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為何難敵通脹

國民黨為何難敵通脹

文/蘇琦

本文首發於總第884期《中國新聞周刊》

國民黨從1927年至1937年的統治算不算「黃金十年」是一個大可爭議的話題，但其統治的最後十年（1939～1949）無疑是舉步維艱的十年。

將國民黨的失敗歸結於窮兵黷武貪腐無能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除了窮兵黷武導致軍費節節升高這個因素，國民黨政權的無能或應對失措到底體現在哪些方面，依然需要人們作出深入的剖析，否則不可能真正理解國民黨的失敗給中國後來的發展造成了哪些深遠的影響。在國民黨統治最後階段出任中央銀行總裁的經歷，讓張嘉璈先生的解釋性回顧有著旁人無法企及的洞察力和說服力。這本早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在海外出版的關於國民黨財政貨幣大敗局的著作，在半個世紀後終於和大陸讀者見面，可謂姍姍來遲。

不過有意思的是，這種「遲到」反而有助於其在當下的閱讀中被更好地理解和接納，因為經歷了近些年市場經濟思維和術語熏陶的大陸讀者，對於張嘉璈的分析框架和語境，無疑頗為熟稔。畢竟那是對一個市場經濟運作的解讀，哪怕是一個失敗的、不完備的市場經濟。

當年黃仁宇對於國共之爭有一個精彩的譬喻，認為國民黨打造了一個現代上層結構，而共產黨則有效地翻轉了底層，二者缺一不可。而張嘉璈整本著作一個貫穿性的分析框架，就是國民黨城市經濟與農村腹地之間的割裂對其財政貨幣政策「內卷化」的致命影響。

面對一個前現代的經濟體，現代的財政貨幣手段和經濟的局部外向性，或許會更加凸顯而非彌補其缺陷。一旦最初幾步沒走好，事後的補救就總是適得其反，左右為難，直至一發不可收拾。

對於財政和貨幣政策的有效傳導而言，一個全國統一的而非割裂的市場非常重要，這個如今已是常識的前提恰恰是國民黨政府所不具備的。無論是因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經濟所導致的沿海與內地經濟部門的先天割裂，還是交通運輸體系的落後，還是內戰導致的物資交流不暢，總之國民黨旨在擴大產出的財政和信貸政策基本無法傳導至內地和農村，這使其不得不依靠進口來滿足需求，而其在進口過程中不分輕重緩急眉毛鬍子一把抓地滿足消費和原材料需求的做法，反過來又進一步壓抑了國內產出。

這隨之又產生了兩個不祥的後果。進口激增迅速消耗了國民黨的外匯儲備，而寬鬆信貸在拉動產出方面雖緩不濟急，但在推升消費品價格方面卻立竿見影。接下來國民黨採取的外匯管制和信貸緊縮，又助長了相關黑市的勃興，而國民黨囿於手中資源匱乏和政治掣肘，在打擊黑市整頓市場秩序方面進退失措，又進一步傷害了市場和社會信心，令包括投機在內的各種短期行為興起，進而又推升了通脹，而此一後果又主要由構成國民黨統治之基的城市部門來承擔。

除卻經濟層面應對的失措，張嘉璈書中還展現了國民黨作為一個專制政權行政效率的低下和對採取諸如調整稅制等結構性改革的畏首畏尾。由此看來，一個政治上過分集權的統治集團，並不意味著就能擁有一個高效而專業的行政團隊，而缺乏民意授權靠平衡內部利益集團維繫統治，則會導致關鍵時刻經濟決策執行力的驚人缺失。

張嘉璈寫作此書的本意是強調，在促進國防或經濟發展方面，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利益最好是通過增加實際產出和促進國內資本的積累來實現，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尊重民營企業和銀行業的健康發展。然而弔詭的是，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國民黨反通脹戰爭失利最為負面的遺產，是人們對市場的恐懼和由此導致的對經濟的全面把控。為了擺脫此一負資產，中國人民付出了持久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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