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兩茫茫：胡適小兒子思杜自殺前後

撰文：沈衛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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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寫《胡適傳》(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年10月初版)過程中，我曾就胡適的小兒子胡思杜的死進行了一番調查，走訪了在大陸的胡適的親屬和朋友。《胡適傳》出版後，有朋友向我提出傳中關於思杜之死寫得模糊，且有錯誤，建議我再下些功夫，寫出個真相來。於是我又走訪了有關知情者，將思杜之死及前後的相關事件作一梳理，供海內外胡適研究者參考。引文中模糊處，加有按語。

胡適與江冬秀所生兩兒一女，依次是祖望、素斐、思杜。思杜少時患肺病，小學時讀時輟，後來胡適便讓自己的學生羅爾綱(後為太平天國史研究專家，著有回憶與胡適交往的《師門辱教記》等)做家庭教師，教思杜及祖望學習，同時幫他整理父親胡傳的遺作。後來思杜入校讀書，但非聰穎之輩，善交朋友，貪玩樂。抗戰開始後胡適出任駐美大使，1939年，先讓長子祖望到美國，入康乃爾大學，仍留思杜隨母親在國內。上海成為「孤島」之後，江冬秀一度帶著思杜避難於上海租界，思杜也入上海的學校讀書。胡適把思杜委託給友人竹垚生代為管教。1940年11月9日，竹垚生致信在美國的胡適，說：「小三(胡適在日記中稱思杜為小三)在此讀書，無甚進境，且恐沾染上海青年惡習，請兄要趕快注意。」

前排胡適與江冬秀，後排左起長子胡祖望，次子胡思杜

一次在美國朋友施太爾先生所拍攝的錄像片中，胡適見思杜走路「有點搖頭擺耳的神氣」，立即給江冬秀寫信，告誡她：「我盼望你時時注意，叫他自己留心，不要養成這種不好看的樣子。」

在這一年(1940)3月21日，胡適在一封致思杜的信中，曾表示讓思杜到昆明西南聯大讀書，說：「你應該明白。學社會科學的人，應該到內地去看看人民的生活實況。你二十年不曾離開家庭，是你最不幸的一點。你今年二十了(十八歲半)，應該決心脫離媽媽去嘗嘗獨立自治的生活。」

對此，胡適有些著急，怕思杜淪為他(胡適)當年(1909-1910年)在上海中國公學時的荒唐境地，便於1941年5月，讓思杜到美國學習。1948年夏，胡適托朋友把思杜從美送回北平。

關於思杜的詳情，思杜的遠房堂弟胡恆立(原北京師範大學黨委副書記，1988年8月去世)1986年8月接受我的採訪時說：

思杜是個平時不好讀書的人，他喜歡交朋友，喜歡玩。我們在北京的十幾位堂兄弟姐妹中，他最幽默風趣，會說俏皮話，有時辦事(行動上)也滑稽可笑。因為我們是作為胡適的遠房親屬移居北京(當時叫北平)謀生的，生活上自然也多得胡適的照護。其中我兄妹幾個能讀大學並在大學裡工作，也主要是因胡適的影響所致。思杜長得圓(胖)乎乎的，一說話就笑，我們兄弟姐妹聚會時，只要他在，氣氛就會很活躍。他花錢大方，交朋友也大方。生活中是個樂天派。他到後來自殺身亡，純屬不得已，是精神上完全崩潰了。

思杜自美國回到北平及為何沒有隨胡適南下之事，胡適的學生、秘書，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鄧廣銘先生(曾任歷史系主任)，在1986年8月對我談道：

我作為胡適的學生(鄧廣銘為三十年代胡適得意的從事史學的三大弟子之一，另二位為吳晗、羅爾綱。鄧先生於1986年8月、1992年4月、1992年7月，先後三次與我談他與胡適的交往，筆者受益頗多。吳晗1949年以後沒有寫批判胡適的文章，曾引起許多人的驚嘆)，日本投降後，北京大學從昆明西南聯大分離出來，遷回北平，傅斯年為代校長，我為校長辦公室秘書，歷史系副教授。胡適從美國回來任校長時，我仍為校長辦公室秘書，協助他工作。1948年夏，思杜從美國回到北平後，因他在美國是學歷史的，又是胡適的兒子，所以不少人看重胡適的面子，紛紛要給思杜介紹工作，或請思杜到大學任教，其中山東大學歷史系最為積極。這件事為胡適所拒絕。他知道這是朋友們在看重他的面子，他怕思杜日後毀了這種友好的情份，只好說思杜學業不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當然，朋友們也知道胡適這是怕思杜不成器，有傷他胡適個人的聲望。後來，胡適只同意讓思杜到北平圖書館工作。

1948年12月，北平被共產黨的軍隊包圍，12月14日，蔣介石派飛機到北平來接胡適等文化名流。來使告訴胡適說這是南下的最後一次機會。胡適打電話約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一起南下，被陳拒絕了。他又打電話給清華研究院教授陳寅恪，但不知陳的去向。胡適為此很著急，我勸他不要急，並說我知道陳寅恪在什麼地方。因為陳寅恪時常在他哥嫂家（陳衡恪1923年去世後，留在北京的家人），那裡我常去。最後我把陳寅恪找來了，陳便隨胡適一起飛到了南京(15日)。當時思杜不願意隨胡適南飛，他剛從美國回北平不久，對國內這幾年的情況不熟悉，他說：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結果胡適夫婦就把他留下來了。

傅作義放胡適離開北平，兒子思杜留下。胡適日記手跡

胡適在傅作義將軍的幫助下離開北平之事，我在《胡適傳》中已作了明確的交代。思杜留下後的情況，據江澤涵夫婦(江澤涵為胡適夫人江冬秀的堂弟，曾任北京大學數學系主任，胡適離開北平時，江澤涵在瑞士作訪問學者)1986年8月在北京大學燕南園向我回憶：

胡適和冬秀離開北京時，因思杜執意要留下，冬秀很難過，不願意扔下他，但又沒有其他辦法，只好給思杜留下了許多細軟和金銀首飾，說是讓思杜結婚時用。共產黨的軍隊進城後，思杜被組織派到華北革命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前身)學習、改造。去學習前，他把冬秀留給他的一皮箱細軟和金銀首飾等都放在我們這裡。等他學習、改造結束後，他來把這一皮箱東西取走了，說是要把這些東西上交給共產黨的上級組織，他以後用不著這些東西了。同時他還說要加入中國共產黨。思杜在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改造結束後，被分配到唐山鐵道學院(此校後來遷至四川，改名西南交通大學)「馬列部」教歷史。後來他也常來我們這裡，那時他表現很積極，說要與他父親劃清界限，並積極要求加入共產黨組織。他上交母親留給他的東西，就是向共產黨組織表示他的忠心。他還寫了批判他父親的文章。

胡適飛到南京後，很快就被蔣介石派往美國作非正式的民間外交使者，請求美援。胡適到美國後不久，香港共產黨控制的左派報紙立即登出了一封《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北京《人民日報》1949年5月11日登出)。對此，胡適於1950年1月9日寫了《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即《跋所謂〈陳垣給胡適的一封公開信〉》，用考據的方法，認定這封信不是出自陳垣之手，是有人代寫，或陳垣有此類信，但經過官方加工過。同年9月23日，台灣《中央日報》第二版上刊登了9月22日路透社香港電「胡適的兒子胡思杜今日在左翼的《大公報》發表一文，斥其父為『反動分子，其罪行早和美帝有關』。胡思杜刻在北平，他聲言和他父親脫離關係，因為胡適是『人民的敵人』」。

1948年12月14日胡適離開北大，準備南飛前給湯用彤、鄭天挺的信。

這則消息登出後，胡適的學生、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於9月28日致函《中央日報》，就他所知思杜的情況及中共的方針政策發表聲明，因為胡適此時在美國。傅斯年的信被登在9月29日《中央日報》上。他說思杜少年多病，學業不成，尚屬天性醇厚之人。1948年夏由在美朋友送其回國。最後，傅斯年在信中說：「共產黨對於不作他們工具乃至於反對他們的教育界中人，必盡其誣衊之能事，《大公報》上這一文，也不過一例罷了。陳垣、胡思杜等都是在極其悲慘的命運中。因為不能出來，別人代他寫文，我們也不必責備他了!」

當時胡適對此事的態度是有口難言，他對記者說：「我們早知道，在共產主義國家裡，沒有言論的自由；現在我們更知道，連沉默的自由，那裡也沒有。」這就是「沒有說話的自由，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胡思杜的文章登在香港，大陸的《中國青年》等刊物都有轉載。這是胡思杜在華北革命大學學習、改造時寫的。這篇文章是否真的出自思杜之手，或者說全部是思杜的話，我無法得知，但其中有一段，頗使胡適難堪，當然也是他根本不曾想到過的。

今天，我受了革命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歷史上的「大山」，敢於認識它，也敢於推倒它，也敢於以歷史唯物主義的天平來衡量他對人民的作用。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的。1930年做北大文學院長以後，更積極地參加鞏固加強匪邦的工作，成為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這次出走，並在美國進行第三黨活動，替美國國務院掌管維持中國留學生的款項(企圖培養大批民主個人主義者，忠實於美帝的信徒)。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惡和他的有限的(動機在於在中國開闢資本主義道路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後者是太卑不足道。

此文與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的文字略有出入。這篇題為《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當時海內外影響很大，思杜也因此受到共產黨官方的表揚，華北革命大學的學習結束後，他才得以在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馬克思、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思想基本理論教研部」)教歷史。

寫作《胡適傳》時，關於思杜的情況，我主要依據胡恆立、鄧廣銘、江澤涵夫婦提供的材料。其實最了解思杜的胡思孟(思杜的遠房堂兄)，我曾於1986年7月、1987年7月兩度到北京尋訪他，都未曾得見，直到1990年9月中旬在北京，我們才得以第一次會面。

胡思孟先生是思杜在父母離開北平後，接觸最多的親人。思杜1957年9月21日因被打成「右派」分子而自殺前留下的遺書就是寫給他的，同時也是胡思孟到唐山鐵道學院參與處理思杜的後事的。胡思孟向我回憶起思杜的往事時，還十分傷感，視思杜如親兄弟一般。胡思孟目前因心臟病、白內障及聽力下降等病症，他的回憶斷斷續續，我將其連綴成段，並加上按語：

我在上海時，他(思杜)沒有上學，請家教(此時家教不是羅爾綱，羅到北平時才做思杜的家庭教師)。我比思杜大幾歲，十四歲時到上海當學徒三年。到北平時，是找我叔叔(胡恆立的父親)，他介紹我到天津私人開設的印刷局當學徒。「七·七」事變後，我到北平的鐵路上工作。我沒有文化，小學還沒有上畢業。他(思杜)媽在北平、上海時對我很好，因為我從小沒有父母，到上海當學徒時，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當校長，他想讓我讀書，我讀不下去。

1948年，胡適、冬秀去南京，讓思杜走，他不走，思想很進步。共產党進北平後，他和北平市市長何思源一起學習、改造。後來唐山鐵道學院把他要去。他在唐山是講師，教歷史的。

1957年秋，思杜被打成「右派」，批鬥他得很厲害，他受不了，就上吊自殺啊。自殺的原因，他事先告訴了他的一個同事，是個共產黨員，一個系的(系是一個部)。他死前，給我留了個遺書，是寫好後壓他枕頭下，他單位的人發現後，給我打電報，讓我去唐山。我收到電報時哭了。我到唐山後，他已經死了，裝在棺材裡，我們在郊外挖了坑，把他埋下，並立了一個小木牌，現在恐怕已不知在什麼地方了(如今墓地也找不到了)。

遺書我看後要帶回來，他的單位的人不肯，留下了，只給我抄了一份。我是到唐山後，他的組織上的人告訴我，他是畏罪上吊自殺的。遺書的內容我現在記不大清了，但基本內容還記得，大意是：現在我沒有親人了，也只有你了。你來後我一定不在了。找我的一個同事，他會告訴你我的一些情況。你是我最親的人了。現在我已經死了，你不要難過。你能吃苦、耐勞，我剩下的六百多元錢(現金)，公債券二百多元，你的孩子若能上學的話，供給他們上大學。一個手錶也給你，留個紀念。希望你們努力工作，你的孩子們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其實當時還有江澤涵、胡恆立等親人，他是怕連累他們，因為胡恆立兄弟都是共產黨員。我是沒文化的工人，不怕連累。

我到唐山後，看到滿院子的大字報，都是批判他的，也有批判胡適的。我把他的書和衣物裝了一架車托拉回北京。其中《新華月刊》就有一大箱子，還有許多外文書。家裡沒有多餘的房子放他的書刊，我就把大部分當廢品賣掉了，賣了幾十元錢。因我有六個孩子，沒有一個上大學的，他們也不讀思杜的書。衣服沒有什麼好衣服，一個舊皮襖，一件呢子衣服。他也是艱苦樸素，錢不多，平時還接濟我，讓我的孩子上學。思杜也沒有對象(女朋友)，找不到對象，別人一介紹女方，女方一聽說他是胡適的兒子，是戰犯的兒子，女方都不願意了。有對象他也許就不會死了。

我在鐵路局的印刷廠工作(當印刷工)，因思杜的關係，在「文革」時被打倒(成了黑幫分子)，逼著我到火車車輛段當工人，不久又把我趕出北京，押送到寶雞修鐵路，直到「文革」後退休了才回北京。「文革」開始後「紅衛兵」抄家，我害怕了，就把思杜的書大部分都燒了，有些外文書我也看不懂，只要有胡適和思杜寫的字，簽的名，都撕下來燒了，現在僅存十幾本外文書了。

他寫給我的遺書，「文革」時，我也是因害怕，把它撕了，只保存一點，顏振吾拿去了(保存下來的一小塊，為一張紙的一個角，不是思杜手跡原件，為抄件。1987年交給胡適家鄉績溪縣政協副主席顏振吾，顏先生曾將這份殘稿出示給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耿雲志先生，耿抄寫了十幾個字及日期：「工作，好好學習，為社會主義立點功。」「五十一元也留給你們」，「九月二十一日」。1990年9月下旬我與耿雲志先生談起此事時方得知。同時推測思杜自殺的日期為9月21日以後，即寫完遺書之後。但具體日期無法確實)。

其中思杜自殺的原因，據胡恆立1986年8月對我說：

思杜自從登出批判他父親的文章後，想爭取入黨，他上交財產(指江冬秀給他留用的東西)也是出於這樣的動機。到唐山後，他積極、努力工作，覺得父親是有罪，他是在為父親贖罪。反「右」之前，共產黨自上而下讓群眾給領導提意見，即所謂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思杜不知這是一場政治運動的預示，他因為想入黨，就積極、主動地給他所在院、部的領導提了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但馬上學院領導把他定為「右派」分子，說他是向共產党進攻，並抬出他的父親胡適，一齊批判。批、斗大會開了許多次，他精神上崩潰了，最後絕望而自殺。

思杜自殺之事，報紙並沒有報道，在海外的胡適及江冬秀、胡祖望等都長時間不知此事。1957年6月4日，胡適在美國紐約預立的遺囑中有(七條遺囑的第六條)：「去世以後，如果留有遺產，留給夫人江冬秀女士，如江女士先行去世，則留給兩子胡祖望、胡思杜，如兩個僅一個留在，則留給該子。如兩子均已去世，則留給孫子。」

胡適立遺囑，是因心臟病發作，他是直到1962年才病逝台北的。立遺囑的時候，思杜尚未自殺，但他們父子已失去了聯繫，後來思杜自殺的事逐漸傳到海外，胡適、祖望隱約聽到，但又無法證實消息是否確切。據江澤涵夫婦1986年8月對我說：

祖望在「文革」後期，大約是1974——1975年前後，從美國給我們寫信，我們作為他的舅舅、舅母，也是長時間與他失去了聯繫。他信的內容主要是了解我們的近況，同時問及他弟弟思杜是否還活著。他大概是在海外聽到關於思杜自殺的消息了。因為胡適遺囑上說到他們兄弟倆分遺產的事，他想證實思杜是否還在人世。當時，我們全家因為與胡適的關係，也是被整得幾十年抬不起頭，喘不過氣，不敢給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關係」、「胡適關係」惹出禍端來，就把這封信交給學校的領導，徵求他們的意見，結果學校沒有明確答覆我們。我們也不敢隨便、輕意寫回復祖望的信。直到一九七六年以後，中國的情況發生了大的變化，我們才與祖望恢復了聯繫。

思杜之死，是作為他個人的悲劇的結束。作為胡適的家庭悲劇——「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同時「反右」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又何嘗不是中華民族特定歷史時代的社會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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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看到紐約《華僑日報》上刊出《胡適被自己兒子聲討為帝國主義走狗及人民公敵》的報道，並剪貼在日記上。

隨後，胡適在致徐大春（徐新六之子，思杜在美國讀書時的朋友）的信中說思杜的「學習總結」是他自己寫的。「我這樣想，所以我當時只說他沒有緘默的自由，從沒有責怪他之意。老實說，他的這篇文字寫的還不壞，比裴文中、馮友蘭諸人的自白高明多了」。

1951年12月30日，胡適在另一封給徐大春的信中特別發出自己的作為父親、朋友老師，對大陸批判表態的者看法：

我因此想起，思杜的自白一文，的確是大有功於我的許多朋友學生的！他給他們開了一條生路。我當時在《紐約時報》上說的「沒有緘默的自由」一句話，也正是要「宣傳」思杜開的這條「生路」。我愁鐵幕里的朋友們不看見我這句話。現在有朱光潛此文「宣傳」我的「名言」——「在共產黨之下沒有緘默的自由」，——我的朋友們可以大膽地走這條「生路」了。

胡適的弟子門生和朋友，要想在新體制下生存，就必須發出批判胡適的聲音。隨後，大陸胡適的朋友學生被發動起來，紛紛發別對胡適的批評文章，胡適在美國多能通過香港輾轉讀到。精明的胡適卻能從不同人的「批胡」文字里讀出真話、假話，或有無個人恩怨流露。

對此，胡適在1952年1月16日給徐大春的信中進一步強調：

我說思杜的自白替許多朋友開了一條「生路」，這是說，（1）我的兒子尚且說我是他的敵人，我的朋友學生也可以照樣辦，至少心理可以減少一點不安。（2）我對思杜的自白，只說，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為在共產黨統治之下，不但沒有說話的自由，並且沒有「不說話的自由」，這是表示我能諒解思杜。同樣的事件，我也當然能諒解。朱光潛此文里提起我為了思杜自白說的沒有「緘默的自由」一句話。不論朱君能否見到我此話，但此話的發表至少可以使我的朋友學生得著一點慰安。

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披露，1957年羅稷南在一次座談會上向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疑問：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可能會怎樣？

胡適作為思想家和哲人，他的深刻、睿智和先知讓我們有些內在的緊張，在1957年毛澤東還沒有表達他對魯迅的個人意見之前，胡適已經先替他想到了。

1955年10月23日，胡適在給趙元任的信中，特別引了胡風的信和魯迅1935年9月給胡風的信。他最後的結論是：

魯迅若還活著，也是應該被清算的！

1956年4月1日，胡適在給雷震的信中說：

你們在台北若找得到《魯迅書簡》，可以看看魯迅給胡風的四封信（1935年9月12日，九四六——九四八頁），就可以知道魯迅若不死，也會砍頭的！

胡適所說的魯迅給胡風的四封信，特別是1935年9月12日的信，收入1981年版《魯迅全集》第13卷第211—212頁，主要是談對「工頭」和「元帥」的不滿。正如法國當代思想家亨利·拉伯里所說的，反抗者一旦結群，便立刻淪為新的群體的屈從。逃亡才是個人最後的出路。

大陸對胡適的客觀認識，是在1978年「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之後。那是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初期。有了客觀的認識，才是隨後實事求是的研究的一個起點。

我參加1999年9月在安徽大學召開的「胡適思想國際研討會」時，得見海外著名的五四運動研究專家周策縱先生從美國發來他的手書。他說：

五十年代中期胡先生曾告我：「魯迅是個自由主義者，決不會為外力所屈服，魯迅是我們的人。」今言猶在耳，恍如昨日也。

2001年1月1日李慎之將周策縱的手書補錄他的《回歸五四 學習民主》一文中。同時，他在文中披露了1982年胡喬木曾對他說過的話：「魯迅若在，難免不當右派。」

關於胡思杜所留下的十多冊書，在1988年前後，胡思孟先生已無力保存，他便向來訪的程法德先生(居浙江杭州，為胡適親戚，現已去世)、胡明先生(居北京，為胡適同宗)展示，程、胡兩先生共挑出三冊帶走。其餘的十多冊由我本人帶到南京大學，後又轉到河南大學。經過多次搬家之後，有幾冊丟失，現存六冊全英文精裝大開本，在我本人的書房中，與胡適的全集相伴。這大概是胡思杜所留下的最後遺物了。

（注釋略去，括弧內按語為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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