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美娟：探究生命哲學的人文意味
1月13日，「2019年全國醫學與人文南普陀中醫論壇」正式開幕，論壇邀請了全國著名專家學者，開展多場醫學與人文中醫講座，進行研討與學術交流。期間，解放軍總醫院教授趙美娟為眾作《生命哲學的人文意味》專題講座，趙教授從醫學的本質與特點、複雜系統性跨界交集制約下的現實環境、關於醫學人文「講什麼」的思考三個方面對生命哲學的人文意味進行了詳細闡述。教授表示：「人倫教化不是目的終點，只是從凡入聖的過渡而已。「醫學要講人文」，不是「時尚」，不是「活動」，而是人之生命神聖永遠在路上的自我蛻變的歷程。」
亞里士多德有一句話：「哲學應該從醫學開始，而醫學最終應該歸隱於哲學。」談及醫學哲學與人文，趙教授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十八年來，我在做醫學哲學與人文教育的同時也是通過這個在不斷地自我修行，從中理解生命哲學的人文意味。醫學走入21世紀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人民的健康也有很大的改善，生命預期和平均壽命都在延長，但現在的很多疾病都是慢性病，因此當今醫療模式存在著反思的空間，這種變化是一個很好的契機，醫學哲學在這種情況下是很有借鑒意義的。醫學和人文相結合就是為了回歸醫學本質——以人為本，在觀念上如何理解健康和疾病，就意味著在醫學上如何干預和處置這個疾病，人文的介入能夠更全面地來看待人的整體性，這才是人文最重要的地方。醫學不是在修理機器，而是要通過人的心理情感、生活、社會等多方面的整體把握後來認識疾病，要是忽略了人文那就是純技術操作。」
趙美娟
解放軍總醫院-解放軍醫學院從事以醫學博士生為對象的生命哲學、醫學哲學、健康哲學等人文領域的講座與理論研究。解放軍總醫院「人文講壇」執行創辦人，現為基礎教研室主任、教授，現役軍人。主編教育部教育科學國家規劃項目醫藥類高校教材《醫學人文演講錄》、《醫學人文講壇》等著作。先後負責完成了教育部教育科學國家規劃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國家社科基金軍事學項目課題等，先後獲得全軍軍事科學優秀研究數項成果一等獎、二等獎等。
生命哲學的人文意味
趙美娟
解放軍總醫院 解放軍醫學院
為什麼「醫學要講人文」？特別是，「醫學要講人文」基於什麼前提？針對什麼具體時空？概而言之，應基於醫學的本質和醫學的特點這一前提，針對現代醫療衛生事業面臨的諸多挑戰這一具體時空！
一、醫學的本質與特點
醫學本質上是向善的「大善」事業。本質上，醫學是向「善」的關乎生命的事業。善的事業與「意義」是聯繫在一起的。「意義」是屬人的，即：只有人這種動物才追問「意義」。而且，醫學是關乎如何理解生命、如何賦予人生命意義的「大善」！只有在醫學裡，生命因直通諸如肉體生死或精神靈魂等的終極問題，這一「善」的意義才更強烈更特別，這是除醫學之外的其它事業無法具有的本質便利。所以，醫學說到底是「人學」：即醫學本質上不是人與機械設備、人與藥物技術、人與生物檢測數據、人與金錢等的關係問題，歸根到底，醫學是一定國情文化等各種社會背景下的「生命觀」問題：對人的生命現象與健康疾病轉歸所持的一種基本理念和行為模式，以及相關醫療政策體制機制安排等的價值體系，構成了這一「人學」的形而上與形而下內容。醫學，因離痛苦最近，離脆弱最近，離無助最近，離死亡最近，所以，醫學離真實最近！因醫學徹悟（邂逅）生命的無常、苦難、孤獨、脆弱，才（需要）敬畏悲憫，摒棄一切傲慢與偏見，進入真實的生命境界！因為懂得，才會珍惜！
醫學特點上具有經驗性與技術性辯證一體。所謂「經驗性」，主要指醫生的臨床經驗豐富與否直接決定著診療的質量和效果。這是不爭的事實。在現代醫學對生命和很多諸如高血壓、糖尿病、腫瘤等致病原因還不清楚的情況下，能否對疾病準確判斷？能否對藥物技術恰當使用？等等，這些都需要醫生本人的臨床經驗積累方能駕馭！所謂醫學的「技術性」，指醫生個人形成的一套臨床技巧、技能、技藝、技法等的「綜合掌控」能力與本領。可以說，同樣的患者和技術條件，由於醫生的「綜合掌控」能力和水平的不同，其診療效果會不一樣！出色的醫生，不僅懂技術，更深諳如何恰當適宜地運用到不同患者身上，不僅「能為」，更知道「應為」。
惟其如此，有形的藥物、技術等外部條件，與無形的醫生內在臨床經驗和技術水平辯證結合，方能產生理想的療效。正所謂技術（知識）無好惡，但使用技術（知識），卻存在適宜恰當與否的匠心獨具的專業精神和人文境界。
二、複雜系統性跨界交集制約下的現實環境
當代醫學呈現出史無前例的醫學技術性（專業性、科學理性）、醫學社會性（法制規章、制度機制等）、醫學文化性（倫理道德、養生保健、健康幸福等）社會多層級的複雜系統性跨界交集與制約，俯瞰其中每一個層面，都有較大的改善空間，但又不單純，被其它層面制約，致使醫學中的很多問題很難簡單地用單一的視角說清和應對。也因此，眾說紛紜、此起彼伏、各執一詞、各講一理、莫衷一是。大到「醫改」，小到臨床路徑規範，可謂到頭來「問題」又返回到醫學的本質與特點的人文拷問上。換句話說，醫學因對人之生命的愛與責任而誕生，因對生命的保護關懷而存在發展，醫學與生命不離不棄，千迴百轉，呈現著美麗而坎坷的跋涉歷程，如同理想與現實的永恆「戀人」，醫學的意義因「生命的價值」核心圍攏過來，使當下醫學那些事兒難以避免地遭遇、挑戰、曖昧、回歸的是：醫學的人文性！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那句「醫學應從哲學開始，而哲學最終應歸結為醫學」至今，醫學的哲學意味、人文性，一直呈現出歷史階段性演進（版面所限，不展開）。
基於上述分析，當下醫學人文側重「講什麼」呢？
三、關於醫學人文「講什麼」的思考
如何理性辯證地看待醫學的進步與局限，理性辯證地認識人的生命與生死，理性辯證地理解醫生患者的處境和訴求，理性辯證地看待當下醫療環境存在的問題和進步，應該說，這些，都需要醫學人文視角的參與與貢獻。
基於這一立場，略述如下:
1、倡導重塑生命觀：
生命觀，說到底，是一種生命境界，表現為一種態度，一種方式，一種修養，一種高貴，一種價值追求，一種善。醫學人文追求的是一種對生命、人性的終極人文關懷和情感寄託。在價值取向上，不僅要知「能為」，也應知「應為」；不僅在乎「結果」，也應在乎達到結果的「過程」；不僅關心「利益」，也應追求「價值」；不僅重視「權利」，也要履行「責任」；不僅注重「治癒率」，也應關注醫患「滿意度」。倡導重塑生命觀，注重生命身心健康和諧的、責任與敬畏的、基於理性基礎的人文情感和人文精神，十分必要。
倡導這樣的生命觀，對理解自己的生命與意義，進而，推己及人。生命，因為懂得，所以珍惜；生命，必須懂得，必須珍惜。因為，生命的脆弱、無助、無常，與生命的頑強、堅韌、無畏，相反相成地展現在醫學中，肉體壽命的局限與精神超越的無限，構成了人文精神的崇高悲劇性。悲劇性不是悲劇，是人類超越生死的偉大成熟與智慧使然。活著的意義正是這樣的人文境界才使人的生命獲得了意義！而醫學扮演的正是這其中的天賜神聖使命！
對於生命觀，雖然東西方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走向和訴求，但是，都體現了對人之生命態度的一種伸張，進而，使東西方醫學也呈現完全不同的學理路徑和格局。比如，孔子和蘇格拉底這一中西哲學的鼻祖，他們都重視人性哲學，但是，孔子、孟子走向了道德論：倫理道德在「人性理想」訴求中是最高地位。而蘇格拉底、柏拉圖走向了本體論：探究外部世界真理知識。相應地，中醫與西醫，具有文化象徵意義地呈現出完全不同的對生命的解讀和干預方式，比如：怎樣看待諸如：衰老、缺鈣、骨質疏鬆、白髮、肥胖、更年期綜合症等等，它們是不是「病」？其背後是否反映著生命觀問題？這些「癥狀」，只不過是人從生到死的生命過程的必經階段，而一旦命名為「病」，順理成章地就要「治療」！但是，這樣的治療，是否違背了生命內在的自然規律性？而且，常因為「治療」又導致新的問題，甚至，危及生命。類似的現象還有很多，值得醫學反思。
不解決我們對自己生命的理解與態度問題，不會領悟醫學的本質與有限功能。醫學會不斷發展，但不是萬能的。
2、倡導重塑科學觀
「人文」是相對於「科學」而言的。若問「什麼是眼淚？」科學的解釋就是「鹽加水」。但是，從人文視野看，「眼淚」豈止如此簡單？！「科學」與「人文」是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就不會有真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進步。同樣，沒有真正的科學精神和科學理性情懷，也無法真正實現人文關懷和對生命的真正認識！缺乏科學理性基礎的人文，是空談。
關於科學理性精神，用吳國盛教授的概括，科學的理性原則是「內在性原則和自主性原則」，他指出，這種內在性與自主性，是不同於滿足世俗功利目的的，是純粹的探究旨趣使然，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開篇第一句說的「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將「知性」視同人的「本性」，視為生命生活的內容！可見，「求知」本身就是目的，不是手段！這樣的科學理性精神，顯然是與人文精神一脈相承的，本身就是人文精神的體現。
所謂科學精神，首先不是知識或技術本身，而是一種精神和態度！借用法國哲學家、社會思想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談到如何理解「現代性」時的概括：不是一個理論、一個學說，甚至也不是一個不斷在積累的永恆的知識體系，而是一種態度，一種精神。有了這樣的精神和態度堅守，其它具體的目標和效率才有可能。
面對技術發達，手段多樣，新葯新技術層出不窮。不僅要做到「十八般武藝」樣樣過硬，高揚出色的專業技術技能本領；同時還要超越知識的「工具」性，變「使用」為「恰當使用」，倡導「責任與良知」的「態度」。醫生在知識技術面前「用不用？」、「用什麼？」「怎麼用？」是有先後的，「看病」的任何診療決策，都涉及知識技能的選擇與使用問題，否則，無法做到科學理性精神要求的對事實的尊重，對證據的尊重，達到對患者的尊重。常常一個醫療決策行為，包含著技術使用連帶的社會性、甚至政治性、外交性等綜合社會效益。對此，以理科成長起來的醫生群體，應在臨床中有意識彌補人文社會科學熏陶的的不足，注重領悟人心、人性中的美好，包容人性的不足；注重學習社會科學的境界和方法，諸如：掌握樣本的概念；以及樣本不能代替總本；任何事情、任何案例、任何例子、任何故事都是有偏差的……這些也是寶貴的專業本領。
由於我國長期單純知識技能型的醫學教育模式，醫學人才知識結構單一，普遍被動依賴有餘，能動獨立不足。比如，診療規範化是個好制度，但好制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人們習慣於將標準化、規範化、循證醫學、約定俗成當成「聖經」，而忽略了現成的醫學臨床知識的個別性、概率性事實。概率性意味著：對每一位具體患者，概率依據不是充分的。倘若盲目照搬，誤解、誤用、亂用、過度使用勢必難免，「提供個性化服務」實為空話。現實的情況不容樂觀。
可見，知識的運用如果沒有人文境界、態度作前提，知識就成為教條和枷鎖。在此，借用美國社會學家、政治家，曾任美國駐印度大使、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丹尼爾? 帕特里克? 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Pat Moynihan，1927－2003）的名言：「保守地說，真理的中心在於，對一個社會的成功起決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開明地說，真理的中心在於，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於沉淪。」
我國「道」的思想與科學理性精神十分一致。孔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人天然之自性，聖凡平等，離諸分別。率性而行者謂之道，背性而行者謂之非道。這便是「天人合一」的「人道自然」的宇宙生命大智慧。到這裡，「道」的境界與生命人性的境界同歸於宇宙自然的境界！
作為本文「責任倫理」的人文，與科學理性一起，構成言說當下「醫學要講人文」的重要方面。新的，未必是好的，好的，應是那種適宜的。適宜與否，要靠人去把握，靠人的責任心、態度、學識、經驗、良知等這些科學與人文的東西共同去把握：「對醫學而言，人文修養不是萬能的，但是，沒有它，是萬萬不能的，只有真正了解生命，才能敬畏、尊重和關愛生命。」
作為本文的結論：
人倫教化不是目的終點，只是從凡入聖的過渡而已。「醫學要講人文」，不是「時尚」，不是「活動」，而是人之生命神聖永遠在路上的自我蛻變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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