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責罵民眾是義和團 | 短史記

文 | 諶旭彬

1900年前後，因華北地區教民與非教民的衝突加劇，民間出現諸如「梅花拳」、「大刀會」等以維護自身利益為宗旨的義和團前身組織；再後來，這些組織先是被民間秘密教門滲透，又遭朝廷利用，遂演變成「庚子拳亂」①。

「義和團」也因此被標籤化，成了國人「盲目排外」的代名詞。

周宏濤回憶錄《蔣公與我》中，曾記載蔣介石使用「義和團」一詞嚴厲指責民眾。

時為1957年。該年3月20日，駐台美軍顧問團上士雷諾在其住宅前槍殺「革命實踐研究院」少校學員劉自然；5月23日，美國軍事法庭審理宣判雷諾無罪釋放，引發台灣民眾憤慨；24日，示威民眾沖入台北「美國大使館」，砸毀汽車、傢具，焚燒文件，毆打使館人員；警方介入後，民眾又沖入台北市警局，並終於鬧出人命。此即著名的「五二四事件」。

5月29日，蔣介石首次對高層官員公開評論「五二四事件」。據周宏濤回憶：

「他把這個事件比擬為義和團事件，由此可見他的痛心。

蔣公說：『清朝由於昧於外情，放任義和團暴民仇外盲動，以致使得整個中國蒙受重大損失；而這次暴動因為青年昧於國際禮儀，搗毀了『美國大使館』，是教育上的大失敗！』他當場囑咐張其昀，應將這次教訓寫進教科書，教育下一代，不要犯同樣的錯誤。

」②

6月1日，蔣再次提及義和團：

「正如先前對高層官員的談話內容，他談到國父（指孫中山）倡導國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掃除國恥，而

國恥之中，最可恥的就是《辛丑條約》，而《辛丑條約》就是因為義和團暴動，攻打外國使館、殘害使節和外僑引起的。

」③

圖：西方媒體繪製的義和團形象——殘忍屠殺教民、傳教士

蔣把《辛丑條約》歸咎於「義和團暴動」，自然是不合史實的。

大刀會、梅花拳的興盛，並非源自抽象的「盲目排外」，而是為了維護自身具體的現實利益。

這種利益訴求，有兩個背景，一是清廷的不作為乃至反作為；二是教民對非教民利益的侵犯。

關於後者，如果不願相信中國學者的論述，不妨參考西方來華人士及學術界的研究成果。比如：

德國學者狄德滿（Rolf Gerhard Tiedemann）認為，相比做慈善事業，「天主教傳教士傾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

代表一方干預詞訟，以該方皈依為代價

。

……

這種富有爭議的皈依策略被證明在傳統衝突盛行的區域取得了成功。

」④

七次考察中國的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對方濟各會在山東傳教，也有類似的描述：「

中國教民多數主要是為了獲得外國的保護而受洗入教的，就連馬天恩神父也承認這些人大半不是好基督徒。

」⑤

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認為，

「通過這種方法（干預訴訟）入教的中國人往往是居民中最不守法的分子。」

⑥

曾任職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相藍欣，利用西方史料，判定魯南教區的主持者安治泰，在德國政府的支持下胡作非為：

「

安治泰不會放過一個教案的機會對中國政府進行勒索，……有的時候，教士或教徒有意尋釁，無事生非。

19世紀90年代中，魯南的很多民、教衝突發生在人流量很大的集市上，所以教案的消息和謠言流傳甚廣。1890年在某縣集市上，一位屠夫在賣肉時將一羊頭掛在攤上，有教民看見，告訴洋教士，謂此乃有意詆毀洋教，只因為『羊』『洋』諧音。一場混戰之後，該屠夫被教士報官，在公堂上這位屠夫自然輸掉了官司，吃盡了苦頭。」⑦

還有學者發現，不少

民間非法組織如白蓮教，為尋求庇護也加入了教會，而傳教士們來者不拒，認為「白蓮教的成員多是鄉村中的好人，是農村人口中的優秀分子」。⑧

在一個正常社會裡，教民和非教民，俱接受相同的法律制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彼此自不難和睦共處。

但清廷的不作為乃至反作為，實則加劇了教民與非教民的法律地位的不平等。

整個1890年代，朝廷下發了大量的文件，要求地方官嚴防死守，絕不可讓教案發生，並制定了嚴厲的處罰措施：若事發突然，地方官降一級留任；若保護不力，地方官降兩級留任。

這等於將地方官推入了一個無解之局：不能挑戰傳教士的特權，就只能偏袒教民，無法在訴訟中保持公正；偏袒了教民，則必然引起非教民的不滿，這些不滿者，只好去尋求「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的幫助，來和教民對抗；這種對抗，又勢必增加教案的發生機率。

所以，1890年代的山東，自巡撫而下，地方官員們全在顫顫巍巍地走鋼絲——為保住烏紗，他們對「大刀會」、「梅花拳」這類民間組織採取兩手策略。一手鼓勵，希望「大刀會」等能展示實力，讓傳教士們從自己的轄區知難而退；一手殺戮，在衝突激化時，把「大刀會」等組織的領袖抓起來，給傳教士一個交待，以消弭教案。

這種兩手策略，可以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不作為」。

1899年春，朝廷出台《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條款》，則是一種典型的「反作為」。朝廷本意是想甩鍋，把處理教案的權力和義務，全甩給地方官，這樣就可以迴避列強動輒把教案上升為外交事件。

然而，該文件同時規定：傳教士中，總主教、主教相當於督撫級別，可就教民問題隨時面見督撫；其他依次遞減，與中國地方官員的級別一一對應。這一規定，不但嚴重削弱了地方官的權威，而且相當於給了傳教士名正言順干預訴訟的權力，亦即

「把官員的地位讓渡給傳教士」

。

自此，底層中國民眾被分為兩類。一類是非教民，受清廷地方官的律法治理；一類是教民，受傳教士的庇護，清廷地方官的律法對他們是無效的。

整個1890年代，所有的山東巡撫都在強調，教民和非教民之間的利益衝突，是山東動蕩不安的根源。沒有人談什麼文化衝突、盲目排外

——

當然，也沒有人敢更進一步指出，這種動蕩是自中央而下各級政府的失職所造成。

⑨

早期的梅花拳、大刀會，在與教民衝突時，所爭的往往是具體的物質利益。

比如，1896年，江蘇碭山縣地主龐三傑與劉藎臣爭奪一塊名叫「東湍」的土地的所有權（因黃河改道造成產權不明），劉藎臣入了教，龐三傑就選擇從山東單縣請來大刀會與之對抗。1897年，家有400畝地的梅花拳領袖趙三多，介入到山東冠縣梨園屯的教民與非教民的衝突之中，也只是為了從教民手裡奪回當地的玉皇廟。

考慮到那些躲避官府、豪族盤剝的平民，也有可能選擇入教尋求保護，教民與非教民之間利益衝突的是非曲直，其實並不是那麼容易判斷。惟這種衝突，是清廷不作為乃至反作為的直接結果，則毋庸置疑。

當廟堂不能帶來合理、安全的社會秩序，民眾自然就會選擇江湖。

不能忍受豪族剝削者選擇入教；不能忍受教民侵奪者（當然不會是所有教民都是侵奪者）會選擇加入大刀會和梅花拳，它們是義和拳的前身。

而1899~1900年的北方大旱，又使江湖格局發生了很微妙的變化。旱災造就流民，某些流民樂衷於通過入教換取特權，然後惡意製造與非教民的官司；也有某些流民熱衷於加入義和拳，搶掠教民的合法私產。義和拳、大刀會的領導者的成分，發生了很大變化。

有家有業的士紳漸漸失去對拳會的控制權

——他們不願意離鄉，不樂衷搶掠，災荒使加入拳會尋求救濟者增多，也使這些士紳感覺負擔過重——姚文起、朱紅燈、心誠和尚、於清水、曹福田、張德成這樣的無業游民，遂成為了拳會的領袖。

再往後，發生的事情就眾所周知了。1900年，慈禧為了保住個人權勢（她受到身邊親信的刻意誤導，認為列強要逼她歸政光緒），選中了義和團，來為自己火中取栗。繼而使

列強以之為借口發動入侵，釀成辛丑國恥。

簡言之，無論是早期自發出現的大刀會與梅花拳，還是後期受慈禧支持的義和團，它們都是廟堂失職的產物。

1957年的蔣介石，顯然並不了解義和團這段歷史的真實脈絡。

「五二四事件」發生後，他念念於心的，是如何維繫美台關係。故而，在講話中，他特別讚揚了美國「是和我們有深厚傳統友誼的朋友。唯有這個朋友，在列強中從來沒有侵略我中國的寸土尺地」，希望民眾面對「五二四事件」，能夠做到「盡其在我」和「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

⑩

其實，「五二四事件」中的示威民眾，最開始是受到台灣當局支持的。

事件發生後，蔣經國曾在內部演講中號召島內民眾要警惕「白色帝國主義」，陶涵在《蔣經國傳》里也說，「（集會抗議的）申請案送到經國本人桌上。回想到自己學生時代的愛國熱情，本身對美國軍事法庭的裁決也的確氣憤不過，經國批准示威集會，但是指示必須和平抗議。」

?

（完）

①關於義和團的歷史真相，可參閱佐藤公彥：《義和團的起源及其運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②③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天下遠見2003，P426-427。

④（德）狄德滿，《華北的暴力和恐慌 義和團運動前夕基督教傳播和社會衝突》，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P167。

⑤李希霍芬，《山東及其門戶—膠州》，第六章。收錄於《德國侵佔膠州灣史料選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86，P63-67。

⑥（美）柯文，《1900年以前的基督教傳教活動及其影響》。收錄於《劍橋中國晚清史 1800-1911年》（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P598-599。

⑦相藍欣（瑞士日內瓦高等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義和團戰爭的起源 跨國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P55。

⑧George M.Stenz, Life of Father Richard Henle, P38-39.轉引自：（韓）李銀子，《19世紀後半期魯西民間宗教結社與拳會的動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⑨李秉衡、張汝梅、毓賢的奏摺，參見《義和團資料叢編：山東教案史料》，齊魯書社，1980，P171-176。袁世凱的奏摺，參見《近代史資料專刊·籌筆偶存·義和團史料》，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P157。

⑩

周宏濤/口述，汪士淳/撰寫：《蔣公與我：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天下遠見，2003，P427。

?（美）陶涵，《蔣經國傳》，華文出版社，2010，P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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