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界文化：可能存在的正面性影響……

最近拜讀了王俠博士的文章《租界文化影響下的曹禺及其劇作》，饒有啟發。王俠文充分挖掘了租界文化對於曹禺及其創作的或顯或隱的影響，尤其突出或者說強調了曹禺早年在租界所受到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中不能自拔」的不良影響，以及這種不良生活方式在其創作中所投下的陰影。這種研究對於進一步認識曹禺及其劇作無疑是很有見地的。

原文 ：《租界文化之於中國的複雜性》

作者 |浙江師範大學教授 王洪岳

圖片 |網路

-《雷雨》最早的版本基督教思想顯明-

但王俠文有一個重大缺漏，即隻字未提曹禺在租界生活所受到的基督教文化的影響，以及這種影響在其劇作中所留下的痕迹。其實，曹禺早年曾經過著「紙醉金迷的糜爛生活」並沒有「不能自拔」，相反，曹禺由於深受基督教文化的熏染，比如他成長於一個有著濃厚基督教文化氛圍的家庭，經常到教堂聆聽聖歌，包括去欣賞宗教音樂家巴赫的聖樂，他所就讀的南開中學的校長張伯苓就是基督徒，他的一言一行對其學生有著潛移默化的很強的影響。正是由於基督教文化因素的牽引，才使得曾經一度沉淪的曹禺堅決地走出了那種墮落的生活，而致力於通過藝術創造來改變自己的人生，並立誓進一步改造社會。

他的著名戲劇《雷雨》正是這兩種思想相互牽引的產物。在最早的版本中，基督教思想很是顯明，只是後來的版本淡化甚至祛除了基督教思想的印記。曹禺的劇作大多有著一條沉淪與救贖相交織的線索，《日出》《北京人》《原野》等都有這一矛盾的影子。這也是曹禺展開其戲劇衝突、構建主題、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心理結構或契機。也正因為此，初出茅廬的23歲大學生曹禺一出手就震驚文壇和戲劇界。關於《雷雨》，曹禺曾經有過一次很詭異的「自我批判」，他交代，「舊本《雷雨》的序幕和尾聲」中「周朴園衰老了，後悔了，挺可憐的，進了天主教堂了。」（曹禺《雷雨·序》，沐定勝編選《中國現代文學百家曹禺》上卷，華夏出版社1997年）原先的背景「教堂附屬醫院」改為「周家客廳」，大廳之中高懸在牆上的「一個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也蕩然無存。還有周朴園二十餘年來在和侍萍一起的卧室里原樣放著的家居擺設，以及他的懺悔意識，無不與創作者曹禺的基督教意識息息相關。後來修改的版本強化了階級意識和階級鬥爭，卻忽略了在基督教罪感文化制約下對人性複雜性的描寫與反思。這種改編恰恰從反面證明了《雷雨》最早版本中那種促成人物內心世界激烈衝突、頗富張力的人-神關係的重要作用。抽空了這一要素，就使得作品許多起承轉合存在著不符合邏輯的重大弊端。這實為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史的慘痛教訓。

-異域文化滲入促成現代文學誕生和發展-

往長遠看，中國現代文學或20世紀文學及文論的成就正在於吸納了異域的各種優秀的文化營養。在五四時期，幾乎所有的文學大家都曾經對崇尚信仰、志向高遠的基督教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等都是如此，其他如冰心、林語堂、周作人、王統照、張愛玲、徐訏等等，都對基督教充滿了興趣，並在自己的創作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比如，有學者曾經討論過基督教對中國現代文學悲劇意識誕生的意義的問題，其中曹禺的悲劇創作尤其與基督教有著密切關係。「曹禺的劇作取材於現實生活，卻與《聖經》及其所代表的基督教文化有著某種聯繫。所以，曹禺的出現,也標誌著中國現代劇作家在經過一段主要接受以挑戰、顛覆為特徵的西方反基督教文化之後，又出現了另一種接受方式：注視、解讀並有選擇地接受作為一個自成體系的基督教文化，以悲憫的心態看待悲劇作品中的所有人物。」（王列耀《基督教文化對中國現代戲劇悲劇意識建立過程的影響》，《中國比較文學》2001年第1期）抗日戰爭時期，很多作家躲進了上海孤島，在孤島的張愛玲此時期創作出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從而成為現代文學史上可以和冰心、丁玲等齊名的女作家，甚至庶幾成為可以和魯郭茅巴老曹等比肩的作家行列。這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明租界之於近代中國的「正面」意義吧。

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正因為有了異域的基督教文化的滲入，才促成了現代文學在中國的誕生和發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來反觀曹禺及其劇作的基督教因素，就是一個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看到並研究其可能存在的正面性-

現代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之所以被認為超越當代文學尤其是遠遠超過「十七年」和「文革」文學，是因為五四前後各種新思潮大量湧進中國，五四作家們以接納百川的拿來主義氣度，勇敢地吸收了包括基督教在內的文化營養。租界及租界文化雖然是對於中國人民精神和肉體的控制和統治，但是客觀地講，租界也給當時的中國帶來了西方列強先進的文化、藝術及其理論觀念，刺激和促進了中國新文學的誕生和發展。

對這種情況，處於英國殖民地印度（孟加拉）的泰戈爾的看法值得我們珍視。當聖雄甘地發起對對英國政府的不合作運動，並倡導用手工紡紗以抵制英貨的時候，泰戈爾卻改變了自己一貫對甘地的支持立場，認為：「我東方民族應該向西方學習……慫恿地方的狹隘性，它的結果除了精神的痛苦之外還能有什麼呢？」（[印]克里巴拉克：《泰戈爾傳》，倪培根譯，灕江出版社1984年）關於這種較為複雜但不乏深刻的思想，史上有很多例子。當年，拿破崙的鐵蹄踐踏著普魯士的土地，並佔領了黑格爾任教的耶拿大學所在地耶拿小城，甚至法國大兵把黑格爾家裡搶劫得「片紙不留」，但黑格爾依然製作了小旗子到街上去歡迎拿破崙的軍隊。因為當時的德意志，按照馬克思的話說，就是糟透了，必須靠先進的外力來推動其演變和發展。其實從康德開始，就發起了對自己祖國毫不留情的國民劣根性的批判，這個傳統被馬克思、恩格斯、叔本華和尼采等所繼承，從而使得這個後發國家一躍而成為世界先進行列。

因此，我們對租界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對中國個體和國族以及我們的新文化、新文學的影響，不能只看到和挖掘其負面性的一面，還要看到和研究其可能存在的正面性的一面。這樣才能較為清醒地意識到近代租界文化之於中國的複雜性。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40期第6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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