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親復仇，在古代法律會怎麼判？

檢視歷史可發現，「血親復仇」在先秦非常盛行。自東漢以降，風氣為之一變，血親復仇開始向「刺死辱母父者」轉變。

到了漢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年），《輕侮法》炮製出台，根據此法，為遵從孝道而從事血親復仇活動，觸犯刑律者，降罪一等處理。

在法律的支持下，「刺死辱母者」陽球、董仲舒六世孫董黯，「刺死辱父者」魏湯，「為父復仇者」趙娥均得到了減刑乃至免罪，以及輿論的嘉獎。

不少學者均指出，身為布衣的劉邦推翻秦朝建立漢朝，除了以輕徭役、薄賦稅收買人心外，還需要解釋高祖得天下的合理性。在製造政治神話的同時，兩漢藉助了儒家思想。

孔子認為：「事行孝故可移於君，是以忠臣必求於孝子之門。」《變法與治吏：歷史深處的風雲人物》一書指出，兩漢統治者正式看中了儒家所倡導的「孝」文化的這種特色——忠孝一體，移忠作孝，力主「以孝治天下」。他們的目的當然是想藉此建立一種任何社會成員內從父母外從君主——也是全國民眾家長——的道德人倫關係，從而確保君主的絕對權威，進而確保劉姓家族萬世一系的天下。

為了維護「孝治天下」，統治者以身作則，除西漢開國皇帝劉邦和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外，漢代皇帝都以「孝」為謚號。統治者一方面運用法律手段對不孝行為進行嚴厲懲罰；一方面提倡孝道，褒獎孝悌，甚至出現鼓勵復仇的《輕侮法》。

名節之士的「輕生復仇」因與《春秋》「大復仇」的經義教條不想違背，又是對血倫常的壯烈捍衛和孝義品德的非常態演示，因此儘管它常常破壞國家的現行法律秩序，卻得到統治者態度曖昧的寬假。

這部法律在章帝死後即遭到廢除，漢和帝執政時，尚書張敏先後兩次上書批評這部法律，認為《輕侮法》的實施導致出現大量冤案，因為很多人從這部法律中鑽空子為自己開脫。不過漢朝統治著仍然為復仇留有餘地，復仇也成為一種道德楷模而被效仿。到了東漢末年，因時世艱難，統治者更加強調忠君，導致士人對名節的追求，時有血親復仇之事發生。

及至唐朝，李世民的皇位經由玄武門之變得來，先是手足相殘，繼而逼父讓位，「忠」「孝」都喪失了合法性。於是他轉而打造自己的文治武功，無論是內政方面的貞觀之治，還是「天可汗」式的赫赫武功，都有效增強了李世民的「合法性」。

同樣是為父親報仇的徐元慶案，因武則天想要網開一面引發朝臣抵制，最後由陳子昂創造性地解決了這一難題，他認為，既然徐元慶做好了「殺身成仁」的準備，不如乾脆「正其刑」，既維護了國家律法，又成全其「德義」，執行後再「旌閭墓」，以彰其德。

一百年後，李世民之事已被世人淡忘，此時唐朝出現藩鎮割據的局面，在執政者的需要下，「忠」、「孝」思想再次成為主流。

名士柳宗元穿越時空去反駁陳子昂，他在《駁復仇議》中認為，陳子昂的意見不但賞罰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柳宗元還在這篇著名的奏議文中指出，徐元慶報殺父之仇的行為既合於禮義，又合於法律，應予充分肯定。

唐憲宗年間，梁悅替父報仇殺死仇人秦杲一案為情法之爭划上句號。

韓愈在《復仇狀》中指出，「復仇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殺或赦不能一概而論，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尚書省經過辯論，最終裁定梁悅為父報仇，投獄請罪，特敕免死，決杖一百，發配循州。

從此形成案例，為父報仇可免一死，不免於流放之刑，成為封建王朝通行的規則。

在長達兩千年的孝治天下中，即使到了民國時期，「為父復仇者」也得到了輿論的同情。1935年末，因「五省聯帥」孫傳芳早年違背不殺俘、不戮降的通例，斬決施從濱。施女施劍翹刺殺孫傳芳後自首。

在法庭上，施劍翹詳細陳述了自己艱難的復仇歷程，說道：「父親如果戰死在兩軍陣前，我不能拿孫傳芳做仇人。他殘殺俘虜，死後懸頭，我才與他不共戴天。」施劍翹的陳述以及律師的辯護感動了法官和在場的旁聽者，1936年2月，河北省高等法院最後判其有期徒刑七年，11個月後又遇特赦。

可以說，中國雖然經歷了五四運動、破四舊等破除封建思想的文化運動，但儒家所構築的忠、孝思想一直深植於中國人的思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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