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報》2018年終特刊：爭鳴

翻過2018年日曆，迎來2019年，我們感慨時光易逝，憧憬未知路途。回首2018年，「爭鳴」與您一路同行，感受思維交鋒的有力碰撞、另闢蹊徑的豁然開朗、焦點熱議的難分伯仲，觸摸時代脈搏，共鳴學術華章。本版分兩期與讀者分享過去一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文學、歷史學、經濟學、法學、社會學等人文社會科學關注的焦點，熱議的話題。「爭鳴」堅信每一次回望都是為了更好地出發，在滾滾向前的時代洪流里，在飛速變革的現代社會中，努力在理論與現實之間尋找人文精神的支點，與讀者共品精彩的文化盛宴。

馬克思主義

2018年既是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又是《共產黨宣言》正式發表170周年，我國改革開放也走進第40個年頭。學界對此已有不同程度地呼應，而與之相伴隨而生的學術論爭亦呈現出百花齊放之景。2018年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趨勢以及相關爭鳴探索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聚焦唯物史觀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宏觀視野和重要方法論基礎。相關學者將研究置於歷史唯物主義視野之中，對馬克思主義研究中的具體問題展開探討。程恩富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批判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及其理論，原則性地闡述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生產關係及其理論，對於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具有重要價值。（《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思想》，《經濟日報》2018年5月10日第13版）肖磊在辯證邏輯的視角下論證「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科學性，以期達到批判機械決定論、因素論、多元決定論和非決定論的目的。（《社會經濟制度的生產力一元決定論：一個辯證的理解》，《當代經濟研究》2018年第1期；《關於「生產力一元決定論」的若干理論問題——基於經典文本的解釋、辯護和重申》，《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1期）魯品越從《資本論》文本出發，立足於馬克思勞動二重性原理與當代實踐，對以「人們社會生產的生產與再生產」為基礎的生產力、生產關係進行重新定義和闡釋，以此區別於以蘇聯教科書為代表的傳統釋義。（《〈資本論〉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概念的再發現》，《上海財經大學學報》2018年第4期）

關注具體方法論應用

相關學者探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具體方法論應用。衛興華指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是《資本論》所應用的總體性和根本性的方法。（《〈資本論〉的方法問題研究》，《河北經貿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吳猛對《資本論》的辯證方法進行闡釋，認為該方法是對資本主義時代的歷史性的否定性的揭示。其展開過程，是不斷從被給定的政治經濟學抽象觀念深入具體的歷史性境遇並揭示其界限的過程。（《重提這個問題：何謂〈資本論〉的「辯證方法」？》，《哲學研究》2018年第7期）黃志軍考察了《資本論》第二卷的辯證法應用，認為其通過資本循環中「貨幣的復歸」、資本周轉中「價值的轉移」和社會再生產中「資本再生」等環節，深入探討資本自我推動和自我創造的辯證法。（《資本內部的辯證法：基於〈資本論〉第二卷的考察》，《哲學研究》2018年第4期）譚苑苑、李建平將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概括為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以及實踐認識論，認為從馬克思到習近平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探索過程中，上述三大方法論構成、應用和創造性發展是一以貫之且一脈相承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方法論探索：從馬克思到習近平》，《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11期）

熱議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觀

以及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

馬克思主義公平正義理論思想以及生態馬克思主義研究，也成為學界的熱議話題。王南湜在一種可能性的構建之上提出馬克思的正義理論，認為該理論比其他正義理論更為優越。（《馬克思的正義理論：一種可能的建構》，《哲學研究》2018年第5期）吳玉軍、韓震從馬克思主義公正觀出發，認為改革發展必須著力破解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突出問題，大力加強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建設。（《馬克思主義公正觀的價值意蘊及其實現路徑》，《中國高等教育》2018年第9期）圍繞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陸雪飛、鹿紅英探討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以及人類社會發展中具有開創性的、秉承綠色發展理念的論斷。（《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的歷史邏輯與理論問題域》，《世界哲學》2018年第6期）孟獻麗、左路平指出，要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認真研究生態馬克思主義思潮的歷史演進和基本內涵，準確研判其內在的合理性與局限性。（《生態馬克思主義的生態批判及其局限》，《國外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

探索馬克思主義

中國化進程中的現實問題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思想精髓始終指導我國的革命、建設與改革實踐，這無疑需要每一位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看待並解決現實問題。周新城指出，必須在方法論上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運用基本原理分析具體情況得出的具體結論區分開來，正確理解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關係。（《「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雜感》，《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8年第5期）劉向軍、姜永建指出，馬克思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學說是表徵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維度與表徵現實道路的制度維度的統一。他們認為必須警惕共產主義倫理化這一錯誤思潮，其實質在於否定共產主義的必然性。（《必須警惕共產主義倫理化思潮》，《馬克思主義研究》2018年第4期）洪銀興分別從經濟學範式的繼承、基本原理的應用、基本範疇的應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創新的範疇與《資本論》原理的內在聯繫和相通四個方面，探討了《資本論》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構建所提供的重要理論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資本論〉》，《新華日報》2018年5月8日第15版）

（譚苑苑，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

哲學

2018年，在人工智慧、生命科學等現代科技發展日新月異背景下，新的哲學論域也日益彰顯，尤其是圍繞公共闡釋、人類發展、技術倫理等問題，哲學界進一步展開共同探討。

公共闡釋的公共性

自張江教授2017年提出公共闡釋理論後，迅速引起了哲學界矚目，並主要圍繞公共闡釋的公共性問題展開積極回應。袁祖社提出「公共性」在何種意義上可以進入詮釋學的問題，認為面對「相對主義」等難題，既需要立足觀念史針對性梳理辨析「公共」以及相關問題，亦需清醒評判整個社會普遍的公共性認知水平和普遍自覺。（《公共性與公共詮釋的中國邏輯研究論綱》，《天津社會科學》2018年第1期）傅永軍、楊東東認為，公共闡釋何以可能的有效性基礎是首要問題，可以從羅爾斯有關公共理性有效使用的「相互性判准」出發，基於程序主義視角將公共闡釋有效性建立在「充分的」和「理性的」兩個基本要求之上，從而使公共闡釋具備合理的可公度性。（《公共理性與公共闡釋的有效性》，《江海學刊》2018年第2期）

何衛平提出，我們可以從伽達默爾解釋學出發論證公共理性，並且強調理解是相互理解、追求共識的哲學解釋學已包含為公共闡釋、公共理性奠基的內容。（《從哲學解釋學的角度看公共闡釋》，《江海學刊》2018年第2期）韓東暉則強調公共闡釋的規範性，認為公共闡釋要突破哲學闡釋學的視角主義困境，必須建立在哲學闡釋學與理性自身批判的互鑒之上。公共闡釋應以公共理性的活動為基礎，公共性與規範性結合，使其公共性得以敞開，其規範性得以闡明。（《公共理性與闡釋活動的規範性本質》，《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張志平從現象學出發，分析了「闡釋學」的詞源，通過分析闡釋現象的本質與構成要素的特徵，論證公共闡釋的可能性。（《闡釋現象的現象學分析》，《天津社會科學》2008年第4期）

人工智慧與人類發展

人工智慧的飛速發展，已經開始逐步改變我們的生活世界，並且關係到如何重新理解人類發展這一問題。馬擁軍從大數據時代人工智慧、萬物互聯與演算法為王這三個特徵引發的焦慮出發，認為不僅要關注技術的社會形態變革，而且要重視經濟的社會形態變革。正是從後者出發，他樂觀地認為大數據時代不僅為超越經濟的社會形態、進入真正人的社會提供了條件，而且為人的全面發展和自由發展提供了可能。（《大數據與人的發展》，《哲學分析》2018年第1期）趙汀陽提醒人工智慧在較遠的將來可能導致嚴重甚至致命的危險，分析了人工智慧的安全條件，提出需要為超級人工智慧設置確保自毀的程序以保證人類的存在地位。（《人工智慧「革命」的「近憂」和「遠慮」——一種倫理學和存在論的分析》，《哲學動態》2018年第4期）王天恩認為，信息文明是基於物能文明的更高層次文明，凸顯了發展歸根結底是人的發展這一深層意蘊，人的發展具備從外在條件轉向內在需要的內在機制，而社會發展則遵照從量的增加到質的進步的基本方式。（《重新理解「發展」的信息文明「鑰匙」》，《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6期）黃侃探究了智能社會引發主體焦慮的原因，指出這種主體焦慮本質上源於「求智的科學」對主體問題提出的新要求，必須對主體概念加以變革，從「產消者」（主體/客體混合體）著手才是理解主體焦慮的正確途徑。（《智能社會的主體焦慮及其概念變革》，《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8年第7期）余乃忠則提出，人工智慧是人類歷史進程的制高點，改變了人類認識世界與實踐的模式，揚棄了人類自身作為物種的統一性。自然人 人工智慧人的新型「異化」關係在總體、交互、生存和本體等關係方面發生了根本性轉向，因而破解以積極的「異化」為內核的「人的本質力量」應成為人工智慧時代的哲學使命和哲學現代化的起點。（《積極的「異化」：人工智慧時代的「人的本質力量」》，《南京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

技術變革與倫理挑戰

哲學界深入反思相關生命科學技術的倫理問題，並提供對策分析。甘紹平探討了人類增強技術的倫理問題，認為其對後代基於出生的隨機性與偶然性的自主性權利形成嚴重挑戰，這將使後代長大成人後的自由選擇能力從根本上受到限制與制約。（《對人類增強的倫理反思》，《哲學研究》2018年第1期）雷瑞鵬、邱仁宗介紹了非人靈長類動物實驗的相關事實和情況，討論了非人靈長類動物實驗給非人靈長類動物帶來的傷害以及靈長類動物的道德地位問題，最後提出評價非人靈長類動物實驗的倫理標準。（《非人靈長類動物實驗的倫理問題》，《科學與社會》2018年第2期）劉永謀、陳翔宇聚焦旨在「通過藥物、基因干預、腦刺激等方式提升正常人注意、記憶、推理等綜合認知能力」的會聚認知增強技術引發的倫理問題，認為它儘管提升了人類認知能力，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的主體性，人的尊嚴因為這種改造而被破壞，並引發教育資源分配不公等社會公平失衡問題，因而這種技術將關乎整個社會道德乃至未來人類共同體的命運，應對其潛在的倫理風險充分評估，謹慎處理。（《會聚認知增強的倫理爭論》，《浙江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王健、呂陽討論了輔助生殖技術人工干預自然生殖過程引發的有悖於生命神聖性原則、影響婚姻關係、割裂性與生殖間必然聯繫等倫理學問題，認為發揮基督教倫理對輔助生殖技術的動態規約作用，能使其有可能符合「生命本原之真」「婚姻幸福之美」「道德生活之善」的人類生殖本性。（《輔助生殖技術的基督教倫理規約》，《科學技術哲學》2018年第6期）

（卓立，西南政法大學歷史現象學研究中心）

歷史學

2018年歷史學界重大論爭，集中表現在夏代歷史探討、中國古代社會轉型、近代鄉村經濟、西方殖民影響等問題上。相關討論的深入，源於對研究方法、分析路徑、討論視角的反思。

考古學方法重建夏代歷史

論及夏代文化，中外學界異見紛呈。其中尤以「夏代是否存在」討論最為根本。近30年來，夏代確實存在已基本成為國內學界的共識，但夏含夷、艾蘭、劉克甫等海外學者堅持認為夏代不存在。此外，一些國內學者也對國內的夏研究提出批評，如陳淳認為一些討論不符合國際學術規範等。

2018年5月，孫慶偉《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該書持肯定夏代存在的信古態度，反思了學界以王陵、文字等為主要依據的「都邑推定法」。孫慶偉認為，即便沒有夏文字，也可通過「歷史語境下的考古學研究」探索夏文化。該書出版後不久，《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23期）刊發「尋找夏朝：中國從哪裡開始」專欄。其中，許宏《無「疑」則無當代之學問》提出，二里頭遺址極可能是夏都，但因缺失夏文字，仍不能確定；李零《我對「夏」的理解》指出，研究夏問題，疑或信並非關鍵，應兼存異說。

另有不少學者參與到夏文化討論中。劉緒提出，中國學者不應受西方學者迴避探討夏文化的態度影響，而應積極探尋夏文化。（《夏文化探討的現狀與任務》，《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5期）畢經緯認為，應注意考古學文化更迭的漸變性機制，準確分析夏王朝與其考古學文化的對應關係。（《「中期質變」視野下的夏代考古學文化》，《歷史研究》2018年第1期）

「唐宋變革論」與「富民社會論」

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唐宋變革論」進行反思。李華瑞從多個方面剖析了該理論的弊病，認為學界應追尋符合時代發展的新範式。（《唐宋史研究應當翻過這一頁——從多視角看「宋代近世說（唐宋變革論）」》，《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除對「唐宋變革論」的整體討論外，更多討論集中在由「唐宋變革論」引申出的「富民社會論」這一新思考。對此，李振宏指出，皇權始終是中國古代社會的支配力量，富民從未處於核心地位，「富民社會論」似難成立。（《國際視野：中國古代史研究的路徑選擇》，《古代文明》2018年第1期）

針對學界質疑，薛政超《也談宋代富民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對學術界相關批評與質疑的回應》、張錦鵬等《「富民社會」理論的學術研究回顧及展望》（均刊於《思想戰線》2018年第6期）作出回應。他們認為，富民學說傾向於社會分層分析法，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富民是唐宋以後社會中堅力量，與皇權是相互制約的博弈關係；在「富民」概念界定、富民發揮作用的方式、富民社會演變過程等方面，該理論尚需完善。

近代國家轉型與鄉村經濟研究再討論

關於明清以來國家轉型，學界討論頗多，但對其產生時間存在分歧。趙軼峰從宏觀角度提出「明清帝制農商社會說」。林楓認為傳統經濟自身的發展不足以產生嚴格意義的經濟轉型。（《從財政史觀察的中國經濟社會轉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4期）陳鋒也認為，晚清預算實施，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初步形成，傳統財政向近代財政的轉型才開始發生。（《明清變革：國家財政的三大轉型》，《江漢論壇》2018年第2期）倪玉平進一步指出，咸同以後，才逐漸發生「從國家財政到財政國家」的近代轉型，且這種轉型基本是內生性的。（《試論清代財政體系的近代轉型》，《中國經濟史研究》2018年第4期；《晚清財政稅收的近代化轉型——以同治朝的關稅財政為例》，《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4期）

近代中國鄉村經濟問題受到學界的持續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學者力主「發展說」，但質疑之聲不少。翁有為以政府行為為視角，呈現了民國前期農村經濟衰敗情況，反駁了民國農村「黃金十年」說。（《民國時期的農村與農民（1927—1937）——以賦稅與災荒為研究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7期）魏本權則從梳理民國前期相關調查及議論切入，考察了當時普遍惡化的農民生存狀態，以及隨之而來的農民生活改造運動，認為這一運動空論有餘而務實不足。（《民國前期的農民生活改造思潮（1917—1937）》，《福建論壇》2018年第10期）

西方殖民史與文明史研究反思

關於哥倫布「發現」美洲，自18世紀後期以來，討論者的評價不一。1780年，「美洲的發現對人類是福音還是禍害」的主題徵文引發了當時歐洲學界甚至一些美國學者的激烈爭論。王曉德指出，參與這場爭論的歐洲學者將美洲置於歐洲構建的全球殖民或商業體系內進行分析，帶有「歐洲中心主義」的缺陷。但這場爭論仍有助於歐洲人重新認識專制主義和殖民主義所造成的「災難」。（《「雷納爾之問」與美洲「發現」及其後果之爭》，《歷史研究》2018年第5期）

對於美國歷史早期印第安人減少的原因，丁見民注意到，西方學者較為強調外來傳染病的作用。他認為，外來傳染病的傳播是導致印第安人持續減少的重要因素，但其根本原因是白人的殖民活動。（《外來傳染病與美國歷史早期印第安人人口的削減》，《世界歷史》2018年第1期）

近年來，國內出版了大量「西方文明史」譯著。李友東指出，這些著作存在一種西方文明的「層累」敘事結構。這種敘事模式論證了西方文明一貫的現代性以及西方文明崛起的必然性，本質上是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建構，扭曲了歷史真相。（《西方文明敘事模式評議》，《史學理論研究》2018年第4期）

（孫傑，浙江師範大學人文學院）

文學

在2018年的文學研究中，如何基於新的視角去觀察、解讀各個學科的經典文獻，如何破繭成蝶般地去更新問題意識，成為文學研究者共同關心的話題。其中，古代文學文本研究在學界受到熱議，文學研究的「史學意識」省思不斷深化，中外文學關係的勾勒得到廣泛關注。

文本研究在文史學界激起波瀾

文本研究範式在文學學科的展開，早期出現在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但自2014年以來，古典文學研究界也越來越重視文本理論，不斷討論文本方法的邊界與可能。徐建委從學理上反思了戰國秦漢文學研究中的「慣例方法」（清晰年代的預設、進化和線性思維、文本內在統一性的假設、文本是作者自我表達的載體和作者全知的假定），認為早期中國文學的文本研究與傳統文獻學研究的主要分歧在於，傳統校勘之學對「原始文本」具有一種考證期待，而文本研究則要試圖去打破這樣一種「鏡像化」建構。（《試論戰國秦漢文學研究中的慣例方法及其相關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8年第5期）孫少華等學者則從理論上定義並闡釋文本概念，從而含攝具有一定張力的研究範式與理念。（鄭傑文：《文本研究的新探索》，《中華讀書報》2018年10月10日第19版）

文本研究的理念和成果在學界激起了不小的波瀾。針對程蘇東《失控的文本與失語的文學批評——以〈史記〉及其研究史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7年第1期）所指出的司馬遷「文本嫁接處、補綴處或截取處稍存疏漏」，郭永秉於2018年9月在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作了題為「《史記》先秦部分文本研究的前提性討論」的報告，認為程蘇東一文指出的司馬遷誤讀《左傳》兩例並不成立，《史記》解經恰能反映西漢時代對《左傳》《春秋》等相關歷史文獻讀解的實際情況，而《史記》的部分論贊內容為竄入的可能性亦不能排除。

現當代文學研究「史家意識」的省思

中國現當代文學已經構建了成熟的學術體系，但學科的封閉性也漸漸引起學人的警覺。在2017年，郜元寶認為「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過程一方面從學科研究範式上力圖建構成為專門史學中的一門，另一方面是學界時刻反省其路徑和走向的體現。（《「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2期）程儒珺進一步提出了現當代文學更為嚴峻的危機感，「上斷絕於傳統，外隔膜於西方，普通大眾進不來，研究學者出不去」。（《出關：論「中國現當代文學」何來何往》，《名作欣賞》2018年第33期）

基於這樣的危機感，如何以史學方法探研現當代文學成為熱議話題。從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人一直在省思，如何打破學科藩籬，走向更加廣闊包容的學術原野。在這一討論過程中，學人漸有共識的，便是如何理解現當代文學研究中的「史家意識」。程光煒一貫強調現當代作家傳記、年譜整理的重要性，認為只有具備紮實豐富的文獻基礎，才能對研究對象有比較確切的把握，從而將想到的諸多問題變成具體研究。（《怎樣研究新時期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18年第5期）錢文亮則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現當代文學領域的轉向是「歷史化」而非「史學化」，其最積極的意義應該是現當代文學學科意識的普遍增強和關於文學史寫作相關問題的廣泛而徹底的反思與爭論。（《「史學化」還是「歷史化」：也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新趨勢》，《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2期）

中外文學關係的勾勒引發討論

近年來，外國文學研究越來越注重中外文學關係的勾勒，在關注作品書寫的同時，也在留意尋找基於本土思想的批評話語。

在中外文學關係勾勒的視角下，很多學者關注來華居留的外國文學家對中國的影響。曹莉探討了燕卜蓀在西南聯大講學時為中國學術土壤播下的現代詩歌、詩論的種子（《置身名流：燕卜蓀對中國現代派詩歌和詩論的影響》，《外國文學》2018年第6期）；劉佳慧在梳理瑞恰慈語義學發展脈絡的基礎上，考察了朱自清對其積極借鑒的內在動因和外部背景，進而通過朱自清解詩諸作的前後對照，分析朱自清對瑞恰慈語義學的接受和轉變。（《朱自清的詩歌批評對瑞恰慈語義學的接受和轉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8年第3期）

部分學者也嘗試將中國本土的研究對象置於跨文化的視野中去考察，余婉卉認為吳宓的《歐遊雜詩》描繪了詩人眼中的異域，也構成西方文學閱讀記憶與現實遊歷的二重唱。（《跨文化的詩與思：吳宓〈歐遊雜詩〉探析》，《文學評論》2018年第5期）張京華《作詩的使臣——湛若水與安南君臣的酬唱》（《外國文學評論》2018年第3期）、安生《行人用賦與外交唱和：〈登樓賦〉在朝鮮朝的擬效與流衍》（《外國文學評論》2018年第4期）則將視野投向中國周邊，前者探討了湛若水與安南君臣的詩文唱和，認為這種漢字文化圈內的競技，映射著面對同樣的存亡榮辱、休戚與共的命運的共情之心；後者探討了在酬酢唱和的互動性外交活動中，倪謙《雪霽登樓賦》對朝鮮朝文臣群體產生的影響。

總體而言，2018年的外國文學研究，有一個比較明確的傾向，便是將中國文學融入世界文學的版圖之中，從相互的關係網路里，抽取理解自我、理解他者的線條。正如喬國強所認為的，外國文學研究亟待將西方理論話語轉化成自己的理論話語資源，從而形成一種既能融入國際學術研究體系，也能彰顯我們本民族特色的理論話語體系。（《外國文學研究亟需構建中國話語體系》，《社會科學報》2018年12月13日第5版）

（侯倩，山東大學文學院）

作者：譚苑苑 卓立 孫傑 侯倩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張卓晶 排版編輯：張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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