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言摘要｜第二屆新時代詩歌北京論壇（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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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5日，第二屆新時代詩歌北京論壇在京開幕。論壇延續了第一屆的傳統，以「新時代詩歌的創新、建設與發展」為主題，旨在進一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十九大精神，重點探討詩歌與時代及社會實踐的關係、新時代的詩歌意象與美學追求、新時代詩歌的傳承與創新與日常生活、現實如何進入新時代詩歌等議題。

本文節選何言宏、蔣登科、胡丘陵、秦立彥、周慶榮、繆克構、劉向東、張慧瑜、葉玉琳、張德明、 林 琳、趙曉夢、程繼龍、馬驥文、王學芯、龔璇、李嘯洋等與會詩人、詩評家的發言，以饗讀者。

何言宏

生長、活力與實績——新時代以來的中國詩歌

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中國詩歌發生了新的巨大轉型，這是繼1980 年前後和1990 年代的兩次轉型後，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詩歌所發生的第三次轉型。二十一世紀以來的中國詩人、詩歌批評家、編輯出版家和詩歌翻譯家等，共同促成和推動了這一轉型，共同開創了一個新的「詩歌時代」。

首先，我們的詩歌制度更重視詩歌，中國作協和各省、市作協對詩歌越來越重視，如《詩刊》社在已經舉辦了三十多屆、極具詩歌史意義的「青春詩會」的基礎上，2010 年新設「青春回眸」活動；魯迅文學院的「高級研討班」還於特別開闢了專門性的「詩歌班」；省、市作協中，像江蘇省作家協會的《揚子江詩刊》，先後舉辦二十多場「中國新詩百年論壇」等。

第二個方面，從詩歌文化的角度看，詩歌的節慶文化和媒體文化具有了新的內涵，從前些年的青海詩歌節，到現在上海、成都、廈門的國際詩歌節，促進了世界詩歌的充分交流，世界對中國詩歌的認識更加切實具體。詩歌的媒介文化，除了諸多個人詩集和各種主題性的詩選照常出版外，為了紀念和總結新詩百年，這五、六年中，還出版了像《中國新詩百年大典》《中國新詩編年史》《中國新詩百年志》《百年新詩選》《最美的白話詩》《〈詩刊〉創刊60周年文論選》等。此外，詩歌得網路傳播對微信的利用是最好的，還有一些音頻平台，如喜馬拉雅......

第三個方面，中國的詩歌隊伍除了老一輩詩人還在創作，第三代詩人也非常活躍，60後這一代詩人是影響中國未來的詩歌的中堅力量，其中的代表詩人已基本上呈現了一個較穩定、具有經典性的隊伍結構。從這幾個方面來說是大的框架，詩歌創作、詩歌文化的繁榮發達，還應取決於每個個體的詩歌成就、創造及個體詩學有無清晰的詩歌形象、有無明確的結論，很多詩人通過自己的寫作，分別在詩歌主題、題材、修辭、語言，以及對於傳統資源，對個體自我、生命自然、人類、日常等很多方面的探索，自覺建構各自具有核心意義的個體詩學，其中像吉狄馬加的稱之為「為了一種偉大的完整」的、具有突出的人類意識的「完整性詩學」、李少君的「自然詩學」、柏樺的「逸樂美學」、沈葦「混血的詩學」以及陳先發、胡弦和泉子的以王陽明的心學為精神資源的「心的詩學」等等。

新世紀20年了，新時代6年了，大家應不斷遴選這些年來代表詩人的代表作，雖然我個人精力有限，在詩歌文壇主編的支持之下，做了一個《詩歌當季》，每個季節選出一些好詩，這件工作特別值得，讓人與驚艷的好詩相遇，希望大家一起來做，推動詩歌事業更加繁榮興盛。

蔣登科

在新時代的開放語境中實現新詩藝術的雙向交流

前一段時間有一個刊物約我談2018年詩歌的出版情況，我做了一個梳理，數據不一定準確，2018年全國出版的新書在30萬種左右，過去是40萬種，而詩歌類的讀物大概在3000種左右，只佔1%左右，這個份額並不是很大。另外一個就是我去年10月份去過一趟法蘭克福書展，是國際最大的圖書交易展覽，彙集全世界7000多家出版商，我那幾天馬不停蹄跑遍了好多個展館，幾乎看不到中國的東西，國外出版中國的東西非常少。新時代有一個很重要的內涵是開放，改革是對內的，開放一般是對外的，那麼詩歌對外的時候，我們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過去我們引進了很多外國的詩，中國新詩從誕生到發展，跟外國詩歌關係非常密切，哪一個時代比較開放，借鑒學習別人的東西比較多，我們消化得比較好，那麼我們那個時期的新詩就發展得比較好，積累的經驗也比較豐富，所以借鑒學習這條路當然不能斷。

上午馬加主席談我們的詩有歐化的趨向，翻譯體的現象比較普遍，這可能跟翻譯質量有關係。我有一個學生熊輝，這些年研究翻譯詩歌與中國新詩的發展，他把翻譯詩譯得好、譯得不好，對中國新詩的影響，效果怎麼樣，他做了很多研究，收集了大量資料。我們引進詩歌，一要選擇文本，二要強調翻譯質量，一定要找真正懂詩的人，懂外語、懂中文的人，把詩的味道譯出來，這是我談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過去我們注重引進，但現在新詩一百年過去了，我們要重輸出，可以通過選刊集中往外推，集中推廣、集中翻譯、集中宣傳，我們文化自信才能體現出來，別人要知道、要接受。我們還可以選三五百首詩，用最好的翻譯家來翻譯。所謂的雙向交流，不只是要看，拿來以後吸收了、學習了，我們創造了自己的東西，我們要往外推，因為我是搞出版的，所以比較關注市場上能見到我們的書。我在美國待過一年，國外對於中國新詩東一篇西一篇的有，但集中的介紹的很少，就那麼兩三本，還是70年代出版的，所以我就提這麼一個建議。

胡丘陵

寫出對藝術風骨和社會歷史同時負責的「大詩」

從寫作的角度談談詩歌是很榮幸的事情，我只是說我在寫作的時候面臨的一些思考，上午聽了以後很受啟發，就從詩的大眾化說起，我心目中的「大詩」觀：一是「大詩」一定是大格局，關注的不僅僅是個人空間,同時關注公共空間,關注的不僅僅是個人命運，同時關注人類命運,且有大的境界，大的胸懷，有大愛，有大能；二是「大詩」一定寫了大的東西，可以是大事件、大主題，也可以是愛情、戰爭、家族、青春等文學母題，像《長征》《2008，汶川大地震》一看就是大東西；三是「大詩」一定是大氣的語言，當然它不一定使用很大的辭彙，而是經過詩性組合之後呈現出一種高端飛拔的氣質，營造出一種氣場，帶來的是一種震撼效果，而不是靡靡之音，不是技術性的形容詞的堆砌；四是「大詩」一定有大結構，要開闔有度，兼具創新性，整體上鼓脹著一種氣勢或氣魄，而不是畏畏縮縮，小巧玲瓏。

上午聽了楊慶祥老師的發言，我有一個親戚學計算機，我和他探討過這個問題，根據我個人的判斷，純詩AI是可以寫的，但重大社會歷史題材的書寫，AI就寫得不好了，他就不可能寫好。

關於大詩與責任，當下詩人同時面對兩種責難，一種指責詩人不直接對社會歷史負責，一種指責詩人不搞純粹意識，真正的詩人不會長久困擾於是歷史承擔還是藝術迷醉，這是個二元對立的假問題，完全可以寫出對藝術風骨和社會歷史同時負責的大詩，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秦立彥

「拿來」自己的傳統

感謝李老師給我這樣一個機會向各位老師和各位同道學習。上午的時候馬加主席說到中國詩歌三個傳統，中國古典的傳統，西方現代詩的傳統，和中國新詩一百年的傳統，我說的重點是中國古典的傳統，因為主要是我自己在創作過程中的困惑和對自己的提醒，我覺得我們對西方的現代詩拿來的已經非常多了，中國古代自己的傳統可能也需要重新拿來，尤其五四運動已經發生一百多年之後，很重要的歷史契機，可能是一個重新思考中西詩歌傳統的重要時刻。

龐德翻譯了李白的《長歌行》，李白經過龐德的手變成一個美國詩人，而且龐德自己寫的那些全都不如李白的，龐德在中國的詩歌中到底看到了什麼？我們是不是可以以龐德的眼光，看待嶄新事物的眼光看我們中國的詩歌？《長歌行》每個人都很熟悉，就是因為特別熟悉，所以就看不到它其中的美了。

我在想古詩是直接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對我們來說是不隔的，所以如果這樣一個偉大的，在整個世界上的是一個很偉大的詩歌傳統，如果對這個傳統我們不去拿來的話，對我們自己，對這個傳統本身也是一種不公正的。

我們當代的世界和唐宋已經完全不同，可是即使在現代的人們覺得在從中得到了很多滋味和安慰，我們需要以另外一種眼光重新看待我們的傳統，我們不能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就天然的繼承這種文化的基因，因為這種基因是可以失去的，如果想要繼承這種傳統是需要後天的習得和學習。

通過閱讀古詩，閱讀那些詩話我們可以獲得對中文的手感，辨別詞語之間的區別，詞語的溫度、濕度、濃淡、輕與重、動和靜、啞與響，其實就是鍊字的問題，這個鍊字的本領只能在中文內部解決。比如說詩話里常常說到「漠漠水田飛白鷺」，但是為什麼好，其實為什麼好也不一定能說得出來，可是需要在體會的過程中知道為什麼好，這些方面有很多可借鑒的東西。中國是詩歌大國，我們是詩歌大國的子民，詩歌巨人們的後裔，在以西方詩人為師的同時，我們也應該自豪地以中國古人為師我想現在可能是我們重估中國古代詩歌對我們的價值，把自己的傳統重新拿來的時候了。

周慶榮

從理想、遠方到溫度

談到詩歌，以我那麼多年堅持，是個大詩的概念，主要強調它的內在的精神，它的意境，中國文化的豐富，能夠得到有機的體現，我覺得應該被納入當下的中國詩歌觀察。談到面臨新時代，我們應該以怎樣的詩歌敘述或者呈現，我以前做過一些思考。其實對於每一個個體而言，世界很簡單，世界就等於我加上我之外，也就是說我之外和我之間的關係，它有何種比例，何種平衡，這個天平怎麼去呈現，決定我們寫作者的能量，寫作者的內心是否經歷，寫作者自身他的選擇。一般來說，我之外是遠遠大於我，它有時候是有序，有時候又是無序，這種變化就使得具體的每一個寫作者的個體，可能經常陷入一種無助、恐慌甚至絕望，因為在龐大的外部面前，我很容易被渺小下來。假如說我們建立一個公式，就是我加上我之外，就等於我們所謂的世界的話，就會簡單。不管外部怎麼大，沒有我就沒有我眼裡的世界，所以我大世界就會大，那麼世界大，它不會讓我喜歡，這是一種寫作者怎麼把握自己和一種未知、甚至永遠不知道真相的一種外部存在的，我們應該怎樣去設立寫作者的主體地位。

十年以來，散文詩更容易思考，所謂的思想性，即我們和時代或者和不斷變化的現實，應保持一個怎樣的距離，或者說應該完成一個什麼樣的發現，這個是衡量我們寫作是否有效的一個標準。2011年我出版過一部《有理想的人》，2014年出版《有遠方的人》，2017年是叫《有溫度的人》，我並不是靠這些大詞，我內心一直提醒自己要有一種中國文人內心的艱巨性，想到什麼我敢於說。

談到「理想」，這種「理想」我們應該去意識形態，這是每一個個體應該有的權利，這個世界應該鼓勵創造理想，理想就是每個個體的生命對於未來的一種自我的洞察，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丟棄，我們鼓勵自己的後代，鼓勵自己的讀者首先要從自我安慰、自我平衡開始。這個「遠方」的概念，實際上意味著我們個人和整個社會是不是還有前途，還有未來，這個詩歌的寫作者應該有責任有義務去提醒。遠方不能是一個空話，它意味著我們不但要有一個遠方，比如把詩當成遠方，比如把友誼、人性當中的美好、永不放棄的期待和堅守當成遠方，這個遠方有了還需要具備一種能力，走到遠方是需要一種能力，所以詩歌如果是幫助我們或者強化走到遠方的能力，當然是美好的。「溫度」，在我們社會上會有很多冷漠、世態炎涼、人走茶涼等等，這種冷我們是主動的，沒有人能夠置身度外，怎樣做到不冷，怎樣讓我們幾千年以來的文化中，那些美的、人性中真正優秀的人格的東西，能夠變成我們現實社會有限人生本來的，對社會、對人群我們還抱有一種溫暖，這個溫暖就是首先我們每一個人寫作者自己都要帶有一種人性、人的體溫，那麼這個體溫你像一個人的體溫，就不會去掠奪別人的溫度，呼喚社會的溫度先從自己不冷開始。

虛幻地談靈魂，虛幻地談詩歌的記憶，都是蒼白的。其實在我們動手寫作的時候，應該首先要學會控制自己的溫度、情緒，要有情感，所以這個時代，尤其需要我們做一個有情懷的人。

繆克構

新時代，詩人何為？

在第七屆魯迅文學獎評出來之後，馬加主席有一篇文章，題目是《他們代表了多元化的寫作方向》，裡面特別提到，「一個詩人除了有責任抒寫個人的喜怒哀樂和所見所聞所感所想之外，還應該對這個時代甚至人類的整體命運有及時和有效的把握與反映，應該能夠具有精神引領作用和思想的提升能力。」我想，這是當下的中國詩人應該努力的大方向。這是一個歷史的標準，也是時間的標準。這篇文章我讀了以後印象非常深。當下的詩歌寫作是要尊重多元化，尊重個體的藝術創作，但同時主流的方向也非常重要。

對時代的描摹和正面觀照，似乎成了報告文學作家們的專利，成了小說家們的事業。詩人們似乎更願意在語言藝術的探索上孜孜以求，強調經驗，注重內視，觀我，頓悟，在流派、代際、圈子裡熱熱鬧鬧地寫作和爭論，雖也有在大時代背景下的抒懷和吟唱，但在讀者心目中，與這個時代同頻的大音之作並不多見。這裡面不僅僅只是詩歌寫作的局限問題，也有傳播的片面和狹隘，詩歌審美標準的多元造成的原因等等。

詩人們敏銳的觸覺，應該努力去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毫不諱言地說，事實上有一部分詩人在自己封閉的世界裡，與這個時代相隔甚遠。當然，詩人們可以與世隔絕或者遺世獨立，也可以站在時代的背後觀察和凝視風雲變幻，可是，當一個詩人的經驗來自故紙堆，當他的生活來自微視頻，他對自身的環境和內心都所知甚少，可以想見，他對這個時代的發言是多麼遙遠、多麼可疑。當一個詩人並不能對個大時代作出自己的解讀或見證，他的小情小調和杯子里的風波也不具有辨識度，他仍然可以是個詩人，是個熱衷詩歌的寫作者，卻難以成為一個優秀的詩人，或者說我們所期待的大詩人。這些年，我們似乎都在期待一種大作品，是對這個時代的精到而獨特的言說，無論抒情或者敘事，又屬於這個紛繁時代的言說。

當我們身處一個大時代，一個大都市，往往缺少一種自覺的意識去思考和把握這個時代，而是被時代裹挾著，跌跌撞撞往前跑去，如同上了一列高速運行的列車，窗外的風景一一掠過，有時經過高山，有時經過隧道，更多的是相似的城鎮、鄉村、田野，因為太快，並不能在我們的心中留下什麼深刻的印象。由此我想到，在新時代的詩歌創作中，我們恐怕首先要有自覺意識。這種意識是對大時代的正面響應，甚至需要一個詩人去「強攻」了解這個時代，觀察這個時代，才能深入思考這個時代，去把握這個時代，既而書寫這個時代和身處這個時代的個人情感和命運，我們不應該脫離具體的語境。

對新時代歷史性變化，以及隨之帶來的命運、生活、情感的變化，詩人不能無動於衷。也就是說，詩歌在這個時代要有有效的言說和對稱的精神高度。那麼，詩人的自覺意識就顯得尤為重要。其次，新時代的詩歌創作，需要詩人們除了腦力和筆力外，要有更多的腳力，更好的眼力，去精準地把握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城市，一個村莊，一個個體的命運，大到一個時代，小到一個年代，一個片段，一個瞬間的情感。

劉向東

守正與創新

我在文章中談論了一些新詩與舊體詩之間的關係，我通過對新詩翻成律詩，把古典詩詞翻成新詩，我想幹什麼呢？我想說在古漢語和現代漢語兩種語境的轉換之中，舊體詩歌在新詩表達有所不同，在詩藝、詩質上基本上是血脈相通的，新詩與舊體詩隱形的存在，在詩歌統一性沒有斷裂。在我感受當中無論新詩還是舊體詩都是新的，我們要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傳承。

我們今天討論新時代與詩歌的關係，當然非常重要，我們說進入了新時代，但是我們能夠體會到更多的是政治上、經濟上的新時代，事實上一個文化的新時代沒有到來，這就是我們討論的意義，我需要文化，尤其是文學的進入，同時這樣一個新時代需要文學和文化的確認命名，同時成為文化的新時代。

我們詩歌的狀況是，曾經以一種群體意識為主導的書寫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以普遍人性和受到主體性的詩歌實踐，非常可喜的是從試圖駕馭生活到參與生活，參與詩歌，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對生活有了全方位的介入和表現。詩歌在對新時代短暫的適應過程中出現了焦慮和慌張，加劇了我們自身的邊緣化。見證這個時代困難，表達起來就更加困難，從傳統農耕社會一下子到了工業化、信息化、全球化等等，這40年覆蓋了三千年也好，五千年也好，這個變化太大了。

當年9·11，那麼一個大事件，很多人拿它幸災樂禍，覺得炸得好，詩人無能為力，全國所有詩人，只有今天在座的胡丘陵先生寫了9·11，從而在其他人那裡喚起共鳴。為一個時代的經驗和困惑，一個詩人要堅持一種寫作的難度，不向任何風氣風尚妥協，堅持按照自己的藝術標準來寫，但在另一方面，要保持一種對歷史的、人生的靈魂的關懷，只有這樣，詩才有穿透時間的力量。

我編《詩選刊》，選詩標準主要有兩種，一種就是日常生活和經驗想像力的反省，詩中有本真的個體經驗的反應，他削減歷史的結果，一不小心就滑向了私人化的小型記事。另一種靈魂超越型的，這是一些大家們常常做的，詩歌的精密和形勢感，但是有時候偏偏缺少一些對此在歷史和生命存在經驗的有效，有時候變成了靈魂告禱，有時候漸入了迷失。針對這樣的問題怎麼解決呢？

真正期待一種綜合創造性的開拓，期待著我們的詩人能夠以出世的眼光寫出入世的詩歌來，讓我們的詩歌真切得教人恍惚，熟悉得教人陌生。用我的老師陳超先生的話說，歸結為「個人化的歷史想像力，這指的是，詩人從個體的主體性出發，以獨立的精神姿態和個人的話語修辭方式去處理具體的生存、歷史、文化、語言和個體生命的問題，使我們的詩歌能在文學話語與歷史話語，個人化的形式探索與人文關懷之間，建立起一種更賦於異質包容力的、彼此激發的能動關係。

可是我們實際上都清楚，翻過頭看詩歌史，任何一個時代，除了有綜合創造力的，像杜甫一樣，一個人活出一個時代的大詩人是鳳毛麟角，我們當然是期待，但也不必悲觀，正如米沃什所說，「如果不是我，會有另一個人來到這裡，試圖理解他的時代」，更大的可能性是，所有的詩人一起來參與見證和言說這個時代，將來有可能成就一部共同創造的當代史詩，而我們每一個人都成為他的作者之一。

張慧瑜

新時代，新詩歌

新詩有一百年的歷史，面臨著怎麼構想下一個一百年，處於怎麼辯證地總結五四以來新時代詩歌經驗的關頭，確實像各位詩人、詩評家所說，我們需要繼承幾千年的古代詩歌的傳統，需要辯證地繼承一百多年來新詩的傳統，在這個前提下重新想像傳統和現代、中國和西方。

今天上午聽馬加主席說他受很多第三世界詩人的影響，在這個時代，我們也肯定突破了這樣簡單的、以歐美國家作為西方的想像，尤其是在「一帶一路」視野下，更能夠看到其他的世界，這成為詩人寫作的自覺。我們不光要面對新詩作為源頭的，畢竟是來自於西方很重要承載的價值文化體系，我們現在要對這個體系提出一些辯證的理解，起碼它們不是唯一的標準，這是我們要打開新的世界的想像，中國和世界的想像。在這種想像中，中國也不再是那樣一個傳統的、落後的國家，我們應該能夠寫出自己有世界歷史的詩歌經驗或者詩歌理論。我們的詩歌理論不僅僅只是西方的詩歌理論，有更自主的想像性，想像中國周邊，中國和世界非常豐富、多元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上，當下的詩人其實也很幸運，在這個時代，中國的詩人很有可能會成為世界級大詩人，它處在這樣的位置上，只有這個位置上，西方人有傾聽中國聲音的自覺，原來我們特別想聽西方的聲音，其實西方眼中並沒有中國，這是第一個中國和西方經驗的問題。

還有一個新詩和舊詩的問題，新詩和舊詩不是衝突的，新詩確實是通過批判舊的傳統開拓的，新詩畢竟要承載新的價值理念，否則也沒必要發明新詩了。我們也不太同意把五四傳統和古代的傳統對接起來，如果能簡單的對接起來，五四和新文化也沒必要做那麼決絕的斷裂。恰恰是要重新改造傳統，在批判傳統當中重新激活，在繼承傳統的時候，做一些辨析。

第三個問題就是專業化和大眾化，在中國，文學（包括詩歌）很有群眾基礎。專業化的寫作、精英化的寫作也沒問題，藉助五四新文化運動，我們詩歌人口是非常多的。尤其在互聯網自媒體時代，某種意義上寫一首詩、發表一首詩都非常容易。我們的詩歌工作也注重基層或群眾詩歌的寫作，群眾詩歌的寫作必須需要一定的組織，也需要一定的活動和平台。這套機制需要我們很多專業詩歌研究者參與其中，參與到群眾文化的創造裡面，如果人人都會寫詩的話，那共產主義就實現了，這是一個非常高的、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當你靜下心來寫詩，是非常珍貴的時刻，大家非常忙，根本沒有閑暇時間坐下來。當你能夠坐下來，這是非常精神性的、非常高貴的一種創造。在這個意義上，詩歌也是提高我們美好生活重要的標誌。我們確實處在一個新關口上，需要重新在中國西方、傳統現代和大眾精英這方面更加辯證地理解這個問題，開拓新時代的詩歌。

葉玉琳

讓真善美引領新時代詩歌創作

讓真善美引領新時代詩歌創作。追求真善美是人類的永恆價值，藝術的最高境界就是讓人動心，讓人靈魂接受洗禮，讓人們發現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靈的美。作為詩人，更有責任向讀者潛移默化，持續不斷地傳遞真善美，傳遞向善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不難發現，古今中外能夠廣泛流傳的那些膾炙人口、經久不衰的詩，都是向我們傳遞了真善美被我們所喜愛，有一段時間有些憑藉著網路和自媒體的自由，立足假惡丑，鄙視真善美，無病呻吟，對真正健康向上充滿生機的詩歌滿懷不屑，甚至還被抨擊，所以要推進新時代詩歌創作向前向好的方向發展，呈現新作為、新氣象，我詩人和廣大詩歌編輯任重道遠，如何在詩歌中弘揚真善美，我在這篇小文章裡面都做了簡單的論述，在這裡不重複了。

我們寧德這個地方是不到400萬人的地級市，有一個閩東詩群，是以湯養宗為代表的詩歌群體，有一百多號詩人，他們的作品中都充滿了能量，充滿美好的東西。閩東以前是比較貧窮的，總書記去一個鄉下調研，要走八九個小時的山路，現在因為總書記很關注我們，經濟發展非常快。曾經閩東人心裡也會有苦悶，也有痛苦，也有迷茫，但是詩人們表現出來的是明天的美好，看到希望就在前方，他們不斷立足閩東，寫出了很多膾炙人口的詩歌，也為後面培養新人做出了很多努力。

張德明

新時代詩歌與中華美學傳承

我想講對新時代詩歌本身命名的思考，新時代詩歌命名，我是較早提出來的人之一，記得在2017年10月西南大學第六屆華文詩學名家論壇上做了一個發言，題目是《面向新時代的當代詩歌》。我思考這樣的命名，不是一個很簡單的對於政治話語的複合和借用，它是一個有著豐富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的一種詩學命名。

新時代詩歌有四大時間鏈條或者說時間節點，是我們必須關注的。第一個時間就是中國新詩百年。如果把1917年作為新詩的起點，到2017年中國新詩正好走過了百年（也有把1918作為新詩的起點）。新詩百年構成了新詩的命名背後非常重要的時間線索。新時代詩歌一出現，與新詩百年構成了一種對話關係，新時代詩歌是在百年新詩之後的再出發，是向新詩歌百年的邁進。有兩個值得我們關註：一個是我們可以從現實語境來打量新詩，重新思考新詩一百年走過的艱難歲月，新時代語境為百年新詩的回顧與反思提供了重要的參照符號。

第二個節點：共和國新詩70年，從1919到2019，70年共和國新詩是多元探索、多方嘗試，砥礪前行，在這當中有挫折、也有坎坷、也有收穫，這70年的發展為新時代詩歌的發展提供了很多可供參考和借鑒的地方。

第三個歷史的節點是改革開放40年，我個人認為應該把改革開放40年所出現的詩歌都把它命名為新時期詩歌，從1979到2019，新時期詩歌40年，可以說是百年新詩史上最為活躍、最為自由、最為開放的一個40年，中國的新詩取得了相當多的成就，詩人之多，詩歌作品之多，超越以往任何一個時期。如果說1917年中國新詩是站起來，經過改革開放40年，中國新詩真正富起來，從新時代出現的詩歌要真正走向強大，走向真正的成熟，所以它是一個強起來的中國新詩。

第四個節點是網路詩歌20年，我們知道網路詩歌的出現大概在1998、1999年前後，也就是說從1998到2018剛好是20年，20年中國網路詩歌的發展，可以說經過了風雲變化，雖然很多詩歌的現象和詩歌的作品，給中國新詩創作提供了新型的形態。直到今天，中國的新詩仍然處於新媒體的語境之下，今天我們的媒體更加的豐富和全面了。我們今天所說的新時代的詩歌，仍然是新媒體語境下的詩歌，所以網路詩歌20年的詩歌創作的經驗教訓，也將會為新時代詩歌提供很多的可以借鑒的地方。所以我認為新時代詩歌這個命名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和文化價值，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複合，一種政治話語的借用，而是具有歷史性。

林琳

詩的三種品質——溫暖、高貴、神秘

我最近在海南幾個市縣負責掃黑除惡督導工作，這工作跟詩歌完全不沾邊，可能是詩人們無法想像的。我們很多人不知道這個世界有多沉重、多複雜。我們詩人遠離了這種黑暗，很多人總是為自己的一些些無奈，在那裡無病呻吟，甚至絕望哀嘆。現實社會中，有太多太多需要我們詩人們去做些什麼。

針對這些問題，我認為一個詩人應該可以溫暖一些、高貴一些、神秘一些。不管多忙，我每天都會看一些詩歌。從我兒子三歲開始，只要在家裡，每天睡前必和兒子一起朗誦詩歌，古今中外的詩。在這些詩歌中，說實在的，有些詩人的詩句讀了幾句就不想讀了，有些詩人的詩歌可以讀無數遍。這裡面有我所欣賞的詩歌態度，那一定是溫暖的、高貴的、神秘的——這才是詩歌應有的要義。

首先，「溫暖」針對寒冷。今天北京很冷，為什麼那麼多人奔向海南？三亞的規劃原來是20萬人的小鎮，現在流動人口經常在200萬，最低80萬，這樣的小鎮承載了怎樣的一種負重？我們到了這些地方，應該感恩這些地方恩賜給我們的陽光、空氣，包括浪漫、美。做一個詩人，要引領的是大家對溫暖的期盼、對溫暖的擁抱。如果能夠給讀者帶來一點點溫暖，那麼詩人應該去積極地付出。

第二個是「高貴」。我們已經很長時間不提人的「高貴」了。我認為這真的是一種謬誤。生命一定要追求高貴，只有追求高貴，你才可能真的在努力、真的在奮鬥。高貴不是高傲，絕不是傲慢，它是人生態度，是追求，是奉獻。我認識很多人，尤其是海外。我不說老外，說到老外，我們又有民族情緒了。有相當一批海外華人，他們一生都在奉獻著，並且從不張揚。這種高貴的品質、品格，我們當下社會已經喪失了很久。能不能讓詩人們稍稍引領一下，讓讀者在朗誦你的詩歌中感受到一種，哪怕是在憂傷中、痛苦中，也秉持著的一種高貴？

第三個是「神秘」。「神秘」針對於無趣、泛味。我們當下太多詩歌無趣了。如果講到神秘，我們讀讀詩歌，寫寫詩歌，或者是聽聽帶有靈性的音樂，一定最渴望尋找到一些些神秘的氣味。我可以和我兒子聽一首特別棒的靈性音樂，聽到深更半夜，這是一種力量，一種魅力。

詩人的生命裡面一定要有溫暖、高貴、神秘的元素，這應該是體現到詩歌裡面去的讓人有共鳴的關鍵點，這樣，詩歌才能夠真正走向社會，走向世界，抵達人心。

趙曉夢

現實與想像中的城市與詩

在人工智慧時代，其實人類的情感是不可替代的，不可替代我們的寫作，還具有一定的審美性。但是我想說的是，也是我作為一個媒體人、詩人的困惑，大眾詩歌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

新的媒介為詩歌傳播、包括詩人知名度的提升、詩歌作品的宣傳都提供了便利，但是雖然說詩歌現在很火，我個人認為，新時代新詩就是大眾媒介詩歌的災難，愧對各位詩人、各位寫作者。在新的時代，大眾媒介肯定還是會建立詩歌，但是我們的詩人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創作、寫作的安靜。因為媒體同樣報道一個詩人，名家和非名家關注度肯定不一樣，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詩人更應該保持自己內心的安靜，在自己擅長的領域書寫。我個人比較讚賞歐陽江河在碎片化的時代，拚命寫長詩對抗這個時代。無論時代怎麼選擇，我們要保持自己獨立的思考，保持對生活的耐心。

程繼龍

詩歌在新的時代：傳統、現實、未來

若從1918年算起，新詩正好走過了一百年的歷程。在各種文化的碰撞中，社會風雲的動蕩中，也在自我的不斷砥礪中，新詩艱難前行，逐漸長成了自己的肉身和靈魂。恰在此時，中國當代社會也邁入了「新時代」，一個與八十年代「新時期」有承繼關係，同時又有很大不同的新曆程。「新時代」為當前的新詩發展，開創了新的局面，注入了新的活力。新詩無論是內在的語言、修辭、文體，還是外在的定位、功能、價值，均進入了深度變革，縱深建設的階段。新詩如何回望過去，更深地進入時代，表達時代，又如何面向未來更好地展開，這些都是引起普遍言說、值得深入思考的重要問題。

更合理地處理與古典詩歌傳統的關係,一個世紀以來，在詩的苑囿里，我們總是糾結於要「新」，還 是要「舊」，實際上，「詩」更重要，「詩」是一種更具超越性、終極性的 存在。基於漢語、詩性兩個層面，我們可以樹立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新 舊詩整體觀」。不論是古典文言，還是現代漢語，二者都是漢語，都 用漢字書寫。漢語、漢字蘊藏了中國人的集體記憶和思維習慣。詩意、 詩性在生命體驗層面上具有超越時空的共通性。

更全面地把握現實。「現實」一詞，說起來容易，但是若認真思考 它，必然會帶來一種長時間在日光下凝視一隻甲蟲的眩暈感。於「現 實」，仍須毫不懈怠地追求「真」。真實、客觀，是永不過時的品質，儘管處理事物的側重、向度不同，但詩人和法官、科學家一樣痴迷於 「真」的目標。活在眾人之中，鍋碗瓢盆、悲歡離合，抓住、表現生活 瞬間、原貌是詩人的基本功課，是一個時代詩歌取得長足發展的基礎。

想像一種未來。堅守新詩的價值觀，立足於堅實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設想未來十年、二十年詩歌的模樣。我們已經聚集的光熱照亮了前方的道路。未來的新詩如要是清新、剛健的，有盛唐詩歌的精神、氣場（這是我們反覆呼喚的），就必然是流派繁榮、代際健康、繼續向西方開放。有不同的地域、階層、身份、觀念、趣味，便有不同的群落、流派。不同流派之間相互對峙、激發、協作、融合，形成良性的生態機制。雖然我們比以前更熱情地提倡中國傳統，但不應矯枉過正。在強化主體性、增強自主意識的前提下，應當繼續謙虛地向西方學習，和西方對話。開放的、繁榮的空間仍在展開中，我們還在路上，要提防故步自封，這也是改革開放四十年的基本經驗。我們有理由相信，詩歌在新的時代會迎來新的繁榮。

馬驥文

新時代與詩的可能性

縱觀新詩一百餘年的發展歷史，它的每一次變革和更新無不與時代之間存在著駁雜而深刻的關聯。詩與時代之間的關係，古老而緊密，它們二者之間層層疊疊的多元互動是促進詩歌不斷革新與發展的動能之一。新詩本身就是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面臨「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情境中誕生的產物。如果沒有從鴉片戰爭開始的中國社會的巨大轉變，新詩及其產生和發展也是無從想像的。因此，時代性一直都是新詩的本質屬性之一。

問題不在於詩能否和時代產生關係，而在於詩如何與時代產生關係。一般的觀點認為，詩是時代的反應，或者說是某種時代聲音的迴響。這類觀點有它的可取之處，但它所揭示的，並不是詩與時代之間關係的全部。而且，它實際上將詩與時代進行了嚴格的等級劃分，將前者降低到次要的位置，弱化了詩的獨立性。其實，詩與時代之間的關係，遠比我們想像的要豐富和複雜，絕不是「反應」一詞就能夠簡化概括的。「反應」說所表明的只是詩與時代之間最表層的關係。而且，它所隱含的意義似乎只是單向度的，被動式的，也不能充分揭示詩與時代之間雙向度的互動塑造的深層關聯。

在新時代，詩人應該在寫作中挖掘一種和時代之間的新的關係。這種新的關係應該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來探知的。我認為，新時代的詩不應再在壓抑自我中去順應時代的潮流，甘願作某種傳聲筒，也不應該矯枉過正，走入另一個極端，去極力和時代的大問題脫離關係，在個人心靈的自我封閉中走火入魔。新時代的詩應該是獨立、穩健、開闊和活躍的。詩人在語言技藝上的精進和成熟，一定是在和時代的回應關係中完成的。我覺得，無論在任何時代，詩歌都必須回應時代對它的期待。而在我們所處的這樣一個大轉變的新時代，詩人作為社會上最敏銳的一類人，更應該在語言的運用中測度、發掘和見證這一歷史場景中的心靈、風物、故事以及整個宇宙的全體面貌。

新時代的詩不僅是時代對它的期待，也是詩本身對自己的一種期待。新詩從開創到現在，已歷經一百多年的時間，在這個過程中，新的質地、新的體式、新的語言、新的內容被一代又一代詩人源源不斷地發明出來並且實踐。可以說，新詩和古典詩歌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就在於新詩在任何時代都具有強烈的力圖求「新」的願望。

在新時代，時空的轉變可能會更加迅速，在社會的新舊交替之中，詩的骨骼和心靈都將會在變得嶄新。在這個時代，爭論的重點不應該糾結於詩能寫什麼，不能寫什麼，而是去思考詩如何在詞句中包納進我們這個時代的全部。詩人健全的心靈應該體現於，任何時代的內容在他那裡都能夠得到深邃的觀察和認真的回應。新時代必將期待著詩的革新，而詩的革新也會帶來人們的心靈、情感和思維的革新。因此，我認為在新時代，新詩具有豐富的可能性。

王學芯

也說詩是一種感覺

改革開放40年，我是一個雙重的經歷者，為什麼是雙重的經歷者呢？一重經歷是改革開放改變了我的命運，1978年我參加高考，後來又考取師範生，人生的軌跡徹底發生了改變；第二重意思是，我從改革開放初期寫詩。我1977年發表第一篇詩歌，80年代開始在全國各地報刊發表作品，到80年代底、90年代初進入自己的一個高峰。那時候對詩歌有一種癲狂的熱愛，我們無錫有幾個寫詩的人，整夜整夜不睡覺，寫完以後互相交流，互相爭論，是經常的事情。1996年以後，詩歌慢慢沉寂下去，我也慢慢沉寂下去，一直到2010年。但是我從來沒有放棄過寫詩，雖然寫的詩都完全放在抽屜里沒有發表的慾望了。我今天想就詩寫詩談一談。

第一，寫詩一定要有好的心境，一個詩人的感覺就是一個人的心境。從某種意義上說，所有詩歌都是經過心境和位置的一次旅行。就我而言，在這過程中，詩人感受到時間中的一點點變化或沉積，就會融入沉思之中，就有了感覺。這時，短暫的時間裡，就會串起最初的幾個詞語，然後緊接而來的是自己對這幾個串起來的詞語的拷問：這些句子別人用過嗎？這些句子或比喻、象徵俗套嗎？是否還可以更有現實意義的詞語呢？這一連串疑問之後，如果還沒有褪去詞語的色彩，那麼一首詩的感覺就有了基本的雛形。

第二，寫詩對自我要有要求。寫詩真是一個艱苦的過程，每一行、每一個字都費盡了心機。除了選擇、拋棄之外，詩行的排列（詩行排列實際也是一種美學任務，是艱苦過程中的重要部分）、反覆修改，這個時候，我會往往沉入苦思之中，真正怕自己陷入到陳腐平庸中去。一首能夠自我肯定的詩，必然是能夠引起共鳴的詩，而能引起共鳴的詩，就是好詩。我理解的好詩，要麼在經歷、經驗上，要麼在想像力上，再要麼就是審美趨向上。這三個方面，正是我對自己寫詩的標準。

第三，分享我對什麼是好詩的一些看法。一首好的詩歌，應該蘊藏著豐富的詩意，它表達出來的思想應該是看得見摸得著的。同時，好的詩歌應該是獨一無二的，詩有著多重功能，能夠回答或者適應每個讀者的感受或領悟。好的詩歌語言，應該是詩意化的，每一首詩都能體現出詩人所追求的審美。當下的詩壇有相當一部分人非常講究詩歌的美學傾向，但同時也存在大量一蹴而就、寫作非常粗糙的現象。我想，所有的藝術都是存在於艱難跋涉當中，死於一蹴而就。從這個角度講，每個詩人都應該要進入到艱苦創作的狀態中去。當下，每個人都生活在新時代，我們應該把時代亮點好好記錄下來。

龔璇

新時代詩歌創作的激情與夢想

作為一個身臨其境的新時代詩人，應該怎樣投入新時代詩歌創作的探索與實踐。我以為，必須做到三點：

一是必須激發真誠的詩歌情懷。詩的真誠是詩的生命。真誠，毫無疑問，是新時代詩歌創作最重要的支柱。詩人陳超說得好：「詩歌的真誠，即把內在的思想外化成語言文字表現出來」「要把詩當詩，讓詩說出那些只能經由詩才能說出的東西」。我們必須從各種道德觀、價值觀、生存觀的困境之中解放出來，挖掘人性的本質特徵，並融入新時代的詩歌創作，以高尚的審美情趣，審視自己的內心世界，升華感覺與經驗。任何一個時代，若缺乏詩歌的真誠，詩歌創作走入死胡同的概率，必將增加。無病呻吟的詩歌，勢必遭到人民的唾棄。

二是必須迸發洋溢的創作激情。激情，是詩歌創作的本源。身處於偉大的新時代，詩人不能與時代遠離，對這個時代正在發生的一切變化，視而不見。只有融入這個時代，以銳利的視覺，把握時代的核心，表現出對生命以及對靈魂的關懷，以獨立的個性，以穿透人心的力量，為這個時代，為我們熱愛著的國家，熱愛著的人民，高歌一曲，才能留下偉大的讚歌。

三是必須創建新時代的詩歌美學。詩學的嬗變，與時代的進步息息相關，也有一個漸進的過程。古典詩的發展歷史，以及新詩的建設格局，都證明了這一點。每一次詩歌表達方式的變化，無不是詩人們革故圖新、另謀新路的結果。從古典詩到白話詩，從朦朧詩到口語詩，雖然表達的方式不同，詩人們求新的意識同出一轍。他們刻意追求形式的變化，源自對桎梏束縛的不滿。致力於創新與探索，有益無害，時代需要這樣的「標新立異」。所以，擺脫過往的新詩創作的藩籬，重構新時代詩歌的美學原則，更有必要。顯然，新時代給予了絕好的機遇，我們必須殫精竭慮，矢志於新時代詩歌美學原則的建立，實現新時代詩歌創作的黃金時代。

李嘯洋

語象之力：新古典詩的美學當代繼承

我今天想跟大家交流的題目就是新古典詩的美學當代繼承。

1919年，中國新詩誕生。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新詩從語言體系、文法秩序和新舊文化的序列中找到自身的合法性，這並非易事。新詩要在語言中確立出自我的形象，詩人要確立自己的合法身份，新詩要在媒介時代顧及傳播問題，這些都是古體詩不曾面臨過的問題。新詩的形式與內容分歧、美學焦慮、形式的焦慮等等，都是新詩面臨的挑戰性話題。

關於新古典詩的美學體式與傳承。新詩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語言標準的傳承問題，新古典詩也不例外。唐詩宋詞用「押韻」和「詞牌」對寫作者進行形式規範，新古典詩把這些規矩全都打破了。對新詩而言，分行成為新詩唯一的形式規制，自由就是新詩的第一個功能。這條唯一的規矩，給新詩帶來無限的可能性，也帶來闡釋的麻煩。所以，長短句和節奏感的輸入，顯得尤為重要。

關於古典美學化約與越軌。新古典詩是對於古典詩的延續與變異，二者之間需要連接背景。這種連接可以是靜態性感知（形象、色彩）、動態性感知（運動、聲音）、抽象性感知（審美與概念相通）。新古典詩和古典詩的連接關係，好比本體和喻體的連接關係。古體詩中的意象、意境等成為新古典主義詩歌的寫作參照。

關於物象與神思：非詩經驗的進入。新詩打破了詩與文的書寫邊界，語言是詩歌重要的美學邊界。縱觀當下詩壇的寫作範式，詩歌的語言秩序體現出一種全新的風貌。詩歌語言大致擬法於三種語言規約：第一種，擬法於古典文學，從唐詩宋詞當中汲取營養，完成新古典主義轉向；第二種，擬法於歐洲新詩中的諸種「主義」，將詩歌引入哲學思辨和日常敘述之中；第三種，擬法於韓愈倡導的「以文為詩」，通過引入散文、小說、口號、標語等筆法，通過與傳統詩教的疏離，讓種種非詩經驗得以介入，使詩歌向非詩的維度傾斜。

新古典詩是一種文體革新，是一個萬花筒世界，詞語碎片在詩歌中閃爍。新古典詩正是在繼承傳統、觀察當下生活，並且在吸納與包容的美學中取得進步的，非詩因素的介入使新古典詩其獲得了想像力，也獲得了生命力。這是新詩中活躍的因素，也是新詩中不穩定的因素。正因為這些活躍和不穩定的外部因素，才讓詩歌的古典源流變得鮮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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