，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堅決反對唯票房、唯收視率、唯點擊率等不良傾向。這既需要完善網路安全法等相關法律法規，明確直播平台違法行為標準和違法處罰標準，又要加強影視行業徵信體系建設，強化行業協會組織管理能力，健全經紀公司、經紀人管理機制，加強對從業人員的教育監督。在治理文化PPP亂象中，需要政府和市場共同培育挖掘社會需求穩定、具有可經營性、能夠實現按效付費、公共屬性較強的文化項目，規範PPP的投入機制，確保文化項目物有所值和財政可承受性。
（作者王林生為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金元浦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教授）
法學篇
聚焦憲法的修改推進合憲性審查
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這是現行憲法歷時14年之後的又一次修改，也是現行憲法歷史上第五次修改，「憲法修改」成為憲法學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有學者指出，此次憲法修正案第44條將「法律委員會」改為「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將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推進合憲性審查工作，維護憲法權威」真正落到了實處。「合憲性審查」當之無愧地成為2018年憲法學研究的重要關切。合憲性審查的概念、功能、主體、篩選程序、啟動程序，以及整個制度設計和模式構造，都亟待研究。
網路空間不是「法外之地」互聯網產業呼喚法理依據
學者指出，信息革命已經將人類帶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網路空間已經成為與陸、海、空、天同等重要的人類活動新疆域，「這塊『新疆域』不是『法外之地』，同樣要講法治」。國家需要法學研究提供必要的立法建議和制度設計，以實現對互聯網產業的有效監管；互聯網產業呼喚法學研究提供適應其發展規律的法理依據和法律規則，以確保產業發展健康合規；社會公眾期盼法學研究提供減低信息社會風險的對策建議，以規制信息社會出現的新問題。
「人類命運共同體」對國際法影響深遠中美貿易摩擦激活國際法研究熱點
學者認為，修訂的憲法序言中增加了「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開放戰略」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三項與外交政策相關的內容，這為國際法研究注入了新活力。有學者指出，「國際社會」「國際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三個概念之間的關係及發展脈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對國際法的發展影響深遠。此外，國際法問題也是當前研究的一大熱點，如知識產權保護、技術轉讓、長臂管轄、數字跨境等。
「心中有問題，眼中無學科」法學實證研究日益受重視
學者認為，信息技術給人類生活、生產和生產力發展帶來了重大變革，科技發展與社會越來越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在新技術革命的衝擊和影響下，我國在金融、科技、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由於既有制度與規則的不足，這些領域的衝突與糾紛也不斷出現，這些現實問題涉及的需要調整的社會關係已經不是僅僅依靠某單一學科就能解決的了。
2018年，以問題為導向的法學研究對研究對象從多個維度進行研究，特別是人工智慧、知識產權、經濟法等領域的學科交叉研究尤為明顯，使得法學研究的研究範式、研究方法、思維模式等趨向於多學科的交叉、整合與互補。有學者指出，「心中有問題，眼中無學科」成為法學研究新趨勢，重視經驗的法學實證研究日益受到學者重視。
人工智慧應用廣泛法學研究面向未來
學者認為，人工智慧的應用領域越來越廣泛，無人駕駛、機器人快遞、智慧交通等已悄無聲息地融入了人類社會，我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受到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然而，由此引發的相關社會問題給傳統倫理道德及法律制度帶來了新的挑戰。法學研究的前瞻性決定其不僅要關照當下，更要面向未來，2018年法學研究圍繞「人工智慧與法律主體」「人工智慧與致害責任」「人工智慧與知識產權」等問題給予了理論回應。無人駕駛、無人機、人工智慧生成品的知識產權，都成為既有科技感又有理論性的法學問題。
（作者支振鋒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劉晶晶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上海研究院博士生）
新聞傳播學篇
重視黨性論、導向論等重要論述關注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新發展
學者認為，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新聞輿論工作的重要論述包括新聞工作定位論、黨性論、導向論、使命論、規律論、融合論、創新論、人才論，以及國際傳播能力和話語體系建設論、互聯網空間治理體系論等眾多內容，形成了體系化的理論成果，成為馬克思主義新聞觀在新時代的新發展。
此外，還有學者對習近平總書記的網路強國戰略表述進行了總結，認為習近平總書記以一系列戰略性、前瞻性、創造性的觀點，深刻闡述了新時代發展利用互聯網的目標願景、核心任務、總體布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基本問題，是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方略謀劃的成功探索。
超越「科層」和「市場」鑒別「新聞專業主義」
有學者認為，「新聞專業主義」一直以來是一個未經深入挖掘、研究就被隨意使用的概念。「新聞專業主義」沒有本質，只是一堆碎片，是流動的意識形態景觀，以往關於「新聞專業主義」的討論甚至包括爭論大多只是盲人摸象般地探測到了它的某一側重點，並且將這一側重點看成了整體與客觀的存在而已。
還有學者結合中國語境展開了批判，分析了中國宏觀環境與「新聞專業主義」的相異性質，指出現有的「新聞專業主義」理念並不適用於描述中國語境與新聞實踐。
中國傳播學發展要理論祛魅關注新媒體和新的學術取向
有學者認為，中國傳播學在學科化進程中儘管在學術隊伍、學術成果與學術理念上有相當大的巨變，但當前傳播研究中依然存在功利主義傾向過強與學科意識形態保守乃至自我封閉的病疾。中國傳播學發展要走出循環，走向進化，就必須關注當下新媒體傳播湧現出的許多新問題。
學者認為，當前傳播學研究的基礎性工作就是理論祛魅，以文化持有者的內部視角理解傳播學理論誕生的社會經驗與知識脈絡，辨析那些產生於西方社會和文化中的理論、思想能否幫助我們理解、解釋和預測非西方社會。
有學者認為，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傳播學的發展經歷了「引進」「採納」「對話」和「重構」四個關鍵階段，中國傳播學並非學術殖民化的結果，而是和改革開放的時代潮流並行不悖，未來傳播學領域的媒介學、公共性、城市和鄉村傳播研究等新的學術取向值得關注。如果要超越西方傳播學的邏輯框架，我們須更多地關注中華民族在漫長歷史上的交流實踐以及在交流實踐過程中形成的觀念和心態結構這類中心問題。
傳統媒體採取供給側改革謀劃轉型智能化技術促使傳媒內容全面升級
當下中國互聯網開始快速進入智能驅動新時代，一個全新的媒體智能化的「智媒」時代已經來臨。有學者認為，智能驅動下的互聯網媒體已經成為主導並且開始布局國際市場，深陷困境的傳統媒體採取供給側改革等措施降低成本、積極謀劃轉型。
有學者認為，智能化技術正在進入傳媒內容行業，並促使內容生產、分發、消費等全面升級，其主要表現為：以智能化驅動的內容生產2.0，以演算法為核心的內容分發2.0，個性化與社交化交織、消費與生產一體的內容消費2.0。智能時代生產、分發與消費三者之間的界限日益模糊，它們將相互滲透、相互驅動。而集成了內容生產、分發與消費的平台，也在逐步構建全新的內容生態。這些共同推動了一場新內容革命。而這樣一場革命最核心的驅動力量是智能技術。
（作者黃春平為深圳大學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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