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博：論明代文武臣僚間的權力庇佑——以俞大猷「談兵」為中心

《二刻拍案驚奇》中《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一回有言，「武弁人家，必須得個子弟在黌門中出入，方能結交斯文士夫，不受人的欺侮」[[1]]，誠為明代中後期的真實寫照。明代武官因受「以文統武」軍政體制束縛，常需依靠文臣公卿以謀自立，這一明代歷史現狀至今缺少具體、深入的個案研究。[[2]]文、武之間的權力運作雖遊走於國家制度與私人庇佑之間，但對拔擢將才仍有積極意義。值得注意的是，名將俞大猷通過「談兵」這一特殊文化活動擴展政壇人脈及影響的情況尤為典型。故本文擬以俞氏北邊「談兵」為中心，詳細探討並客觀評判明代中後期文、武臣僚之間的權力關係，藉以從一個側面深入探討明代軍事管理體制。

武職管理體制與文、武之間的奧援

（一）武官尋求文臣庇佑的制度背景

明中期「以文統武」軍政機制逐步確立後，軍事指揮、銓選、糾察之權逐步掌控在各級文臣手中[[3]]，武官拱手聽命，地位十分卑微。隨之出現武職多要仰仗文臣的垂青與庇佑，方能在軍中立足的情況。

戰場成敗瞬息萬變，軍政事務繁密嚴苛，武官時時如履薄冰。明初武官享有一定的法律特權，即「軍官有犯與民官辦法不同，科罪亦異」，但逐漸「不得其用」[[4]]。明代中葉以降，文官在軍政司法領域日趨專斷，他們常對麾下武職採取嚴厲的歧視性判罰。《靖海衛志》載有一事，稱靖海衛指揮使向上管本衛事務，當撫、按蒞臨視察時，向上因「文冊未備」，以致驚懼「投海而死」[[5]]，可見武官對上級文臣責罰的恐懼。明代中期逐步構建的五年軍政考選制度看似完善，但主考的督撫大臣不時隨意處置待考武官，考選過程難以保證公允。正德十二年（1517），朝廷准奏：「各處巡撫等官今後務遵舊例，都司官有缺，具奏本部，相應官二員請旨簡用。如見在都司官犯罪不職，指實參奏提問罷黜，及有操守能幹，堪任都司官員，從公舉保聽用，自俱取上裁，不許擅自黜退委用」。[[6]]可知此前巡撫經常不經上奏就將屬下武官論罪罷免。就連萬曆皇帝也承認：「近時督撫等官平日把將官凌虐牽制，不得展布，有事卻才用他。且如各邊但有功勞，督撫有升有賞，認做己功；及失事便推與將官，虛文搪塞。」[[7]]他的這番話直白犀利，一針見血地點明了督撫把武官視為「泄氣筒」和「擋箭牌」。這種情況下，據楊一清言，將官專事卑諂督撫以求免禍的情況在正德朝以後成為慣例，然諸武職若在獻媚方面「少有不至」，就會遭到文臣「恥辱隨之，法綱加焉」[[8]]的處理。由此可知武官處境的艱難。

明代以血緣世襲為基礎的武職銓選機制使武將的晉陞空間日趨狹窄，加之推恩、捐納等冒濫風氣難遏，致使軍官隊伍膨脹，武職整體升遷境況不佳，[[9]]一般軍官要升至都督一級甚為困難。[[10]]時至仁、宣，國家承平已久，隨著文武兼才理念在教育層面的落實，與之相配的武官銓敘制度亦漸趨成型，即「武官皆由世授，其有才略方得推為將官，由守備、參、協、游擊以至副總兵、總兵，皆有干城之託」[[11]]。從世襲軍官中選拔能力突出者，授予總兵、參將等職銜，充任營鎮系統的指揮官，[[12]]這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世官制度的缺陷，而保舉將才與武舉授職是重要的選拔方式。明代武舉時開時停，建制不善，故朝廷長期以來更重視保舉選拔將才，受到大臣保舉的武職可以在資格以外「不次超遷」[[13]]。由於文職大臣在保舉過程中有更高的話語權，相比一般武職，善於結交公卿大臣者，就更易被推舉拔擢。如天順、成化朝名將湯胤績一生屢受朝中重臣青眼，他初由江南巡撫周忱薦入京師，後又為禮部尚書胡濙所推，景泰時「迎裕陵於沙漠，晩受知於李文達公（天順朝內閣首輔李賢），歷僉都指揮事充參將守御延綏西路」[[14]]。嘉靖以後，地方軍務繁劇，兼之武官數量龐大，兵部不能盡知武官賢否，於是朝廷開始授予總督、巡撫、巡按較大的自主薦將權。嘉靖朝任兵部郎中的項篤壽曾言：「本兵部推用各官，惟據總督、撫按等官疏薦。」[[15]]明人對此亦有「武弁升除，一以督、撫薦剡為準」[[16]]以及武將「不由撫、按推薦，鮮得升遷」[[17]]的說法。由於督撫推舉將才的私人特徵非常突出，在不能保證所有督撫皆秉公保舉的情況下，與文職大臣的親疏關係對武職的升遷就變得日益重要。

總之，明代武職的選拔管理制度既有繁密嚴苛的一面，又有鬆散不謹的一面，而賞罰升黜之權又多為文臣掌握，因此武官依偎公卿以自立，亦有制度依據，本質上屬於無奈之舉。不過一些將官肆意擴展政治保護傘，形成官場腐敗風氣，影響非常惡劣。文武權力關係的這種兩面性，體現了中國傳統官僚體制與人治社會的典型特徵。

（二）以文化交往為基礎的官場扶庇

晚明文臣縉紳之間常通過切磋詩文、學術來促進政治關係，官場中人大多如此。受這一風氣影響，武將亦多藉助文化活動希求督撫公卿的奧援，其中與士大夫有密切交遊的武將尤易獲得庇佑。

抗倭名將俞大猷平日即樂交縉紳，且猶好向儒臣求教義理學問。早在嘉靖朝任浙直總兵時，俞大猷就給應天巡撫張景賢寫信，請教古代聖賢的處事之道，言：「猷無似涉世已久，睥睨宇內，求洞徹此關而作為之勇者，以明公一人為師保也。」[[18]]同一時期，俞大猷在寫給理學宗師抗倭名臣唐順之的信中，言自涉事以來，「即聞有唐太史荊川先生倡明理性之學於毗陵之鄉」[[19]]，因仰慕而樂於從之。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俞大猷因浙江戰役失利而受到牽連，士大夫多憐大猷冤，「嗟嘆之聲相聞」[[20]]。俞大猷將赴詔獄卻「囊不滿百金」，無力成行，浙東副使譚綸籌集「金千餘」[[21]]以助之。溧陽豪紳史際痛大猷遭遇，「遣人具五百金」 [[22]]贈於揚州。據俞大猷說，其有「可生之機」，「尤賴」內閣大學士徐階「垂救」[[23]]，甚至當朝奸佞嚴世蕃也對俞大猷「甚有保全之意」[[24]]。因朝中大臣「咸議欲准立功」，又有兵部尚書楊博、大同巡撫李文進的全力保舉，俞氏最終得發往大同贖罪。[[25]]對於自己與諸文臣的特殊關係，俞大猷並不避諱，甚至不無矜伐地聲言：「廟廊諸老，無不垂愛,軍門撫按，亦盡相知。」[[26]]又言：「猷事京中諸老，平日相愛相知，固極力扶持，不啻若父兄視子弟之事。」[[27]]俞大猷之所以能夠得到諸多文職大僚的申救，除軍事能力為人矚目外，也得益於學術交誼。在頻繁切磋學問的過程中，各路公卿名臣將俞氏目為同道，關鍵時刻出手相助，自在情理之中。

與俞大猷光明磊落得到公卿扶庇相比，有些文、武之間的奧援就有徇私舞弊之嫌。如據《明史》記載，成化朝封武靖侯的邊將趙輔，因「少俊辯有才，善詞翰，多交文士，又好結權幸」，雖「屢遭論劾」[[28]]，卻始終立身不敗。其行為明顯已蛻變為故意逃避罪責的政壇腐敗。另如公安派名士袁中道在給密友遼東參將丘坦的一封信中，直言自己與另一位公安派成員吏部尚書李長庚共襄為丘氏謀求升職的計劃，反映了文學結社成員之間暗中進行的銓政操縱：

自到京華，聞仁兄久滯遼陽，心甚念之。與酉卿（指李長庚，其人字酉卿）相見即商確，兄雖不言及，然弟輩自當為之計。昨會蕭大茹（應系時任陝西、貴州布政使的湖廣漢陽人蕭丁泰）云：「要推都司事，須少緩之，以前面有人也。」酉卿亦云：「近日議論，密於牛毛，稍越次忽致人言，則彼此不便。不若京營參戎為不爭之地。以為後圖，不亦可乎？」此說亦甚是。[[29]]

從袁中道將相關書信收入文集中來看，他對此類並不光彩的行為毫無忌諱，說明憑交際關係為武官尋求靠山是彼時通行的做法。武舉門生與座主的關係，也是武職經常依賴的人脈資源。據《明熹宗實錄》載，天啟元年（1621）六月，兵部職方郎中余大成「發內閣劉一燝私書」，其中涉及劉為其「武舉門生五軍佐擊仇震求缺」一事，皇帝下旨：「仇震事明系假借，不必究問。」[[30]]可知武職明目張胆冒借座主名勢謀取職務的情況頗為尋常。

「談兵」與政壇影響的擴展

（一）武官的「談兵」優勢

明代中後期社會活力迸發，各種思想學說蓬勃發展。由於「南倭北虜」之威脅，研習兵學的風氣流行於社會各界，一部分文人士大夫對兵學的熱情甚至超越了對詩文的熱情，其中還夾帶有彰顯風雅的色彩。據天啟、崇禎朝儒將茅元儀所言：「當辛亥（指萬曆三十九年）、壬子（指萬曆四十年）間，仆年十八九至京師時，天下方無事，日與五侯七貴及四方能言之士競為文章聲詩，以為怡悅。又十年再至時，天下方急兵，無貴賤皆以奇策劍術相高，無復言文章聲詩者矣。」[[31]]明末士人對兵學知識的求索是多方面的，除卻研讀經典，闡發理論外，文人墨客還樂於收集整理具有時政新聞價值的軍報訊息。據晚明理學家瞿九思言，他編著《萬曆武功錄》時尤重蒐集新鮮軍情，「聞六科有存科，蓋日紀載綸音簿籍」，便「從知交在省中者購得，密登錄之」[[32]]。瞿氏還孜孜探訪邊區諜報，而遇到「所知交有仕宦在四方者」，瞿九思則「必卑懇詞，乞其以羌虜倭蠻名藉事狀幸告」[[33]]。客觀而言，對軍情邊事的這種探知熱情，既出於文人士大夫安邦定策的經世之謀，也有一定程度的獵奇意圖。

時政軍情成為明末士人階層所關注的一大熱點。為了捕捉瞬息萬變的軍事輿情，文人群體中流行起以口耳、書信傳講兵學知識的「談兵」風潮。這種思想文化活動以公開性與時效性見長，看似隨意，卻極具時代特色。有學者指出，談兵「這一行為普遍化、日常化了」，而「軍事問題在士人思考中所佔據的分量，也令人具體可感明末軍事情勢、社會氛圍的緊張性」[[34]]。

明廷規定，「邊報抄傳有禁」，兵部及兵科之外的人員不得擅自傳閱軍事奏報[[35]]。軍政情報的機密性與稀缺性，使得獲取相關信息對文人而言又具有彰顯人脈關係，乃至炫耀身份與權力的意義。例如曾任宣大、薊遼總督及兵部尚書的楊博，晚年「好談論」，每每提及「九邊阨塞險要」等邊政秘聞，能夠「亹亹如指掌」，兼又「神氣揚揚，音吐洪暢」，達到「聽者忘倦」[[36]]的地步。這更加刺激了各路縉紳搜集軍報的興趣。為了獵取第一手軍事新聞，朝士屢屢破禁，截流、散布機密朝報。據萬曆朝內閣大學士于慎行所記：「近日都下邸報有留中未下先已發抄者，邊塞機宜有未經奏聞先已有傳者，乃至公卿往來，權貴交際，各邊都府日有報帖。」[[37]]

武將由於有親臨疆場的經歷，故常常憑藉獨特的軍事見解介入「談兵」活動，贏得文人的推崇。如西南名將都督沈希儀「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嘉靖朝名臣唐順之嘗與沈氏「談及廣西事」，順之又將所談事務撰寫成篇以為紀念。[[38]]另如兵部尚書翁萬達曾贊言，希儀所出言論「斬斬動人，意干風猷，度越諸將」，使人不得不「私心慕之」[[39]]。據俞大猷自敘，其青年時代即「抱憤游京師，得談兵呈技於諸公卿大夫之門下」[[40]]而博得朝士讚賞。崇禎朝翰林學士姚希孟對大將馬世龍的敬仰也得於觀馬氏侃侃論兵之風采，據姚希孟《答馬總戎世龍書》載：「虜騎薄城之日，將軍與吳隆媺年兄竚立東閣門，握手談兵事，將軍未識不肖，而不肖識將軍，固知其為雲台、麟閣中人也。」[[41]]

（二）「談兵」與俞大猷軍政威信的重新樹立

最能體現武官話語競爭力的「談兵」活動之一，即是晚明的車戰大討論。明代車戰議題自「土木之變」後開始受到社會廣泛關注，至嘉靖「北虜」威脅加劇，朝野文武之士群而響應。[[42]]在這種風潮帶動下，能對車戰發表高見者，便容易拓展社會影響。嘉、隆、萬三朝抗倭名將俞大猷在實踐的基礎上廣作兵車論著，與文臣縉紳頻繁切磋，並由此獲益。

嘉靖三十七年（1538），浙江平倭戰事失利，總督胡宗憲被御史彈劾，隸屬胡宗憲的浙江總兵俞大猷受牽連下獄，朝廷判大猷落職發大同立功，赴大同途中，俞大猷「東出薊門，西入雲中，談天下事於諸公卿前」[[43]]，開始通過論說軍務來恢復聲名。至大同鎮後，俞大猷便與大同巡撫李文進「晨夕歡議，其契無倫」。藉助地緣優勢，俞、李二人深入研究車戰戰法，在安銀堡創下了有以「車百輛，步騎三千，挫虜十餘萬」[[44]]的戰績，被後世學者認為是明代明確記載的唯一一次車戰勝利。[[45]]

貶謫大同期間，俞大猷除與李文進協同鑽研車戰技術外，還連續寄出多封書信，向文臣中的故交新友交流車戰經驗。其中較早一通寄給了曾與俞大猷共抗犯浙倭寇的浙江布政使右參政兼按察司副使譚綸[[46]]：

記得公每與猷論破胡虜須用戰車，猷平日亦有此意，得公之論益信。今與同野（指大同巡撫李文進）議制，蓋詳稽歷代所用之車而損益之，欲其行無窒礙。然未經大豪傑一面見定其可否，於心終未安。謹命匠以寸代尺，造一小式，專人送上，乞不吝數金打造一輛，令人推運驗試，尚宜如何損益，賜示更改。[[47]]

從這封書信可見，俞大猷在浙期間即對北邊車戰問題萌生興趣，此番有了實際操演戰車的機會，但不知戰術效果如何，故請求譚綸「定其可否」。可以說，俞大猷千里傳書，通過「談兵」，客觀上起到在故僚圈子中繼續樹立威信的作用。

另外，俞大猷在《與曹東川書》中，更明確表達了欲與新老同僚通過切磋車戰來加強聯絡的心愿，並懇請獲得督撫大臣的奧援：

猷向在江南，竊見我公用兵有律，思欲一吐平生，以求裁正。為上下分隔，文武途歧，竟不得借片時劇論。猷雖知我公為殊絕人物，而公竟不知猷。天下英雄苦不得相遇，既相遇又苦不相知。……近在董北山處見公《防秋十議》，中有步兵及練兵選銳諸說，可謂得其要法。惜其條項太煩，論奇處太多，故聽之者不能即按而行爾。……

猷所願附乎青雲之士，以施於後世，在當道則坡公、同公，在東山則公也。……謹專人奉候外，《兵略對》、《操法》及同公二次題稿，奉乞裁教，容另請。[[48]]

詳考這通信箋，「曹東川」應為曾任江南巡撫的嘉靖朝名臣曹邦輔。[49]俞大猷寄信曹氏，一方面是向其表達二人雖曾共事江南，但「競不得借片時劇論」兵事的遺憾；更重要的是不計前怨，希望保持與曹氏以及兵部尚書楊博（號「虞坡」，即信中所謂「坡公」）、大同巡撫李文進（號「同野」，即信中所謂「同公」）等新老上司的關係，以待「附乎青雲」而東山再起。俞大猷同時寫有《與李同野書》，可與《與曹東川書》做比讀：

昨在董僉憲處見曹東川《防秋十議》，其中盡有可行者。但其說奇處太多，故人不能信而行之。前在江南，與猷處日淺，故向不曾對劇談。今猷見其議，甚喜之，即具書差人奉候，稿奉覽。不知公可差人請來此一議地方事否？大抵得士若此老，畢竟經歷多了，其說自有可行處。[[50]]

大同安銀堡車戰勝利後，俞大猷初步贏得東山再起的機會。據《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記》載，李文進當即「請於朝」，上報大同兵車奇功，朝廷得報後也有了支持俞大猷創立車營的初步意向。[[51]]然而《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記》亦言，當時有「在位者故不喜」，所以俞大猷推廣車戰的計劃並未落實。[[52]]所謂「在位者故不喜」，蓋指內閣首輔嚴嵩對籌備車營計劃的阻撓[[53]]。俞大猷雖受權貴刁難，但在大同僅一年之間，就獲得公卿朝臣章疏「二十上」的巨大聲譽。地方督撫中有湖廣巡撫劉燾、福建巡撫黃光昇皆請求急用大猷，俞大猷最終以「湖廣鎮篁參將」[[54]]正式復出。俞氏廣與縉紳談兵切磋，推介自己的車戰實踐，造成頗大的社會影響，無疑是他復得朝廷青睞的重要因素。

（三）「談兵」與俞大猷官場人脈的鞏固

歷經半生征戰，年逾七旬的俞大猷在萬曆二年（1574）被朝廷召為「後軍都督府僉書」，提督京師車營訓練，[[55]]真正獲得在兵車建制上施展身手的機會。在京期間，俞大猷依舊向諸文臣儒士寄出車戰論稿，第一時間把其訓練京營的成果公佈於世。俞氏與各地方督撫、兵備的往複切磋誠為頻繁，如給福建海道副使陶幼學的信中云：「今賴令弟老先生扶庇，教練有成效，京營習之，邊鎮次第踵行之，初志頗酬。冬間決圖南歸聽教門下也，其將何以教之？外《操法》四冊，呈乞覽教。」[[56]]在寄與陝西巡撫陳省的信中，俞大猷言道：「茲奉台教，洋洋德音。猷教戰車，漸次成軍。《操法》昨附鄭生，差人恐尚未到，謹再具四冊,呈乞裁教。」[[57]]為了維繫與當權者的關係，俞大猷向朝中公卿介紹自己的兵學著作時還會附帶其他貴重的禮品以為酬謝。在給原任內閣首輔徐階的一封書信中俞氏寫到：「今猷為朝廷設立永久可傳之法於京營，又豈非恩台流澤中一事乎？謹具《操法》五冊、陣圖五張呈覽。又玉酒巵一雙，奉將問候之敬。」[[58]] 這雖有雅賄嫌疑，但在武臣立身不易的情況下，俞大猷需要文臣長期支持方能施展練兵方略，其依違官場時弊，實屬無奈。

俞大猷另外寄出的一些信札從內容上看並非真為探討車戰，而是借「談兵」之名穩固、擴展與文士的交際，隨書信附送的各類戰車論稿實際起到干謁禮物的作用，類似於文人之間互贈詩文著作以增進友好。在熱衷兵事的文人士大夫眼中，俞大猷以實戰為基礎的兵學論著無疑就具有特殊的價值，俞氏也順應風氣，廣泛寄送自己的論稿。例如俞大猷寫與原任福建布政司右參議萬民英的信札如下：

昔名公蒞閩，正倭、土二寇猖獗之時。……猷當時仰服之意，以名公為燕趙豪傑，期當共事於沙漠之區，使胡虜馬匹不敢南牧。不意名公從此遂卷懷藏道，恝然亡世。……

邇至都下，教練兵車。計竣事之後，尚欲至西偏各鎮，一觀形勝，當取道貴鄉，與名公詳道吾邦父老思感之情。……兵車操法四冊，呈乞裁教。不宣。[[59]]

萬民英系大寧都司人，[[60]]此即大猷所謂「名公為燕趙豪傑」及「尚欲至西偏各鎮，一觀形勝，當取道貴鄉」的由來。萬氏曾任俞大猷家鄉福建省的父母官，向離職居鄉的萬民英 「詳道吾邦父老思感之情」，實乃俞大猷撰此信札的真正目的，所謂「呈乞裁教」的「兵車操法四冊」，就是作為雅貺而附贈的。《與蔡蘭溪書》是俞大猷寫給另一位在職的泉州地方官的信函。信中大猷稱蔡氏「茲擢猷郡太公祖，是此方士民之幸也」，轉而又言自己「教京營戰車，頗有次第」，但「秋冬之間，決乞骸南歸，諸可面罄矣」，並附《操法》四冊，請求蔡氏「覽教」[[61]]，也是將《操法》作為習慣性的見面禮承遞。

俞大猷還修書一封寄與當時乞罷的理學名臣李材：

猷前至都下，聞之二華公（指譚綸）謂：「名公有乞疏，已令勿上。」不數日後，乃聞尊駕已浩然歸矣。相對悵然久之。寵辱不驚，塵視功名，名公有之。……《戰車操法》一冊，呈乞裁教。[[62]]

李材系俞氏故交鳳陽巡撫李遂之子，當時李材受到內閣首輔張居正的排壓，從廣東副使任上「引疾去」[[63]]。俞大猷從譚綸處獲悉李材離京的消息，隨即奉函聯絡並覆車戰論稿，是出於故友間的禮節性關照。或是由於與李材關係親近，無需特意攀結，俞大猷所遺李氏《操法》論稿僅為一冊，而非一般贈與他人的四冊。

從俞大猷與李材交往的例子中，可見譚倫的重要中介作用。譚、俞的同道交遊始於同蒞浙江抗倭之際，嗣後二人保持著「生死為期」[[64]]的緊密關係。譚綸對俞大猷「垂愛至情」[[65]]，終身相戚，以至於俞大猷在譚綸謝世後感嘆道：「古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自有交道以來，如公之知猷者有幾哉？」[[66]]實際上，作為俞大猷早期傾心結納的文臣，譚綸誠俞氏在文官中打開交際局面的關鍵人物，他經常在縉紳士人中為俞大猷造勢。例如譚綸曾向任廣西布政使參議的胡某介紹大猷，稱其「文武忠孝，子儀、趙充國流也。即西北事，亦非斯人不可了。」[[67]]大猷以「談兵」的方式邀結未曾謀面的名士時，也常常要藉助譚綸的聲望。如俞大猷曾寄書南京名臣姜寶以表仰慕之意，稱：「伏讀福建前年《武舉錄》,知名公於兵得其深矣。名公他日未嘗用兵，而顧得其深，豈所謂指山畫谷，得於不出戶之儒耶?」[[68]]又云：

猷自弱冠矢志滅虜，疾呼於公卿之門，於今三十載。世無有知之者，悽悽然。苟立尺寸於方，是何足多？茲幸自湖、二華（「自湖」系曾任兵部尚書的吳文華之號）二名公知之。昨於二華翁處見名公尊札，似亦為猷之知己，心已馳於燕然矣。……猷車制詳見小集，同志之士，可推而得其制度之悉，已一一獻於華翁。猷身不用而道用，天復何憾！[[69]]

俞大猷在這通信中特意介紹自己與譚綸的關係，而姜寶、譚綸二人實亦故人。在為譚綸撰寫的小傳中，姜寶自稱曾「以八閩學使獲侍」時任福建巡撫的譚綸左右，又蒙譚氏「深知」[[70]]。

文、武之間的保舉活動

由於地方督撫一手握定薦將大權，與他們關係非同尋常的武將常先期推薦自己的門生故吏至軍門幕下，以備優選將材，俞大猷就長期諳於此道。保薦過程中，俞氏也會附贈自己的兵學論著，既作為酬禮，又可以探討時務、學問的名義淡化人情請託的色彩。萬曆初年，大猷向薊遼總督梁夢龍私保將才，就先借討論俞氏恩師趙本學的《孫子十三篇注》來聯絡情感：

《孫子十三篇注》乃猷受虛舟師原稿也。謹呈上，乞至鎮登梓廣傳，以開後學，豈不大幸歟？……猷初至都下時，見二華老論當世賢公卿，至名公則曰：「當國家之大事者，必此老。」及一拜挹門下，即荷接引賜教。[[71]]

接下來他開始為麾下部將請託，而且明確告知，希望梁夢龍在朝廷推用將官時，幫助百戶洪道謙謀得薊鎮守備一職。大猷又將薛應梅、陳第等門生引介給夢龍，企求日後加以關照：

猷有門生二人，相從日久，委教車營，已著勞績。一乃名色把總薛應梅，一功升百戶洪道謙。……乃該推用之數，乞將道謙就補薊鎮守備……，應梅帶去標下試用。二人他時不能捐軀為報，猷甘受欺洭之罪。……猷又有一門生見任古北口調河川提調陳第，二白、確庵老皆以奇才稱之，故試用於要害之區。……名公至地方一訪之，如果猷言非妄，乞拔之標下，與論邊事。[[72]]

在寫與巡撫劉堯誨的保舉信中，俞大猷採取類似方式，先言「樓船如何而後可以滅海寇，兵車如何而後可以滅胡虜，世未嘗有講之者，《小集》之中，二者皆論之詳矣，世人之讀者，不以為浮詞，則以為禪語」[[73]]云云，為保舉門人做鋪墊，繼而言：

近幸有一門人相從，將猷《小集》中陣法、戰法、舟戰、車戰，粗如技藝之微，精如性命之源，一一辯論，咸心能超悟，而口能形容。猷請先命此生赴台下，假以盈尺之地，賜以寬假之容，指小集中一二節以叩之，必能達猷意於垂聽之下也。夫然後猷有錐刀之愚，可以再進於門下。此生乃飽學生員，其年甚青，毅然以高科可唾手取自期，慨然以經濟天下自任。一猷一日長乎彼乃從學焉。欲強令謁見，特為發明猷之懷負，並無一毫覬求他意，非若世俗干見者之所為也。[[74]]

值得注意的是，俞大猷特命被保舉的門生親自將保函呈與劉堯誨，[[75]]其目的之一是為了讓劉堯誨加深對被保舉人的直面印象，二是給劉氏施加一定的壓力，保證舉薦的成功。

若向交誼更密的大僚保舉親故，俞大猷的言辭也更加直白。嘉靖中葉，大猷請求故交鳳陽巡撫李遂關照江北副參將鄧城，徑言「猷自別公來浙直，四五年間，百經危厄」，而「得鄧城，亦足以代猷侍公於左右也。鄧城之外，尚有異才，容另詳布」[[76]]。嗣後，俞大猷又與李遂討論重用鄧城的問題，並建議將失事的將領湯克寬放出立功贖罪：

承尊命，謹按條奉答，亦老馬老農一得之見耳，願公酌采。將領有武略者，江南遊兵都司鄧城，部伍合變，知之最精，足以教兵。又其臨敵之際，每在陣前調度，從容閑雅，三軍恃為司命，當於古名將求之，今世實罕其儷。……湯子克寬，猷深知其賢，思欲保出共事，又恐言輕而人不信。茲領尊教，不任喜躍。謹具手本，奉乞準據具題，使此子得出任事，他日必大有建立也。[[77]]

接到俞氏的請託後，李遂遂向朝廷上《甘保犯罪將領殺賊立功贖罪疏》，內言「大猷千里專書候之界上，首薦湯克寬」，又言：「乃大猷復以公移力為保任，臣亦咨訪輿論，尚有公言。臣於克寬素無平生，止因俞大猷敢以公移出身保任，似亦古人之義。」[[78]]可見俞大猷受文臣信任之深，引介將才效力之高。俞大猷向巡撫王一鶚推舉自己的侄子俞咨益及門生陳第時亦言：「舍侄咨益，凡自願學，未能曲成，進教大有望焉。陳第有國士門風，敢薦揚於門下者。」[[79]]不久，陳第果為王一鶚所重用，故俞大猷又修書一封向鶚道謝：「陳第得所依歸矣，猷為之喜,異於恆情。然子房不得其人而藏之，名公能得其人而傳之。猷為斯道喜，為名公喜，其情異於恆情又萬萬也。」[[80]]

以上這些事例清晰表明，雖然有明一代行「以文統武」之制，武官常無法掌控自己的仕途軌跡。但武將若與文官群體過從甚密並遊刃有餘於官場請託之道，就有可能影響督撫保舉與兵部銓敘，較大限度的擴展自己在軍政界的影響。

功勛卓著而富有聲望的大將還有推舉文官的能力，甚至有接受文臣請託，反向提供扶持的情況。俞大猷就曾請求萬曆三年（1575）任廣西巡撫的吳文華關照自己的表弟布政司都事顏廷棐及「筆硯友」思恩縣知縣庄淦，稱顏、庄二人「在名公屬下,是良馬入伯樂之廄也」[[81]]。吳文華在兩廣抗倭戰役中得到過俞大猷軍事上的得力援助，為表感謝，文華曾寄書俞氏，欲「挹三江以為釀，裒八桂以為筵」[[82]]以為報答。文華此番承俞大猷之請託，應有回報前恩之意。萬曆朝翰林名臣沈懋學為了幫助其從戎的侄子沈有容在軍中尋求支持，特意向戚繼光修書：

舍侄有容多力善騎射，志在籌邊。昨欲請之方老師，令其效勞宣大。今不佞歸計已決，先令東反，感翁德意已入肺衷，它日倘簡材官，納履門下，尚有期也。[[83]]

督撫薦將而兵部選任，是明代制度化的銓法。但在歧視性的軍政體制下，督撫大臣常肆意打壓武職，能慎行賞罰而優選將才者較少，導致大將難以脫穎而出。據崇禎朝督師孫傳庭言：「今日之所以無將者，以封疆大吏無將將之人也。有將將者則大冶洪爐，是鐵堪鑄而將材不可勝用矣。」[[84]]因此，在督撫正式向朝廷奏請保舉名單之前，武官藉助私人關係先期推薦親故，也存在合理性。戚繼光、俞大猷等政治操守良好的武臣，在扶庇、保舉的過程中頗能秉持原則，注重人才的甄別。比如俞大猷就是在精心培養儒生陳第，識其為將才之後，方大力保舉之，以為自己事業繼承人的。據陳第言，俞大猷日夜教誨其「古今兵法之要，南北戰守之宜，靡不探其奧蘊」。萬曆三年（1575）秋，陳氏投筆從軍後，大猷「推轂之」，謂：「夫夫也，當繼我以聞於譚司馬」，而譚綸亦認為陳第能繼俞大猷之席。嗣後，俞氏「書數十通」，向諸公卿推薦陳第，其意「彌切」，而陳第亦「實懼為門下，羞黽勉職事」[[85]]。客觀而論，由於戚、俞的全力保舉，陳第、沈有容、鄧城等新一代名將得以嶄露頭角，甚至起到對武官選拔機制的調節作用。

不過也應看到，晚明體局敗壞，官僚貪腐成習，在這種風氣下，文、武之間的保舉也容易形成無原則的結黨謀權。對此，嘉靖朝名臣沈煉有「薦撫臣，用邊將，不聞超拔杰特謀猷之士，猶襲常躡格，以狥己私」[[86]]的深刻認識。一些與縉紳群體無密切交際的武職為了升遷而肆意行賄企求打通關節，出現「將官除送禮別無本領」，常常「假軍情以藏禮單」，直至形成「積習之難破」[[87]]的亂象。邊將賄賂督撫文臣成風，即有所謂的「債帥」。崇禎朝督師孫承宗幕下謀士鹿善繼尖銳指出：「邊疆之壞，由於債帥之墮軍」，「中外諸貴人入其債而為求帥於職方，職方徇諸貴人之情由於自愛其官，而甘為之殷勤，職方而不可為，則邊事終不可為。」 [[88]]一些武官無法直接接觸督撫大臣，即退而欲圖拉攏幕府謀士。據鹿善繼載，有同鄉陳指揮「捧老父母之字來」，自稱：「家貧祿薄， 俯仰不足，聞關上錢糧大欲，求吹噓為糊口計。」陳指揮的請託被善繼以「挑選材官，專要猛健少年，長刀大斧，略不及格即斥去」[[89]]而駁回。另鹿善繼在斥某武將以行賄來謀職的行徑時云：

師相之位，置幕官即所以愛之安之，仆輩稍有知識，敢自越局乎？門下試思使幕官與用人之事，今日用一將由某幕官，明日用一將由某幕官，尚成事體否！前年邂逅已識英雄，苟可自效推轂，豈待他人從臾。而仆深居幕中，不私見一將吏，凡用將之事，撫道鎮司之而總聽於師相，幕僚數輩全無干預。[[90]]

由此可知其時武官營私活動之猖獗。此外，為了贏得文官的矚目，某些武將刻意矯飾文采，以向督撫獻媚。《西園聞見錄》載，武職「競為浮誇，雅言而矩步，繪句而摛章」，撫按大僚「以是為薦揚」，兵部「因之而任用」。這些「偽將才」誠「墮國家神武之威，銷英雄慷慨之氣，為害非淺」[[91]]。

在如此黑暗的官場中行事，俞大猷、戚繼光等大將常常要面對身不由己的困境，但他們仍能堅守底線，發揮自己的政治與文化影響以保證將材代有人出，這更體現出其超邁時人的魄力與才幹。

結論

俞大猷介入車戰大討論，其直接目的無疑是為邊防謀划出力，而通過「談兵」活動，俞氏主動爭取社會威望，構建並維護自身的官場人脈資源，也是不爭的事實。俞大猷、戚繼光等人積極通過自身的文化優勢，與文臣建立官場庇佑關係，雖然夾雜一些人情因素，但對「以文統武」體制的僵化弊端稍有反正，他們的政治運作使得一批將才得以為國所用。然而文、武之間權力運作的不良化發展趨向也非常突出，這無疑也是明末軍事體制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可以說，明代朝廷雖不斷調整軍政管理制度，但始終未能構建一套更為合理的文、武關係模式與武官選拔機制，致使將才受制而難以脫穎。這一歷史困局的形成，值得治史者深研反思。

[[1]] 凌濛初：《二刻拍案驚奇》卷17《同窗友認假作真 女秀才移花接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第329頁。這篇小說記一奇事，成都參將聞確有女蜚娥化名聞盛傑，代弟女扮男裝得中秀才，為其父結交官府提供方便。

[[2]] 對於明代文、武關係，學者陳寶良、王鴻泰做過總括性的研究，見陳氏系列論文《晚明的尚武精神》（載《明史研究》第1輯，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明代的文武關係及其演變——基於制度、社會及思想史層面的考察》（載《安徽史學》2014年第2期）及王著《文武交際：明後期武人與文士的文化交流》（載《2013年「中研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論會論文集》）。但囿於篇幅和線性敘事的結構，這些宏觀性的探討尚不能完全闡述相關議題，尤闕對文、武官僚之間政壇權力運作的揭示，且短於個案剖析。

[[3]]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69《兵部·將權》，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121冊，第827頁。

[[4]] 《大明律》卷1《名例律軍官有犯》，《中華傳世法典》，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4頁；薛允升：《唐明律合編》卷二，《中國律學叢刊》，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6頁。

[[5]] 《靖海衛志》卷7《名賢》，《中國方誌叢書·華北地方第3號》，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

年影印本，第52頁。

[[6]] 《兵部武選司條例》，虞浩旭主編：《天一閣藏明代政書珍本叢刊》，北京：線裝書局，2010年影印本，第14冊，第353頁。

[[7]] 《明神宗實錄》卷225，萬曆十八年七月乙丑，台北：中研院史語所校勘影印本，1962年，第4187頁。

[[8]] 《楊一清集》卷3《宸翰類·為應制陳言修省以回天意疏》，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第808頁。

[[9]] 見於志嘉：《明代軍戶世襲制度》第三章《武官的世襲與武選》，台北：學生書局，1987

年，第141-147頁；梁志勝：《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第10章《武官世襲與明代社會》，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400-430頁。

[[10]] 正德十六年（1521），明廷已有規定，「今後五府都督等官必是都指揮積累軍功，勛庸顯著及才望超卓在人耳目者，方許擬升，不得似前都指揮使得功一級即升都督僉事。其衣衛官

員亦必有軍功及異能者方許照例升授」。見《軍政條例》《有功升降類》，《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史部，第852冊，第355頁。

[[11]] 《楊一清集》卷三《宸翰類·為應制陳言修省以回天意疏》，第808頁。

[[12]] 關於明代營鎮軍制，見肖立軍：《明代省鎮營兵制與地方秩序》，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9月。

[[13]] （萬曆）《大明會典》卷135《兵部·舉用將才》，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第695頁下。

[[14]] 程敏政：《篁墩文集》卷22《東谷遺稿序》，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52冊，第383頁。

[[15]] 項篤壽：《小司馬草》卷2《題為行查武職履歷登注將材以便推用事》，《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年影印本，史部，第62冊，第250頁。

[[16]] 錢謙益：《牧齋初學集》卷65《資政大夫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申公神道碑銘》，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510頁。

[[17]] 《楊一清集》卷3《宸翰類·為應制陳言修省以回天意疏》，第808頁。

[[18]]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又與張明崖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28頁。張景賢，號明崖，四川眉州人，嘉靖朝抗倭名臣，其事迹可見雍正《四川通志》卷9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59冊，第386頁。

[[19]]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與唐荊川太史書》，第246頁。

[[20]]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紀》，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107《都督府二·都督同

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影印本，第114冊，第519頁。

[[21]]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與譚二華書》，第251頁。譚綸號二華。

[[22]]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與史玉陽書》，第258頁。

[[23]]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上徐相公陸太尉書》，第258頁。

[[24]]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與李同野書》，第252頁。

[[25]]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與李同野書》，第252頁。

[[26]]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2《與史玉陽書》，第306頁。

[[27]]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與王方湖書》，第260頁。

[[28]] 《明史》卷155《趙輔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標校本，第4264頁。

[[29]] 袁中道：《珂雪齋集》卷25《寄長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68頁。

[[30]] 《明熹宗實錄》卷11，天啟元年六月己卯，第558頁。

[[31]] 茅元儀：《石民四十集》卷16《謝長秋序》，《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09冊，第143-144頁。

[[32]]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自序》，《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

印本，史部，第436冊，第89頁。

[[33]] 瞿九思：《萬曆武功錄》《自序》，《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36冊，第90頁。

[[34]] 趙園：《制度·言論·心態——〈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續編》第2章《談兵》，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84頁。

[[35]] 李清：《三垣筆記》上《崇禎》，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9頁。

[[36]] 張四維：《條麓堂集》卷30《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贈太傅謚襄毅虞坡楊公行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351冊，第765頁。

[[37]] 于慎行：《谷山筆麈》卷11《邊籌》，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第127頁。

[[38]] 《唐順之集·荊川先生文集》卷12《敘廣右戰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78頁。

[[39]] 《翁萬達集》卷2《留別沈紫江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8頁。

[[40]]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上兵部楊尚書書》，第249頁。

[[41]] 姚希孟：《公槐集》卷4《答馬總戎世龍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集部，第178冊，第364頁。

[[42]] 關於明代的兵車戰略思想及實踐進程，見周維強：《明代車戰研究》，台灣清華大學博士論文，2008年。

[[43]]《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記》，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第519-520頁。

[[44]]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記》，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第520-521頁。

[[45]] 范中義：《俞大猷評傳》第4章《塞上立功》二《以車禦敵》，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14

年，第75-76頁。明代車戰實例不乏取勝者，但多突圍、擾敵之類的小勝。安銀堡之役確實

是終明一代唯一可稱大捷並詳載史冊的兵車實戰。見周維強：《明代車戰研究》第10章《結

論》第2節《明代車戰之功能與戰績》，第471-473頁。

[[46]] 譚綸嘉靖四十年（1561）以前一直以「浙江布政使右參政兼按察司副使奉敕巡海」，與時

任浙江總鎮的俞大猷有長期同僚協作關係。見譚綸：《譚襄敏奏議》卷1《恭謝天恩疏》，景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29冊，第588頁。

[[47]]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2《又與譚二華書》，第295頁。

[[48]]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2《與曹東川書》，第309-310頁。

[49] 「曹東川」為曹邦輔的理由有四：其一，俞大猷在書信中稱呼對方的習慣是呼其雅號，而據于慎行所撰

《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東村曹公墓志銘》，可知曹邦輔號「東村」，「東川」與「東村」

系一字之別，或音近相訛。從信中「猷雖知我公為殊絕人物，公竟不知猷」的記載來看，俞大猷此前與

曹氏並非熟稔，存在誤記對方雅號的可能，也不排除《正氣堂集》抄印時文字有紕漏。其二，信中提到

「近在董北山處見公《防秋十議》」。其中所謂「董北山」，實指自號「北山」的蘇松海防道董邦政。俞大

猷能夠在董邦政處讀到「曹東川」的《防秋十議》，曹、董二人亦應系故交。而曹邦輔曾以「山西參政，

防秋雁門」，升「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等府地方，總督糧儲」[[49]]，既有寫成《防秋十議》的條件，又有

與董邦政、俞大猷同臨江南抗倭前線的經歷。其三，大猷信中稱「曹東川」當時「在東山」，此處之「東

山」，應是代指隱逸閑居之所。曹邦輔嘉靖三十四年（1555）因觸犯巡海御史趙文華被革職，長期貶謫朔

州，符合「在東山」的下野隱居身份。其四，俞大猷《與李同野書》一信有旁批「曹東川本論公落職，

而公尤可其議如此」一句，而曹邦輔巡撫江南時曾「劾大猷縱賊」，以致世宗奪俞氏世蔭，「責取死罪招，

立功自贖」。見[明]于慎行：《谷山館文集》卷一七《明故資政大夫南京戶部尚書贈太子少保東村曹公墓

志銘》，《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4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第522、533頁；《明史》卷二

〇五《曹邦輔傳》、卷二一二《俞大猷傳》，第5416-5417、第5604頁；承載：《〈長春園集〉抄本和明代上海地區御倭事迹考略》，《史林》

1996年第3期；[明]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一二《與李同野書》，第310頁。

[[50]]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2《與李同野書》，第310頁。

[[51]]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記》，焦竑：《國朝獻徵錄》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第521頁。

[[52]]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記》，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第521頁。

[[53]] 周維強：《明代車戰研究》第5章《庚戍之戰後邊鎮與京營車戰之置造》第2節《大同巡

撫李文進與俞大猷造練戰車》，第161頁。

[[54]] 《征蠻將軍都督俞公大猷功行記》，焦竑輯：《國朝獻徵錄》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

第521頁。

[[55]] [明]趙恆志：《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贈左都督俞公大猷行狀》，焦竑輯：《國朝獻徵錄》

卷107《都督二·都督同知》，第513頁。

[[56]]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陶睛宇書》，第539頁。陶幼學，字子行，

號睛宇，浙江會稽人，系公安派名臣陶望齡叔父，歷福建海道江西按察使、雲南布政使

等官，其具體生平載於《會稽陶氏族譜》內《左方伯晴宇公傳》中。見裴喆：《明曲家諸葛

味水考》，《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57]]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陳幼溪書》，第541頁。陳省，號幼溪，福建長樂人，萬曆朝歷任陝西、湖廣巡撫，兵部右侍郎等職。萬曆初年陳省正在陝西巡撫任上。見葉向高：《蒼霞續草》卷11《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幼溪陳公墓志銘》，《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集部，第125冊，第130-132頁。

[[58]]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稟徐存老書》，第570頁。

[[59]]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萬育吾書》，第538頁。

[[60]] 《四庫提要·星學大成》，萬民英：《星學大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古

籍出版社，1987年，第809冊，第285頁。

[[61]]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蔡蘭溪書》，第539頁。蔡蘭溪疑嘉靖、萬曆間任泉州知府、興泉兵備道的烏呈人蔡繼善。見乾隆《泉州府志》卷26《文職官上》，《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誌集》，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621、623頁。

[[62]]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李見羅書》，第542頁。

[[63]] 《明史》卷227《李材傳》，第5956頁。

[[64]]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2《與譚二華書》，第295頁。

[[65]]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祭譚二華文》，第626頁。

[[66]]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5《上徐相公陸太尉書》，第258頁。

[[67]]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近稿》《贈文附》，第484頁。

[[68]]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余集》卷3《與姜鳳阿書》，第726頁。姜寶號鳳阿。

[[69]]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余集》卷3《與姜鳳阿書》，第726-727頁。

[[70]] 姜寶：《姜鳳阿集》卷23《大司馬二華譚公傳》，《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

1997年，集部，第128冊，第119頁。

[[71]] [明]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與梁鳴老書》，第576頁。梁夢龍，號鳴泉，故俞大猷信中稱其為「梁鳴老」。萬曆六年（1578），梁夢龍以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俞大猷向梁夢龍推薦「薊鎮守備」人選，蓋當時梁氏正在總督薊遼保定任上。見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28《明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少保謚貞敏梁公墓志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1049頁。

[[72]]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與梁鳴老書》，第577頁。

[[73]]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劉凝齋書》，第536頁。劉堯誨號凝齋，萬曆朝歷任閩、粵巡撫，終官兵部尚書。見劉良璧：《序》，劉堯誨：《劉堯誨先生全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128冊，第361頁。

[[74]]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劉凝齋書》，第536頁。

[[75]]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劉凝齋書》，第536頁。

[[76]]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與李克齋都憲書》，第233頁。「克齋」系嘉靖朝曾任鳳陽巡撫、南京兵部尚書的名臣李遂之號，故俞大猷稱李遂為「李克齋都憲」。

[[77]]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卷10《又與李克齋都憲書》，第234-235頁。

[[78]] 李遂：《又克齋李公甘保犯罪將領殺賊立功贖罪疏》，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集》

卷10《又與李克齋都憲書》附，第236頁。

[[79]]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舂陵王撫院書》，第560頁。「舂陵」系王一鶚自號。一鶚直隸周曲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進士，萬曆十五（1587）年官至兵部尚書。見雷禮：《國朝列卿紀》卷47《兵部尚書年表》，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台北：明文書局，1991年，第35冊，第372頁。

[[80]]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又與舂陵王撫院書》，第565頁。

[[81]] 俞大猷：《正氣堂全集·正氣堂續集》卷1《與吳小江書》，第558-559頁。吳文華萬曆三年（1575）以應天府尹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見葉向高：《蒼霞草》卷13《容所吳公行狀》，《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影印本，集部，第124冊，第331頁；吳文華：《粵西疏稿》卷一《到任謝恩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131冊，第654頁。

[[82]] 吳文華：《濟美堂集》卷4《與俞虛江》，《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影印本，集部，第131冊，第616-617頁。

[[83]] 沈懋學：《郊居遺稿》卷7《報戚南塘總兵》，《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

1997年影印本，集部，第163冊，第680-681頁。

[[84]] 孫傳庭：《白谷集》卷4《答閣部將材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296冊，第326-327頁。

[[85]] 陳第：《一齋詩文集·薊門塞曲》《告俞虛江先生》，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8頁。

[[86]] 沈煉：《青霞集》卷11《答陸宮保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78冊，第153頁。

[[87]] 鹿善繼：《鹿忠節公集》卷14《示諸將》，《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002年，集部，第1373冊，第259頁。

[[88]] 鹿善繼：《鹿忠節公集》卷20《上葉相公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73冊，第324頁。

[[89]] 鹿善繼：《鹿忠節公集》卷17《答畢沖陽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73冊，第291-292頁。

[[90]] 鹿善繼：《鹿忠節公集》卷19《答高佐擊書》，《續修四庫全書》，集部，第1373冊，第318-319頁。

[[91]] 張萱：《西園聞見錄》卷55《兵部·邊防後下·北虜》，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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