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四個春天》奔波的導演陸慶屹，說自己來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玩的

貴州人陸慶屹仍然在為自己拍攝的《四個春天》賣力推廣。

從 12 月 20 日到 1 月 11 日，宣發團隊一共安排了 17 場路演。同時進行的各類通告，圍繞電影和 1 月 1 日出版的同名新書《四個春天》展開。相當於每一到兩天，他就要飛到另一個城市。

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採訪的當天，陸慶屹剛從路演的上一站濟南回京，來參加當晚的電影首映禮。下午三點多，在萬達酒店，他拆開工作人員送來的烤鴨外賣，左右沒有翻到筷子，乾脆上了手。他兩頰泛著紅暈，煙一根接一根。他說自己是個「工作狂」，過去十來天在全國各大城市路演時，幾乎每天只睡 2 小時。

《四個春天》是紀錄片，拍的是陸慶屹父母的生活日常。影片前期的拍攝、剪輯由陸慶屹一人獨立完成，並在 2017 年底參加了西寧的 FIRST 青年影展，獲得了最佳紀錄片；之後又入圍台灣電影金馬獎，獲最佳紀錄片和最佳剪輯雙項提名。

1 月 4 日，《四個春天》登陸院線公映。首日排片僅為 2.1% ，票房為 65.6 萬 ；第二日排片跌至 1.1%，票房則上升了 49%；第四到七天排片有所升溫，穩定在 1.6% 或 1.7%，但票房開始持續下降。至第八天排片降到 0.2%，之後排片和票房雖均有小幅度回升，但仍十分有限。截至 1 月 13 日，累計票房共 850.7 萬。最近片方開始嘗試針對排片稀少的地區招募預約放映專場。

陸慶屹不能不為電影推廣賣力，因為他和家人的故事是這部影片最容易製造口碑的素材。觀眾產生去看電影的衝動，可能是因為對他的人生故事心有感觸，也可能因為被他提及的一些家庭場面打動，再或者是豆瓣用戶，看到了陸慶屹最近的高頻發言。所有這些都比影片本身靜態化的內容更容易傳播——紀錄片里，陸慶屹的父母玩樂器、唱山歌、跳舞、灌臘腸、種花、養蜜蜂、看燕子歸來。

哥哥陸慶松也來助力，為影片編寫了一首宣傳歌曲《你是春天》。 不過，一家人細膩的生活，卻很難讓毫不知情的人走進電影院。

北大社會學系教授渠敬東認為，「這部影片用鏡頭去體會生活，而這種生活體驗，不是書本知識可以概括的，而是通過自然的方式發現的。它也不是創作，只是自然地想把父母的可愛之處記錄下來。它也讓我們看到，中國人的生活是『周而復始』。」

陸慶屹決定拍攝紀錄片《四個春天》是在 2015 年，當時他 42 歲，「北漂」已近三十年，嘗試了各種工作：畫畫、踢足球、出版編輯、礦工、廣告設計、攝影。

2013 年，陸慶屹在豆瓣上創建相冊「回家」，分享獨山和親人的日常生活，獲得了不少點贊和轉發，之後陸續發布的兩篇日記《我爸》《我媽》，再次引發熱烈轉發、討論。

離家多年之後，陸慶屹開始重新審視家鄉，在剛剛出版的電影同名新書的一篇文章《想做就去做》中，陸慶屹寫道，「我的審美、思維、習慣已被重構，這距離使我變成了家鄉的旁觀者。在不需要與生活角力之後，我有了新的視角去觀望故鄉的生活方式」。先是拍照片，後來因工作需要添置相機，買了有錄影功能的機型，「從 2013 年春節開始，我在家的每一天都拍得很瘋狂，什麼都想攝下來。」

起初，陸慶屹只想製作一個家庭影像紀念作品；到 2015 年，他決定拍成一部紀錄片。促成該決定的契機，在各類媒體的通告中被不斷重複為：他從侯孝賢的一篇訪談讀到：「想拍就去拍，你不去拍怎麼知道如何開始！」不過接受採訪時，陸慶屹對諸種因果性鮮明的描述有所保留：「其實並沒有什麼契機，一件事情做久了，自然而然，你就希望自己做得更好。」

陸家有攝影留念的家庭傳統，在北大雙創空間的一場映後分享會上，陸慶屹回憶起小的時候，爸媽每年都會帶姐弟仨去照相館留影；但 1999 年一場大火，將家中老照片燒得只剩下五分之一，「第二天我媽回家，第一反應是跑到樓上去找照片，照片對於我們家來說，是很珍貴的記憶」；被燒掉的還有姐姐工作後，用第一份工資給爸媽買的 DV；2008 年的時候，姐姐又買了新的數碼攝影機，陸爸愛不釋手，開始學會用「繪聲繪影」剪輯影像。《四個春天》影片中插入的十幾年前的影像，便出自陸爸之手。

「所以當我有錢買攝像機的時候，我第三天就回到家，給父母拍照片。有一天晚上，我半夜醒來嚎啕大哭，我太想拍他們了，我也想拍獨山縣，拍我的童年、少年的經歷。」尤其當姐姐在 2014 年底去世後，陸慶屹看見父母的日益衰老，記錄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

剛開始攝像時，陸慶屹並沒有電影意識，到後面才逐漸鮮明起來。體現在電影里的一個明顯變化是特寫的減少，以及遠景的增多。「必須跳出鏡頭之外，用第三方的視角去審視。要有環境的全局意識，理解環境、表現環境，比如思考怎樣用環境表現寒冷、或欣欣向榮的時候，得把自己的感受慢慢放進去。不要拍成城鄉結合部那種廣告，對吧？」

因為家人對拍照、錄影早已習慣，所以紀錄片拍攝期間，陸慶屹說自己並沒有明顯的抽離感，依舊參與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不過姐姐的去世，給鏡頭背後的陸慶屹帶去了極大的艱難。據《城市畫報》報道，當場陸慶屹哭暈了過去，醒來時哥哥扶著他，陸媽問：「你是要繼續拍，還是拿一個花圈？」陸慶屹決定繼續拍，因為姐姐離開獨山三十多年，當天她的發小，許多親人都遠道而來，與其拿著花圈，他更想拍下大家送別姐姐的場景，「裡面都是情義」。

影片後半部分，陸慶屹插入的老錄像中，有一段便是陸爸記錄下的 1997 年全家人一起收看春晚的情節：陸媽靠在沙發上已經睡去，陸爸問三個子女，「我們上一次齊聚過春節是什麼時候？1993 年？還是 1989 年？」陸慶屹交代，這是因為經濟拮据，買不起火車票，1997 年之後全家才開始每年過年團聚。在《父母的債務》一文中，他曾講述自己在多年以後，終於獲知父母長年累月地埋頭苦幹，教書之外搞副業，養兔、刺繡、養豬，卻依然一貧如洗的秘密：陸爸、陸媽因為蓋房和承擔家族接濟，欠下了大筆債務，花了十多年才還清，但從未向兒女們提及、抱怨。

「在他們那裡，沒有困難，只有解決問題。」陸慶屹說。在他的豆瓣主頁上，也寫著這樣一行簽名：「人生沒有困難，只有經歷」。

父親陸運坤是一名物理教師，生長於鄰縣羅甸縣的一個小山村。父親「特別喜歡上學」，「成績第二名就算失敗」，當時清華中學是貴陽最好的中學，父親自己聯繫了「清華中學」校長爭取機會；從此開始步行求學，從羅甸到貴陽，每回扛一袋米，要走一星期的路；後來考取貴州師範大學，參加了學校的軍樂團，也就有了影片《四個春天》中所展示的吹拉彈唱二十來種樂器。退休之後，陸爸學會了打字、剪輯影片，「他就是不服輸，特別好學。」

2013 年到 2016 年四個春節的時間，陸慶屹積累了將近 250 小時素材。剪輯過程中，他剔除了原本構想的要一併呈現的獨山人文、自然風貌部分，從而將影片聚焦在自己最為熟悉的父母二人的生活。20 個月後，最終剪成了 2 個小時左右的首次放映版本。

影片第一次放映在尤倫斯藝術中心放映廳，當天是 2017 年 10 月 30 日，陸慶屹將父母接到現場。在《一席》演講中，他回憶了媽媽直到臨行前都難以相信的情景：「是那種大銀幕嗎？」陸慶屹覺得尤倫斯的放映像是一場夢，觀眾鼓掌邀請陸爸陸媽上台，媽媽笑著說：「早知道你在拍電影，我就穿得好看點了。」爸爸摘下帽子向觀眾鞠躬，拿著話筒頓了一下，顫聲道：「今天我在大銀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的吧，感謝我的兒子。」

陸慶屹出生於 1973 年的貴州獨山縣麻尾鎮。麻尾坐落在狹長山谷間，是典型的喀斯特地形區，峰林聳立。小學二年級時，父親工作調回縣城，舉家搬到獨山縣。

從小父母對陸慶屹的管教十分嚴厲。哥哥陸慶松在 10 歲時就以「天才學生」的身份被中央民族學院教授招走，同年姐姐又上了大學，陸慶屹成為家中僅留的小兒子。不過，陸慶屹倒並不存在學習方面的壓力，「學習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他說。

最大的問題在於打架、生事。陸慶屹曾在日記中回憶道，自己個子不高，在學校總是被欺負的「受氣包」，稍稍年長後，終於「破繭成蝶」為「小霸王」，四處惹是生非、打架上癮，對自己的行為越來越不自控，唯有在父母面前戰戰兢兢。

「叛逆」在 15 歲的時候最終達到頂點，因為和學校的一場嚴重衝突，陸慶屹離家出走，去了瀋陽投奔了姐姐。姐姐婚禮結束後，陸慶屹跟著在當時在清華教音樂的哥哥，來到北京。哥哥幫找了北京的高中，但依然還是打架、逃課，在城裡閑逛，在圓明園的野湖邊睡覺，換了兩所學校，也沒能畢業。家人對他的要求降到「不要犯罪，不要死」。

在清華時，陸慶屹跟著哥哥的朋友學油畫。畫畫期間，陸慶屹足球踢得不錯，半年就成為了清華綠茵場的風雲人物，並隨遼寧省隊訓練。很長一段時間，他夢想著自己能夠踢進國家隊。陸慶屹說，這是自己「15 歲以來唯一的夢想」，但最終因為一次意外左腳受傷而中止。

1997 年，陸慶屹終於找到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人大附近一家出版社做「爆款書」編輯。每天負責採集資料、約稿，選題涉及本·拉登、女大學生日記、諸葛亮等等，賣得非常好。儘管承認「都是騙錢的」，且「並不是自己的東西」，但陸慶屹仍然覺得「很有意思」，因為這是他「找了兩年才找到的第一份工作」。社裡規定 9 點半上班，但他7 點鐘就開始了工作，下午抽時間去踢球，洗完澡後又回來加班，工資很快從 800 漲到 3000。

兩年後，陸慶屹跑到貴州羅甸的礦山裡，體驗純粹的體力勞動。半年後再次回到北京，自學了網頁設計、接活兒、進廣告公司，2005 年自己開了一家廣告公司。2008 年，買了第一台單反，開始玩攝影，到後來也接客戶訂單。

有些很小的因素就會導致他的職業變動。比如從出版社辭職是因為老闆的一句話。某天下午，陸慶屹像往常一樣「請假」，理由是「要搬家」，老闆知道他的包里正揣著足球鞋，但每次還是會准許。「但那天，他可能腦子抽了，非要和我來一句，『你這個月搬幾次家了？你要今天去了就別來上班了』。他如果直接跟我說不準假，我不去也就算了。但說了這麼一句，那好，我就不來了唄。我做決定非常簡單，基本上兩秒鐘就決定。」

做攝影師也是因為，「有一回拿朋友的卡片機玩得高興，沒過幾天被拿回去了，一下子很失落」，他跑到中關村，被連蒙帶騙著就買了第一台單反。拍遍家裡零碎、植物園、衚衕，但興沖沖拍了一陣後，陸慶屹覺得沒意思了，「拍來拍去都一個味兒」。於是上網，看別人的好照片，開始鑽研構圖，又聽朋友的建議買書來看。

在陸慶屹看來，職業沒有高下之分，「不要把社會身份當回事，認真地生活就行」，他告訴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我來這個世界就是為了玩的。」

2014 年的時候，陸慶屹在京郊的村子裡租了一個小院子，至今和哥哥一起住，一年租金一萬五。房租之外，陸慶屹每個月生活費在 600 到 1000 元之間。陸慶屹說自己是一個「沒什麼需求」的人：「我對舒適生活沒有特別大興趣，所謂舒適更多來自我自己的感受。」

陸慶屹的下一部影片將是劇情片，片名暫定《少年》，他將兼任導演、編劇，故事以自己的少年時期的獨山經歷為原型。「我對各種類型的電影都感到好奇，槍戰片、藝術片、『感人至深的片子』，有生之年每一種都想嘗試一下。」

題圖來源：豆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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