彷徨的雙頭鷹:俄羅斯保守主義如何成為現代政治的阻力
來源|《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自蘇聯解體前後以來,保守主義在俄羅斯成為一個流行語詞。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西方新保守主義浪潮吸引了俄羅斯學界的高度關注,從而引發了對俄羅斯保守主義的追根溯源。另一方面,作為一種政治實踐,俄羅斯保守主義企圖在矯正自由主義的極端發展上擁有一席話語權力。從20世紀90年代初期開始,俄羅斯傳統保守主義理念零星地散落在各個政黨的黨綱中;90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政治中派主義的逐漸壯大,保守主義在俄羅斯有了較為穩固的託身之處,並在普京執政後逐步官方意識形態化。保守主義的復興與發展既是俄羅斯社會對激進自由主義改革的 被動反應,也是對俄羅斯國家歷史定位和發展模式的再反思。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與俄羅斯傳統保守主義有一脈相承之處,經過社會與政治力量的塑造,它對當代俄羅斯政治發展有著深刻影響。
何謂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在俄羅斯是一個令人困惑的概念;它的「時髦」同時顯示了內在涵義的深刻分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幾乎所有的政黨都不同程度地吸收俄羅斯傳統保守主義成分,用以闡釋自己政見、綱領的部分或全部基礎。許多政黨自稱保守主義政黨,不僅中派如此,右翼與左翼也是如此。這裡有必要先辨析一下,何謂保守主義。
「保守主義」有許多版本,「保守主義者們相互之間在基本價值上也存在著分歧」,因此許多保守主義著作在論述這一問題時常常強調一種特定的版本,並冠以限定的修飾語。在具體的論述中,保守主義在時段上有古典保守主義、現代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之分;在地域上有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東方等國別地區之分;在領域上有哲學、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範圍之分。在保守主義成為意識形態之前,它更多的體現為一種需要捍衛的價值。這個價值就是傳統。不同的傳統和對待傳統的不同態度,以及由此產生的歷史精 神結構則顯示出各種保守主義的不同風格。
按照保守主義論者的看法,保守主義來源於人類的本能和自然態度,「對未知事物的懷疑以及相應的對經驗而不是對理論論證的信賴」。因此,作為經驗積累而世代相傳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制度安排以及前人的智慧等就成為後世繼承的傳統。從經驗出發,保守主義與理性和科學相對立,在變革面前,它往往訴諸傳統。這種保守主義被曼海姆稱為「自然保守主義」,也即韋伯的「傳統主義」。而作為一種明確的政治哲學和強大的政治思潮,「保守主義」始於對18世紀歐洲啟蒙運動的反動,興盛於對法國大革命摧毀傳統制度 的反思。英國政治家埃德蒙·柏克在1790年闡發了保守主義的一些基本信念,其《法國革命論》一書的出版被視為保守主義的誕生。與後來以正統主義為代表的法國保守主義、以浪漫主義為標誌的德國保守主義相區別,以柏克為代表的英國保守主義所捍衛的那些價值、信念和原則被視為保守主義的經典版本,也成為20世紀新保守主義興起的基礎。柏克代表的古典保守主義所要維護的是英國社會由來已久的自由主義傳統以及經過時間檢驗的正當秩序。他說:「從《大憲章》到《權利宣言》,我們憲法的一貫政策都是要申明並肯 定,我們的自由乃是我們得自我們祖輩的一項遺產,而且是要傳給我們的後代的。」正是這樣的傳統賦予了柏克的保守主義基礎。在政治上,柏克倡導個人自由,反對中央集權,維護憲政;經濟上,他信奉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維護財產權;精神上他堅持信仰自由,主張宗教寬容。可見,柏克並不是一個死板的守舊者。
如果以英國古典保守主義作為基準,那麼許多其他版本的保守主義都不成其為保守主義。對於一些沒有自由傳統而只有專制傳統的國家,其保守者往往以保守專制傳統及其文化為歸依。所以一些學者將保守主義和保守派劃分開來,認為保守派與保守主義並不是一回事,它們的根本分野是「對自由的態度」,保守主義是保守自由的主義,主張對傳統作必要的、有利於自由的變革,因此「並不是每個國家都有經典意義上的保守主義」。俄羅斯的一些學者也類似地強調這種「保守主義」和「一般保守」的區分。對於以自由主義為保守對象的保守主義來說,自由主義中的「有限政治」是其最主要的內容,因此《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為保守主義所下的定義是:「保守主義是以維護有限政治為目的,以調和、平衡和節製為內容的政治藝術」。
以上述保守對象為參照,顯而易見,俄羅斯的保守主義是一個特定的版本。在分析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時候,有必要回顧並了解俄羅斯曾經有過的保守主義傳統。
歷史遺產:俄羅斯傳統保守主義
在分析俄羅斯的歷史進程並與西方進行比較的時候,俄羅斯人往往抱怨自己缺乏「連續性」,每次「對俄羅斯社會的急切和全面的改造都是極端摧毀過去的結果」,因此俄羅斯人「習慣於在命運的十字路口上,在縱橫交錯的十字路口邊,徒勞無益地苦悶徘徊」。而俄羅斯保守主義正是在面臨巨大變革、發生歷史斷裂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並發展的,它們既是對激烈變革的抗拒,也是對「傳統」和「現代化」之間複雜關係的反思,同時還是對國家發展模式的探尋。作為一種政治思想,俄羅斯保守主義在18—19世紀之交顯示了雛形,並在亞歷山大一世統治期間形成了第一次保守主義思潮,隨後在整個19世紀發展成為具有「俄羅斯特點」的保守主義。第二次保守主義思潮產生於19—20世紀之交,但是隨著十月革命的成功而逐漸式微,並在蘇聯時期基本中斷。第三次保守主義思潮則產生於20~21世紀之交,是為所謂的「俄羅斯新保守主義」,它是傳統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復興。
18~19世紀的俄羅斯保守主義
俄羅斯保守主義的萌芽產生於18世紀下半葉葉卡捷琳娜二世時期,它是結合了以農奴製為特徵的中世紀觀念和西歐的啟蒙主義思想的「保守色彩的傳統主義」。一方面,俄羅斯與西歐國家的差距已進一步拉大,農奴製得到加強,等級君主制被絕對君主製取代。俄羅斯傳統主義的一些基本原則,如東正教「第三羅馬」思想、強大中央集權國家理念始終保持著延續。另一方面,18世紀西歐興起的啟蒙運動在政治、文化、宗教等各個領域衝擊著舊制度,並且逐漸擴散到俄國,對俄國上層產生了巨大影響。雖然葉卡捷琳娜二世用一些啟蒙思想家的辭藻包裝了她的政治主張,並沒改變絕對君主制的實質內涵,但俄羅斯上層貴族出現了以捍衛貴族權益的保守主義。代表人物謝爾巴托夫基本接受了啟蒙思想的影響,擁護君主制,但反對君主專制。他認為俄國古老的貴族等級制度是國家的支柱,極力主張貴族直接參政,對君主的權力加以限制。謝爾巴托夫具有保守主義思想的著作比柏克寫作更早,但當時並沒有發表,他的一些觀點對後來的保守主義者有所影響。
俄羅斯第一次保守主義思潮出現在亞歷山大一世時期。針對亞歷山大一世的自由主義政策,俄羅斯形成了一股強勁的保守主義思潮。以卡拉姆津等人為代表的專制保守主義主張絕對君主制,認為俄羅斯在國家權力統一時才能強大,「君主是活的法律」,「在他的身上彙集了所有的權力」;俄羅斯不需要自由主義改革,只需要「家長制權力」和「美德」。以羅斯托普欽為代表的民族保守主義強烈反對法國的所有東西,將其視為自由主義和革命的代名詞。以大祭司佛季和都主教普拉東為代表的東正教會保守主義,無條件地支持君主權力,只要君主權力不損害「信仰的純潔性」。以魯尼奇等人為代表的共濟會保守主義反對革命、反對自由主義,主張國家對社會生活和情緒進行控制;同時主張俄羅斯擔負起拯救被理性主義腐蝕了的歐洲的使命,重新塑造人類。
亞歷山大一世時期保守主義的對立面是法國大革命以及所帶來的自由主義思想,它以維繫現存制度為名,固守已經定型的絕對君主制。受其影響,亞歷山大一世的內外政策後來也逐漸趨向保守。19世紀中期烏瓦洛夫、波戈金和費舍爾等人總結和發展了亞歷山大時期的保守主義,使其更為系統化。1832年烏瓦洛夫提出「專制主義、東正教和人民性」三原則,將宗教理想、君主制原則、君主和人民在東正教下的統一宣揚為保守主義的核心價值。他們認為,專制君主制是國家管理的一種特殊類型,符合俄羅斯人民的歷史特性。政府被視為秩序、道德、社會關懷、大眾教育和文化的源泉,沒有國家秩序只能產生「混亂」。
19世紀中期,在探索傳統與現實、俄國與西方等問題上,作為哲學和社會學意義上的斯拉夫保守主義最為引人注目,它深刻影響了此後俄國社會思想的走向,並促進了「俄羅斯思想」的形成。
在傳統與現實的問題上,斯拉夫主義是堅定的傳統主義者。在「西化派」的眼裡,彼得改革前的俄羅斯傳統村社制是僵化個人創造性、阻礙法制化社會發展的舊制度;但對斯拉夫主義者來說,村社制則是一種符合俄羅斯國情、集中體現俄羅斯民族文化特點的制度。村社不僅是俄羅斯農民創造物質財富的賴以立身之地,同時也是他們的精神共同體。在這裡,社民按照世代相傳的村社原則自我管理,不受國家權力的侵害,洋溢著集體主義和平等主義精神。被霍米雅科夫稱為「聚合性」的原則將東正教的精神世界與村社的物質世界連接起來。因此所有的斯拉夫主義者都堅決反對當時俄國的農奴制,主張將土地無償分給農民。斯拉夫主義者的村社觀是對俄國現代化的激烈反應,是對被變革摧毀的傳統價值的緬懷。
其次,在俄國與西方關係的問題上,斯拉夫主義是堅定的本土主義。他們在確立俄羅斯自身發展道路以及在世界中的地位時,「第一個使用『西方世界』這個概念來代表『非我族類』,作為議定本土文化時的一個相對照的反面存在」。俄羅斯作為一個精神實體與西方的物質文明世界包含著內在的對立元素:精神與物質、道德與法制、宗教與理性、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等等。這種二元對立為斯拉夫主義者建立了精神和道德上的優越性。從文明形態論調出發,他們認為,西歐之後,「輪到俄羅斯了,它將把握歐洲文明的各個方面並將稱為歐洲的領袖」。這種論調與俄羅斯東正教「第三羅馬」理論交相混雜,成為俄羅斯的精神傳統。但是國家的落後和物質的匱乏往往將這種道德優勢轉化為對西方文明的敵視,從而樹立了反西方主義的觀念。
19~20世紀之交的俄羅斯保守主義
俄羅斯第二次保守主義思潮出現在19~20世紀之交。這次以政治保守主義和政府保守主義為主要內容的思潮是亞歷山大二世(1855~1881)大改革的直接後果,隨著20世紀初帝國的崩潰而成為俄羅斯傳統保守主義的絕響。1861年亞歷山大二世以解放農奴為標誌的自由改革導致了社會結構的徹底變革,1881年他的遇刺加劇了俄羅斯社會的分裂,繼任的亞歷山大三世徹底走向保守。面臨國內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挑戰以及隨之而來的君主制的終結,波別多諾斯采夫、列昂季耶夫、吉霍米洛夫等捍衛君主制的保守主義者,對一些與時勢相關的重大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亞歷山大二世
君主制和「強人」
君主制一直是俄羅斯保守主義捍衛的對象,但在19~20世紀之交已面臨重大危機。波別多諾斯采夫、吉霍米洛夫等發揮烏瓦洛夫三原則,為俄羅斯君主制進行辯護。他們認為,如果脫離東正教理念則無法探究俄國「專制主義」的本質。專制主義的本質首先在於君主個人對上帝的重大責任、為國家作出的犧牲,因為 「專制者」的權力「不是特權,不是人類權力的簡單集中,而是沉重的責任、偉大的服務、人類忘我的頂峰,是十字架,而不是享受」,因此不能對它加以限制,否則就是逃避良心和上帝。但是他們陷入一個矛盾,因為君主並非都是聖賢,都能擔當起這個神聖職責。通過理想的君主來維繫君主制在世紀之交已難以為繼。1911年新斯拉夫主義者帕斯哈洛夫寫道:「我們已經逐漸習慣鄙視政府,察覺到它的無能與無力。這是很危險的事情。在革命衝擊現有制度的關鍵時刻,我會挺身捍衛嗎?不能。我們可能置身一旁,只能寄望天意的垂顧。」二月革命之後,甚至最極端的保皇分子普里什科維奇都感到絕望:「我怎麼去致力恢復君主制,如果我心目中甚至都沒有那樣一個人的話。說說這些人吧,尼古拉二世?疾病纏身的阿列克謝太子?世界上我最痛恨的那個女人(皇后)?我作為保皇分子的所有悲劇就在於,我看不到哪個人能把俄羅斯領人平靜的港灣。」20世紀初的君主制保守分子放棄了恢復君主制的努力,對於制度的懷疑促使他們尋找作為非制度因素的「強人」。二月革命後他們寄希望於科爾尼洛夫,十月革命後寄希望於鄧尼金和高爾察克,最後他們又看好斯大林。一位保守分子預言,俄羅斯不可避 免地出現一位「強人」領袖,他的意志是紅色的,事業是白色的,信念是民族主義的。列昂季耶夫則構想了「保守的社會主義」。早在專制主義崩潰之前他就覺得,生長於俄國土壤上的社會主義,其歷史使命應該是在新的外殼中復興帝國和反西方傳統的內核。
尼古拉二世
等級制
等級制是俄羅斯保守主義的一個核心原則。保守主義者認為,應該根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來確定對他的要求,地位越高的人,責任越大。但保守主義者在世紀之交的俄羅斯尋找保守王權的社會基礎時卻存在分歧。列昂季耶夫認為等級制十倍穩固於無等級制,貴族是帝國的精英,是保守王權的基礎。而波別多諾斯采夫對貴族卻相當悲觀,認為上層貴族已經被歐洲思想所浸潤,愈來愈成為政權的反對者;對東正教和專制制度最忠誠的卻是那些「愚昧的」農民,只有他們才是王權的最可靠的支柱。但是他所持的理念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只主張系統地培養統治精英以鞏固王權,而不能實行全民教育。治理國家是精英的事情,普通人民不能參與,農村教育只是要保證農家子弟成為傳統農村生活方式的守衛者,而不能讓他們覬覦別的社會地位[。保守主義者強調這種把等級制、權利和宗教連為一體的「人民保守主義」,其實就是讓人民疏離政治,在人民和那些「破壞性的思想」之間設一道防火牆。從這種觀點出發,世紀之交的保守主義者反對斯托雷平的農業改革。與此同時,保守主義者也企圖將無產階級納入到現行的等級制度中。一些保守主義分子如吉霍米洛夫則勾結政府機關,嘗試建立工人保皇組織。
關於「進步」
世紀之交的俄羅斯保守主義者嚴厲批判自由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版本的社會進步,認為技術進步和物質繁榮是以社會的精神墮落為代價的。這在列昂季耶夫身上表現得最為明顯。他反對「兩種虛假的歐洲原則」:一是反對科 技全能性的功利主義傾向,而代之以懷疑的甚至悲觀的態度;二是反對對社會進步作自由主義的理解,而代之以「兒童世界觀」哲學,這種哲學教育人們,那些偉大、高尚的東西不是通過普遍的自由和平等塑造出來的,而是在某種無上和神聖的權力與之聯繫的環境下塑造出來的。因此,對待進步要持悲觀態度,不能加以信仰。
歷史上的俄羅斯保守主義隨著十月革命的勝利和蘇聯的建立在俄羅斯本土基本中斷,一些僑居國外的舊俄保守主義者則繼續發表自己的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歐亞主義者,還有像伊利因這樣在當今俄羅斯備受關注的思想家。保守主 義在當代俄羅斯重新興起不是一個偶爾現象,而是像俄羅斯既往的歷史一樣,是劇烈變革和歷史斷裂的一個組成部分。
傳統的再造: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
20世紀90年代,與急劇的社會轉型相伴生,俄羅斯保守主義開始復興,並且力求從傳統中尋找自己的價值基礎。經歷了狂飆猛進的自由主義改革後,將其視為對立面的保守主義觀點在當代俄羅斯政治中十分盛行。但是不論精英還是民眾,對保守主義的認識比較混亂。「統一俄羅斯」黨的一位黨員,脫口說出一句「經典」之語:「我們,毫無疑問是保守主義者,但還不知道它是何 物?」2001年9月,俄羅斯「社會輿論」基金會就「政治保守主義」這個主題進行了一次民意調查。結果表明,第一,大部分俄羅斯人對作為一套政治思想的保守主義並沒有明確的概念,所有政黨都被列為保守主義政黨。第二,蘇聯時代對「保守主義」的界定影響了許多人的看法:保守主義「擁護舊體制、捍衛舊秩序並以復闢為己任」,同時「在政治生活、科學藝術等方面敵視新的、先進的東西」。出於這種理解,很多人認為俄共是保守黨,而久加諾夫的支持者則認為「右翼力量聯盟」是最保守的政黨;一些人認為普京是保守主義 者,因為他恢復了蘇聯國旗和國歌。第三,對於保守主義內涵的認識,顯示很多人的理解出於傳統主義態度,「傳統主義行為大多只是反應性行為,而保守主義行為則是具有意義取向的行為」。作為「一種客觀的、歷史嵌入的、動態變化的結構複合體」以及「某一特定事情的社會歷史現實的總的心理一精神結構複合體的一部分」,保守主義的發展既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也是一個由「反應」向「意義」發展的塑造過程。在激烈社會轉型中渴望穩定的自然保守態度經過俄羅斯各種政治力量的引導和塑造,逐漸轉化為具體化的價值取向,而 民眾對保守主義的認知及其價值的認同也產生了明確的分化。
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類型
雖然至今對保守主義存在分歧,但俄羅斯學界基本認定,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與西方經典保守主義和新保守主義有著根本的區別,俄羅斯的保守主義根植於它的獨特歷史傳統。從各種政治力量對傳統的態度看,俄羅斯保守主義者有三種趨向:回歸自由主義傳統、回歸蘇聯傳統、回歸十月革命前帝俄的傳統。儘管某些保守主義所強調的價值不限於一種傳統,但根據主要取向還是可以劃為三種主要類型。
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
在當代俄羅斯政治中,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呈現出兩個主要特點:一是以西方式的自由主義原則作為保守對象,其對立面是隨蘇聯解體而崩潰的社會主義以及俄羅斯政治中日益固化的威權主義;二是在外在的氣質上表現為反傳統的激進主義。安東尼·吉登斯認為西方保守主義的當代發展是「已經變得激進的保守主義遭遇到已經變得保守的社會主義」[30],這種觀點也適用於當前的俄羅斯。激進和保守已經因時變化,走向了它們各自的反面。
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在當代俄羅斯的主要代表力量是「右翼力量聯盟」。它極端否定國家的作用,推崇自由主義的激進改革。激進主義是俄羅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鮮明特色,但自由主義在俄羅斯從沒有堅實的基礎。20世紀90年代的激進改革使自由主義者聲名狼藉,當他們訴諸俄羅斯的自由主義傳統時,心裡不免底氣不足。在俄羅斯的歷史上,雖然自由主義思潮曾有過強勁的發展,而且自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以來,亞歷山大一世和亞歷山大二世時期也實行過自由主義政策,但自由主義的根基始終非常脆弱。由於絕對君主政體性質,俄羅斯歷史上的每一次改革都是由作為最高權力的沙皇來推動的。自由主義主張多元化,希望建立公民社會,但是「只要沒有君主全力支持,他們簡直一籌莫展,因為俄國社會還沒有發展到能提供一種自主獨立的權力基礎」。俄羅斯歷史上的那些自由主義改革人物,如斯佩蘭斯基、維特、斯托雷平,甚至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都是悲劇性的人物。恰達耶夫被視為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者,但是由於他受約瑟夫·德·梅斯特的影響,推崇天主教和西歐,因此被稱為「『俄羅斯族的法國保守主義者』,而不是俄羅斯保守主義者」。葉利欽時代的自由主義改革雖然建立了三權分立的民主框架,但改革者們不僅要依賴最高權力,而且在改革失利之後基本上喪失了社會基礎;它本來就沒有中產階級這個保守自由主義的支柱,在改革過程中也沒有建立起來。
隨著自由主義力量在俄羅斯政壇的邊緣化,激進自由主義者逐漸改變了策略,努力消除自身激進的、無政府主義的成分。2001年,亞辛在闡釋「右翼力量聯盟」的價值基礎時強調,最重要的是「建成一個高效、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如果為此需要節制和保守主義,那麼我們正是那個保護這些價值的政黨」。2008年11月「右翼力量聯盟」自動解散,分化組合成「右翼事業」黨。該黨重組的一個內在驅動力是如何適應俄羅斯當前社會政治的變化,整合政治精英中的自由主義分子,依靠政府中自由主義力量,推動俄羅斯自由主義的發展。因此它被稱為「政府自由派政黨」[34]。基於上面提到的因素,其發展估計也不會順利。一個可以參照的現象是,早在2005年春,「統一俄羅斯」黨內各派別也曾就保守主義究竟以「自由主義」為方向還是以「社會取向」為方針展開過「黨內大討論」,結果2006年年初討論停止,「社會保守主義」成為黨的正式方針。這個方針確定的重要考慮是社會基礎問題。
將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結合起來的「自由保守主義」是近年來俄羅斯學者關注的熱點之一,他們往往追溯到契切林的「保守的自由主義」和司徒盧威的「自由的保守主義」,將國家理念與自由主義勾連起來,並認為,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並不是對立的,它們可以相互補充,應該是最親近的同盟者。
蘇維埃保守主義
它是蘇聯精神遺產的「繼承者」和「守護者」,其主要代表是俄羅斯共產黨。從1990年代後半期開始,俄共就越來越被視為保守黨。蘇聯解體後,俄共雖然因時變化,在綱領中摻加了某些自由市場經濟和民族主義的成分,但它與蘇共在精神上一脈相承,承認自己是蘇共和俄共的「思想繼承者」。雖然奪取政權、重建社會主義的戰略目標自1993年俄共重建以來一直就沒有改變,但是按照吉登斯的說法,當代社會主義基本上被迫處於守勢,由一貫堅持的「歷史先鋒隊」立場蛻變為保護福利制度這一更為溫和的任務。激進成分即「革命」色彩在蘇維埃體制固化的時候就已經消弭,當今蘇維埃保守主義只不過延續了這一特點。它的對立面與其說是激進主義,不如說是自由主義以及由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全球化,正是自由主義和全球化使得蘇聯式的「現實社會主義」無法固守自己的陣地。
為了捍衛自己的立場,蘇維埃保守主義除了以傳統的「蘇維埃體制」作為自己的價值基礎外,大量啟用了帝俄時代的「傳統」,以適應當代社會 對「歷史連續性」需求的心理趨向。蘇聯距當代俄羅斯時間最近,「對當代俄羅斯來說,蘇聯的傳統是現實的傳統,不管在政治上、社會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俄共的一些意識形態者認為,十月革命前的政治和社會文化傳統已經斷裂,經歷了70多年後,無法以那時的保守主義模板來重構俄羅斯新保守主義,而蘇維埃保守主義則可以成為連接現實與傳統的橋樑。為此,俄共進行了許多「傳統的挖掘」,例如,綱領宣稱,「蘇聯是俄羅斯帝國的地緣政治繼承者」;「『俄羅斯思想』實質上就是深刻的社會主義思想」,國家與教會結盟是時代 的要求和國家正常發展的必要條件,等等。雖然蘇維埃體制中包含了一些傳統內容,如在革命前重分村社的原則基礎之上,在許多領域內復甦了村社體制等,但一些俄羅斯學者認為,在當代俄羅斯,蘇維埃保守主義只是一種幻象,它不可能保證由社會主義價值轉變到傳統民族國家和宗教的價值上;俄共在這10多年中實際上毫無創見,無力創造出一種新的保守主義形式。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
另外,蘇維埃保守主義並非為俄共一家所壟斷。由於蘇聯時期的強國形象以及在國際上的超級大國地位契合了俄羅斯的帝國傳統,許多其他 黨派,如「統一俄羅斯」黨、自由民主黨、俄羅斯人民黨等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吸收了蘇維埃保守主義成分。普京對蘇聯的態度、恢復甦聯國旗和國歌的舉動、經濟上的國有化傾向以及因襲蘇聯時期「趕超戰略」等就是明顯的證明。
俄羅斯傳統保守主義
重新看待俄羅斯的歷史、珍視俄羅斯的傳統價值,是當代俄羅斯社會的一個重要現象。目前俄羅斯傳統價值的各個方面都被重新挖掘,不同的社會政治力量對待俄羅斯的傳統也有側重,但東正教始終是一個核心內容。20世紀90年代,葉利欽在回歸傳統、「與歷史和解」上走出了重要一步。1998年7月17日,在重新安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及其家人的宗教儀式,葉利欽強調,這是「人民團結的象徵,是共同贖罪的象徵」,「在建設新俄羅斯的時候,必須依靠它的歷史傳統」。而2007年4月25日葉利欽的葬禮也以宗教國葬儀式舉行,這是帝俄沙皇亞歷山大三世以來的第一次。
作為與「神聖羅斯」相聯繫的歷史載體,東正教會賦予了俄羅斯文化以靈魂的基督教理念,它是歷代俄羅斯保守主義者都要捍衛的價值,並且是保守主義價值的「超世界」存在。在當代俄羅斯,各種「保守主義」社會政治力量都與東正教會保持一定的適應性合作。雖然教會聲稱對政治進程保持嚴格的「中立」態度,但它還是積極介入俄羅斯社會生活的建設。自2000年教會發表《俄羅斯東正教會社會理念原則》起,幾年之中東正教會成為俄羅斯最有影響力量的政治和社會力量。莫斯科教區主教基里爾發表過大量申明,從教會傳統的立場出發對當代俄羅斯社會生活的各種現象進行批評,涉及的問題非常廣泛,如人權、宗教教育、家庭道德、人口、民族、全球化,等等。1998年8月俄羅斯金融危機引發尖銳政治危機時,全俄東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謝二世在當代俄羅斯歷史上首次召集各主要政壇人物,尋求克服危機的辦法。這也表明,儘管俄羅斯精英在政治觀點上歧異很大,但他們承認教會的精神和道德權威,承認建設性的對話是走向社會和諧的一條重要途徑。
在重建社會道德價值的同時,傳統保守主義的另一個主要目標是,將東正教與現代政治結合起來,塑造特殊的俄羅斯政治發展模式。如「記憶」之類的組織宣揚「階層等級保守主義」,強調俄羅斯需要從傳統制度中尋找根據,建立有別於西方的獨特的政治制度。這種觀點在具有威權傾向的地方行政長官那裡很有市場,對他們來說,政黨、分權之類的東西只能帶來無休止、無意義的爭吵。曾經是「持不同政見者」的索爾仁尼琴也持這種看法。
索爾仁尼琴
2008年8月索爾仁尼琴的去世成為俄羅斯社會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對他的保守思想進行探討甚至成為「統一俄羅斯」黨的一個議題。該黨最高主席團第一副秘書長安德烈·伊薩耶夫等人說,索爾仁尼琴的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就是「統一俄羅斯」黨的意識形態,「統一俄羅斯」黨就是「索爾仁尼琴所理解的那個保守主義政黨」。索爾仁尼琴眼中的保守主義「致力於保守和捍衛那些在許多世紀中經過人民實踐的美好、善良和理性的傳統」。他早年抨擊蘇聯政權,流亡美國時抨擊西方世界,1994年回到俄羅斯後又抨擊當局,並寫下《坍塌的俄羅斯》等政論著作。1996年他在小說《在轉折關頭》中高度評價斯大林發動的「向未來的偉大奔跑」,以致西方認為他是個反覆無常的怪人。其實,他的保守主義的最終價值都落在東正教上。一方面,他譴責蘇聯政權、反對西方、批評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混亂,其本質在於他是個被東正教洗鍊出來的斯拉夫主義者。他對現代性的所有批評使他寄望於東正教的理念,他把「保存人民」看成是一個行得通的國家思想,其意不僅僅是擴大俄羅斯的人口以及保持他們生存的物質條件,還要保存他們的純潔精神。另一方面,東正教思想以及「莫斯科一第三羅馬」理論賦予了他高傲的民族優越感,泛斯拉夫主義的浸潤使他念念不忘重新建立「俄羅斯聯盟」。他可以譴責獨裁政權,批評民主制度,可以成為一個「永遠的持不同政見者」,但「帝國」情懷使他永遠不能成為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向普京示好,附和威權體制,因為他在想望一個以傳統為歸依的強大的俄羅斯。
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官方意識形態化
2000年普京正式當選為俄羅斯總統之前,一些著名政治學者就預言,普京當選總統後會在短期內組建趨向保守主義價值的政權黨;俄羅斯會很快出現一些堂堂正正的保守主義黨派。一位學者在普京登台之際將俄羅斯當前的保守主義狀況清理一番,認為隨著新總統的上任,「尋找俄羅斯民族國家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而且這種尋找是在保守主義的畛域內進行的」。
俄羅斯統一黨
普京在俄羅斯政壇的表現不是從思想開始的,而是以行動開始的。在第二次車臣戰爭中,普京以強力形象實踐了他後來的部分價值:反對分離主義,捍衛俄羅斯國家的統一。在此基礎上,他推出了所謂的「俄羅斯新思想」,即《千年之交的俄羅斯》中表達的信條:愛國主義、強國主義、國家主義和社會團結。從國家主義的立場出發,他在就任總統後實行被學者們稱為「可控民主」的模式,建立並加強了垂直權力體系。為了應對西方對俄羅斯「民主回潮」的批評,2005年普京的僚屬推出了具有俄羅斯特色的「主權民主」。
從「俄羅斯新思想」到「可控民主」,再到「主權民主」,可以清晰顯現出普京塑造保守主義意識形態的趨向。普京曾經表示,不會再建立一個具體明確的國家意識形態。保守主義中可以填充任何以傳統價值為導向的內容,決定了它的適應性和變化性,它無須成為國家意識形態,就可以成為當局主導社會意識的航標。2008年11月,普京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在十大上最終明確宣布將保守主義定為自己的意識形態,其常量是文化、精神、愛國主義和國家力量。縱觀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它顯示了三個明確的特徵:國家主義、反西方主義和以東正教為基礎的傳統主義。
國家主義
普京從來沒有放棄過「民主」的宣傳,經常提到「言論自由」、「財產自由」等普世價值觀。自2000年到2007年,他在每篇國情咨文中都念念不忘「民主」以及將俄羅斯建設成為一個「民主」的「法制國家」,而2005年的國情咨文則對民主的「俄羅斯道路」進行了全面闡釋和辯護,強調了建設民主不忘加強主權的任務:「將俄羅斯發展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是主要的政治意識形態任務」;「我們應該找到自己的建設民主、自由和公正的社會和國家的道路」;「正是這些價值決定了我們加強俄羅斯國家的獨立自主性,鞏固它的主權」。這份報告被「可控民主」概念的提出者特列季亞科夫視為「普京政治哲學的形成」。事實上,普京在普世性價值和俄羅斯傳統這兩者之間更強調後者,他的國家主義觀既是基於對俄羅斯歷史發展道路的理解,也是受到俄羅斯一些思想家如「國家學派」契切林和僑民保守主義思想家伊利因等人的影響,其主要宗旨就是強調俄羅斯的 特殊性在於:國家是一切秩序的源頭,也是推動國家向前發展的第一動力。在實際的政策操作上,對聯邦制改革,將地方行政權力納入垂直管理體系就是這種國家主義的外在體現。「國家主義」的矛盾之點在於:如何處理好國家控制和民主自主發展的關係。親克里姆林宮的理論家謝爾蓋·馬爾科夫認為這個問題很好解決,那就是:可以通過民主途徑解決的問題用民主來解決,不能通過民主解決的問題則用其他方法解決,比如威權方法。但是如何去界定哪些是可以用民主途徑解決的問題,哪些是可以用威權解決的問題?這種界定由誰來進行?那些可以通過民主途徑來解決的問題當局用其他辦法解決時怎麼辦?一個讓人感到非常困惑的現象是,在2007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和2008年總統大選中,普京支持的「統一俄羅斯」黨和總統候選人梅德韋傑夫都擁有絕對多數的支持率,但是當局還是要採取一些非常手段對反對派進行打壓。本來可以用民主來達到目的的事情,為什麼要通過威權的手段?
反西方主義
反西方主義一直是俄羅斯傳統中的一個主題,從東正教與天主教的對立起,俄羅斯就已經與歐洲拉開了一條帷幕;從彼得時期的改革開始,對西方的抗拒就已經在俄羅斯的精神中埋下了世俗的種子;從斯拉夫主義獨特的發展道路起,反西方主義已經成為思想體系。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全盤西化改革,只不過為後來反西方情緒的高漲提供了反彈的張力:它既是傳統中反西方主義的延伸,也是現實俄羅斯社會情緒由希望到失落的映射。一方面,90年代初期俄羅斯社會對西化自由主義改革充滿期待,在蓋達爾「休克療法」產生了不適反應後,俄羅斯社會大眾仍然盼望它產生效力,在1993年4月的全民公決中一半以上的民眾仍然信任總統、贊成總統和政府的社會政策。只是1998年發生金融危機後,俄羅斯社會對自由主義改革才完全失望。對西化 改革的失望逐漸轉化為對西化道路和西方世界的失望。因此,普京重新選定的「俄羅斯獨特道路」受到民眾的支持。另一方面,在俄羅斯消除了與西方的「意識形態差異」後,西方並沒有像它所承諾的那樣給予足夠的支持,而是繼續壓縮俄羅斯的戰略空間,貶抑俄羅斯的影響力,損害俄羅斯的主權。南斯拉夫戰爭直接導致了世紀之交俄羅斯的民族主義高潮,俄羅斯各政治勢力有意地引導這股情緒,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列為政黨綱領中不變的條例。同時,經濟實力的提高助長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底氣,隨著2005年「主權民主」的提 出,反西方主義的「國家觀念」最終形成,並且在2007年達到高潮。在將民眾的自發情緒塑造為觀念的過程中,政治精英們主要基於如下考慮:第一,順應民眾的民族民粹情緒,將反西方主義作為凝聚社會、動員社會力量的工具,使其作為國家認同的一種方式,成為「當代俄羅斯政治進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第二,將其作為政治合法性的一部分,鞏固自己的社會支持度。第三,作為政治鬥爭的一種策略,以鮮明的敵我觀念強化自己的立場,從而打擊對手。從這點上看,就不難理解2007年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前後普京將反對派 斥為「西方走狗」的言論。最後,當局以反西方主義觀點強化大眾心理,俄羅斯不能實行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只能走自己的道路。這也是當代俄羅斯反西方觀念的核心所在。
傳統主義
以東正教為基礎的道德價值和社會規範在社會中確立,信仰東正教的人數越來越多。在列瓦達研究中心發布的《2008年社會輿論年度報告》中,2007年10月,信仰東正教的人數佔69%,到2008年2月,人數增至70%。同時,民意調查顯示,2008年俄羅斯十大重要事件中,居於首位的是全俄東正教牧首阿列克謝二世的去世,其次才是俄格南奧塞梯軍事衝突和梅德韋傑夫當選總統。對於東正教傳統道德標準的態度,全俄社會輿論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30%的人認為應該在生活中遵守東正教的全部道德規範和原則,35%的人認為應該遵守與現代生活相適應的部分道德規範,14%的人認為現代的人們不需要遵守過時的東正教規範。作為填補當代俄羅斯意識形態真空的替代物,東正教在社會生活中起著重要作用。但是對於國家在這方面的引導,一些學者認為在俄羅斯這樣的多民族多宗教國家中也存在負面作用。
保守主義情境下的「俄羅斯民主發展模式」
如前所述,俄羅斯保守主義意識形態化是普 京執政時期的社會政治思潮主題。在整個社會趨於保守的情境下,如何推進社會政治進程、發展俄羅斯民主成為梅德韋傑夫的一個重要政治任務,也就是他在首次國情咨文中所表示的,目前俄羅斯不是要不要民主的問題,而是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
梅德韋傑夫在國情咨文中提出了一些有關政黨、選舉、聯邦、總統和議會等制度的具體改革建議。與之相呼應,2008年12月,作為梅德韋傑夫智囊團的當代發展研究院發布《民主:俄羅斯模式的發展》的報告,明確提出了「俄羅斯民主發展模式」。撰寫報告的專家公開聲稱,該報告是直接 為梅德韋傑夫準備的。因此從某種程度上看,它可能是梅德韋傑夫未來政治改革的理論支持。「模式」風格比較溫和,排除了任何激進色彩;它所提倡的漸進革新,蘊含著對俄羅斯歷史上曾經反覆論證過的主題重新進行思考,透露出俄羅斯政治發展中一些無奈的選擇。
民主發展的性質
「模式」將民主發展置於現代化的視野之下,視其為現代化的「絕對命令」。與其他傳統的現代化模式相比,戈爾巴喬夫的現代化改革更為複雜,它同時啟動了「三種過渡」,即從中央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從集權主義向民主體制的過渡、從以意識形態連結的多民族國家向民族國家過渡。作為這種過渡的延續,俄羅斯的現代化在民主發展方面面臨著三個重要問題。第一,俄羅斯在一個獨特的條件下層開現代化,與那些處於早期現代化水平的國家不能相提並論。它的任務是要克服國家的效率危機以及經濟和社會領域的落後現象,因此其現代化的本質是「開放」社會、建立市場經濟。而10餘年轉型後,俄羅斯的市場經濟關係並不堅固,制度建設遠沒完成。第二,民主化直接關涉到與歐洲的關係。俄羅斯在地理和文明上都將自己定位為歐洲國家,而歐洲國家在經濟和社會政治制度上對俄羅斯要求苛刻。不管如何,俄羅斯都必須考慮這個事實。在將部分中東歐國家納入「民主共同體」之後,歐洲扶植獨聯體國家的親西方力量,這對俄羅斯國內對民主的認知不可能不產生影響,俄羅斯當局必須考慮這種「內部需求」。第三,俄羅斯必須採取有效的管理模式。那種固化的動員模式存在太多的問題,普京重新建立起來的「垂直權力」體系也有很大的局限。威權模式雖然是後發現代化的一種有效方式,但它同時兼具一些危險性,例如,封閉的政治、寄希望於威權領袖,會使現代化目標的一些合理化選擇喪失掉;威權主義總是追求控制,不可避免地限制社會的主動性。
民主發展的動力
「模式」將俄羅斯民主發展的動力定位在最高權力的總統身上。這主要是基於對當前俄羅斯政治制度的評價。俄羅斯雖然實行了現代民主政治意義上的三權分立、政黨制度和選舉制度,但受傳統政治文化影響以及國內的現實條件限制,超級總統權力是推動改革的不可替代的力量。1990年代俄羅斯社會和精英分裂嚴重,在2000年之前俄羅斯總統在議會中都不佔有多數,如果要推動「自上而下」的改革,就必須賦予總統以壓倒性的權力。與此同時,除總統之外,當代俄羅斯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性沒有賦予其他機構以推動改革的能 力。國家杜馬起著立法作用,其權力極其有限。俄羅斯政黨發育程度低,除了俄共之外實際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政黨,「統一俄羅斯」黨雖然在國家和地方的立法機構中佔據了多數,但它實際上是一個精英內部協商機制,而不是一個反映社會利益的機制,它的「政權黨」性質決定了它對執行權力有著巨大的依附性。同時各個政黨之間沒有共識,黨際競爭常常受到人為遏制。
「模式」將總統作為民主發展的「自上而下」的推動力,雖然是當前俄羅斯的現實選擇,但包含了極大的不確定性。首先,這要看總統的主觀意願。如果作為最高權力的總統不願意推動民主的發 展,那一切提議付諸實施的可能性非常小。其次,要看總統的能力。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的混亂固然有許多外在因素,但與他們掌控局面的能力有很大的關係。第三,要看民主發展的推動機制。目前俄羅斯官僚體制效率的低下已經嚴重阻礙了國家管理的有效性,執行機關的「垂直權力」體系有著先天的缺陷,如來自立法機構、司法機構和社會的監督非常弱,執行權力專註於「集團利益」,民眾持消極和悲觀的態度。
從歷史上看,俄羅斯的每次現代化都是由最高權力來推動的,但都沒有成功地延續下去,其中 最大的原因是最高權力和統治精英的關係。為了達到現代化目標,最高權力需要一個高效的統治精英階層作為實施這些目標的工具,但統治精英並非鐵板一塊,他們也有自己的利益。因此他們之間的關係調整也就成為一個前置的條件。為了整合統治階層以適應最高權力的目標取向,要麼是最高權力對統治精英進行清洗,要麼就是統治精英對最高權力實施政變。由於歷史傳統的延續,俄羅斯將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擺脫這種影響。
民主發展的社會基礎
「模式」在賦予最高權力以推動力的同時,對當前俄羅斯推動民主發展的社會力量進行了具體評估。對「民主同盟軍」的社會學分析表明,俄羅斯社會中民主化的「積極」同盟者只佔少數,大部分是消極同盟者。經歷了激烈社會轉軌所帶來的混亂後,民眾雖然期盼那種理想意義上的「民主」和「自由」,但卻害怕「民主」和「自由」重新帶來動蕩,這種心理營造了社會相對保守的氣氛。在普通民眾中,對推進民主有四種態度:一是民主的敵人。這類人主要信奉威權原則,對他們來說,「鐵腕」是最重要的政治價值,「民主」意味著混亂無序。二是非民主的反對派,這類人主要是俄共的支持者,他們認為民主與蘇維埃體制是同義詞,而市場與民主和公平都不兼容。三是消極的民主者,他們主要是市場的支持者,總體上支持現行體制,但感覺目前俄羅斯社會的公開性、競爭性、言論集會自由、選舉的誠實性等均有缺失。四是積極的民主派,即意識形態上的「西方自由派」。這類人數量很少,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基本上是「亞博盧」和「右翼力量聯盟」的支持者。另外,精英層中對民主的態度也有差別。在上層精英,即行政官僚機構、政黨機構、大公司即商業寡頭那裡,民主化根本得不到支持。大部分中層商業精英受到來自「上層的庇護」,對民主採取一種適應性的態度,他們希望經濟環境穩定透明、「遊戲規則」明晰清楚,不要干擾他們的商業活動以及保護他們的產權。民主化意願最強烈的是中小商業者,他們需要有自己利益的政治代表,影響規則的制定。
「模式」在這個分析的基礎上提出,推進民主的基礎在於建立一個支持民主化進程的大精英圈,同時尋求社會的支持。對於上層官僚以及親政權商人,應該使他們意識到自己對國家未來的責任,不能將國家競爭力下降、權力弊病固化以及社會政治壓力增長等風險往後拖延。
民主發展的內容
對於民主價值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選擇。報告中的分析顯示,一半以上的人贊成「具有俄羅 斯民族特點的民主」,7%的人贊成西方式民主,而28%的人則認為,「俄羅斯不需要民主,只需要強力領袖」。對於民主的主要內容,大部分人認為是:民主自由首先是言論和出版自由;自由選舉;保護人權、實行憲政;公民對權力進行監督,使權力更加透明。因此「模式」對俄羅斯民主發展的宗旨是,將民主的普世價值與民族獨特價值結合起來,在不改變俄羅斯政治制度結構的情況下填充具體內容;將社會生活自由化和民主制度的改進作為「工具性」的任務,而非意識形態任務。具體目標則是加強大眾傳媒和司法權力的獨立性,完善分權體系,促進公民社會制度的發展。
「俄羅斯民主發展模式」的出發點是促進國家在經濟、政治、商業、社會生活中的創造力,但是在動力、社會基礎和內容上都存在不確定的影響因素,實施起來還有一定的難度。為了使「模式」更容易得到上層精英的支持,它基本維護了現行體制的框架,只是在細節上進行調整。這個「模式」又隱含著同時作為「自由主義者」和「威權主義者」的梅德韋傑夫的影子,他的作為到底能有多大,目前還不得而知。不過在威權體制下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往往建立在有效的政績上,政績上的失敗往往不僅使領導人難辭其咎,而且還會使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從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中也許可以更好地考察俄羅斯的政治發展。
保守主義的誘惑
通過以上對俄羅斯保守主義的梳理以及對當代「俄羅斯民主發展模式」的考察,可以粗略地進行幾點評價。首先,俄羅斯至今沒有發展出成熟的保守主義。雖然俄羅斯歷史上的保守主義與西方保守主義幾乎同步,都是源於對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反應,但是由於俄羅斯獨特專制傳統和強大宗教力量的影響,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內容與價值中幾乎沒有自由主義的一席之地,歷史上俄羅斯保守主義的對立面往往是自由主義,而不是激進主義。其次,俄羅斯保守主義始終面臨著「俄羅斯獨特道路」的誘惑,從而呈現出民族主義的氣質和特性。不論是東正教還是君主制,其本身就包含著激進和極端的因子。再次,當代俄羅斯保守主義不可能成為國家意識形態,而只是整合國家的工具。保守主義是一個意識形態的空殼,俄羅斯各個政黨都聲稱自己是保守主義者,只不過是利用這個空殼裝進不同的內容;綱領的不明確導致對保守主義理解的混亂。最後,在俄羅斯保守主義情境下,「俄羅斯民主發展模式」是推動政治進程和現代化的被動選擇。來自精英層的強大阻力很可能使其流產;即使能夠推行,效果也會大打折扣。俄羅斯的民主發展還有一段相當長的路要走,成熟保守主義的形成也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正如俄羅斯一位學者所說:「現在不能準確地判斷保守主義在俄羅斯的前景」,「在揮舞專制俄國的國旗、高唱蘇聯的國歌走進新世紀後,我們的國家應該向前發展。所有舊的象徵和觀念已經啟動,正是確立新的優先性和新的價值的時候了。否則我們會永遠『陷入』不斷重複自己歷史的境地,並且永遠在邊緣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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