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莉萍：平行病歷和敘事醫學

她把敘事醫學介紹到中國

2000年，哥倫比亞大學長老會醫院內科醫生、文學學者麗塔·卡倫首先提出「敘事醫學」這個概念。卡倫認為，所謂「敘事醫學」是指用敘事能力來實踐的醫學，在於建構臨床醫生的敘事能力，其核心是共情與反思。

從敘事醫學的觀點來看，疾病不僅僅是一種生物學現象，而且是一個故事。醫生及照護者需要對患者的疾病體驗進行意義闡釋，文學敘事的分析方法可以為疾病的意義闡釋提供有價值的參考和啟發，增強倫理困境中不同視角之間的相互理解。

敘事醫學不是將醫生變成「作者」，而是變成更好的醫生。醫生通過傾聽患者的敘事，進行反思性寫作，和同事進行溝通和交流，反思醫學的社會教育功能，不僅有助於調整日益緊張的醫患關係，還能夠增加同事之間的凝聚力。

把敘事醫學介紹到中國的第一人，就是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的郭莉萍教授。

郭莉萍教授

郭莉萍和敘事醫學結緣於2008年。2008年，郭莉萍到德州大學醫學院做訪問學者，在醫學院的醫學人文研究所上了一個學期的課程，從而開始接觸敘事醫學，並對這個領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課後，郭莉萍開始研究敘事醫學的學科史，並於2009年對敘事醫學的先驅卡倫進行了訪談。

回國之後，郭莉萍開始向國內介紹敘事醫學，並發表了一系列相關文章。2011年11月4日，在時任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韓啟德院士的推動下，在北醫召開了第一次國內關於敘事醫學的座談會，來自醫學人文研究院、醫院、作家、文學評價家、媒體的代表們對什麼是敘事醫學、如何實踐敘事醫學進行了討論。

2013年，北醫開始在研究生的選修課上加入敘事醫學的內容，主要內容是寫作平行病歷。

2013年，郭莉萍和同事開始合作翻譯卡倫的著作《敘事醫學：尊重疾病的故事》。2015年，中文版在國內出版。

2018年7月，在北醫三院的主導下，敘事醫學領域的第一本紙質雜誌《敘事醫學》面世。

可以說，在國內，敘事醫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近年來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和快速地發展。

用平行病歷記錄進步、反思和困惑

敘事醫學中所指的敘事方法主要包括精細的閱讀與反思性寫作。所謂反思性寫作，就是指平行病歷。平行病歷是不同於醫院裡那種完全客觀的、只記錄疾病表現和診療手段的病歷，而是更多地記錄患者的故事、醫生的想法和關注。寫作平行病歷的一個前提，是允許患者自由地傾訴。

郭莉萍提醒到：「患者可以自由地傾訴，但是作為一個醫生要學會專業地傾聽。」所謂專業地傾聽，是需要醫生在談話中引導患者說出診療需要的信息，而不是被患者的傾訴帶著走，同時也要能夠從中發現患者的問題。

郭莉萍教授在講課

寫作平行病歷能夠增加醫生對患者的共情。說到共情，許多學生會產生誤解：「共情，我跟患者抱頭痛哭，不會影響我的理智判斷嗎？」事實上，這是在敘事醫學中需要特別釐清的一個概念：共情≠同情。共情不是一種情感能力，而是一種認知能力，是一種想像力。共情是面對同一件事情，能夠站在不同的視角去看問題，能夠理解對方是怎麼想的。

老師在課堂上引導學生做共情遊戲：兩人一組，一名學生扮演盲人，一名學生扮演健康人，健康人協助盲人上下樓梯。通過遊戲，學生有個很有意思的發現——扮演盲人的學生在別人的幫助下行走的時候，不希望被別人抓著，而是反過來希望抓著別人。這樣他會覺得自己有主動權、有安全感。這一點，是學生之前從來沒有想到過的。

通過共情的訓練，學生們能夠在面對患者的時候更好地理解對方，從而有助於醫患關係的提升。

2013年，北醫在研究生的選修課上增加了寫作平行病歷的內容，同學們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有的學生在課堂上跟同學分享之後，下課還要再找老師聊。2014年，郭莉萍指導的學生做了一個暑期社會實踐項目，調研了5個城市（北京、廣州、杭州、濟南、濰坊）的部分醫學院和附屬醫院共528人，結果顯示，願意閱讀別人寫作的平行病歷的醫生和醫學生佔到了79%，願意自己寫作平行病歷的比例也高達64.8%。

「他們在行醫的過程中，有一些非醫療的因素，沒有地方可以討論。這個課就給了他們一個機會，說明他們還是很需要這樣一個途徑的。」郭莉萍說。

以下是郭麗萍印象比較深刻的學生們寫的3份平行病歷：

1

「我剛剛開始練習詢問病史等基礎技能，就詳細地詢問了王伯的病史，發現真是不得了，家族胃癌病史、大劑量放射線接觸、野外工作不能按時進餐，再加上他本人長期胃潰瘍病史，外科學教科書上的胃癌致病危險因素他佔了一大半。我把自己的了解和分析講給王伯和他兒子聽，他們都深以為然。在這個過程中，僅僅身為一個實習醫生的我發現，在自身專業知識技能有限、並不能真正治癒患者的情況下，找准自己的定位，做自己能做的事，包括從詳盡的病史詢問開始，可以讓患者感覺到臨床醫生、特別是管床醫生對自己的關注。另一方面，詳盡而有重點地問診本身就已經構成了診斷的一大部分。有了這些詳細的信息，上級醫生的決策也會更加客觀、準確。」

2

「說實在的，從實習之初，我就一直希望能在工作中保持一種專業性，避免那種『和病人一起抱頭痛哭』的場面。這個時候，我的表情雖然勉強保持著鎮定，但心裡卻波濤起伏。這是一種別的職業很難體會到的信任：一個陌生人，與我相處短短几天，就能夠對我掏心掏肺地講述自己的故事，末了還將自己的身家性命託付給我。這個時候我才真正理解了『性命相托』的深刻含義。這種信任，不但能夠改變患者的心態，使得他們帶著信任配合醫生的治療，從而保證醫囑能夠不折不扣地被執行。另一方面，一次又一次、一例又一例這樣的信任，也會在某種意義上改變醫生本身，培養我們的情懷。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治癒者，而且在長期枯燥的學習中，不知不覺失去了一些人本的情懷，這些東西作為一種情緒的體驗，在課堂教學中很難得到鍛煉，只有在與患者的直接接觸中，才能被喚醒並變得更加深刻。」

3

「我把這件事講給我的室友聽，她認為：『還不如不救他，就算救活了，也是植物人，生命沒有任何意義，還需要家人照顧，拖累了別人。』我一直不認同她的觀點，卻一直想不明白，我們做醫生的,究竟怎麼做才是對的？我總覺得生命太脆弱、又太珍貴，在生命即將逝去的時候，我們的職責不是救死扶傷嗎?但付出那麼高昂的代價去挽留，究竟值不值得？」

郭莉萍說，從上面這3份平行病歷中，能夠看到學生們在行醫中的進步、反思和困惑。

郭莉萍（左）和學生

雖然困難在前，但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談到敘事醫學在國內的教學，郭莉萍認為，這門課程更應該開在醫院而不是醫學院。一方面，醫學生在真正接觸患者之後，才會更明白敘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醫院開展相關課程，可以把高年資的醫生納入其中，從而能夠讓醫生通過同伴分享的形式，更好地加深理解和反思。

說到敘事醫學在國內醫院，特別是三甲醫院的推廣，一個繞不開的難題就是時間。「醫療資源最集中、患者最多的三甲醫院，最應該開展敘事醫學，但是它們恰恰沒有時間。」郭莉萍說。

事實上，傾聽和敘事真正需要的時間，也許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多。1984年《內科學年報》發表的一篇文章顯示，醫生平均在患者開始說話18秒之後就開始打斷他們，覺得他們說的沒用了，但是如果讓患者把自己認為應該讓醫生知道的信息都說完，平均只需要60秒。從18秒到60秒，醫生只節省了42秒，但是患者的感覺卻從滿意到不滿意。

郭莉萍認為，傾聽這件事情，是磨刀不誤砍柴工。如果患者能夠在第一次就把需要的信息全部告訴醫生，反而為醫生後續的診療節省了時間。此外，由於患者的滿意度提高了，整個診療過程也會更加順利。

「所以不是說三甲醫院我們就放棄了，我們還是要做。」郭莉萍堅定地說。雖然有困難在前，但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這，是郭莉萍近10年來在推廣敘事醫學過程中得到的激勵，也是她未來的前進方向。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