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北平藝專三教授罷教及與徐悲鴻國畫論戰 事件考察與研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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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以往關於1947年10月北平藝專「三教授罷教」事件的敘述中，無不將三教授一方與「國民黨」進行惡意捆綁，欲從政治將其打倒，而忽略了徐悲鴻更深的國民黨背景。1947年10月1日，藝專國畫組秦仲文、李智超、陳緣督，由於不滿一年來學校對國畫組之種種措施，特致函校長徐悲鴻，提出質詢與訴求，同時停止授課。徐悲鴻沒有回應三教授的質疑與訴求，強硬表態：「合則留，不合則去」。事態由此升級，北平美術會響應罷教三教授，並發表《反對徐悲鴻摧殘國畫宣言》，徐悲鴻拋出了以「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之基礎」為理論依據的《新國畫建立之步驟》來應對，由此上演了一場曠日已久的國畫論戰。今天考察分析事件的全過程，可以讓我們從雙方討論所涉及的問題中照見今天國畫現實的一切，進而在回望「來時路」的過程中有所反思、覺悟，還可以還當事雙方和整個事件以本來面目，將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引言

在百年來中國文化藝術界的主流看來，具象的、寫實的西畫是先進的，意象的、寫意的中國畫是落後的。因此，早在「五四」運動發生之前的1917年，康有為就在《萬木草堂藏畫目》，提出了「近世之畫衰敗極矣」「豈復能傳後，以與今歐美、日本競勝哉？」的論斷，倡導匠人「專精體物」的形似，排斥文人的「神似」「寫意」和「士氣」，所謂「墨井寡傳，郎世寧乃出西法，他日當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講之，當以郎世寧為太祖。」，呂徵、陳獨秀的相關通信以《美術革命》為題發表在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6卷一號上，陳獨秀主張「革王畫的命」「要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畫的寫實精神。」1919年10月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畫法研究會上的演說》指出：「甚望學中國畫者，亦須采西洋畫布景寫實之佳，描寫石膏像及田野風景。」當寫實成為唯一的標準，郎世寧、吳墨井便成了楷模，因為他們要麼「乃出西法」，要麼是天主教徒「他畫法的布景寫物，頗受了洋畫的影響」（陳獨秀語），而西方由古典「進化」為印象派、現代派的繪畫被忽略不計了。在美術界，徐悲鴻深受康有為和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影響，認為「中國畫不能盡其狀。此為最遜歐畫處。」並將整個一千年來的中國畫歷史說成是一部退步的歷史，自此徐悲鴻成為二十世紀以西方古典寫實主義來改造中國畫主張最堅定的踐行者和推廣者。

徐悲鴻

1928年10月，徐悲鴻任北平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推行以西方寫實主義改造中國畫的主張，受到了廣大師生的抵制。國畫系主任蕭俊賢憤然辭職，上海《新聞報》曾刊蕭俊賢軼聞：「先生主教國立藝專時，有新校長主政，不負眾望，先生憤而辭職。學生聞而惶恐，懇切挽留，呼籲者再，先生以去意已決，不可復任……其耿介拔俗有如此。」同樣，《陳半丁檔案·參加革命前的社會簡歷》中也顯示：「1928年藝專辭教。」1928年的徐悲鴻「不負眾望」是肯定的，更關鍵的是他關於中國畫教育、中國畫發展道路的主張在國畫系不被認可，陳的辭教很可能與蕭也是同一原因，只不過蕭、陳二人選擇的不是罷教而是辭教，道不同不相為謀，民國畫家頗具傳統文人的風骨。後來成為罷教三教授之一的李智超此時正在國畫系就讀（時秦仲文也在此任教），他親歷了這一「倒徐」運動，從心眼裡認同陳半丁、蕭謙中、湯定之、王夢白等先生的藝術和主張，並奠定了他日後堅持中國畫筆墨氣韻的道路，也為後來的事件埋下了伏筆。

秦仲文

秦仲文扇面

吳作人在《追憶徐悲鴻》一文說得清楚：「當時他發覺北平藝術學院的國畫教學基本上是掌握在保守派手裡，而他的素來主張對陳陳相因、泥古不化的所謂『傳統』，要進行改革。他大膽吸收新的以寫生為基礎訓練的主要教學方向，是不見容於當年畫必稱「四王」，學必循《芥子園》的北平藝術學院的。儘管還有少數有新意的畫家如陳衡恪、姚茫父等人，但他預見到他在北平是孤掌難鳴的。他在北平住了不到三個月就束裝南歸了。」儘管吳的回憶不乏錯謬和偏見（先不說此際陳衡恪已經故去五年，姚茫父因中風而半身癱瘓，是否仍在該院任教值得懷疑。而「有新意的」陳、姚與所謂的「保守派」始終是同一陣營。說北平藝術學院「畫必四王」、「學必《芥子園》」，也未必盡然），但還是道出了其「孤掌難鳴」的真實境況。也許是有了此前林風眠短暫任職的經驗，徐悲鴻對這一結果早有預感，所以才會說：「這次去平，時間不會太長，是去看看，也許不久就會回來。」

1945年，抗戰勝利。黃功渚任北平臨時大學第八班班主任，秦仲文時任教務分處處長兼教務股和註冊股股長，溥雪齋時任國畫系主任。1946年7月底，徐悲鴻抵京，北平市美術協會召開大會，對徐悲鴻的任職表示熱烈歡迎。8月，徐悲鴻就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重組藝專、重聘教員，辭退溥雪齋、胡佩衡、吳鏡汀、溥松窗等教員，強力推行以西洋寫實主義（素描）改造中國畫的措施。鑒於1928年上任時單槍匹馬孤掌難鳴的教訓，這次他廣羅親信、弟子佔據各個要職，學生吳作人任教務主任兼西畫系主任，親信宋步雲任總務主任，葉淺予任國畫系主任，大姨子廖雪琪管財務，小舅子管圖書[13]，並陸續聘李可染、宗其香、李斛等人前來助陣。自此，歷經1928年、1937年的兩次教授辭教（蕭俊賢、陳半丁、王雪濤等）和1946年的解聘（溥雪齋、胡佩衡、吳鏡汀、溥松窗等）， 1947年的三教授罷教和1948年黃賓虹的南遷等，北平藝專國畫系也由一個全國美術院校的國畫重鎮，淪為藝專諸「學科之一部」而已的地步。以歷史的眼光看，這不僅是藝專的遺憾，更是中國畫永遠的遺憾。

儘管三教授一方在道義和學術層面獲得雙贏，但也沒能阻擋徐悲鴻以西方古典寫實主義改造中國畫的進程，這是因為整個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文化大的走向及其主流意識形態，始終籠罩在由近代悲情與進化論催生出的 「西方文化先進，中國文化落後」「寫實先進，寫意落後」的錯謬邏輯之中。今天考察分析整個事件的全過程，可以讓我們從當時討論所涉及的問題中照見今天國畫現實的一切，進而在回望「來時路」的過程中有所反思、覺悟，還可以還當事雙方和整個事件以本來面目，將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秦仲文作品

各類文本中所見關於「三教授罷教與國畫論爭事件」的敘述

徐悲鴻研究至少從新中國成立以來，一直是一門顯學，相關的文本洋洋大觀，不可計數，其中關於「三教授罷教與國畫論爭事件」的敘述，它塑造了我們對此的既有認知。

一。徐悲鴻《四十年來北平繪畫略述》：

北京確為新文化運動策源地，而在美術上為最封建，最頑固之堡壘……吾於三十五年八月任職國立北平藝專校長，即推行寫實主義於北平，遭到一班頑固分子之劇烈反對。但我行我素。

此文作於解放初，文章對居京十一年，同時在藝專任教的黃賓虹竟未置一詞，可見黃公在徐悲鴻心中的地位，這與傅雷同一時期對賓翁的認知大有霄壤之別。文後「此暮氣已深之北平美術界，尚始為垂死之掙扎，其冥頑不靈殊為可憐。迨去年解放，接觸到毛主席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始相顧失色，急起某改造學習。」這是在嘲笑與「三教授」同一陣營的北平傳統派。但徐文中此刻已將原來形容傳統派「保守」「墨守成規」的詞語，置換成「封建」特別是「資產階級」這樣具有強烈意識形態特點，類似我黨文藝幹部的話語，這在徐悲鴻以往文章中是罕見的，也是滑稽的。可見，徐除去繼續堅持寫實主義的主張外，也在開始接受新文藝政策的改造。與此相伴的是，徐悲鴻進入了一個創作的瓶頸，沒有再畫出什麼太有影響的作品，「主旋律」創作《毛主席在人民中間》審查沒有通過，對他的打擊是極大的。事實證明，在寫實技巧之外，徐悲鴻對新政權的適應，較之傳統國畫家並沒有太多優勢。

李智超

李智超作品

二。廖靜文《徐悲鴻一生》認為，「三教授罷教與有關國畫的爭論」這場「倒徐運動」，是從停聘某位不稱職教授開始醞釀的。又說：

一九四七年十月，秋季開學不久，南京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專門派來的一位文化特務，親自策動和指揮的一場「倒徐運動」開始了，首先是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導的北平美術協會散發了鉛印的宣言，肆意攻擊徐悲鴻，誣衊徐悲鴻是美術界的罪人。

在宣言發布的同時，北平藝專國畫系三位兼任教授宣布罷教，國民黨的報紙也以驚心觸目的字眼攻擊徐悲鴻摧殘國畫，為其搖旗吶喊。

面對敵人的進攻和誹謗，徐悲鴻作了堅決的回擊。

首先，國民黨的文化特務姓什名誰？「親自策劃和指揮的」證據何在？廖先生都沒有披露，是否是李振冬？據張伯駒記載：「徐悲鴻任北平藝專校長，約四七年春時（十月之誤。筆者），秦仲文、陳緣督、李鶴籌（李智超之誤。筆者）三個教授辭教，秦仲文等曾找李振冬（國民黨派來組織北平美術會的人）支持他們，有油印的攻擊徐悲鴻的傳單」關於這一點李智超予以否認：「李振冬不可能，沒企圖，但我們沒有找他。」究竟如何？本文不作評論，暫且存疑。這也許就是廖靜文等先生觀點的依據。但北平美術會作為中華全國美術會的一個分會，成立於1947年3月25日，李振冬最遲1947年8月既已當選為理事，也就是說李振冬至少此前就已到任，所以「一九四七年十月，秋季開學不久，南京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專門派來的一位文化特務，親自策動和指揮的一場「倒徐運動」開始了」與李振冬對不上，要麽另有其人（仍需證據），要麼是莫須有。不過，按照廖先生的邏輯也只能得出：「南京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專門派來的一位文化特務，親自策動和指揮了一場反對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導的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國民黨教育部任命的國立北平藝專校長徐悲鴻」這樣狗咬狗的結論。

其次，「首先是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導的北平美術協會散發了鉛印的宣言……」也非事實，所謂「宣言」當然是指《反對徐悲鴻摧殘國畫宣言》，它的散發不是「首先」而是「之後」，是三教授罷教並致函徐悲鴻得不到滿意回復而採取的升級舉措，已是罷教十一天之後的事情（參見下文）。很明顯，作者在這裡想通過「重構事件的時間鏈條」來使讀者認為這是一場有預謀的政治陷害，從而讓徐悲鴻的形象在政治生態和社會心理上立於不敗。第三，廖先生刻意強調「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導的北平美術協會」，而不說「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導的中華全國美術會北平分會」，無非是想不動聲色地繞開徐悲鴻是「中華全國美術會理事」這一事實，但這也只能起到掩耳盜鈴的作用。

北平美術會乃中華全國美術會的一個分會，其性質無非是一個由業界同仁組成的民間社團，其時鄧以蟄、張伯駒任正副理事長，李振冬與李智超等五人同為常務理事，秦仲文、陳緣督也在理事名單之中。因此，作為弱勢的三位兼職教授一方，在得不到徐悲鴻答覆的同時，尋求所在社團的支持也是情理中的事情。

陳緣督

三。廖靜文《回憶周總理對悲鴻的關懷和教導》：

悲鴻一系列進步的措施，招致了國民黨特務對悲鴻的猛烈攻擊。一九四七年秋天，他們大量散發《徐悲鴻摧殘國畫》宣言，國民黨報紙也搖旗吶喊，美其名曰「新舊國畫論戰」。悲鴻堅決迎擊了這個攻擊，並繼續在教學中貫徹自己的主張。但一個「倒徐運動」卻在國民黨特務的組織下活動起來。

由於徐悲鴻在新中國美術界的特殊地位，廖靜文先生以徐夫人的身份著書作文，其影響力是不難想像的，但其中涉及「三教授罷教事件」的相關文字出版於1980年代初，其表述多少還帶有「文革之風」，故遺害既深且遠。其一，將三教授一方與「國民黨」進行惡意捆綁，欲從政治上將其打倒，使之永世不得翻身；其二，雖然徐悲鴻受周恩來之囑，要「辦一所左的學校」，但畢竟國立北平藝專的校長之職不是共產黨任命的。所以，一方面說支持三教授的是「國民黨中央文化運動委員會領導的北平美術協會」，發表三教授一派主張的是「國民黨的報紙」，另一方面又不提徐悲鴻國立藝專的校長是哪個黨的教育部任命的，也不提徐悲鴻反擊三教授的主張是在哪個黨的報紙發表的（許多時候三教授與徐悲鴻的文章發表在同樣一份報紙上）。其三，如果說由於歷史原因，三教授一方中的個別人與國民黨有某種瓜葛，那麼徐悲鴻與南京國民黨高層、與國民黨北平的最高行政長官與軍事長官有著更深的背景和更為複雜的關係。此前徐悲鴻曾對吳作人說：「李宗仁是我當年的老友，傅作義也和我熟，那些人是不敢隨意動我的。」須知李宗仁不僅是國民黨桂系首領、時任北平行轅主任，此際已決定參加「副總統」競選；傅作義任國民黨第12戰區司令長官（後改組為張垣綏靖公署，任主任），即將就任華北「剿匪」總司令。這些廖先生顯然是清楚的，為什麼不提？典型的雙重標準、仗勢欺人。至於「敵人」一詞，更見作者狹隘的胸襟和不可理喻的心態。後來凡涉及「三教授罷教事件」的敘述，大抵受廖氏觀點影響。

四。駱拓《歷史巨人 畫壇伯樂——我所知道的徐悲鴻先生》：

壽石工……與北平那批墨守成規，沉醉於藉國畫的「傳統」「神韻」來反對國畫的改革和創新的保守派文人站在一起，評議陳半丁、溥燕蓀（徐燕孫之誤，筆者）、溥雪齋、秦仲文為代表在當時北平的大大小小的報刊上發表宣言，寫了大量文章，攻擊徐悲鴻「摧殘國畫」「……毀滅幾千年來的中國藝術傳統……」向徐悲鴻展開了猛烈的進攻，這是近代轟動一時的國畫論戰，也是新興的力量和舊的保守勢力之間的一場持久的大辯論。

經過大論戰之後，徐悲鴻也不排除異己，這些人還繼續任教，……

「墨守成規」、「保守派文人」早已成為釘在北平那批畫家身上慣用的標籤，駱拓為徐悲鴻好友清泉翁之子，又為悲鴻義子、弟子，他沿用這樣的觀點不足為奇。其人長期生活在海外，尚沒有染上國內「階級鬥爭」的惡習。只是「經過大論戰之後，徐悲鴻也不排除異己，這些人還繼續任教」並非事實。

陳緣督

五。李松編著的《徐悲鴻年譜》，僅引述了徐悲鴻的觀點和廖靜文、駱拓的文章，均未見三教授一方的任何主張。其「事略」曰：

國民黨文化運動委員會領導的「北平市美術會」，借中國畫問題為名，發動對徐悲鴻的攻擊。

李松先生的《徐悲鴻年譜》顯然受了廖氏影響，「有關記述」也僅限與徐氏一派觀點，不夠客觀，這有材料掌握不周和時代上的局限，因其早出，情有可原。事實上十餘年來，李先生髮表的關於三教授和北京傳統派的評價，有著很多與時俱進的肯定。

六。王震編著《徐悲鴻年譜長編》10月3日：

李子（『智』之誤。筆者）超等罷教後，國民黨北平市黨部抓緊倒徐運動，受市黨部支持的北平市美術協會，是日下午馬上召開常委會議，打著維護中國藝術的招牌，支持罷教的教員，舉行記者招待會，散發歪曲事實的反對《徐悲鴻摧殘國畫》的傳單。攻擊徐先生是「以西洋畫改造中國畫」。

王震的《徐悲鴻年譜長編》雖然出版在二十一世紀，除了材料更加豐富之外，遺憾其觀念和三十年前沒有變化。

七。在《20世紀北京繪畫史》中，李樹聲先生以一節的內容專門探討「三教授罷教事件與中國畫問題的爭論」，對事件原委、事態發展有約略的記述，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歷史慣性的影響，但比較注重基本事實，用呈現的方式客觀敘述，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在敘述徐悲鴻的主張的同時，也能引用對立方面和中間立場的觀點，是筆者目前為止看到的較為客觀的研究。其曰：

這次爭論得到了媒體和社會各界相關人士的關注和參與，是最初因藝專教員不滿學校教學安排所產生的具體事件，逐漸發展成為涉及國畫理論觀點的論證和不同政治背景下團體間的相互對立，言辭之激烈，涉及人物之眾多，成為轟動一時的社會新聞。這場歷時數月之久的論戰，實際上是「五四」以來關於中國畫改革討論的延伸，同時也成為中國現代美術史上一段重要的經歷。

不作簡單的價值判斷，認為這種爭論還會長期存在下去，主張在實踐中深入問題實質，推動中國畫理論和創作的發展。不過，從本質上看，這場論戰是在東西方文化、藝術沖闖、融合的大背景下的必然，清末既已產生，到北洋政府、民國政府依然存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也依然存在，政體已經數變，而爭論內容不變，可見它是一個比時事政治、意識形態更為複雜而恆長的話題。

1941年攝於重慶沙坪壩，前排右起為廖靖文、徐悲鴻、張葳、郁風，後排左一為張安治，後排右一為黃苗子

八。近讀曹慶輝兄《丹青碎影里的畫學流變》一文，引述原《世界日報》記者孫景瑞的回憶，說他當年與《平民日報》記者王紀綱參加北平美術會招待記者散發《反對徐悲鴻摧殘國畫宣言》的記者會後，王對他說：

召開記者招待會的這個「北平市美術會」，是官辦的，北平藝專繪畫科國畫組那三位罷教的教師，屬於這個系統。他們反對的「北平美術作家協會」是民辦的，屬於民間組織，參加者是對國民黨統治現實不滿，具有一定進步思想的畫家；徐悲鴻被推選為會長。而且，徐悲鴻領導下的北平藝專，師生也有進步傾向，為南京政府所不滿。北平市美術協會所以出面把矛頭指向徐悲鴻，實際上背後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對分裂和護衛國畫，其陰謀目的要取締北平美術作家協會，把徐悲鴻趕出北平藝專，那三位罷教的教師不過是炮彈而已。我聽了王紀綱的介紹，不禁有所醒悟，文教戰線上的鬥爭也這樣尖銳複雜啊！

筆者對這段回憶的真實性表示懷疑。首先，假定王某當時是中共的地下人員，1947年的他也不可能具有1949年以後的語言和思維方式，這很可能是將後來被影響了的認知疊加在此前的事情之上；其次，他既知「北平市美術會」，是官辦的，就不應該不知它的上級徐悲鴻任理事的「中華美術會」更是官辦的，而國立北平藝專的校長更非民間可以任命的；第三，說「北平市美術協會所以出面把矛頭指向徐悲鴻，實際上背後有南京的黑手，借口反對分裂和護衛國畫，其陰謀目的要取締北平美術作家協會，把徐悲鴻趕出北平藝專」，這與北平解放前夕國民黨派飛機要接徐悲鴻去南京，以及徐本人所稱「政府相信本人，才令擔任校長」的言論相矛盾。

之外，還有一些涉及「三教授罷教與國畫論爭事件」的文字，主要見於徐悲鴻一方的親屬、友人、弟子的著作和紀念文章之中，觀點當然是一邊倒的，不再羅列。三教授一方親屬、後人、弟子對此則一直諱莫如深，雖偶有對三教授一方表示同情、支持者，但多為私下的議論，罕能公開出版發表，故及無影響。以上所舉，《四十年來北平繪畫略述》、《徐悲鴻一生》、《徐悲鴻年譜》出版發表較早，其觀點在學術界和社會上的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被引用的次數也最多，幾成美術史定論、共識。長期以來，所謂主流的政治的、官本位的話語過於強大，遮蔽甚至覆蓋了暫時處在支流和邊緣地位的聲音（包括學術的真知），這種慣性的扭轉，可能還需要一個漫長的時間，客觀公正的研究正在起步和推進，產生積極的影響同樣需要時間。

該原文連載於《中國美術研究》2014年第12期、2015年第1期，原標題為「被顛倒的歷史——國立北平藝專三教授罷教與國畫論戰事件考察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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